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集體主義再思考——差序格局規范下的集體主義認知與行為傾向

● 楊自偉

當前關于華人職場行為的研究中，有眾多研究使用了西方社會情景下的研究理論及概念測量方法（李托馬斯, 2012）。當這些理論及概念在華人文化背景中進行運用時，研究者就會面臨如何將西方的理論和概念與中國的管理現實有機結合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將研究中的理論及概念中國化時，既要體現出理論及相關概念的普適性，又要體現出中國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個體的行為屬性（Hofstede, 1980; 忻榕等, 2012; 徐淑英、劉忠明, 2012; 徐淑英、張志學, 2005）。盡管有研究表明，員工的職場行為表現和態度在全球組織中是普遍存在的（Katz, 1964），但這些行為及態度卻與其所在國家的文化有著緊密的聯系，其內涵、作風及效能會隨著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顯著不同（Hofstede, 1980; 龍立榮、周浩, 2007; 忻榕等, 2012; 徐淑英、劉忠明, 2012; 徐淑英、張志學, 2005）。

現時研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個變量就是員工的集體主義傾向（楊國樞, 2013; 楊國樞, 2004），許多關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把“集體主義”特色作為中國文化特有的標志，以華人為樣本的相關研究文獻大多也認為東方文化更強調集體主義（黃光國、胡先縉, 2010;楊中芳, 2013），楊國樞（2004）對集體主義做了以下描述：“個人將自身視為某一個或多個集體(家庭、同事、種族或國家)中的一份子，彼此緊密相連，個人由于受到集體規范與賦予責任的驅使，愿意將目標置于個人目標之上，而且也重視與團體其他成員間的聯結關系”（楊國樞, 2013）。后續研究者也指出集體主義既強調了個體對其所依附組織的依賴關系、共同利益、個體對其所在群體的從屬等，同時還要求個體維持組織中的人際和諧、一致及協調等（寶貢敏、徐碧祥, 2006; 梁歡, 2010）。但學者余英時（2010）指出任何一個現實社會，不論時間及地域上有何差異，都不能將其簡單的劃分為純集體主義或個體主義形態，在中國背景下可以在研究中同時使用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兩個概念，如在傳統的政治社會思想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以個體作為主體展開的，其中修身、齊家只涉及個人私域，而治國、平天下則涉及公共領域，個體在不同的情景時期會在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之間游走（余英時, 2010），也即個體會在個人私域及公共領域表現出不同的集體主義行為。那么到底什么是帶有中國特色的“集體主義文化”，現有的很多研究并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界定，更多的是援引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集體主義文化”，而西方學者在對其他群體文化進行研究時，往往將那些文化中不同個體所一致顯現的，對他們來說是不熟悉的行為作為群體文化的代表，如華人的集體主義行為（楊中芳, 2013）。

現實當中，用一個集體主義價值概念解釋所有中國人的行為太過簡單化，對于華人的“集體主義”，必須將之放入華人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環境中才能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楊中芳, 2009）。同時文化價值必須通過影響個人價值才能進而影響個人的行為，盡管它在個體行為之前并非像動機那樣一定存在，但是它能夠引致個體行為選擇，使之做出有價值的行為（楊中芳, 2013），因此在關注處于不同性質關系的群體（家族、朋友、陌生人）中的個體行為時，了解清楚華人社會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顯得更為重要。那么，對于具有悠久歷史文化背景的華人而言，其在企業組織中“集體主義”標簽背后的行為基礎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說“華人員工真的是集體主義嗎？”本文基于相關學者的研究，對這一核心問題進行分析闡述，具體內容安排如下：首先，本文在第一部分總括了在文化層面上，相關學者對東西方組織中集體主義理解；其次，在第二部分對相關學者的理解差異進行評述，指出差異所在，并在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對華人集體主義的理解，對華人集體主義文化及其在個體層面上的具體呈現進行了描述；最后，本文第四部分就華人集體主義在現實研究中的影響因素進行總結評述，并提出相應的不足及改進辦法，并在第五部分對全文論述進行討論總結。

一、現實東西方組織中集體主義文化的差異

與強調集體主義的東方社會相比，西方社會更強調個人主義，即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而這種文化差異可能會影響到相關組織行為研究的普適性，這是因為西方已有的關于職場行為的研究是基于公平理論展開的，而公平理論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的，即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黃光國、胡先縉, 2010）。社會中的個體都能夠按照個人的意愿來決定其在組織中的行為，因此他們對權威的影響是不太看重的，這也使得西方文化中的個體在對組織情景及事件做出回應時，會更積極主動。與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相比，華人傳統文化中則強調對權威的尊重與順從，因此華人個體在受到組織情景及事件的影響時，往往不會根據客觀的標準獨自做出判斷，而是會依據他/她對外在情境中權力結構的知覺而表現出順從或反抗的行為（黃光國、胡先縉, 2010）。并且，在個人主義文化里，社會組織架構相對松散，其中的成員只會關心自己及他們的近親；個人主義者則以自我為中心，重視個人的能動性和個人的功名與成就，因此，也會更看重與其有利益關系的合作者。在集體主義文化的社會，社會組織架構要比個人主義文化情景下的更為緊密，并且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成員能夠很清楚的識別圈內人（in-group）和圈外人（out-group）。他們與所在的圈子成員有非常密切的聯系，強調對集體的絕對忠誠和依賴，他們期望以此來換取圈子中的人們對他們的照顧（Triandis & Gelfand, 2012; 王國保, 2010）。

對于華人的集體主義文化，個體如何處理自己與所在組織之間的關系，中外學者有著不同的看法，較為有代表性的是費孝通（1985）在其《鄉土中國》中指出的“差序格局”及Hofstede（1980）所提出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連續譜格局。

費孝通指出，中國人在判定個人與他人及與其所在群體的關系時，會依據一定的差序格局來決斷，而這種差序就像是一塊石頭投入水中，水面上就會出現一圈圈依次推出的波紋，而個體則處于這些波紋形成的圓圈中心（費孝通、劉豪興, 1985）。加上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所形成的群體非流動性，使得個體在大多時候面對的集體是以血緣家庭所形成的家族，因此，在費氏看來，中國人更多表現出的是個人主義“自私”的一面，“為了自己，犧牲家庭……為了家，犧牲國家”（費孝通、劉豪興, 1985）。但是對個體而言，由于家庭是其差序格局下的第一個層次，因此，個體更多的時候會對家庭表現出集體主義的一面，即以家作為一切行為判斷的出發點，一個人的家庭是一個人的一切，在現有社會制度中，均以家為中心，所有與人的關系，都與家庭嵌套在一起（黃光國、胡先縉, 2010），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傳統文化中所提及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關系。因此，也有學者提出華人自我認同的邊界是家庭或家族，即個人以家族或家庭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齊力, 2003），當然，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并非完全矛盾，因為中國人自私的行為有可能主要是為了家庭或家族利益，但也可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而對于以Hofstede 為代表的西方學者，他們對文化基本的內涵與外延進行了長期的跨地域的資料收集，并對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指出了集體主義的基本定義和相應特質：個人/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集體主義/個人主義作為使不同的群體相互區分開來的社會文化的一個表征方向，群體主義者對內團體付出更多的心力關注，他們對內團體的行為表現也會不同于對外團體的行為表現（Hofstede, 1980）。內團體可以說是具有共同命運的一群人，在史前時代，內團體是生存的基本單位，或是共享食物的社群，如果沒有食物的話，團體成員就會一起挨餓，甚至無法生存。隨著文化繼續演進，最重要的內團體便成為部落、工作團體或是國家。時至今日，在大多數文化脈絡中，家庭已成為最重要的內團體，而我們可以將不同的內團體想象成同心圓，位于不同階層的內團體會對個體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二、對現實華人集體主義傾向構念的反思

個人主義及集體主義構念在社會科學的許多研究領域內被廣泛應用，例如價值觀、社會道德體系、政治及意識形態、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組織架構等方面的研究（Triandis & Gelfand, 1998）。而在這些研究中，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構念對個體的行為傾向能夠起到顯著的預測作用（Wheeler et al., 1989）。而以Hofstede 為代表的學者最初將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定義為一個文化的連續體，也即個人主義的另一個極端就是集體主義。其后他與合作者用一個包括四個維度的量表對IBM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0 家子公司的11.7 萬名受雇人員進行問卷調査，以此來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文化進行區分，結果表明，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中，在集體主義維度上得分最高的是臺灣受試者，其后是新加坡和香港的受試者，并且上述三地的集體主義分數遠超日本，而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則處于“個人主義”的一端。但是后續有研究進一步表明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這兩個構念是獨立的，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不是一條線的兩個極端，而是可以同時使用并加以評測的多元結構的概念，它們可以在社會中及個人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存在（Schwartz, 1990），因此后期的研究中研究者開始開發并使用單獨的集體主義傾向量表。

對于集體主義構念的具體化，有眾多的學者進行了研究，其中Triandis（1988，1995）提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均是內隱多元特質的構念，并且這兩個構念的不同屬性(如韓國的集體主義、日本的集體主義)均可以由其他輔助性特征來判斷，詳細的歸納和解釋了集體主義的內涵，對集體主義給出了一個更為具體的定義，該定義完全以行為的傾向為標準來進行界定（Triandis, 1995; Triandis, 1988）。具體如下：

1. 集體主義傾向的個體更看重“圈內”人共同擁有的信念，這種信念超越了個人與其他“圈內”人的信念，將自己視為組織的一部分；

2. 集體主義傾向的個體更看重“圈內”整體對事物的看法、需要及目標，在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存在沖突時，將會優先考慮組織的目標；

3. 集體主義傾向的個體更看重“圈內”決定的規范和責任，通常用組織中的規則、要求、職責來約束和指導個人的行為；

4. 集體主義傾向的個體更為看重與“圈內”人的合作和關系，甚至愿意忍受種種不適而留在組織或關系中。

學者何有暉（1979）指出華人個體層面的集體主義有三個特點：“1. 個人認為自己的幸福及安全是更大的社會單位所給予的；2. 一個人的社會單位的利益應該是在包括其在內的小單位的利益之上，這里并不否認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及利益，但是認為維系整體的利益可以使個人利益獲得保障；3. 個人與團體的關系是互報及相互依賴的”（楊中芳, 2013）。

但是上述的個體層面的集體主義的界定并不能有效的將東西方社會文化中的個體明顯的區別開來，因為，如果我們在價值體系層面把集體主義界定為“會以社會目標為達成個人目標的途徑”，那么，一旦我們降低至個人層次時，我們可以界定在任何社會中，那些凡是符合社會要求為主的個人為集體主義者，罔顧社會要求，一切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事者為“個人主義者”。但是這就會導致一種矛盾，有可能在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恰恰是東方的集體主義，即在“集體主義”價值體系中生活的人，集體主義者應該是那些做符合社會要求的人。相反地，在個人主義體系中生活的，所謂的集體主義者卻是那些罔顧社會目標而去追求自己目標的人（楊中芳, 2013：308）?！币虼?，對于華人集體主義傾向不能有效表述的問題，本文認為不論是單純的依據文化背景，還是依據個體的行為表現來判斷華人個體的集體主義傾向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必要將兩者進行整合，綜合文化和行為兩個方面的因素來對華人個體的集體主義傾向進行考察。

三、華人集體主義的屬性

Triandis 和Gelfand（1998）在其研究中指出：集體主義與其所在的地域或組織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不同權力距離情景下，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分別呈現出二種不同的面向特點：水平個人主義（Horizontal Individualism）/垂直個人主義（Vertical Individualism），水平集體主義（Horizontal Collectivism）/垂直集體主義（Vertical Collectivism )（見表1）（Triandis & Gelfand, 1998）。其中“水平”與“垂直”分別代表了現實文化中的權力層次：權力平等或權力差異。Triandis 和Gelfand（1998）在美國與韓國文化背景中同時對不同權力層次下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特征屬性進行了檢驗分析，結果表明這四個屬性之間有著很好的區分，這也意味著不同的地域文化（權力距離）在很大程度上會左右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屬性的普適化。而現有相關研究也從數據上證實了基于上述集體主義文化分類所開發的華人集體主義文化量表對華人相關職場行為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趙海霞等, 2013;趙武等, 2014）。也正因如此，本文認為不論是個人主義或者是集體主義，應當更為全面的考慮數據樣本所在地域的血緣、地緣、經濟水平等因素，這是因為血緣組織越大，集體組織的范圍就越大，人際關系就越復雜，集體主義的外在表現就越明顯，而地緣因素則會對個體所形的關系網絡起到地域區隔的作用，使得個體的集體主義傾向更為明顯，而經濟水平使得人們在日常生活消費的過程中形成不同的群體，也會導致不同群體對自己所處群體的認同，進而促使個體集體主義行為傾向的出現。

表1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在不同權力層次下的特征屬性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任意一個文化中都會存在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行為，也正因為如此，作為一種個人的價值取向，華人個體的集體主義與集體主義文化是有區別的?；谥袊怂幍奈幕h境，可以將中國人的“集體主義”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涉及文化整體價值理念的層面，它是指“某一些文化對其成員的要求是一切‘以國家、社會、集體為重’的，表現團結一致的整體行為現象?！保钪蟹? 2013），也即中國傳統語言中所謂的“群”（余英時, 2010）。一般而言，處于文化整體價值理念層面上的文化價值體系一般會通過以下三種途徑來影響個人價值觀的形成：1. 社會制度、傳統規范等外在壓力；2. 價值內化；3. 形成超我的一種理念（Spiro, 1986）。中國人“集體主義”的另一個層面則與個人密切相關，即心理學家所界定的“個體集體主義傾向”，由于人們與其所在的團隊或群體及其成員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系，對于個體所在集體，集體主義強調個體對集體的忠誠和依賴，而個體所在集體反過來也會對這些成員履行集體的保護職能（王國保, 2010），因此，高集體主義的個體更多的時候會以“我們”為中心，強調對集體從屬和依賴，在很多的個人行為決策時會以集體的利益作為權衡的標準（Triandis & Gelfand, 2012）。那么在華人群體中，群體概念上的集體主義如何作用到個體的心理層次，個體層面的集體主義會有什么樣的表征呢？

中國文化情境下，組織中的集體主義可以被認為是文化理念與價值體系的混合體，集體主義將團隊與其中的個體的關系作如下解讀，并以此作為個體的指引：只有團隊才會給予個體提供價值充分實現的平臺，離開了團隊，個體有可能什么都不是，同時，也只有在團隊利益得到保障之后才會給予個體利益充分的保護，也即“大河不滿小河干”的論調。

有中國特色的“集體主義”價值體系盡管強調個體所在的組織是引導、團結及保障其中成員的利益的“集體”，但是還存在著集體主義下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即個人與組織的互相依賴關系是這樣一種關系：個人隨時照著組織所指定的方向去做出某些行為，并從這種對組織的服從中得到一定的回報，個體依靠這些回報來繼續維持這種依賴關系。因此，在華人社會中，在個體層面上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進行區別的話，用“社會優先（society primacy）”來標記集體主義，用“個人優先（individual primacy）”來標記個人主義更為確切。本文中對個人集體主義的相關分析及解釋也會以該區別為標準。

基于上述分析，集體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價值觀傾向，它在個體行為上具體呈現時，其實既可以存在于更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組織，也會存在于更強調集體主義的東方社會。而對于華人個體，當集體主義文化所蘊含的價值觀念在個體行為上得以體現時，個體更多是基于以個體為中心的差序格局規范來判定其與所在群體關系的遠近，并以此作為群體重要性的劃分標準，進而再對群體采取不同的集體主義行為（羅家德, 2008; 翟學偉, 2009）。這種集體主義行為傾向中的價值導向會出現一定的差異性，正如陳俊杰和陳震( 1998)在《“差序格局”再思考》一文中基于他們的調查資料指出：“差序格局”不單純是儒家倫理所認為的那種單一差序，現實的“差序格局”存在著極大的彈性和可塑性，它在現實中更多是社會倫理、個體情感與個體利益的一種混合，而人們也會自動的基于社會倫理、個體情感與個體利益來做出自己的行為決策（陳俊杰、陳震, 1998）。而黃光國和胡先縉（2010）在其《中國人的權力游戲：人情、權力和面子》一書中也提出華人個體在處理與他人的關系時，也會表現出帶有“差序格局”特點的行為，如對于有血緣關系的其他人，會使用集體主義的價值傾向來選擇個體的行為；對于無血緣關系但是關系親密的他人，則會采用混合的經濟交換和集體主義價值傾向來進行行為選擇；對于非血緣和非親密關系的他人，則會用經濟交換的價值傾向來作出行為選擇（黃光國、胡先縉, 2010）。因此，在結合有關集體主義及差序格局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中國人的集體主義是個體以自我為中心，基于差序格局的判斷標準，將個體與所在的群體的關系分為血緣、混合、經濟關系，并對之采取相應的集體主義價值傾向及行為選擇(見圖1）。也即個體在組織中的集體主義表現會基于其對集體主義情景及事件的差序格局的判斷，從而形成其情感性關系、混合性關系、工具性關系的認知，并以此作為其在組織中后續行為的指向。

圖1 華人個體集體主義行為決策的心理過程

四、集體主義的影響及對后續研究的啟示

集體主義因素會對個體的心理及生理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如有研究表明，高集體主義傾向個體的情緒會受到組織和諧、凝聚力的影響（Chan, et al., 2013; Houltberg, et al., 2011），集體主義傾向高的個體在組織中更多的會減少自己的背叛和反生產性行為，或者表現出更多的內省或自我約束行為（Kirkman et al., 2006）。Oyserman 等人（2002）基于1980-1999 年公開發表關于集體主義相關的的文章進行了元分析，發現集體主義的相關研究主要體現在自我概念、幸福感、歸因方式和人際關系的四個方面。而組織中的集體主義事件主要表現為一種人際關系及員工如何對上述人際關系事件進行處理，相關的集體主義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如下的支持：1. 人際交往方面，集體主義價值傾向的個體更為重視組織中人際間的良性互動，重視團隊的和諧氣氛（高錦德, 2009）；2. 工作投入方面，有研究表明，集體主義的個體更傾向于做出更多的組織公民行為（魏裕興, 2005）。

盡管目前集體主義的本土化研究正在興起，但是依據本研究對華人集體主義行為傾向的分析結論及對現有本土研究文獻的梳理，我們認為后續的研究還應當對我國集體主義理論研究中的以下問題加以關注：

1. 應開發出帶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集體主義傾向量表，該量表可以與西方學者的集體主義量表共同使用，從而能夠針對不同的組織關系群體使用不同的量表，提高研究結果的有效性。不同的集體主義文化下企業中的員工會有不同的行為反應及行為結果（楊軍敏等, 2014），有研究表明個體集體主義傾向會正向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Wagner, 1995），集體主義傾向對員工沉默有負向影響（樊耘等, 2015）。樊耘等人（2015）、Wagner（1995）所提到的集體主義有利于個體做出組織公民行為與陳文平等（2013）在其研究中指出的“集體主義關注組織和諧的特征不利于組織中建言行為的發生” 存在一定的差異性（陳文平等, 2013）。因此，上述的結論也給后續的研究指出了更為明確的方向，即后續的集體主義研究應在量表開發階段要更注意華人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序格局行為判斷標準，開發出既能夠體現通用集體主義定義、又能夠反映華人差序格局判斷行為的集體主義傾向量表，在華人個體集體主義量表開發時可注意以下三個面向的集體主義行為：血緣關系、混合性關系、經濟交換關系，因為華人個體很有可能會在不同的關系下做出不同的集體主義傾向的判斷和行為選擇。

2. 應當從理論解釋上引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點，使華人組織中集體主義傾向行為的解釋更適合于華人個體的實際。如前所述，不同集體主義傾向的個體在不同的組織情景中有著不同的行為表現，正如陳文平等（2013）指出“集體主義對建言行為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集體主義者注重集體利益，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沖突時，傾向于做出對集體有利的行為，建言行為由于能夠促進組織績效提升，在此種情境下易發生。另一方面，集體主義者又是注重集體成員的利益和集體和諧的，建言行為由于具有直接或者潛在的挑戰上級或者危害集體成員的利益的性質，可能破壞組織和諧，此時建言則不易發生”，即個體會基于不同的集體主義判斷而做出建言或不建言的行為。如果依據本研究對華人集體主義傾向的理解，在處于混合性關系或工具性關系的團體內，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集體主義傾向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并無太大的差異，但是一旦涉及家族組織（企業或家庭），集體主義傾向對員工職場行為的影響就有可能會出現顯著的變化，但目前還未有將家族企業家族成員的集體主義與普通員工的集體主義進行對比的研究，因此，在對華人個體集體主義所導致的外在行為進行理論分析時，我們更應當注意個體會以差序格局為判斷標準對集體主義行為事件進行判斷，這很有可能會導致其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及行為。

3. 應在同一個研究中引入更多組織形態（如家族企業、合伙企業、外資企業等）的研究樣本，對集體主義傾向行為在有血緣關系、混合性關系、工具性關系的組織中的表現展開比較研究。在眾多的集體主義研究中，研究重點一般集中在工作的內團體，而很少關注親戚群體（王永麗等, 2013）。在組織中，如果員工主要以混合及工具性關系來判斷相關的集體主義事件，那么這種事件所導致的員工的后續行為更為常見，而以情感性關系來對集體主義事件進行判斷的情景在組織中較為少見，樣本數據也更難收集，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對那些以家族成員為主體的管理團隊和非家族成員組成的管理團隊的行為及績效表現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對本文提出的問題進行檢驗。

五、結語

本文基于前人關于“集體主義文化”及“集體主義傾向”的研究，整合了華人社會中較為普遍的“差序格局”及個體 “血緣、混合、經濟”的關系文化，本文認為由于個人會基于“差序格局”而作出血緣、混合、經濟關系的判斷，華人個體會因此形成不同的集體主義行為傾向，并以此作為其作出不同的組織行為的指引。本文的上述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在不同的組織情景下，高集體主義的個體會作出不同的行為反應（陳文平等, 2013），也為后續的職場集體主義行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和量表開發指導。同時，在對華人的集體主義進行研究時，還不應當忽視集體主義傾向的動態變化，這是因為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流的頻繁，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有可能會逐漸縮?。↘ashima et al., 2004）。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削弱，相關研究表明，中國文化的順從權威、歸屬組織的思想與現代化文化背景下的平等主義、個人主義是不相容的，因而正在逐漸的式微，以香港的個體為樣本的研究表明，香港的中國人現在更多的是采用審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傳統文化，揚棄掉了那些與現代價值觀不相符的部分規范（金耀基, 1996），我們對于集體主義的后續研究也應當注意西方文化對集體主義的現代化影響，對其外在的行為表現進行更為準確的描述，為現代企業的管理實踐提供有益的支持和幫助?？傊?，研究問題的中國化僅僅是認識中國企業組織中現實問題的第一步，后續研究在理論分析和解釋上的中國化才是更為核心的問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的為華人企業組織中相關問題的明確和解決提供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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