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鴝鵒》故事主題源流與文言小說故事問題思考

·李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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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志異·鴝鵒》故事主題源流與文言小說故事問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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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論文以《聊齋志異·鴝鵒》故事為中心，借鑒主題學研究方法，追溯其故事主題源流，并在與系列故事的對比中，挖掘《聊齋志異·鴝鵒》故事結構邏輯復雜、價值取向多元、接受效應多樣等特征。由此得出關于文言小說故事問題的兩點思考:首先，文言小說借講故事承載了文人對意義的追求，實現小說人文性;其次，同一故事主題隨文言小說發展獲得了復雜的形式，豐富故事審美性。

關鍵詞鴝鵒《聊齋志異》文言小說故事

一、主題學對于文言小說故事問題研究的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離不開對故事問題的探討。因為“講述和傾聽(書寫與閱讀)故事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現象”，而且“故事貫穿于口頭和書面文學始終”①。認識到這一點，對于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尤為重要。因為來自民間的口頭傳說和神話歷來是古人創作小說的重要資源，而今人所見的古代民間故事大多是借助文學以書面形式留存下來的。比如，《搜神記》等六朝志怪小說中就收錄了大量的民間故事。

另外，對于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需注意區分文言小說和白話小說兩個系統?！捌鋵崗膭撟鲃訖C與目的，古代小說的發展實際和各自形態看，文言與白話顯系兩個系統，它們各自獨立，平行發展，在發展過程中，情節與表現形式上相互融合、滲透，豐富了各自的文體，形成了不同的文體形態”②。因此，對古代小說故事問題的探討，也應注意兩個系統的各自特征，在研究時各有側重。古代白話小說，更確切的表述為“說書體小說”③，脫胎于說書藝術，與口頭文學關系更緊密，無論故事本事，還是講述形式，都與口頭文學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其模擬“說話”、訴諸“聽—說”傳統的故事講述特色，則自然成為研究重點。而文言小說，訴諸文人案頭閱讀和把玩而發展，其故事情節婉轉，結構別致，語詞精美，為作家精心設計之結果。在吸收民間故事資源方面，文言小說中更多地體現出文人的人文理想和美學追求，融入更多人文思考。因而對文言小說故事問題的研究，應該以故事本事發展和作家創作特色為關注重點。但是，目前的文言小說研究，大多受限于單獨作家或作品，對于以某一故事主題為中心的作品系列缺乏整體關注。在此，主題學研究方法將為我們打開新的視域。

主題學研究方法源自西方，傳入中國后逐漸被學界公認為“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部門，它集中在對個別主題、母題，尤其是神話(廣義)人物主題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對不同時代作家(包括無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個主題或母題來抒發積愫以及反映時代，做深入的探討”④。筆者認為，此類研究應分兩步進行:首先以古代敘事文學的文本文獻為基礎，對某一故事主題源流進行追溯;進而對以該主題為中心的系列故事，采取特點角度分析，并在對比中獲得有價值的結論。

依此思路，筆者擬以清代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鴝鵒》篇為中心，追溯其故事主題源流，并在與系列故事的比對中發掘其故事特征，以實現對文言小說故事問題的思考。

二、《聊齋志異·鴝鵒》故事主題源流追溯

1．選篇原因

筆者選擇以《聊齋志異·鴝鵒》故事為中心，嘗試借鑒主題學思路思考文言小說故事問題，有如下考慮:

首先，以文言小說故事主題為中心的研究，宜選擇短篇小說作為個案。長篇小說因為情節復雜，人物繁多，往往同時涉及多個故事主題，而短篇小說，尤其是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一般有完整的開頭和結尾，故事情節“封閉”，故事主題單一，適合進行主題學研究。

其次，以“鴝鵒”(即鸚鵡)為主題的故事可以代表人類故事的一種基本類型，即“人與自然”。鴝鵒作為自然界的動物，同時具有與人說話的能力，而語言是人類文化的標志，因此，從符號學角度看，鴝鵒鳥形象攜帶有兩個符號素，即自然和文化。鴝鵒鳥的故事正好可以回答，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對人類故事的基本追問:“我們講的一切故事，或者原始社會中的神話、傳說，都是關于這樣一個神秘的問題，那就是什么才是我們所說的人?什么是社會和自然之間的不同?”⑤

2．“鴝鵒”故事源流

《聊齋志異·鴝鵒》故事梗概:鴝鵒的主人對它寵愛至極。一次帶它出行，路過絳州，盤纏殆盡，鴝鵒便向主人獻計，假意將自己售予絳州王。待主人離去，鴝鵒利用智慧從王府脫身，和主人重聚。

據張友鶴所輯《〈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鴝鵒》篇文后有王士禎的評語:“可與鸚鵡、秦吉了同傳?！雹蘅梢?，鴝鵒在古代文人眼中是與鸚鵡、秦吉了等同的禽鳥形象。這類禽鳥能習得人語，具有“人性化的鳥”的符號意義。因此，筆者擬以“人性化”和“鸚鵡”兩個主題素為線索，追蹤“鴝鵒”故事的主題源流。

關于故事之源，即，故事本事來源，筆者綜合朱一玄的《〈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和寧稼雨的《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搜索到包含“鸚鵡”和“人性化”主題素的故事本事有三個:一是南朝劉義慶所撰的志怪小說集《幽明錄》中“鴝鵒學舌被殺”的故事(出自《幽明錄》卷三《參軍鴝鵒》;亦載于《異苑》卷三;又被《藝文類聚》卷四四、《太平廣記》卷四六二、《太平御覽》卷九二三所引) ;二是劉義慶所撰的《宣驗記》中“鸚鵡救火”的故事(出自《宣驗記·鸚鵡》;亦載于《異苑》卷三;又被《藝文類聚》卷九一、《太平御覽》卷九二四所引) ;三是明朝董得鏞、孔昭甫所撰的寓言集《可如之》中“秦吉了崇節”的故事(出自《可如之》卷一《崇節》)。

關于故事之流，即故事影響所至，筆者縱覽《聊齋志異》廣經流傳后相繼問世的一批文言短篇小說集，在“效法《聊齋》之最肖者”⑦長白浩歌子的《螢窗異草》中找到了“秦吉了牽紅線”的故事(出自《螢窗異草》三編卷三《秦吉了》)，可作為《聊齋志異·鴝鵒》故事之流脈。

這樣，筆者得到了以“鴝鵒”故事主題為中心的五篇故事。下欲就五篇故事結構，由簡到復，逐個分析。

三、系列故事之結構與意味分析

1．以“追尋”為主線的故事結構

俄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普羅普在他的《民間故事形態學》中，“認為西方民間故事的基本形式是‘追尋’?！總€故事從大概情節來看都是主人公尋找一個對象”⑧。筆者認為，上述五篇故事中，除《聊齋志異》中的“鴝鵒”故事外，其他四篇故事的基本結構都是以“鴝鵒的人性追求”為主線的。下分而述之。

“秦吉了崇節”故事的基本結構是秦吉了對民族氣節的追求。故事梗概:瀘南有人養了一只秦吉了，能學人語。后來主人家貧便將它賣給了夷人，秦吉了自知是漢禽，到了夷地就絕食而死。這篇故事的主線是秦吉了崇尚民族氣節的人性追求。故事中包含了兩對對立的情節元素，即漢夷對立和生死對立。該故事結構為明顯的線性結構。

“鸚鵡救火”故事的基本結構是鸚鵡對友情和道義的追求。與上篇不同，本篇故事包含的情節元素更多，結構也更復雜。分析其結構需借助法國語義學家格雷馬斯的“行動元模型”⑨(如圖一) :

這個故事可以看作是圍繞“鸚鵡救難”這一核心動作組織起來的。其中，動作主體是鸚鵡;客體是一場災難;發送者，即動作的引發者，是山中大火;接受者，即動作的承受者、被救助的對象，是山中的其它動物;敵對者，即有礙于主體追求實現的力量，是鸚鵡自身力薄;幫助者，即有利于主體追求實現的力量，是天神。故事的結果是，天神被鸚鵡所感動，降雨滅火，助其救難，而鸚鵡的人道追求也在天神的認可中得以實現。

“鴝鵒學舌被殺”故事結構較前兩篇故事的單線結構更復雜，包含兩條“追尋”線索:一是鴝鵒抓賊以報答主人的追求，二是參軍為愛鳥報仇的追求。鴝鵒鳥從參軍處習得人語，后又借此本領告發盜賊，卻不幸在與盜賊的對立關系中遭到暗算被殺害。參軍為給愛鳥報仇，請求治死盜賊，卻被司空大人以不可以人命抵鳥命為由制止。這篇故事的深層結構是參軍和鴝鵒對人鳥情誼的共同追求。故事的結果表明，在人類社會權力、等級制度的規約下，人和動物的平等互信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使是一只善良的鳥在與惡人的對抗中，也難逃厄運。

“秦吉了牽紅線”故事圍繞秦吉了促成巨府婢女和梁府梁緒公子美好姻緣的追求展開。故事中，秦吉了的追求遭遇了兩股阻礙力量:一是巨家強烈反對，導致婢女含冤而死;二是秦吉了傳信途中意外墜亡，導致消息中斷。幸好秦吉了沒有放棄，設法托夢給梁公子傳信，而此時梁公子也已下定決心，雖生死相隔，依然舍命搭救戀人。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秦吉了的美好品質也傳為佳話。這篇故事同樣包含兩條線索:明線是秦吉了成就他人幸福的人道追求，暗線是一對戀人對美好愛情的追求。兩條線索在故事結構中相輔相成、渾然一體。

2．《聊齋志異·鴝鵒》故事結構

在與以上諸篇故事的對比中，不難發現，《聊齋志異》中的“鴝鵒”故事無論在情節形態、符號象征意義，還是故事結構方面都更復雜。首先，從“秦吉了崇節”中的漢夷對立和生死對立，到“鸚鵡救火”中的水火對立和生死對立，再到“鴝鵒學舌被殺”中的真假對立和善惡對立，以及“秦吉了牽紅線”中的生死對立，其他四篇故事的情節沖突均由簡單的對立元素構成，而“鴝鵒”故事的情節沖突不涉及明顯對立，而是體現為更復雜的矛盾。其次，與其他四篇故事不同，“鴝鵒”故事中矛盾沖突最終解決依靠的是鴝鵒鳥的內在力量，即智慧。智慧，是指“憑借生活與實踐經驗所采取的非常規的應對態度與方法”⑩，是一種人文色彩很濃的方法?！傍z鵒”故事突出展示鴝鵒鳥的智慧力量，更豐富了其形象的人性化特征。最后，“鴝鵒”故事的基本結構不能簡單概括為“追尋”，要分析其結構需借助格雷馬斯的“語義方陣”。

格雷馬斯繼承傳統邏輯學對對立和矛盾兩類命題的區分，提出了“X型語義方陣”(如圖二)(11)，作為對意義之基本結構的探討:

這里，四個基本項構成了“語義方陣”的四角。其中，S1與S2構成對立關系，處于對角位置的兩項(S1與非S1、S2與非S2)構成矛盾關系。以顏色為例，假設S1代表黑色，那么S2就是與之絕對對立的白色，而非S1，即非黑色(如紅、藍等)，非S2，即非白色?？梢?，非S1和非S2互為交叉關系，而非S2與S1、非S1與S2構成包含關系。這樣，一對對立的兩項，就衍生出四個基本項和八對邏輯關系。該結構可用于分析故事中各結構要素的組合方式。

按此思路分析《聊齋志異·鴝鵒》之故事結構，需要首先確立一個價值基點S1。依照故事主題，S1是鴝鵒鳥的人性追求。這樣，符號S1就包含兩個符號素:“非人的肉體”和“追求人的善性”。在故事中，S1主要體現在鴝鵒鳥身上。由此基點，可以得出“語義方陣”中其他三個基本項的賦義:

S2，即S1的絕對對立，即擁有人的肉體卻反對人的善性追求。這在故事中主要體現在絳州王這個人物身上。這個人物有錢有勢，象征與人性相抵觸的權力和統治。

非S1，即擁有人的肉體且不反對人的善性追求。這在故事中主要體現在鳥主人身上。

非S2，即不為人的肉體所限的善性追求。這在故事中具體體現為鴝鵒和主人共同追求的自由、友誼、忠誠等人道主義精神。

在S1和非S2之間是鴝鵒追求人道精神的積極努力。在非S1和S2之間是鳥主人對人鳥情誼的追求。在S2與非S1之間是絳州王對鳥主人的權力壓制和金錢交易。在S1和S2之間是絳州王對鴝鵒的占有和鴝鵒的自由追求之間的矛盾對立。

這樣看來，這是一個講述鴝鵒和主人在精神追求和現實利益的矛盾面前，利用智慧，齊心化解的故事。這個故事的基本結構機制是“交換”與“反交換”。絳州王企圖用金錢換得對鴝鵒鳥的占有，按交易規則，鴝鵒要犧牲自由，鳥主人要割舍對愛鳥的擁有，才能換得金錢報酬。這是一種商品交易規則，一種與自然人性相抵觸的規則。但是，鴝鵒不甘心成為商品，于是利用智慧完成了“反交換”:假意服從這種交易規則，先為主人騙得金錢利益，再利用其規則漏洞借機脫身，與主人重聚。

3．《聊齋志異·鴝鵒》故事的多重意味

按上述分析，“鴝鵒”故事帶來的總體效果是肯定了鴝鵒的智慧力量。讀者從鴝鵒為主人獻計助主人得利的行為中，體會到鳥的人性追求，因此獲得肯定性情感期待，產生審美愉悅。鴝鵒的行為也因此成為正面的審美對象，受到稱贊。清光緒年間刊印的《詳注聊齋志異圖詠》為《聊齋》各篇故事配有插圖和題詩。在《鴝鵒》篇后有題詩:“客途貲罄奈愁何，相伴依依祗八哥。賺得金來臣去也，能言畢竟慧心多?！?12)雖然如今對這首題詩的作者尚無確切考證，但是題詩足以表明當時讀者對鴝鵒的行為是十分贊賞的。另外，當代學者聶石樵在《聊齋志異本事旁證》中，認為“鴝鵒”故事“寫八哥對主人的忠誠，騙取王侯的金錢，以資助主人，很富有人情味”(13)。

但是，故事接受者對鴝鵒行為的評價并不都是肯定的。對照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所輯的相關評點，不難發現，有些接受者對鴝鵒的態度與上述觀點截然相反。比如，何守奇對《鴝鵒》篇的總評:“鳥詐，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但明倫也評點道:“既能作計，而復以從容出之，使人不疑，此可為念秧之祖?！?14)這里但明倫以《聊齋志異》中講述人間騙局的“念秧”故事作比，旨在譴責鴝鵒欺詐絳州王以騙取錢財的行為。的確，欺詐、撒謊都屬于不誠實的表現，被公認為是處于人類社會倫理底線之下的行為。1993年，世界宗教議會在美國紐約召開，會上確立了各種宗教間的共同之處，即“一種全球倫理的基礎”。其中規定了人類倫理四條不可觸犯的底線: (1)“不可殺人”—“尊重生命”，(2)“不可偷竊”—“處事正直，辦事公平”，(3)“不可撒謊”—“言行都應誠實”，(4)“不可奸淫”—“彼此尊重，彼此相愛”。(15)可見，“不可撒謊”是人類最低的倫理底線，欺詐行為理應受到譴責。

那么，既然鴝鵒騙取他人錢財的行為為人類倫理和道德所不容，前文所述的讀者對其大加贊賞的效果又是如何獲得的呢?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前文分析故事結構采用的“語義方陣”，只是發現故事意義的基本結構和各情節要素的組合方式，這種方法本身并不包含價值取向。因此，筆者首先確立了一個價值基點，即，假設鴝鵒為主人獻計的行為是對人之善性的追求，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依此基點，自然會得出對鴝鵒行為的肯定評價。如果結構分析時，確立的價值基點是絳州王利益的合法性，那么得到的將會是一個關于人、鳥串謀利用詭計騙取他人錢財的故事。這個故事中鴝鵒的欺詐行為則應當受到譴責。

《聊齋志異·鴝鵒》小說結尾處有“畢載積先生記”字樣(16)?？梢?，小說并非蒲氏親筆。而無論是作者，還是“異史氏”，都未對本篇故事作出價值評價。因此，該篇故事在不同文化語境下、不同接受者眼中，便呈現出多重意味。

那么，如將《聊齋志異·鴝鵒》之故事特征置于與前文系列故事的對比中分析，又將獲得哪些結論呢?

四、文言小說故事問題思考

1．文言小說借故事承載意義追求，實現小說人文性

對以同一主題為中心的系列故事的分析，自然會引發關于“為什么我們一再需要‘同樣’的故事?”的思考。對此，希利斯·米勒(J．Hills．Miller)在為《文學批評術語》撰寫詞條“敘事”時，給出了他的答案:“一個故事和每一次重講或其變化形式總會留下某種不確定性或包含一個尚未闡明旨意的散漫的結尾……這種必然的不完美意味著沒有故事能一次或一直完美地履行其整理和鞏固的功能。所以我們需要另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再加上一個故事，我們對故事的需求不會到頂，我們尋求滿足愿望不會緩和?！?17)

《聊齋志異·鴝鵒》故事與上述其他四篇故事相比，情節中加入了更多矛盾因素，使得故事的價值取向更加復雜，且作者的態度隱而不顯，正如米勒所說，故事中“留下了某種不確定性”，因而其接受者對故事的價值判斷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在此，文言小說借故事引發了意義交流。其學理依據在于:單篇故事提供的意義是有限的，而人們對意義的追求卻是無限的。不同時代的作家在文言小說中對同一故事主題的改編和創作，作為不同時代文人追求意義的種種嘗試，體現其人文理想;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語境中的讀者對同一故事意義的種種“歸化”(18)，也作為人們對意義解讀的種種嘗試，豐富其人文追求。因此，文言小說便作為故事改編的種種“程式”，豐富和發展了“故事系譜”，承載了一代代文人對意義的追求，實現了人文性特征。

2．故事借文言小說發展復雜形式，豐富故事審美性

《聊齋志異·鴝鵒》故事引發的直接效果，是形成了不同語境下接受者對鴝鵒行為之價值和意義的討論。這與其他四篇故事通過解決單一對立沖突，而形成的道德說教效果明顯不同。從故事問題研究的角度出發，可以說，這四篇故事的創作觀念仍然停留在傳統的故事觀階段，即故事審美性還未受到重視的階段，“也就是說，故事本身并不存在，其存在只是為了傳達一些較為抽象的哲學方面的信息，簡言之就是道德的信息”(19)。這種故事觀在故事結構上表現為四篇故事以“追尋”為主線的線性結構。而《聊齋志異·鴝鵒》故事的結構則呈現為與之不同且邏輯更復雜的“語義方陣”?？梢?，隨著文人小說創作的發展，故事獲得了更復雜的形式設計。根據克萊夫·貝爾(Clive．Bell)“美是有意義的形式”的現代美學命題，故事獲得了審美形式即獲得了審美性，因為現代美學認為“形式問題是審美的主要問題?！魏蔚胤?，只要有安排和設計，就存在美學問題”(20)，所以《聊齋志異·鴝鵒》對故事結構的設計體現了現代的故事觀念，即故事是有趣的，也是審美的。同一故事主題就這樣，隨著文言小說發展，獲得了復雜的形式，也獲得了豐富的審美性。

注:

①劉俐俐《人類學大視野中的故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9月13日，B1版

②③魯德才《古代白話小說形態發展史論》，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頁。

④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與中國文學》，《主題學研究論文集》，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30頁。

⑤⑧(19)［美］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2—93、102—103頁。

⑥(14)(16)張友鶴輯?！丁戳凝S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頁。

⑦馮偉民校點《螢窗異草》，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頁。

⑨［法］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方法研究》，吳泓渺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57頁。

⑩尤西林《人文科學導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頁。

(11)［法］格雷馬斯《符號學約束規則之戲法》，《論意義——符號學論文集》(上)，吳泓渺、馮學俊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61頁。

(12)［清］蒲松齡《聊齋志異圖詠》，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版，第885頁。

(13)朱一玄編《〈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頁。

(15)［德］孔漢思、庫舍爾編《世界宗教議會走向全球倫理宣言》，何滬光譯《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頁。

(17)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頁。

(18)［美］喬納森·卡勒《結構主義詩學》，盛寧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頁。

(20)徐亮《現代美學導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7—98頁。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責任編輯: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