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服務抑或政策倡導——中美語境下的“慈善”內涵比較

文/葛亮

責任編輯 解梅娟

目前，部分研究并未注意到，“慈善”在中國語境中的內涵與在美國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國，“慈善”意指向社會某一部分群體（主要是脆弱群體）直接提供社會服務，或者通過捐助等間接手段提供社會服務。而在美國，“慈善”另外包括政策倡導方面的內容。本文所指的社會服務，是從狹義上來理解，指直接為改善和發展社會成員生活福利而提供的服務。所謂政策倡導，是指來自社會的力量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影響國家政策制定、實施、評估，進而從根本上改變生存環境的行為。本文將以美國“慈善”作為參照，厘清中國語境下“慈善”內涵中社會服務和政策倡導的位置。當然，“慈善”包含的要素是廣泛的，本文謹以社會服務和政策倡導方面的探討，試圖推動中國慈善研究對基本內涵的關注。

一、美國“慈善”與政策倡導

在美國慈善于18世紀中葉由 Charity 向 Philanthropy變遷的過程中，美國慈善的具體表現形式由鄰里、社區慈善以及宗教慈善向世俗的組織化慈善轉變。后者又可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由英國殖民者發起的，借用股份公司模式的志愿協會。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慈善模式。另一種則是自下而上的慈善模式。由本杰明·富蘭克林領導創建的慈善組織Junto則是這方面的典型。依照Gross的觀點，這一組織是作為“庇護和權力精英世界的中產階級替代品”出現的，它具有“更多的民主取向”。[1](P38)如果說Charity時代的慈善事業更多包含的是社會服務取向的話，那么，當Charity逐步向Philanthropy變遷的過程則是美國慈善由單一社會服務轉向社會服務和政策倡導共融的過程。在鄰里、社區慈善中，對他人的幫助更多地是出于愛和善，致力于緩解受助者生活上的窘迫和身體上的疾苦。宗教慈善則通過向現代意義上的“脆弱群體”提供食品、藥品、居住方面的幫助，致力于鞏固神圣世界中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關系。由英國殖民者發起的組織化慈善從內容上而言，仍舊是以提供社會服務為主，它表現為商人和紳士對社會下層階級的關心。但由富蘭克林創建的Junto則開始明確采取Philanthropy的慈善取向。它致力于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的源頭，幫助窮人提高改變自己生活境遇的能力。依照Gross的記載，它在北美大陸創建了第一家捐贈圖書館（Subscription Library），也就是今天的費城圖書館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Philadelphia）。另外還包括第一家學術機構，美國哲學協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即今天的賓夕法尼亞大學。[1](P38)這些組織已經具有明顯的現代慈善的跡象。類似的學術機構不僅僅是為了緩解社會下層群體一時的疾苦，而是希望通過理性和知識在人群中的傳播，提高人們認識世界的能力。通過此舉，旨在提高人們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實現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在Charity和Philanthropy仍可共存的年代中，美國慈善的政策倡導已經表現出了一定的苗頭。

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 始，Charity和 Philanthropy的理念在美國慈善中已經變得不那么容易共存。美國的富豪希望將商業和科學的方法用在慈善事業上，試圖用商業和科學中的理性直擊社會問題形成的根源。于是，慈善不再是僅僅解決貧窮、疾病等直接的社會問題?！翱茖W慈善”①的理念開始興起?！翱茖W和類商業的慈善方法，是直擊社會功能不健全的根本原因……它的解決方法，在于對社會的科學調查”。②但是美國的這些富豪，對于科學慈善的具體方法并沒有清晰的認識。在初期，他們主要采取對四種組織機構資助的方法。首先是對大學，如芝加哥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其次是對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的獨特之處在于，其中的研究人員經過嚴格挑選，他們進入到機構以后，并不需要承擔任何教學任務，機構中也不存在學生。并且，由于有足夠的資金支持，他們無需受到政治影響。他們的主要任務在于按照自主的旨趣進行研究，并進行政策倡導。再次是擁有明確目標的信托機構，這些機構通常有明確的倡導使命，一旦使命完成，組織也宣告解散。最后則是社會工作機構。這類機構介于傳統的慈善組織和現代的慈善組織之間。進入到20世紀以后，以拉塞爾·塞奇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為標志，美國慈善的大量物質資源開始以基金會的形式呈現。這些基金會成立以后，其主要的資助對象仍舊是高校、研究所等科研和教育機構。

這就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影響?！八鼈儎撛炝艘粋€復雜的研究機構系統，這個系統致力于生產、溝通、控制對公共政策有影響的研究”。[3]美國慈善通過在高等教育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資源投入，并不僅僅是慈善資源投放渠道上的變遷，而是蘊含了慈善內涵的變遷。這一變遷意味著美國慈善開始由過去向受助者直接提供物質幫助轉向通過積極影響政府的決策，進而以政策為載體改變受助者面臨的直接生存環境，以及通過政策出臺和實施避免形成制造潛在受助者的環境。從直觀上看，慈善的這一內涵變遷形成了一大批因慈善捐贈產生的與社會現實問題緊密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和社會科學人才儲備。這類研究并不是單純的象牙塔里的學術智力活動，而是廣泛存在于高等院校以及獨立科研機構中，并且與政府決策形成緊密聯系的科研活動。社會科學人才的儲備則為美國政府決策參考提供了充足的人力保障。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美國慈善與政策倡導逐步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

如果說世紀之交美國慈善的政策倡導還較為含糊的話，那么，1949年《福特基金會政策和項目研究報告》的出爐則徹底宣告政策倡導在美國慈善中的重要地位。該報告詳細闡述了為了推進人類福利，福特基金會將會關注的五大領域，它們分別是：和平的建立、民主的增強、經濟的增強、民主社會中的教育、個體行為和人類關系。[2]對教育、貧窮、疾病等傳統慈善問題的關注，其焦點絕不僅僅是這些問題本身，它們與意識形態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從某種程度而言，慈善內涵中的政策倡導意蘊遠高于人類面對的基本生存問題。這也難怪冷戰時期以來，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對美國基金會的慈善捐助大多報以謹慎的態度。實際上，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有美國學者業已提出，“慈善的‘倡導角色’和‘公民角色’顯然是民主社會的必需品”。[3](P156)還有的學者總結道，美國基金會的角色包括“維持社會的多元化和多樣性，以及構建公民社會”。[4](P42)這也引得一些歐洲學者甚為羨慕，高呼“當代慈善區別于傳統慈善，是因為，前者囊括了健康、環境保護主義等廣泛的公共事業，不僅僅關注濟貧、教育等傳統內容……歐洲慈善應該學習美國的模式，將慈善作為增強歐洲公民社會的一股經濟和社會力量，發揮慈善的倡導角色”。[5]（P774-789）

二、中國“慈善”與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的理念是與福利國家的理念結伴而生的。盡管我們可以在17世紀初的《濟貧法》中看到國家在社會服務中扮演的角色，但西方社會福利國家的理念于19世紀后半葉才逐步完善。依照梁其姿的觀點，福利國家的理念是“西方國家在新的經濟環境、新的社會階級關系相迫之下”逐步發展的。[6](P132)相較西方，中國福利國家理念興起與發展的過程則要晚很多。在同一時期，當西方世界社會服務的職能逐漸由國家和慈善組織共同承擔，并且由國家占主導的時候，我們身處的東方古國依舊由古典形式的慈善組織承擔主要的社會服務職能，國家還沒有以類似福利國家的制度化形式介入到社會服務中來。

在中國古代，與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相關的一切事務，首先會依托小家庭解決，這是由中國傳統社會家庭功能的特點決定的。一旦小家庭無法解決，各種形式的慈善則登上了功能的舞臺。應該說，在中國古代，“慈善”與“社會服務”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慈善在中國古代涉及的人群大致可分為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從事的事務大致可分為施藥、濟貧、施棺、惜字、賑災、撫恤、育嬰、借錢等。而從事這些慈善活動的組織形式大致可呈現為善會善堂、族田義莊、會館公所等。

所謂善會善堂，是一種興起于明末清初，初期具有民間自發結社性質的慈善組織。它在明末的表現形式是同善會，到了清代，逐步發展成為成熟的善會善堂，到了清末民國年間，又逐漸演化為義賑會等形式。根據夫馬進的研究，自明末同善會開始，一直到清初的善會善堂，“結社”是這類慈善組織相當關鍵的一個特征。[7](P151)在這類慈善組織當中，救濟對象由會員推薦，救濟金由會員自發捐贈，經營管理由會員共同承擔。[7](P105)在明末，同善會的主要救濟對象是孝子節婦、道德正義的貧老困苦以及在科舉考試中落榜的考生。同善會一般從經濟上對這些人群進行幫助。到了清代，善會善堂主要的呈現形式是掩骼會、施藥局、普濟堂、育嬰堂、清節堂等。暫且不論這些救助對象的選擇與特定的道德教化之間的關系，無論哪種形式，善會善堂都是向社會當中的“脆弱群體”提供最基本的社會服務，幫助他們克服生活當中的窘境。從清末開始，善會善堂在維持原有社會服務職能的同時，開始大規模地介入到義賑中。很多時候，全國的善會善堂都會連結起來，組建協賑公所。如果全國某一個地方發生了規模較大的災難，協賑公所就會發動全國的善會善堂在當地進行資金募集，然后跨地區對災區的群眾進行幫扶。這就使得救災工作得以動員全國的力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相較于美國的慈善組織，善會善堂在其興起和發展過程中，將其絕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向群眾提供社會服務上。盡管它所提供的社會服務的覆蓋面還相對較為狹窄，只是針對一群在道德上應和了儒家傳統的“脆弱群體”，但這種慈善形式畢竟還是有著明顯的社會服務取向。

所謂族田義莊，前者指的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一些官宦或者商賈，憑借自身力量購置田地，并將其全部或者部分收益用于同一族人的慈善形式。后者指的是，當族田達到一定規模之后，義莊是族田的實體管理機構。依照國內目前一些較為權威的研究顯示，族田義莊的慈善形式起源于北宋，尤以范仲淹案例為標志性的首創。[8](P44)具體說來，族田可分為義田、祭田、族學田、役田等。族田義莊的建立，其直接目的通常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滿足人們生活中的各種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的生存和發展事項。它“濟養群眾，使族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兇葬皆有贍”。[8](P72)其次，它涵蓋的范圍主要是同一宗族，這和中國封建社會宗族宗法制的特性緊密相關。也就是說，族田義莊存在的主要意義在于，向同一宗族的社會成員提供社會服務，滿足他們因自身能力不足而無法實現的生活和發展需求。

所謂會館公所，前者主要是指以地域為紐帶，在異地建立起來幫助同鄉的社會團體，后者主要指以行業為紐帶，以幫助同行為主要目標的社會團體。在中國古代，這是一種“具有很強排他性和濃厚封建宗族文化傳統”的慈善形式，[9](P196)由于中國古代國家并沒有承擔起教育、疾病、保險等福利責任，因此，會館公所從事的慈善事業主要集中在“助喪、襄學、施醫、濟貧”四大方面。[9](P208)如果有人客死異鄉，會館公所就會在出錢“運柩回鄉”，或者在當地建立“義?！?，或者接待前來奔喪的死者家屬。有些會館公所在異鄉開辦診所和醫院，為患病的同鄉看病，或者給他們必需的藥品。而濟貧則是幾乎所有會館公所日常的工作，為流落他鄉的同鄉或者難民提供必要的經費，幫助他們回鄉，解決一時的困難。與美國慈善對教育格外重視相似，會館公所也通過開辦“義塾、義學、新式學堂”，使得同鄉能夠享受教育的權利。差別在于，美國慈善對教育的重視部分是希望通過教育形成倡導的力量和構建倡導的路徑，但會館公所對教育的投入更多則是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他所提供的各類教育資助和教育服務，仍舊服務于封建社會科舉考試的范疇，并且聚焦于傳統儒家思想的傳承。其根本目的在于，商人希望通過資助教育的形式與現代意義上的體制內的官員搭上線，進而利用體制內資源。因而，它不可能向美國慈善所推崇的那樣，形成一股指向政府的倡導力量。無論會館公所實際從事的事務是什么，它的主要表面形式還是向同鄉提供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基本社會服務，彌補國家在此領域的缺位。

新中國建立以后，無論哪種形式的慈善組織，都被改造成為國有的專業性機構，或者干脆消亡。慈善在中國短暫缺失了30余年。進入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各種官辦和民辦的基金會、福利機構、慈善組織重新出現在中國。就形式而言，它們與中國傳統的慈善組織有較大差異，但在差異背后，則是對慈善組織社會服務職能的傳承。就這層意義而言，兩者并無多大差異。慈善重新被引入人們視線之初，就被視作是對國家福利不足的一種有效補充力量。這就意味著，一方面，新時期中國慈善關注的焦點內容和焦點群體在大方向上，與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有較大相似度。它主要關注群眾基本生存和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潛在地，人們將慈善事業作為國家的合作者，而不是美國意義上的競爭者。在中國慈善最近3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無論其它方面怎么變化，慈善事業關注的焦點從未真正脫離過基礎教育、救災、扶貧、助殘、科技、養老、醫療等領域。而在一些相對較為敏感的領域，如環保、政策研究等，中國慈善事業或者選擇回避，或者選擇有保留地介入。進入到21世紀以后，在民政部先后起草的數個時期的《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中，向群眾提供各種內容的社會服務是中國慈善題中之義，政策倡導在其中則較少體現。這是中國“慈善”與美國“慈善”相差較大的一個地方。近30余年的中國慈善，集中聚焦于提供社會服務，面向國家福利無法覆蓋的群體，或者向國家福利覆蓋能力不足的群體，解決其生活困境。

三、結論與討論

美國慈善經歷了從Charity向Philanthropy的轉變，由單一社會服務向社會服務和政策倡導結合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面。美國慈善對教育的重視、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對少數人種群體的關心，在背后，體現的是美國“慈善”內涵中政策倡導的地位。這也是為什么在美國的慈善研究中，與Philanthropy并列的關鍵詞通常還有公民社會、第三部門、非營利（政府）部門等。本文意欲通過美國“慈善”的這一變遷過程，襯托出中國“慈善”就這一變遷過程的缺位。中國“慈善”一直以社會服務為主。從古至今，無論慈善行為的最初目的是什么，人們總是天然地將慈善與“社會服務”牢牢地捆綁在一起。這也造就了中美兩國“慈善”內涵在這一維度上的重大差異。

目前中國對“慈善”內涵的研究欠缺的是從中國經驗出發，對其做出澄清?，F有的研究，要么追溯百家思想，要么借用西方現有內涵。前一種內涵缺乏對現實慈善事業的指導意義。后一種內涵缺乏中國本土適用性。因此，筆者一直倡導的是，慈善研究首先要從“慈善”內涵澄清開始。并且，這一工作應當是在中國語境下展開。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原則。

[1]Gross， Robert A. Giving in America: From Charity to Philanthropy in Friedman，Lawrence Jacob， & Mark D. McGarvie， Charity，Philanthropy, and Civility in American History[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2]Gaither，H. Rowan et al.Report of the Study for the Ford Foundation on Policy and Program[C]. Detroit: The Ford Foundation，1949.

[3]Payton， Robert L.，& Michael P. Moody.Understanding Philanthropy:Its Meaning and Mission[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4]Smith，James Allen. The Evolving American Foundation,in Charles T. Clotfelter& Thomas Ehrlich(eds).Philanthropy and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a Changing America[C].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

[5]Schuyt，Theo N. M.Philanthropy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 Challenge Promise?[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2010，76(4): 774-789.

[6]梁其姿.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夫馬進.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8]李文治，江太新. 中國宗法宗族制和族田義莊[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9]王春霞，劉惠新.近代浙商與慈善公益事業研究（1840—1938）[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注釋

① Bremner，Robert H.“Scientific Philanthropy”，1873-93.Social Service Review，1956，30(3): 168-173.

② Karl，Barry D.， & Stanley N. Katz. The American Private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Minerva，1981， 19(2): 236-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