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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中的“長詩重述”現象及成因

2015-02-12 21:30邱婧
銅陵學院學報 2015年1期
關鍵詞:長詩史詩彝族

邱婧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廣東 廣州 510665)

新時期彝族漢語詩歌中的“長詩重述”現象及成因

邱婧

(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廣東 廣州 510665)

彝族是一個具有詩歌傳統的民族,有著豐富的古籍文獻長詩。長篇巨制的詩歌為古籍的主要表現形式。在當代,彝族的詩歌創作與其他漢語現代新詩的篇幅形式類似,然而新世紀以來,彝族詩人們的創作中又重新出現了長篇詩歌的蹤跡,一些中青年彝族詩人更喜歡嘗試用長詩的形式進行寫作。對這一現象展開觀察和論述,可以進一步考察其歷史記憶重構的深層原因。

彝族詩歌;長詩;歷史記憶

一、彝族的長詩傳統及其延續

彝族是個詩歌的民族,而這個源頭來自于豐富的文獻長詩。黃建明在《彝族古籍文獻概要》中,將彝族的古籍分為宗教、歷史、天文地理、政治軍事、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倫理哲學教育、語言文字等八個大類,每個大類又分為若干小類,如歷史類分為歷史神話、史實記載、譜牒等類別①。這些繁雜的古籍著述,有著四種書寫形式:一,詩歌的形式;二,無署名的著述;三,前人著述后人不斷的續寫;四,彝族父子連名的譜牒紀年。這四類古籍文獻經典主要以詩歌的形式創作、留存,并且多為五言或七言長詩的形式。1949至1980年間,彝族詩人們繼承了彝族長詩的傳統,創作了不少長篇的漢語詩歌,其中極具代表性的有吳琪拉達《孤兒的歌:彝族敘事長詩》和《奴隸解放之歌》,童嘉通的《金色的巖鷹》、涅努巴西的《南詔國的宮燈》等等。進入20世紀80年代,當代彝族漢語詩歌和其他當代新詩創作一樣,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創作時期,吉狄馬加作為新時期彝族的代表詩人和先驅者,他先提出要強調民族性。從他自身的寫作開始,彝族詩人們摒棄了在此之前受階級話語高度影響的詩歌,并將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族裔意識融入到詩歌創作中去,民族意識開始覺醒。1985年后,云貴川三個省區的彝族詩人們競相開始漢語詩歌的創作,活躍在同時期的漢語詩壇上,推動了彝族漢語詩歌的創作熱潮。

在新時期的彝族漢語詩歌創作中,彝族的知識分子和詩人們不僅試圖通過種種關于宗教的敘事來重述本族群的集體記憶,還試圖通過形式上的改變來抵達原鄉——重寫長詩。新時期以來,彝族詩人們在個人創作之中注入了長詩的形式,字數和篇幅之大,超越了其他新詩的體裁,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詩歌現象。在這些長篇巨作中,有阿索拉毅的《星圖》、《佳支依達,或時光輪回的敘述》,阿蘇越爾的《陽光山脈》,麥吉作體的《獨步孫水河畔》等等,本文試圖對“長詩熱”進行文本上的觀察,并且分析當代彝族長詩與古代彝族長詩的關聯,以及這關聯存在的必要性。

二、“長詩重述”的具體觀察

盡管彝族的民間長詩文獻資源豐富,有部分專家學者對古代彝族詩歌做過一定的收集和研究,如羅曲、曾明、楊甫旺著的《彝族文獻長詩研究》等。然而我們需要考慮晚近的彝族詩人熱衷于創作長詩或者說“亞史詩”與史詩本身之間的關聯。本文首先選取彝族青年詩人阿索拉毅的詩歌開始對“長詩重寫”的考察。阿索拉毅,1980年生于四川小涼山峨邊縣,2003年開始創作詩歌,代表作有長篇史詩《星圖》(共1584行),民刊《獨立》主編之一,致力于彝族民間公益活動和詩歌編選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阿索拉毅不僅僅擁有邊緣族群的詩歌愛好者身份,還是一名彝族社會活動家,又擁有詩歌編選組織者和某青年愛心組織的多重身份。他身份的多重轉換恰恰能夠作為彝族詩歌研究的一部分,使得人們更容易感知到當代彝族詩人作為邊緣民族知識分子的“焦慮感”。不過,作為詩人角色的阿索拉毅在詩歌中并沒有選擇為彝族社會現實做出太多的白描,而是更偏向“經書”和“史詩”的臨摹。他將自己的長篇詩歌《星圖》命名為“當代史詩”,需要指出的是,《星圖》詩歌長達56000多字。如此的長度不管是在其他少數民族漢語詩歌、還是在中國境內主流漢語詩壇中都是罕見的。

在這篇長詩中,我試圖選其中一節來分析阿索拉毅的長詩創作——

“我的昨天是古老的月亮,我的臉龐脫銷皺紋/我的今天是年輕的太陽,我的慧漿補課活躍/不愿讓嫵媚妖艷的雌雄性別們爭執喝醋/不愿讓伏跪的平原向崛醒的高崗銘記鞠躬/依次捧起先祖在分支儀式時擺滿的九十九碗烈酒/試問我在前世背叛過我的鼻祖嗎?!/反問我在今生棄義過我的宗族嗎?!/而舉行分支依式的地區茲茲普巫依然顯露著/神性的光輝,以火的圖騰之光照耀著族人/前進的步伐,以夢的結構剖析著麻瘋病人的/思維空間”②

阿索拉毅曾自稱是“彝族現代史詩的開創者”,事實上,阿索拉毅自身所做的工作即對古老的彝文資料的收集整理,也有充分的可能去承繼和模仿彝族史詩、開拓其“現代史詩”。這對于邊緣族群來說,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此外,彝族詩人阿蘇越爾的長詩《陽光山脈》,長達1萬余字,現選取其中的一節與阿索拉毅的《星圖》相比較:

“樹木和村莊的奔跑僅限于山路精疲力竭的腰際/在群山的額頭上,撫摸著無限的困惑睡去/頭頂竹編斗笠的畢摩穿越祭祀的經文坐到光的屋脊/從一個家支到另一個家支還有多少天的旅程呢?/天哪,鬼怪也能夠進入那個叫石姆恩哈的天堂/躲藏在親人間的不息的憂傷剖開火的胸膛/疏密不一的光輝于事物之間,逶迤蛇行/這時有短暫的人神交流,使我們彼此珍惜/世俗的山頭旁,擅長敘說的老者放棄欲言又止的憂傷/為前輩報仇雪恨的青年穿梭于深夜的豪言壯語/于光明的景色中又一次驚醒仇人/死于彈地而起的一粒蕎籽和冤家械斗有所不同嗎?/提醒你在短暫的一生中尋找到所有的榮譽”③

兩首長詩的相同之處比較明顯,即植入的問句、重述的歷史、為族裔的感嘆。阿索拉毅的《星圖》鋪陳了大量具有彝族族裔色彩的元素,如黑色、山鷹、刀劍、分支、招魂等帶有彝族文化精髓的詞語,而阿蘇越爾則用相對舒緩的語調娓娓道來一個并非有著明晰的時間性的故事。阿索拉毅在不停的追問中感嘆,而阿蘇越爾在描摹一個民族的尚武傳統和現代的悲哀。

從這兩位詩人的長詩作品中可以看出,這并不單單是一個旁觀者對彝族社會生活的白描,也并不是一個發思古之幽情的文人的感傷,而是一種“超我”的聲音回響在篇幅巨大的詩歌之中。當然,詩人的發聲的位置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不僅僅如同漢族詩人那樣的個體敘事,也不僅僅代表自己發聲。如果引用80年代興起的朦朧詩派作例子,就不難理解這種“發聲”:在那個剛剛開始思想大解放的年代,詩歌中第一人稱的日常表述,通常融入了宏大敘事的元素,而同樣的事情恰恰在多年后發生在彝族詩壇的創作中,不能說是一種偶然。在這里,彝族詩人所面臨的創作生態恰恰是十分尷尬又充滿挑戰的,紛紛從自我言說到精英言說,仿佛詩人化身成了畢摩(巫師、祭司、經師),抑或是將自己想象成代言人的身份。

三“長詩重述”的背后

如果繼續尋找長詩“復興”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到彝族固有的詩歌傳統。幾千年來,家支社會是彝族社會組成的主要形式,而浩如煙海的家族敘事、傳說、創世史詩均以詩歌的形式書寫并傳承著④。這種豐富而優美的詩歌傳統留存給當代的彝族詩人提供了一個龐大而豐富的創作土壤,后來的彝族詩人們從《指路經》和其他史詩中汲取這些養分,繼續開始指向古老過去的吟唱。由此可見,“詠古”不僅僅是因為80年代以來的詩人族裔本位性的增強,也是彝族詩歌的一大特色。由此,現當代文壇上彝族詩人創作大量的抒情和敘事長詩具備了可能性。

其次,“家支”觀念實際上在彝族古老而封閉的共同體的社會觀念中是十分崇高的,而恰恰是因為“家支至上”,彝族作為西南少數民族的一員,卻實質上是一個相對松散的社會共同體。即使在考察彝族古籍中史詩經書的時候,也很容易發現:一部史詩就是講一個或者幾個家支,并非有將“彝族”當作至高無上的共同體的傾向,例如《阿哲源流》、《阿細的先基》等等;有些史詩還曾經講述上天造人并分為彝漢等諸多民族。與伊斯蘭教的古代經書相比,后者顯然偏重于真主阿拉的子民,一神制更容易左右共同體的建構。

當然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20世紀50年代的民族劃分,使得西南四省700多萬有著不同語言的、基本信仰和神話傳說一致的、自稱諾蘇、撒尼、納蘇等的族群,統一劃歸“彝族”,他們的政治身份由此變更,對“彝族”的認同感也隨代際的流變逐漸增強。在20世紀80年代的彝族詩歌創作中,中國彝族的鄉村社會,許多令人痛心疾首的社會問題還未大規模的顯現;在21世紀初的時候,更多的青年彝族詩人和大學生開始感知到更加沉痛的社會現實,所以他們在詩歌創作中開始了白描和寫實,表達內心對自己母族的憂心和焦慮,比如有關母語的問題。

當下的中青年彝族詩人們對母語的實用性的消失感到焦慮,他們已然在現代社會的洪流中敏銳地觀察到了彝語將被漢語的無情而尷尬的替代。另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轉型,工業化社會的洪流席卷了中國的城市、鄉村,與此同時,彝族聚居的鄉村也在這場浪潮之中難以完整保存,很多青年人外出到城市打工,而當初的“原鄉”卻又因毒品等社會問題而變得千瘡百孔。這顯然更加激發詩人們的族裔本位性,正如詩人阿克鳩射筆下的“暫別家園”,“有著一種曖昧的寓意:這不僅僅是離開鄉村謀求生計或者教育的意味,還代表著人類學意義上的遷移或消解,即家園的消失。以往的封閉的彝族家支社會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蒼涼破落的鄉村、留守的兒童、病痛等無法視而不見的問題”。⑤

近來云貴川三省彝區的社會問題得到了諸多人類學、社會學者的關注,顯而易見,詩人也加入了這一觀察者的群體。

隨著傳統彝族鄉村社會的崩坍和外出打工、人口流動的速度加快,漢語的使用越來越多地沖擊到彝族語言,使得80年代出生的彝族青年詩人最直接地觸及到這種語言的斷裂疼痛和鄉村每況愈下的變化。于是,青年詩人們焦慮地試圖重構、凝聚這個本民族共同體,長詩創作也成為彝族知識分子們為之努力的一部分??偠灾?,這樣焦灼而憂心的呼聲,在青年詩人們的筆下,其實是與80年代初彝族詩人吉狄馬加關于“回歸族性”的呼喚和創作一脈相承的。

注:

①易謀遠,《彝族史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②關紀新、朝戈金:《多重選擇的世界——當代少數民族作家文學理論描述》,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

③阿牛木支:《中國當代彝族文學創作論》,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9。

④《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稿》編寫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稿》,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

⑤黃建明:《彝族古籍文獻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

⑥阿蘇越爾:《陽光山脈》,《民族文學》,2012,(4)。

⑦邱婧、姚新勇:《地方性知識的流變——以彝族當代詩歌的第二次轉型為例》,《中國比較文學》,2013,(2)。

Causes of Restatem ant Phenomenon of Yi Chinese Poem s in New Era

Qi u J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Guangdong 510665,China)

Yi is a nationality with poetry tradition which retained rich ancient poem.The long production poem is the main form of ancient documents.In modern society,Yi Chinese poem is the same space with other Chinese modern poems,however,there are some new long production Y i Chinese poems in the new century,some young and mid-ages Yi poets like to write poems with the long production form.This thesis observed and discussed the phenomenon and go on the deep reas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Yi historicalmemory.

Yi poem;long production;historicalmemory

I207.22

A

1672-0547(2014)06-0080-02

2014-10-26

邱 婧(1987-),女,安徽亳州人,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原廣東民族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少數族裔漢語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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