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流程優化研究

李穎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 400041)

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流程優化研究

李穎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重慶 400041)

社會風險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大關鍵。隨著我國社會的進一步轉型，社會風險呈現出虛擬化、網絡化、聯動化等新態勢，它使得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面臨著新的挑戰。因此，需要從流程優化的角度，對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的機制與方式進行創新，從而提高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的水平。

社會風險;社會治理;基層政府;治理流程

基于“國家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體制”所交叉延伸出的“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問題在我國理論界是一個極具拓展空間的研究領域，也是政府對社會由“管理”向“治理”轉型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社會治理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風險治理較為典型地反映出政府社會治理水平的高低。

增強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能力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大關鍵?；鶎诱畬ι鐣L險的感知及治理能力的高低也直接反映著基層政府整體社會治理水平的高低。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以及社會的進一步轉型，社會風險也呈現出新的態勢。如何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機制，優化基層社會風險治理的流程設計，構建基層社會社會風險治理新格局，對實現基層治理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風險新態勢

隨著我國社會的進一步轉型，社會領域的風險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如社會風險的種類、具體表現、傳播方式、演變態勢等。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虛擬”風險增加，公眾的風險意識本身成為一種風險

人們出于對未來的擔憂，自身建構了一些飄渺的風險，比如臆想出來的失業、傷殘等，這是人類風險意識增強的體現，很多時候我們無法直接感知這些隱形危害的可能性。此外，以非實體狀態存在的風險如放射性污染物對我們的威脅是潛在而又長久的，很難通過觀察來把握和測算［1］。

當代風險涵蓋政治、經濟、生態、社會、科技等多個領域，除一些傳統的風險外，還出現了一些新的風險。在網絡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等背景下，這些風險呈現出更加整體、隱秘、多元、復雜的狀態，對人類生存產生了巨大影響［1］。由于風險跨越各個領域，涉及不同維度，難以預測，也就導致風險的跨區域傳播的制造者的無責化。

各種新媒體縮小了人們溝通的空間邊界和時間邊界，使得人們可以在一個小的“地球村”里實現信息的實時交互。這有利于人們信息需求的滿足，但是由于傳播信息的過程也伴隨著風險和影響的傳播，因而它在客觀上也起到了風險放大器和觸發器的作用。微信、論壇等網絡載體，包括正式的信息傳播系統和非正式的人際關系傳播系統，使非直接受害者可以通過主動搜索或被動接收等方式獲取相關信息，這樣，非直接受害者就會置身于特定的危機情境，形成虛擬風險體驗［2］。

(二)“個體”意識興起，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

一方面，伴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與發展，人們在基本生存得以較好地滿足之余，更加追求個人發展的質量，“個體”的意識就以多元化的個人訴求突出地展現出來。另一方面，由于社會轉型使社會開放程度提高，使得人們獲得信息和資源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這既使得個體有了追求更好生存與發展條件的可能，也使“個體”對其所在社會的運行條件，如公共安全、社會治理、政治文明等方面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同時，社會風險是個體風險的累積和疊加，較為典型的表現之一就是社會訴求的多元化和社會表達的多樣化。

一是作為個體的人們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種訴求。這種個體意識的表達往往是隨個體需求隨性而發的。當遇有訴求需要時，個體或通過網絡、或通過媒體、或通過社會團體、或通過政策渠道，如撥打市長熱線等來表達自身的個體訴求。這種表達沒有特定的時間和形式，帶有較為明顯的無序性。多個個體意識的無序性表達，凸顯了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

二是以一種方式表達多種不同訴求。以互聯網為例，在“互聯網+”的時代，網絡已成為人們訴求表達最常用的方式。從生存需求到發展需求，從物質滿足到精神提升，以網絡為載體的網站、QQ、微信等各種互聯網工具成為人們最便捷的個體表達渠道。而網絡的虛擬性正是不確定性的典型代表和體現，這種以一種方式表達多種訴求的方式也加深了社會風險的不確定性。

三是以多種方式表達多種訴求。社會文明與進步最明顯的特點之一就是開放性的增強，它使得多元化的訴求有了更多的表達渠道。國家在推進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從中央到地方都更加注重各方的積極性、參與性，堅持國家制度建設，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充分調動和運用法制的力量、市場的力量、社會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實現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實現各項事務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民主化。這也為社會風險的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三)“網絡”社會興起，個體風險與社會風險呈現整體聯動的趨勢

一是社會運行“網絡化”。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深入、互聯網技術的普及，網絡化已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行業展開。各行業、各企業在建立自己的電子商務，以促進企業、行業的產品銷售與服務;政府在建立自己的電子政務，以提高社會公共服務水平;證券、銀行業在網絡技術的市場運用上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效;教育、醫療、媒體、物流等等幾乎社會的所有方面都在網絡化。

在方式上，互聯網經過不同時期發展熱點的轉換，從初期的門戶時代，到后來的網絡廣告、收費郵箱，以至今天對人們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從生產到消費到生活的近乎全覆蓋，社會的網絡化正迅速地、全面地推開。社會運行中的熱點、焦點問題在互聯網強大的傳播能力下得以迅速擴散，一旦出現風險，也很容易迅速地波及到一大群人。

二是社會關系“網絡化”。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際關系相對復雜化、多樣化，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社會關系的“網絡化”。除了建立在傳統的血緣和地緣基礎上，業緣和趣緣群體大大增加。比如勞動分工越來越細，由此形成的勞動亞群體愈來愈多，體現在人際關系上就是“同事關系”。同一個業緣群體在生產方式、生活習慣以及思維模式方面都表現出較強的同質性，因此群體內的交往比較頻繁，構成了現代人際關系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4］。物質條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們在精神生活方面有著相對于傳統社會的人們來說更高的要求，他們通過共同的興趣愛好并表現出趨同行為結成群體，形成一種同質性的趣緣交往群體。信息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的普及使得人際交往的方式變得多樣，各個層次的人們在現實層面接觸機會的增多和在虛擬空間中交往的無涉性使城市人脈錯綜復雜，人們的活動內容越來越多樣化，不同層次間互動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人們的選擇自主性增強，出現了取向的多層次性。初級社會群體趨向衰落，地緣關系不再緊密，科層化組織日益發達。流動性的增加，社會階層結構的開放，加之現代社會文化世俗化、平民化，現代社會的人在社會交往中強化了“以個人為中心的并且是具有選擇性的價值觀念”［4］。

這種社會關系“網絡化”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當一種風險出現的時候，它的傳播不再是線性或單行的，它會隨著人們網絡式的社會關系由一個點向多個點傳播。這也正是貝克關于風險社會理論中所指出的現代性的風險

三是治理結構“網格化”。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兩會答記者問時曾說過，“離實現現代化越近，風險和挑戰就越多”。而社會管理的相關研究也表明，社會越發達，社會功能就越強大，社會結構就越復雜，人們離未知的風險就越近。這正是風險社會的特征，即由單一風險疊加形成整體風險，整體風險形成態勢之后，又會擴散、傳播，并影響著單一風險的發展與變化。

就政府治理的實踐層面而言，政府運作方式由于信息的流動、傳遞與交換方式的變革而發生變化:雙向信息傳遞使公眾意愿的表達更直接、準確、廣泛;縮短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距離，擴大了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公眾的自主性和團體的自治性增強，決策過程更加多元化;政府機構的設置在層級上更為簡化，綜合性增強;公眾對政府行為和政治家的監督檢查更具體，更透明［5］。

目前，網格式的治理方式正逐漸成為基層政府治理的主要方式。無論是條上的行政層級劃分，如從市到縣(區)到鎮(街)，還是從塊上的部門職能劃分，如綜治、警務、消防、市政、黨建、計生、勞動保障監察等7個方面的網格，基層政府都把自己所管理的領域劃分為不同層級的多個網格，這些網格又相互交織，多網并行，構成了一張政府治理基層社會的網絡體系。

二、社會風險新態勢下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面臨的困境

(一)風險信息搜集與報送不足，對風險的識別有待加強

基層政府識別風險、做好社會治理、搞好服務管理的前提條件在于整合其轄區內各種信息資源，為其轄區內居民所需的各種管理和服務提供基礎信息。但在實際工作中，由于信息條塊分割，故整合共享與收集都存在一定的難度。

一是基層信息員走訪入戶收集信息阻力較大。網格員通過入戶走訪等各種途徑了解掌握信息得不到居民的有效配合，相當一部分居民甚至一些公務人員都不愿提供真實信息，工作量和難度都較大。因此，包括人、地、物、事、組織等基本信息情況無法全面收集和掌握，收集的信息量較為有限。

二是相關部門信息難以有效共享歸集。一些部門以涉密或網格管理解決不了具體問題等為由，不愿將本部門信息共享給社區或網格信息平臺。目前，在基層的實際治理中，就存在公安、司法、民政、消防、安監、市政等部門信息資源尚未整合共享的問題。

三是基層政府信息平臺建設參差不齊。由于各地人、財、物和工作開展程度等的差異，信息平臺建設和技術功能完善存在較大差異，給基層政府的信息資源的整合、歸集和共享帶來一定的難度。這些問題都給基層風險信息的有效搜集帶來了難度。

(二)風險的社會溝通不足，對風險的前置性治理有待加強

關于這個問題，正如周根才在《走向軟治理:基層政府治理能力建構的路向》一文中指出的:“在基層社會治理場域，作為一方重要的治理主體的基層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個體相比，不僅掌握著更優質的社會資源，而且占有更多的體制內的信息資源。從理論上講，這些豐富優質資源為政府治理能力的構建提供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基層政府的這些資源卻成為其治理能力提升的障礙。這是因為一方面，基層政府一直扮演著社會治理的絕對權威者的角色，憑借自身掌握的優勢資源而輕視或忽略對基層社會信息的采集、吸納，形塑出其治理能力的封閉性、排他性特征;另一方面，其他治理主體與基層政府的治理目標、治理工具選擇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以及權力地位的不對等，導致其他治理主體與基層政府分離、排斥。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層政府與其他治理主體之間的溝通協調能力逐漸弱化，其結果就是基層政府在面對多元主體日益增長的治理需求時無法規避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的碎片化以及治理能力的不足?！保?］因而需加強對風險的前置性治理。

(三)傳統治理方式轉型，把握風險聯動態勢的能力有待加強

比如，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各類自然災害以及人為災害頻繁發生，如極端天氣事件、公共衛生事件、生產安全事件、群體性事件等各種自然風險及社會風險在基層積聚，很難說哪一種風險與其他風險之間沒有關聯。自然類風險在特定條件下也會向社會類的風險進行轉移，從而形成風險的聯動效應。而這些風險多存在于基層社會，基層社會既是各類風險的直接承受者，也是風險的影響者與應對者。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基層社會治理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大規模的人員、資源、信息、資本快速流動，加速了風險傳播，各種可預見的和不可預見的、傳統安全的和非傳統安全的風險層出不窮，增加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難度［7］。

基層社會的安全是構筑社會安全的基石，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更是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動力。因此，基層政府風險治理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就要求基層政府既要積極借鑒國外先進的基層社會治理理念，不斷加強同社會的有效溝通，把握風險的聯動態勢，又要提高敏感性，主動防范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傳統風險和現代風險［7］，并對于二者之間的關聯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從而為風險治理作好更加充分的準備。

(四)行政條塊分割依然存在，治理風險的機制需要創新

傳統的基層社會治理以“管治”為主，是自上而下的縱向管理、垂直管理，由此帶來“橫不到邊、縱不到底”的管理空白和漏洞很多［8］。比如，在不少基層地區都還保留著工廠與街道共建的治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受制于體制機制約束，在利益博弈中，監管難，治理難，決策和實施效率大打折扣;廠區下轄單位眾多且自主性強，安全管控自成體系，其工作場所安全，街道是無力監管的;公共場所設施陳舊、管理落后、投入偏少，公共安全的風險隱患較為突出。

為此，迫切需要把完善制度體系、重構價值體系、創新組織體系統一起來，形成法治、德治、自治“三位一體”的新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9］。近年來，浙江嘉興一些地方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行“三治融合”的鄉村治理新模式，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鄉村治理新格局，其經驗值得總結推廣。這種治理方式實質上是一種精細化管理，其目的是通過建立實現基層有效治理的平臺，消除基層政府社會治理與服務的空白地帶，滿足基層群眾日益提高的多樣化服務需求，應對基層政府日益繁多的管理任務。有了這樣一個平臺，基層政府的社會風險治理就能做深做透?；鶎诱纳鐣L險治理要抓小抓細抓具體，要從小中見功夫，從細中見精神，從具體中求實效。在實際工作中，要做到網格與網絡相結合、網上與網下相同步、線上與線下相聯動，擴大基層政府綜合治理組織和綜合服務管理平臺的有效覆蓋面，提高基層政府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水平［7］。

三、提高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能力的流程優化

要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為方向，進一步健全基層政府綜合服務管理平臺，整合基層政府社會服務管理資源，優化服務流程，構建黨政主導、高效運轉、協調聯動的社會服務管理體系和運行機制。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加強第三方智庫平臺建設，優化風險信息搜集與研判流程

風險識別是風險治理的前提，也是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的難點。重點圍繞在“動態采集信息、服務管理群眾、主動發現問題、及時報告問題、協助解決問題”等方面的基本職能，進一步健全基礎信息動態采集維護、問題源頭發現、任務分類處置、情況核查反饋等機制，確?！扒闆r掌握更清晰、服務群眾更便捷、隱患排查更及時、事件處置更迅速、問題解決更有效”。

由于目前各地風險信息搜集專業人才匱乏，特別是在基層，從事風險信息搜集的人手有限，往往一人要負責自然災害、綜合治安、消防等多個風險隱患信息的搜集與報送，若專業知識不夠，就很難對各種風險隱患做到全面、精準識別。這就需要基層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大力拓展第三方數據來源渠道，建立第三方綜合智庫平臺建設，在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中增加一個“承上啟下”“內聯外通”的渠道。

特別是在社會風險新態勢下，信息就是基礎，信息就是先機。通過這個綜合性的第三方智庫平臺，一則將基層政府各部門的智庫平臺中安全監管、質量監管、社會綜治等平臺進行整合，做到信息共聯共享，使得各種風險信息通夠及時地互聯互通，以利于排查風險隱患、過濾風險點、找出隱患源，實現對轄區各類隱患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徹底排查，做到不留死角，從而強化風險防控。二則可以通過平臺的建設與完善，吸收更多的社會資源和社會力量參與，利用行業、專家的力量使風險信息的搜集與研判更加準確、更加及時，從而打破傳統的自下而上的風險信息搜集層層上報的識別流程，提高風險識別的效率，同時有利于對已有風險的整改，強化對風險隱患的整治。

(二)加強統籌與協調，提高風險治理的上下互通、有機互聯

一是基層政府社會治理機制要從“分割”向“統籌”轉變?；鶎由鐣且粋€整體，治理機制應該統籌設計，治理資源應該統籌配置，而不能以鄰為壑、畫地為牢。要破除人們“各掃門前雪”的心態和做法，本著常態、共享、聯動、共贏的原則，完善區域聯動機制，攜手應對復雜的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跨區域、跨領域、跨行業的問題，提升基層政府社會治理水平［7］。如自上而下建立區縣、鄉鎮(街道)、村(社區)四級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充分整合現有資源，打造基層政府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建立由各職能部門組成的城鄉社區一體化的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真正實現“上面千條線、下面一張網”［10］。

二是基層政府社會治理參與主體要從“一元化”向“多元化”轉變。在加強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作用的前提下，特別要善于借助外力，加大政府公共服務購買的力度，充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展壯大平安志愿者、社區工作者、群防群治隊伍等專業化、職業化、社會化力量，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適、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良好格局［11］。如自下而上建立“網格—社區(村)—鄉鎮(街道)—區縣—市”社會服務管理事項閉環運行機制，“業務統一受理—項目分流移交—部門協調處置—全程跟蹤督辦—辦結回訪問效”鏈條式服務機制，實現“服務群眾一個系統、回應訴求一套人員、事情辦理一站分流”［12］。通過這種上下互通、有機互聯方式來有效化解基層的矛盾，從而減少社會風險的總量，使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由被動變主動，由間接變直接，由后置變前置。

(三)優化組織模式，構建風險聯動治理新流程

基層政府在組織結構設計上，要構建邏輯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建立風險聯動治理新模式。要堅持5個原則:一是服務治理并重原則，把風險治理工作向政策確定環節前移;二是組織收入中心原則，通過加強各環節、各層級的風險治理，堵塞漏洞，提高風險治理的效率和水平;三是能力效率兼顧原則，推行部門人力資源統籌配置，實現邏輯扁平化;四是人力資源互補原則，重視領軍人才的發現和培養;五是質量效率提升原則，通過邏輯固化辦公人員，制定工作標準，實行過程控制［13］。湖北省恩施州探索構建的以“村醫村教進班子、法律顧問進鄉村、農民辦事不出村”為抓手的“三位一體”基層治理模式，是一個有機聯系的運行整體［14］。村里優秀的醫生和教師進入村“兩委”班子，有利于建設多方參與的組織體系，更好地發揮在鄉村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律師進村，以及覆蓋鄉村的法律顧問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建設基層法治秩序體系，推進鄉村依法治理進程。應用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在村級這個國家治理體系的末端進行網上辦公，既惠民便民，又能提高管理和服務效率。

這種基層治理的新模式，以滿足農民群眾基本需求為導向，綜合運用現代管理理念、網絡信息技術、法治思維方式，整合了社會各類資源，探索出一條在經濟落后、交通不便、地廣人稀的貧困山區，以低成本提高鄉村治理效能的新途徑。該模式實現了基層政府社會治理取向人本化、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現代化、治理手段法治化，在鄉村社會的穩定和諧與民生事業、經濟發展、基層組織建設中發揮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會各個層面的廣泛認可和人民群眾的贊成擁護［3］。這種對組織的優化和流程的整合、精簡，有效地減少了人們辦事的成本，有效地化解了基層的一些社會矛盾;而且通過與現代信息技術相結合，對風險聯動性的治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同時，要著眼于流程建設，確立上下貫通的工作流程。如每月召開一次風險治理聯席會議，研究風險聯動數據情報、通過數據情報分析確定的風險點和風險管理對象，研究確定風險聯動管理任務［12］。每月對前一階段的風險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風險事項進行分析，對前一階段的風險研判工作進展情況加以收集匯總，并對社會風險整改情況進行督查。督查結果不涉密的，可以通過信息平臺進行公開，引起社會的共同關注，同時要及時反饋給各風險點所在的鎮(街)或村，進一步督促對該風險的管控。

(四)構建社會治理聯動機制，強化網格基礎作用

網格化管理是基層政府治理的有效載體，是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中實現關口前移、重心下沉的有效做法。結合前面所分析的當前社會風險的新態勢，以及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所存在的困境，應該構建社會治理聯動機制，進一步強化網格在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中的基礎作用。

一是要建立以聯席會議為主軸的工作模式。從基礎網格到區級層面建立聯席會議機制，每一級都要有各職能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通過制度性的聯席會議，及時會商解決網格化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二是開展三環閉合式工作方式。把著力點放在基層，建立基礎網格層面、社區網格層面和街鎮網格層面3個級層的相對閉合的工作網格。做到能在基礎網格和社區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不上交。上級收集和發現的問題，相關職能部門的工作力量要下沉，盡量將其引導到基礎網格和社區網格解決，促進社區居民自治，不斷提升基層組織和干部的公信力。三是形成多個機制聯動入網的工作態勢。通過多網合一、一網運行的工作模式，讓所有職能部門的工作依托網格，使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機制聯動網格化，其治理效果體現在網格里。

［1］王星．應對社會風險轉型:從單一主體走向社會參與［J］．決策探索:下半月，2014(12):51．

［2］張巖，魏玖長，戚?。话l事件社會心理影響模式與治理機制研究［J］．中國應急管理，2011(6):34-38．

［3］令小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向度［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6):44 -48．

［4］王蒼龍．我國城市人際關系特點探究［J］．消費導刊，2009(5):10-11．

［5］康寧．網絡化與大學教育［J］．高等教育研究，2000 (1):22，31．

［6］周根才．走向軟治理:基層政府治理能力建構的路向［J］．青海社會科學，2014(5):35-40．

［7］王輝忠．再謀基層社會治理新篇章［J］．今日浙江，2014(14):8-9．

［8］深圳特區報評論員．城市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在基層［N］．深圳特區報，2015-09-01．

［9］王婷婷．對法律治理的反思及重構——以社會管理機制的完善與創新為視角［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2(9):44-49．

［10］馮敏良．居委會績效評估的可行性分析與邏輯架構［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3(3):82-86

［11］王輝忠．基層社會治理重點需要轉變［N］．法制日報，2015-08-06．

［12］曾昌文．326塊網格“責任田” 778人全天候“執勤”［N］．四川法制報，2014-07-03．

［13］陳步龍．積極探索邏輯扁平化風險聯動管理新機制［N］．江蘇法制報，2011-07-15．

［14］佚名．恩施“三位一體”創新基層治理模式農民辦事不出村［EB/OL］．［2014-11-25］．http://news．cnhubei．com/xw/hb/es/201411/t3088486．shtml．

(責任編輯張佑法)

Study on Social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Basic Unit Government

LI Ying
(Chongqi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Chongqing 400041，China)

Social risks governance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al governance．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basic-level governments is the key of the promotion on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Accompanie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ociety，social risks of China present the new appearances of virtualization，networking and linkage．These bring new challenges on basic-level government．For these reason，we need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process to innovate the methods and mechanisms of basic-level governments，through which the social risks governance abilities of basiclevel governments could be enhanced．

social risks;social governance;basic-level government;governance processes

D630

A

1674-8425(2015)11-0109-06

10．3969/j．issn．1674-8425(s)．2015．11．017

2015-08-16

2014年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培育項目“基層政府社會治理流程優化與機制創新研究”(2014PY62)

李穎(1977—)，女，重慶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社會風險與社會治理。

李穎．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流程優化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11):109-114．

format:LI Ying．Study on Social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Optimization of Basic Unit Government［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5(11):1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