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常態為引領，實現中國經濟提速增效升級

文/于平

責任編輯 解梅娟

“新常態”是一個新的經濟術語，“現在成為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大邏輯”①。習近平總書記概括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雹谶@是在科學分析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特征后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是對我國經濟發展現實認識的創新與飛躍。

一、新常態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形態的必經階段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創造了獨一無二的世界奇跡。據世界銀行計算，中國經濟以10.1%的平均增速持續增長30余年，2014年，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經濟總量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家，經濟總量是日本的2倍、印度的5倍。但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引起其他國家的抵制和恐慌，“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的聲音從來也沒有間斷過，在海外的媒體上每隔一段時間就能看到：“中國經濟不行了”的報道。今年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在美國《名利場》雜志發表的《中國世紀》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以拔得頭籌之勢進入2015年，并很可能長時間執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國已回到它在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間里所占據的位置?！雹圻@種按購買力評價法計算的中國經濟就這樣“被第一”了。事實上，中國與美國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經濟總量上，中國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1/8，在其他方面，諸如文化、體育、軍事實力等方面的差距也很大，這樣的言論可以說是“中國威脅論”的一種翻版。除此之外，面對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中國崩潰論”之聲也不絕于耳，二者的共同特點就是質疑中國經濟發展。

過去，中國經濟的超高速增長肯定是“非常態”的，長久的高速增長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我們必須根據中國發展的實際情況調整經濟發展的速度?，F在，新常態下我們要提質增效升級，速度降低但質量會更優，這種轉換表明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規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是中國經濟增長階段增長動力的根本性轉換。它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將告別過去多年的高速增長，邁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①的一個歷史新階段，也預示著中國正在從經濟奇跡向經濟常規發展的重大轉變。

二、新常態下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

2013年，面對中國經濟形勢“三期疊加”的困難局面，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問題，并及時做出了戰略性的轉變。在2013年12月10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他說：“我們注重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各類問題，既防范增長速度滑出底線，又理性對待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既強調改善民生工作，又實事求是調整一些過度承諾；既高度關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房地產市場、影子銀行、群體性事件等風險點，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局部性問題演變成全局性風險?！雹苓@是“新常態”的概念首次在中央文件中的正式提出，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提出的格林威治時間。⑤在這之后的一年里，習近平總書記在各種場合，四次完善他的經濟新常態思想?？梢?，新常態的提出更重要的是以經濟問題為導向，中國經濟要改革，要進入增速換擋、結構調整的新階段，主要是因為經濟領域面臨著許多嚴重問題，區域性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隨時都有可能演變成全局性風險，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我們以產業結構的轉換為例，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趨勢是：一產比重下降，二產比重迅速上升，三產份額增長緩慢，與此相對應的正是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比較低的農業部門轉移到勞動生產率比較高的制造業部門。但是，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的第二產業已經趨向飽和，一般加工業出現了大量的產能過剩，人口和資源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轉移成為普遍趨勢。從國際上看，服務業比重增加是產業結構優化的一個標志，但是，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制造業也是一個普遍規律。研究顯示，中國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低于制造業，前者只相當于后者的70%。［1］（P95）因此，當資源配置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的過程中，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速）出現下降不可避免。在歷史上，94.4%的發達經濟體也都經歷過類似的過程，有些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過快，經濟增速下滑的幅度更大。中國經濟結構面臨的問題既有產業結構問題，也有產品結構問題，還有地區結構、所有制結構、人口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以及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和出口結構等等，都需要在新常態階段作出方向上的大調整。而前一段時間中國經濟面臨的嚴重產能過剩、大規模的地方債務、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和群體性事件激增以及環境污染到不能承載經濟高速發展之重等問題，有些問題是數量問題的累積，但是從根本上說，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結構引發金融的資金結構投向發生扭曲，是以GDP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宏觀調控政策以及改革滯后累積矛盾的共同結果。

三、以新常態為引領，實現中國經濟提速增效升級

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著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堅持穩政策穩預期和促改革調結構“雙結合”，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為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做出新的戰略部署，有助于實現中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2］

（一）以“三雙”重構中國經濟新生態

一是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是經濟新常態的核心和主要標志。中高速（7%）增長代表的是數量指標，是經濟發展前提；中高端水平（結構）代表的是質量指標，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條件?！半p目標”采用兩點論，經濟發展既要速度，也要質量。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從而把經濟發展推向更高層次。

二是堅持穩政策穩預期和促改革調結構“雙結合”，是對“穩中求進”的具體落實。穩政策穩預期，給企業家、投資人和老百姓一個明確的政策信號，讓大家放心投資，大膽投資，對未來生活充滿期盼。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穩定和完善宏觀經濟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增效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松緊適度的這些做法，表明中央不斷改善政府宏觀調控的科學性，更加注重預調微調，更加注重定向調控，用好增量，盤活存量，重點支持薄弱環節、小微企業和實體經濟發展，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⑥，就為促改革，調結構預留出空間和時間，經濟就會“穩”中有“進”，經濟發展質量就會得到進一步提升。

促改革調結構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如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投融資體制改革等要在這一年繼續深化，還要統籌兼顧其他各項改革的配套。在牽動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一定會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增強發展新動能。

改革要發力，結構調整也要發力。2015年也是全面調整經濟結構的緊要之年。在經濟轉型期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調整的難度也很大，有些結構問題不僅涉及經濟領域，而且與上層建筑、政治生態、體制機制都緊密相連，真可謂牽一發動全身。今年的結構調整主要是突出重點，增加研發投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強質量、標準和品牌建設，促進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比重提高、水平提升，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實現在發展中升級、在升級中發展。

三是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雙引擎”，這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當前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減弱，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造傳統引擎，打造新引擎。一方面，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是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環節，是打造服務型政府和激發政府活力的關鍵一招。政府加大對教育、衛生等的投入，鼓勵社會參與，提高供給效率。這既能補短板、惠民生，也有利于進一步拉動政府消費，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既可以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進社會縱向流動和公平正義。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保持市場活力的源泉，是促進經濟新增長點形成的有效方式。我國有13億人口，9億勞動力資源，千千萬萬個市場細胞活躍起來，必將匯聚成發展的巨大動能，一定能夠頂住經濟下行壓力，讓中國經濟始終充滿勃勃生機。

（二）以改革開放助推提質增效升級走上快車道

《政府工作報告》中將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定為7%左右，比去年下調了0.5個百分點。容忍經濟增速略有下降，將賦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更大的空間，有利于經濟提質增效升級走上快車道。

首先，改革的動力來自于政府自身的革命，即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改革力度。今年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進一步向市場釋放活力。同時，中央還注意到，簡政放權絕不是一“放”了之，如果權力放下去了，地方政府不作為、不落實，市場活力的釋放仍然達不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在加大簡政放權力度的同時還必須加大放管結合的改革力度，重點解決“最后一公里”問題，讓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乘法”落到實處。

其次，扎實推動重點改革，拿下那些最難啃的“硬骨頭”。對增加宏觀經濟運行風險系數的重點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重點改革，主要包括推動財稅管理體制改革取得新進展；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大幅度縮減政府核準投資項目范圍，下放核準權限；加強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等。此外，能源、交通、環保、通信等領域價格改革加快，啟動科技資金管理、考試招生、戶籍、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等改革。以上諸多的改革措施，重點解決經濟運行的區域風險和財政金融風險增加的結構性問題，以及社會事業改革和配套改革落后造成的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平衡問題，在“擠水分”、“去泡沫”、“控杠桿”、“求均衡”上加大改革力度，提前化解解決運行中的風險。

最后，用開放倒逼改革，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實施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建設。積極推動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建設，在全國推廣成熟經驗，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開放高地。

（三）讓創新驅動成為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新動力

“提質增效升級”是與原來的數量擴張型粗放增長相對應的，其核心含義是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通過降低成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產業產品轉型升級來提高經濟效益。［3］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口，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2］這意味著原有的發展思路已經不能解決現有的問題，必須通過創新驅動增強經濟發展的新動力。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首次把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期望在經濟由高速發展轉為中高速發展的時期，依靠創新驅動發揮巨大作用。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破除一切制約創新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創新潛能，提升勞動、信息、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效率和效益，強化科技同經濟對接、創新成果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產業對接、創新項目同現實生產力對接、研發人員創新勞動同其利益收入對接，增強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營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⑦新常態呼喚增長動力的轉換，把增長動力真正從要素驅動轉換為創新驅動，中國這艘大船才能更有動力，行穩致遠。

[1]李揚，張曉晶.論新常態[J].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李克強.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N].人民日報，2015-03-17.

[3]李佐軍.“提質增效升級”，要闖四關[N].環球時報，2015-03-09 .

注釋

①參見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新華網2014年12月11日。

②參見習近平所作的《謀求持久發展，共筑亞太夢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演講》，《人民日報》2014年11月10日。

③參見新華網《2015，世界進入“中國世紀”？》， 2015年1月1日。

④參見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2013年12月11日。

⑤參見《施芝鴻獨家解讀新常態：認為GDP不再重要是誤解》，鳳凰財經2015年3月4日。

⑥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合理區間論”是指保持經濟增長始終處于不突破下線失業率和上線通貨膨脹率之間。

⑦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澎湃新聞網（上海）2015年3月2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