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助力中國開放型經濟“不一樣”的未來

文/許德友

責任編輯 解梅娟

一、以“一帶一路”應對內外新變局

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通過“再工業化”吸引先進制造業回流，恢復了增長態勢，歐元區和日本則面臨著貨幣政策失衡、經濟政策結構性困局等問題，新興經濟體增長陷入更大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雙邊、區域一體化正成為全球化的主要驅動力，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加劇變遷，各類型的跨區域、全方位、高標準的自貿協定成為各國謀求國際競爭有利地位的重要平臺?；仡^再看國內，當前經濟增長受到國內資源、環境、勞動力的進一步約束，增長乏力、投資放緩、企業利潤下滑、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突出，外貿傳統優勢不斷弱化?？梢院敛豢鋸埖卣f，相比金融危機前的情形，中國開放型經濟目前面臨著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內外部環境。

不一樣就意味著“變”：外部的環境變了，自己的條件也變了，那么與其配套的開放戰略也得變?！耙粠б宦贰本褪窃谶@個“不一樣”的變局中應運而生?！耙粠А笔墙z綢之路經濟帶，它內聯我國中西部大部分省份，外通中亞、西亞和歐洲地區，是中國陸路向外聯通的最重要通道，也是中國東部向中西部產業轉移的延展區域。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意義是將國內區域開發與對外空間開放融合在一起，把中國東部向中西部的產業轉移以及對外轉移進行有機聯合，以對外經濟融合來優化中國區域產業布局，進而帶動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拓展中西部地區對外開放的深度、廣度?！耙宦贰笔?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它把我國沿海地區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歐洲串聯起來，將太平洋西岸經濟帶、印度洋沿岸經濟帶和地中海沿岸經濟帶聯通在一起，已與中國建立自貿區的東盟各國、市場潛力巨大的南亞國家都在這條“路”上?！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或地區多為發展中經濟體，與中國產業互補性強，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旺盛，相互間存在巨大的貿易和投資潛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倡議下“一帶一路”建設避開了日本、美國對國際規則的壟斷和控制，是打造中國自己“朋友圈”的重要載體，它能極大地平衡和拓展中國的對外開放格局。

可以說，“一帶一路”是我國新時期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中國經濟外交的新平臺。與沿線國家的市場共享可以充分發揮中國的大市場規模優勢，形成更多元化的貿易伙伴體系，挖掘國內中西部地區的開放潛力，拓展我國開放的空間縱深度，加速國內經濟增長驅動力由要素向創新轉變，并逐步形成有中國影響力的區域經濟規則體系。這些變化將助力中國開放型經濟開啟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二、“一帶一路”與“家底”不一樣：從成本優勢到競爭優勢

若把改革開放初期“家底”和現在的做個簡要的對比，可以發現，原來富有的勞動力、土地和環境現在已經十分稀缺，原來缺少的資本、技術和管理，現在已經不那么稀缺，而原來最缺少的市場，現在卻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并且還具有較快的增長速度。巨大的人口規模、快速的城鎮化、較快的人均收入增長水平、日漸龐大的中產階層等條件表明中國的大市場將是中國未來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基石。這其中涉及一個非常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問題。以前中國制造的鞋子暢銷全世界，那是因為制造鞋子所使用的生產要素是勞動，中國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最豐裕，所有中國出口的鞋子最有成本優勢，這個理論叫要素稟賦論?；谝胤A賦理論發展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是我國相當長時間內開放型發展的基礎。但現在我國出口到世界更多是機電產品，如工程機械，中國開始成為世界工程機械裝備的主要制造國和出口國，并且有技術、品牌、產業競爭力，顯然工程機械出口的競爭優勢不是來自勞動力的價格低廉，因為工程機械是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那么，中國出口工程機械的奧秘在哪里？答案正在于中國的大市場。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使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工地，工地使用最多的是工程機械，由此帶動了中國工程機械行業多年的繁榮；而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國內大拆大建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沒有了，所需要的工程機械也減少了，工程機械這個行業發展緩慢，因為市場需求少，企業的技術更新和盈利開始減少，競爭力逐漸下降，直至被中國的工程機械同行超過，甚至被收購。如三一重工收購德國大象。最大的市場需求國成為該產品的凈出口國，最大的市場成就最有競爭力的產品，這就是新貿易理論的本地市場效應。確定無疑的是，中國的大市場將是未來我國發展的最大動力，它使得中國的產業從成本優勢到競爭優勢?！耙粠б宦贰睉鹇詳U大了中國產品的市場規模，有助于消化國內過剩產能，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互聯互通、自貿區談判，本質上是擴大產品規模和市場規模，保證中國參與國際競爭從成本優勢到競爭優勢的平穩過渡。

三、 “一帶一路”助力“伙伴”不一樣：從“美國”到“東盟”

隨著世界區域經濟格局發展的演變，中國的貿易小伙伴們也開始變化。歐盟地區尚未從主權債務危機中完全擺脫出來，各國的緊縮性政策使得歐盟經濟復蘇乏力，這影響著與中國的經貿往來格局，即來自歐盟地區的訂單和投資少了，而歐盟是中國主要貿易伙伴國和先進制造業投資國；與歐盟的萎靡相比，中國與亞太地區、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投資往來日漸便利化，無論是相互投資還是貿易，其增速都超過了平均增速。與歐元區的經濟體相比，東盟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更快，與中國的空間距離也相對更近，其產業結構與中國目前產業轉型升級的契合性、互補性更強，中國國內龐大的市場為這些地區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這些地區也更依賴中國市場，中國在同這些地區進行經濟往來時的主導性相對更大。更關鍵的是，與“東盟們”的經濟合作內容更廣，范圍更大，不僅有傳統的進出口貿易，還有相互間雙向的直接投資，這些地區也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更有基礎設施投資合作，相互間更開放的資本、信息和人員的流動。隨著中國—韓國自貿區談判的完成、亞太自貿區的開啟、“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中國與“東盟們”的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將大幅度提升，這已經成為中國開放型經濟轉型的重要動力。

強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系，既是補回原來不夠重視的“欠賬”，更是現實地緣經濟政治復雜化的必然之選?！耙粠б宦贰钡拇蠓较蚴窍蛭靼l展，避免與重返太平洋的美國發生正面沖突，也盡量減少與日本在東亞的利益紛爭?！耙粠б宦贰毖鼐€的“伙伴”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滯后，對中國產品、技術、裝備、經驗的需求十分迫切，雖算不上中國的盟友，但對于新的發展機會顯然大多持歡迎的態度。

四、 “一帶一路”助力“地方”不一樣：從“沿?！钡健皟汝憽?/h2>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所謂的“大”是說，人口規模大、國土面積大、區域差異更大。東部沿海地區已經進入后工業化，中西部大部分地區尚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很多農村地區還徘徊在低收入階段。這種巨大的空間發展差異是我國科學發展的難點所在，但同時也是繼續維持較高速度發展、延續已有比較優勢的潛力所在。日本經濟學家赤松曾提出雁陣模型理論，即隨著不同地區要素稟賦的變化，產業也會在不同區域間進行重新配置，形成有先后梯度次序的“雁陣”。如日本的電子信息產業首先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年代向東亞四小龍轉移，然后東亞四小龍在80年代將這些產業又轉向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中國東部沿海，進入新世紀以來，產業向越南、老撾、孟加拉國以及中國中西部地區轉移，從而形成一個空間擴散式的梯度轉移。在我國內部，這種雁陣模式層次也很完整和明顯，即東南沿海因為政策優勢和臨海優勢成為開放型經濟的先發地區，當前很多產業在沿海不具備優勢的情形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可以維持原有的成本優勢和規模優勢保持原有的競爭力，同時也帶動中西部的經濟發展。我們的研究認為，大國發展的“慣性”很大，轉型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中國的人口結構和規模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工業化依然是推動我國保持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地域面積大造成的梯度轉移延續了傳統優勢并維持總體經濟轉型發展“不斷檔”，在產業轉移中形成沿海與內地互聯互補的專業分工關系，建立互補的產業體系，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發揮大國的綜合競爭優勢。

“一帶一路”可謂開啟中西部開放、沿邊開放和促進產業梯度由東向西轉移的最佳策略，“一路”涉及覆蓋了國內中西部所有?。▍^、直轄市），一直以來廣大的中西部內陸地區長期游離在對外開放的進程之外，“封閉→落后→更封閉→更落后”的邏輯鏈形成惡性循環，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啟動中西部地區的開放，既能以產業梯度轉移維系傳統優勢，又能從封閉的不發達經濟逐步轉向開放經濟，從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

五、 “一帶一路”助力“發動機”不一樣：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面臨著增速下滑、結構轉型等“新問題”，解決“新問題”要有“新思路”?！靶滤悸贰辈皇莵碜阅骋粋€具體的政策，而是恰恰同樣來自“經濟規律”，那就是越來越挑剔的市場需求和越來越活躍的產品創新。市場需求的成長表現在兩個方面：規模的擴張，層次的提升，即所謂的“量增質提”，“量增”使得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從2011年開始，最終消費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首次超越資本形成總額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百|提”使得消費者對產品質量、品牌、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這倒逼作為供給者的企業轉型。隨著競爭的加劇，微觀企業為獲得市場而不斷地進行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經營模式創新，創新成為企業獲得市場競爭優勢的不二法門。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所言：“一個與過去30年大不相同的經濟增長結構開始浮出水面：逐步轉向以消費、服務業為主，更多地依靠內需，更多地從要素效率提升獲取動力?！边@清晰的表明，推動中國經濟前進的“三駕馬車”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轉變：投資和出口的驅動力減弱，消費的驅動力增強。資本、土地等要素驅動弱化，創新、內需等新式驅動趨強。創新讓“人工成本”升級為“人力資本”，使模仿復制轉變為自主品牌，從而引領“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對于已經高度融入世界經濟的中國而言，這種轉型顯然是在開放的環境下進行，與歐美等發達經濟體進行經貿往來，中國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優勢尚能發揮作用，在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源密集型產品或低附加值類產品領域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但隨著“一帶一路”開放戰略的實施，同樣處于較低發展層次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會對中國的低附加值、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巨大沖擊，這會倒逼或誘使中國增長的動力更快更迫切地從“要素”轉向“創新”。

六、 “一帶一路”助力“身份”不一樣：從“邊緣者”到“主導者”

從中國參與國際經貿活動的地位和身份變化看，改革開放后的相當長時間里，中國都只能算是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的外圍觀察者，既沒有加入人家的“游戲”，更不可能去影響人家，當然也不會享受到加入其中的好處和利益。中國開放的日漸深入使得我們認識到加入這些全球性經濟組織的重要性，你不加入人家就不會跟你玩，成員國間輕易就享受到的最惠國待遇、投資便利等好處，圈子之外的中國只有眼饞的份兒。因此中國開始了加入這些組織的談判過程，如中國加入WTO，盡管在談判時國內存在種種擔憂，但入世后中國馬上就感受到了WTO給我們帶來的廣泛紅利。中國同周邊國家和國際性組織的互動開始頻繁起來，角色也開始從游戲中的邊緣者向游戲里的重要一員、乃至影響者過渡，“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國”成為現實，我們在履行大國義務和責任的同時，也正成為影響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在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不振，中國經濟的強勁表現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龐大的消費市場、持續的產業競爭力、充裕的外匯儲備讓中國的國際經濟話語權進一步加大，中國在某些談判議題上開始展現出一定的主導權，成為部分國際規則的發起者和主導者，這既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表現，更是中國開放型經濟轉型的動力所在。

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是中國利用和施展規則影響力的最好平臺，更是中國經濟外交的有機組成部分，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倡導貿易暢通、道路聯通、貨幣流通、政策溝通和民心相同以及命運共同體目標，實現從外交服務于經濟到經濟外交的轉變。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如何在自己打造的圈子里帶好頭，形成一種新型區域機制，使得各參與方從中獲益，贏得國際支持者，考驗著中國對國際性組織的管理、組織、運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