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治理中內生型志愿力量的培育路徑

文/蘆恒 張蕾

責任編輯 解梅娟

一、內生型志愿力量與基層社會治理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會和人民生活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文化及生活觀念逐漸多元化，民間組織開始發展，但同時社會流動加劇，社會問題及不穩定性因素增多?？傊?，目前的社會環境在更加多元化的同時也面臨著更多的社會風險。十八大后，政府提出創新和加強基層社會治理模式，表現出想要改革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的理念，力求鼓勵及倡導基層社會力量的自主與參與，培育他們的自治能力。從福利與需求的角度來說，基層社會力量既是治理的主體也是治理的受益者，新型治理模式旨在整合基層社會居民的多元需求，協同基層社會力量，以民主協商為主要方式，構建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模式。政府在其中主要充當的是資源提供者及組織管理者的角色，具體的運作則通過居民自治與參與來完成。

在這種新模式的要求下，要真正避免基層社會組織的行政化趨勢，激發起居民自身的參與性及自主性，就有必要培養一支群體內部自發形成的志愿者隊伍，筆者將其總結為培育內生型志愿力量。所謂志愿力量，既強調其自發、自愿，并具有無私助人的公共精神，也強調其具有深層次的群眾基礎及組織基礎。從志愿服務的“求與助”的角度來說，內生型的志愿力量源于熟人社區之中，由社區居民自主參與而形成，既能真正傾聽到來自基層的心聲和需求，又可以開展有針對當地居民真實需求的服務，即打通了“求與助”的通道，比起外助型力量，內生型志愿力量更加能評估和滿足居民在物質和文化認同上的需求，避免出現形式化和儀式化的公共資源浪費現象。同時，從社會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上講，培育內生型志愿力量不僅可以培育一支可以維護社會穩定的隊伍，更重要的是，可以激發出基層社會的民主參與性，培育基層社會居民的一種公共精神，加強基層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提高凝聚力和和諧性，形成有旺盛生命力的基層治理系統。

二、內生型志愿力量：傳統的再發現與公共精神培育

內生型志愿力量并非靠口號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就能“催生”而來，而是需要回歸到傳統文化之中，去挖掘具有公共文化及公共意識的元素和精神傳統。如孟子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禮記》中所提倡的賢能者應該做到：“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梢?，倫理秩序對傳統社會的影響在于規范人們的責任和義務，在禮儀、德治、孝義等觀念方面，先賢們所提倡的是建立一個互助和諧的社會。然而由于中國社會正在面臨著劇烈的轉型，風險和不穩定性日益加大，功利主義及消費主義橫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所缺失的也正是這些積極正向的精神和凝聚力。但是中國社會中也不乏積極與傳統公共文化資源鏈接自發開展公共活動克服功利主義和個體主義的例子。

筆者在之前的調研中了解到的吉林省扶余市農民自發形成的村民志愿者在農村空心化背景下，重新讓農民自愿參與到公共生活中來，在建設美麗鄉村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該組織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鄉賢張利和劉佩文發起，并通過道德宣講發展志愿服務帶頭人等手段，至今發展壯大為分布60多個村屯3000余人的志愿者隊伍，成為除了村委會、合作社之外的農村社會治理新主體。其特點在于，“鄉賢”和“自愿者”成為農村社會管理和公共性建構的主體，“德育”和“善為”成為建構新型鄉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農民志愿者在農民認知方面重視“德育”的重要性。鄉賢開展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核心的“五倫八德”為基礎的傳統倫理道德教育。通過在農家大院等公共空間運用農民自己的語言開展道德講堂、文化論壇，同時編排農民道德小品和歌舞，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用接地氣的語言將其逐漸內化于每個村民心中。在農民的行為方面重視“善為”的重要性。鄉賢通過身體力行、互助幫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當地的社會聲望，動員村民通過義務勞動、捐款捐物等方式開展志愿服務，不僅積極參與農村風貌建設，還引導村民摒棄賭博等不良惡習，轉變社會風氣。此類農民自發參與農村公共生活建構的形式，彌補了傳統“村政民治”的農村社會管理模式的單一性、威權性缺陷，同時也規避了農業合作社追求小集團利益的風險，形成了“政治、經濟、德育、善為”為一體的“政經德善，多元協治”新型農村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值得多地借鑒與學習。村民志愿者組織的實質是一種利用傳統儒家文化激活的內生型志愿力量，在新鄉賢的道德動員下，以善行德化的形式激活農民互幫互助的公共精神。此外，公共精神的培育也需要內生型志愿組織與當地的傳統儀式和民間習俗等公共文化資源進行鏈接。迪爾凱姆將公共儀式視為具有增強團結作用的集體情緒和社會整合現象，儀式作為一種社會群體性行為，也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規范形式，社會群體與儀式存在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認為，傳統儀式不僅可以對成員形成一定的約束，更重要的是，能夠強化群體內部的認同感，更多的時候，儀式也起到一定的社會動員的作用。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經歷多次戰爭及運動革命，毀壞了許多有影響力的傳統精神及文化象征符號。但在文化習俗的保留方面，農村社會比城市做得更好。因此，農村在培育內生型志愿力量方面存在文化優勢，我們不妨也采用“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先從傳統文化和習俗保留得比較好的東南沿海地區入手，鏈接傳統宗族文化中的公益資源，在祠堂等公共空間開展傳統文化教育，恢復宗族的慈善行為，建立村民志愿者，最終讓農民將公共精神內化成自己的認知和行為的一部分。即使流動到城市打工生活，也會在當地保持志愿服務的傳統，并將公共精神傳承給下一代，從而形成一種“流動”的公共性，促進城市基層管理的良性運行。

三、結論

在日益遭受理性化和利益化侵害風險叢生的現代社會，借助傳統文化和習俗來找回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重塑凝聚力是培育現代中國社會“公共精神”的一條路徑。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不同，中國傳統社會從來都不乏善德精神，但這種精神還欠缺一種凝聚力，需要形成一股公共理性力量。我們已經意識到了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倡導居民自主、自治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之上，應當經由成功模式的推廣以及政府的宣傳鼓勵，來動員組織基層社會的志愿力量。雖然這種“公共精神”及自主參與性精神的培育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積累，但在社會轉型的浪潮之下，應該倡導這種正向精神的培育與激勵，這樣才能讓民眾在國家的社會和諧建設與治理之中，為其助力的同時也更好地享受發展帶來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