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漢代文士精神

魏 峨

(商丘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司馬遷與《史記》研究】

司馬遷與漢代文士精神

魏 峨

(商丘師范學院 文學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司馬遷生逢大漢盛世，具有強烈的事業心，渴望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但正當他年富力強、事業即將有成時，卻慘遭宮刑，于是他發憤著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方式，來彰顯自我人生價值。不論是立身處世，還是立言為文，司馬遷都是漢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漢代，乃至我國古代歷史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過司馬遷，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漢代文士的生活處境，而且可以窺視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司馬遷；漢代文士；立身；立言；精神

漢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上升階段，由于統治者調整了秦王朝極端的文化專制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學發展的措施，漢代文學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景象，形成了多元化發展的態勢。在人生價值取向、文學藝術追求等諸多方面，漢代文士繼往開來，為后世樹立了典范，而司馬遷堪稱漢代文士精神的代表。

一、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渴望建功立業，青史留名

司馬遷具有強烈的事業心，渴望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他在《悲士不遇賦》中說：

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1]270

他之所以經常約束自己，使言行合于禮，是因為唯恐志向與行為默默無聞。他自信才質高美，但由于世道乖戾，擔心自己“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所以要至死而勤勉不息。他化用孔子“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2]120“朝聞道，夕死可矣”[2]23之語，說：

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1]270

司馬遷雖然將“沒世無聞”之“恥”、“朝聞夕死”之行冠以“古人”，顯然他自己對此也是認同的。不然的話，在其《太史公自序》中就不會有如下記錄：

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絕于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自獲麟以來四百有余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

這是其父司馬談的臨終遺言，希望司馬遷能夠繼承自己未竟的事業——“所欲論著”，并以此“續吾祖”，使“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的家族傳統，通過司馬遷的努力而得以發揚光大，“揚名于后世”。對父親的囑托，司馬遷的反應是：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p>

他從此以撰寫《史記》為己任，以“弗敢闕”“何敢讓”來鞭策自己。即使在因為李陵事件被捕入獄、遭受宮刑之后，他依然能夠堅守信條，沒有輕生。他說：

仆雖怯懦，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所以隱忍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不愿“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而愿“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這就是司馬遷的人生價值取向。

與司馬遷同時的司馬相如，自幼就胸懷遠志?！妒酚洝に抉R相如列傳》說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盵3]2999《華陽國志·蜀志》云：“(蜀)郡城北十里有升仙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盵4]116他把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藺相如視為人生偶像，以乘堅車、策駟馬作為人生目標，希望自己能夠功成名就，永載史冊。

大漢盛世的文士如此，漢初的文士也是這樣。漢初幾代帝王不愛文學，加之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穩定天下，恢復生產，因而對文化建設顧及不夠，文士在朝為官者不多，但在諸侯王中卻有以招致文士而聞名的，許多文士投奔于諸侯王門下，以展其才。如枚乘、鄒陽、莊忌等人投奔于吳王劉濞門下，因勸誡吳王劉濞謀反無效，改入梁孝王劉武門下。他們與司馬相如、羊勝、路喬如、公孫詭、韓安國等人一起，成為梁苑作家群體的重要成員，頗得梁孝王厚遇，被視為上賓，過著文酒高會的生活，在文學史上傳為美談?；茨贤鮿惨病罢兄沦e客方術之士數千人”[5]2415，并集體編寫了《淮南子》一書。

即使到了東漢王朝的衰落時期，文士依然渴望建功立業，揚名后世。如《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多是游宦子弟，他們漂泊在外，很大程度上是想步入仕途，干出一番事業，求得功名?！督袢樟佳鐣穼懙溃?/p>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長苦辛。[6]395

作者認為，人生短促，在激烈的仕途競爭中，必須捷足先登，占據顯要的職位，擺脫“窮賤”“轗軻”和“苦辛”的境況?！痘剀囻{言邁》也說：

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6]401

在這里，作者所看重的已不只是“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更重要的是盡早“立身”，將“榮名以為寶”，追求自我的人生價值，通過揚名后世使生命具有永恒的意義。這與司馬遷 “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的人生價值追求是一脈相承的。如此直率地表現積極用世精神的詩篇，在此之前是罕見的。

總之，生活在漢代這一特定時期的文士普遍具有一種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渴望入仕，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他們看重行名，為了實現自我價值，忍辱負重，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犧牲生命。司馬遷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

二、悲夫！士生之不辰——“遇”與“不遇”的悲嘆

漢代采用推薦和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錄用人才，中央朝廷、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職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這對廣大文士具有很強的召喚力，使他們把文學創作當成博取功名的一種手段。但文士在仕途上是否能夠一帆風順，僅僅依靠他們的才學和修養尚且不夠，還要看他們是否有機遇?？v觀有漢一代的文士，其仕途成功者少而失敗者多?！笆坎挥觥弊鳛橹袊诺湮膶W的永恒主題之一，同樣也是漢代文學中一個十分引人矚目的主題。大體而言，“遇”主要有兩層內涵，一是遇到一個好時代，二是遇到一個好君王。

漢代感嘆“遇”與“不遇”的文士，當首推賈誼。他年少得志，經河南郡守吳公推薦，漢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余，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3]2491。但在他23歲時遭到周勃、灌嬰等元老權臣的嫉妒，被貶為長沙王太傅。不久，又被貶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后，賈誼深自歉疚，33歲時憂傷而死。其《吊屈原賦》《鵩鳥賦》《惜誓》《旱云賦》等，或借屈原自喻，或詠物抒懷，都道出了他的“遭世罔極”“逢時不祥”[3]2493的憤激，以及“阘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曳兮，方正倒植”[3]2493的不平。

漢初文士大多游走于藩國諸侯王之間，如枚乘、鄒陽、莊忌等人曾為吳、梁集團的賓客。盡管他們頗受禮遇，但當帝國與藩國之間出現政治危機時，他們就會處于維護帝國統一與報答藩國禮遇的兩難境地，并因此發出“不遇”的悲嘆之聲。枚乘、鄒陽、莊忌等人見吳王劉濞有反叛之心，上書諫阻，劉濞不聽，即離吳赴梁。梁孝王也有叛逆之心，并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之下，采取了一系列行動。鄒陽對此給予反對，被讒下獄，寫有《獄中上梁王書》，盡管梁孝王見書大悅，立命釋放，尊之為上客，但此事在鄒陽心中留下的傷痛可想而知。莊忌曾作《哀時命》，借哀嘆屈原秉性忠貞、不遇明主之事，抒發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情。

到了漢代最鼎盛的武帝時期，大一統帝國的政治格局已經形成。為了強化中央集權統治，統治者不僅削弱了藩國的勢力，而且嚴禁士人依附于藩國諸侯王。文士的仕進之路已不能自由選擇，只能成為御用文人。漢武帝一方面大量招攬人才，讓他們聚集于中央朝廷，給他們以建功立業的期望；另一方面又極其專制，視文士弄臣俳優，使他們的人格不再具有獨立性。在這種境遇下，文士普遍具有一種身處盛世而懷才不遇的心態，不僅出現了許多以“士不遇”為主題的作品，對造成“不遇”的原因進行了理性反思，而且在表達“不遇”的悲憤感情上顯得異常激烈。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司馬相如的《長門賦》，東方朔的《答客難》等，都是以“遇”與“不遇”為主題的名篇。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史記·太史公自序》《史記·伯夷叔齊列傳》《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等作品中，或直抒，或評議，也發出“遇”與“不遇”的悲嘆。其《悲士不遇賦》開篇即言：“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弊髡呱敐h武盛世，卻發出“生之不辰”的悲嘆，又以“悲夫”二字統領全篇，悲憤之情溢于言表。文中痛斥了“美惡之難分”“好生惡死”“好貴夷賤”的現實，揭示了在當權者那里“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的處境。

西漢后期，外戚、宦官專權，政治黑暗，文士的人生價值無法彰顯，“遇”與“不遇”也成為他們思考與探討的重要問題。如王褒經益州刺史王襄舉薦入朝為官，受宣帝之詔作《圣主得賢臣頌》，文中引用大量的歷史事實表達了君臣遇合的理想，其中云：

圣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5]2828

君臣遇合，共創偉業，不僅是王褒個人的理想，更是歷代文士的共同愿望。然而，這種理想和愿望往往只是文士的一廂情愿。在宣帝心里，王褒只不過是一個用來娛樂的文學侍從，與倡優無異。揚雄在四十余歲入朝為官之前寫有《反離騷》，就借對屈原的評議抒寫自己有志難展的悲憤，發出“遇不遇命也”[5]3515的感嘆。他入仕后，長期不得志，“位不過侍郎，擢才給事黃門”[5]3566，歷成、哀、平三世不得徙官；生活困頓，“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5]3514。于是他仿效東方朔《答客難》作《解嘲》，剖析“為官之拓落”的原因，認為：“當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蔽氖侩y以掌控自己的命運，只能聽任最高統治者的擺布，動輒得咎。他們能做的也只能是“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東漢時，外戚、宦官專權較之西漢后期有過之而無不及，黨錮之爭異常激烈，文士艱難地生存于天子、外戚、宦官斗爭的夾縫之間，“遇”與“不遇”的悲嘆之聲依然不絕于耳。班固的《答賓戲》、崔骃的《達旨》、張衡的《應間》、崔寔的《客譏》、蔡邕的《釋誨》等，上承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設客難己，抒寫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憤慨。

三、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 以舒其憤——發憤著書

與“遇”與“不遇”的悲嘆相應，漢代文士多發憤而作。他們依托各種文體，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抒發對歷史、時局與個人命運的感受。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云：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p>

由此可見，司馬遷是在總結前人創作的情景，自己“幽于縲紲”“身毀不用”的境況下，經過“深惟”之后，提出“發憤著書”之說的。他認為，文士創作最重要的因素是“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即“憤”，這種“憤”來自于現實生活中的生不逢時和懷才不遇。著書的目的，一是“舒其憤”，二是“通其道”，三是“遂其志”，四是“述往事，思來者”?？梢哉f，“發憤著書”是文士用以彰顯自我人生價值的一種特殊方式，這在漢代文士中也是較為普遍的一種現象。

賈誼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作《吊屈原賦》。關于此賦的寫作緣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寫道：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3]2492

賈誼認為，自己的政治命運與屈原相似，遭讒被貶，“意不自得”，“及渡湘水”，觸景傷情，睹物思人，“為賦以吊屈原”，其實吊屈原也是吊自己。在長沙謫居期間，他寫有《鵩鳥賦》，賦前小序云：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3]2496

同樣是因為“自以壽不得長”而“傷悼”，乃“為賦以自廣”?？梢?，賈誼與司馬遷一樣，是“意有所郁結”，“發憤之所為作”。因此，東漢桓譚《新論·求輔》認為：“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盵1]539

《淮南子·訓齊俗》說：“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鼻，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边@主要是強調由內而外的創作過程，內心有了“喜怒哀樂”之感，就會“發于口”“出于鼻”。

王充自述他寫作《論衡》的主旨是“疾虛妄”。在該書《對作》篇中，他說：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言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茍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

這說明王充撰寫《論衡》緣起于“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目的是“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即語言表述要輕重得體，言與實要相符。

漢代盛行的文體是賦，漢賦不僅有勸諷的傳統，而且以“諷”為落腳點?！爸S”抒寫的常常是作者對時政的不滿。如劉勰《文心雕龍·雜文》認為，枚乘作《七發》是用以“戒膏粱之子”的?！妒酚洝に抉R相如列傳》說司馬相如寫《子虛賦》與《上林賦》是“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只是賦家在實際創作中出現了“勸”多“諷”少的現象，即“勸百諷一”。揚雄《法言·吾子》說：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倍矶唬骸皦逊虿粸橐??！被蛟唬骸百x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p>

《漢書·揚雄傳》說：

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于是輟不復為。

揚雄認為，寫賦的終極目標是“諷”，而不是“勸”。他要求“諷則已”，而當時的情況則不然，是“勸而不止”，所以他“輟不復為”。揚雄看重的是文學創作所肩負的社會責任，這與司馬遷著書以“舒其憤”“通其道”“遂其志”是一脈相通的。

班固《漢書·藝文志》將西漢樂府詩的總體特征概括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這對東漢樂府詩同樣適用。綜觀兩漢樂府詩，盡管不乏“樂”，但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較高的還在于“哀”。如《婦病行》等，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痛苦與掙扎；《十五從軍征》等，反映了士卒役人的控訴與呼叫；《有所思》等，反映了男女兩性的哀怨與情仇；《薤露》等，反映了人在旅途的樂生與惡死。

在《古詩十九首》中，無論是游子之歌，還是思婦之詞，都飽含著失意、哀怨之情?！肚嗲嗔晟习亍贰督袢樟佳鐣贰段鞅庇懈邩恰贰渡娼绍饺亍贰睹髟吗ㄒ构狻贰痘剀囻{言邁》《生年不滿百》，抒發了游子的羈旅情懷，或思鄉懷內，或仕途受挫，或人情淡薄，或知音難覓，或人生短暫，從不同角度和層面揭示了失意文士的痛苦體驗。

總之，漢代文士常常通過“著書”以“發憤”，來緩解心理壓力，求得心理的自我平衡與安慰?！皯崱辈粌H飽含著個人的幽怨，同時也顯示出窮且益堅的意志。與漢代文士一樣，古代文士命運多舛，“發憤著書”成為他們抒寫情志的重要途徑。

四、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追求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

漢代文士在文學創作上追求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自己撰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睘榇?，他在借鑒前人史書編寫體例的基礎上，創立了紀傳體的通史。全書以本紀為綱領，以世家、列傳為支撐，以表、書為補充，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形成了勾連天人、貫通古今的結構框架，記述了黃帝到武帝之間三千年的興衰變遷歷史，反映了其間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天文、歷法等方面狀況，評論了帝王將相、市井細民、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等四千多人的功過是非，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司馬遷的創作宗旨，是漢代文士追求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的精辟概括。

形成這種藝術追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三：其一是漢代處于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大一統的帝國氣象振奮了文士的豪邁情懷，促使他們馳騁想象，將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的萬事萬物置于自己的觀照之下，加以藝術的再現；其二是漢代是經學昌明的時代，條分縷析而不厭其煩地解讀經學成為有漢一代的社會風氣，與此相應的是漢代文學以鋪張揚厲著稱，不忌堆砌，不避重復，二者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其三是漢代文學接受了先秦諸子，尤其戰國之文鋪張恣肆、縱橫捭闔之風的影響。漢代文學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的藝術追求，不僅體現在大漢天聲的辭賦上，而且體現在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之中。

為漢代文學帶來新氣象的第一人是賈誼。他的《過秦論》分上、中、下三篇，概括了從秦孝公到秦亡國一百多年間的歷史，說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過程，揭示了始皇嬴政、二世胡亥、三世子嬰“三主失道”的原因。此文雖是說理文，卻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來敘事，通過敘事來說理，鋪陳夸飾，氣勢如虹，寫得非常大氣。

《治安策》是賈誼的一個長篇，近七千字。文章批駁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觀點，在痛陳當時種種社會弊端的同時，提出了一系列政治見解。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第七篇中說：“惟誼尤有文采，而沉實則稍遜，如其《治安策》《過秦論》，與晁錯之《賢良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后人，其澤甚遠?！边@一評價是確切的。

《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組織門客集體編寫而成的，內篇論道，二十一篇，十余萬字，今存；外篇雜說，三十三篇，今已失傳。原稱《淮南鴻烈》，“鴻”是廣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認為此書包含廣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諸子百家之上，為漢代治國法典。全書以道家思想為主，雜以孔、墨、申、韓之說，《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雜家”。作為一部理論著作，其內容豐富，無所不容，但論道言理能夠力避抽象的說教，許多篇章采用了辭賦的筆法，旁征博引，通過描寫和敘述的方式來說明事理。劉熙載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盵7]14

班固的《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盡管在敘事寫人方面重視規矩繩墨，行文謹嚴精細，但作者追求較大容量的巨麗之美，希望“成一家之言”的意圖還是顯在的。全書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前206)，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唐代劉知幾《史通·六家》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盵8]22就肯定了《漢書》在史學上的首創之功。實際上“言皆精煉，事甚該密”也是鋪陳揚厲，只不過形式有點特別，即用精練的語言詳述事件。

趙曄的《吳越春秋》主要敘述吳越爭霸的故事，今存十卷，前五卷以吳為主，后五卷以越為主。全書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多變，許多故事荒幻離奇，注重了人物形象的刻畫。如《史記·伍子胥列傳》在記錄伍子胥逃亡途中渡江、乞食二事時不足百字，而《吳越春秋》則長達六七百字，增添了躲避偵探、漁父唱歌、蘆中待餐等情節。因此，《吳越春秋》進一步強化了史傳作品的文學性，成為歷史演義小說的濫觴。

最能體現漢代文士追求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的文學樣式是漢賦，尤其是漢代散體大賦。

枚乘的《七發》借吳客之口依次講述了音樂、飲食、車馬、游宴、田獵、觀濤、“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論“天下要言妙道”七件事，每件事都力求繪聲繪色、窮形盡相，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劉勰《文心雕龍·雜文》稱此文：“腴辭云構，夸麗風駭?！?/p>

司馬相如是漢代最著名的辭賦家，他說“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9]65，追求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是其賦最突出的特色。在《子虛賦》《上林賦》中，不論是描述齊、楚兩國地域之遼闊、物產之豐富、國勢之強大，還是描述上林苑的巨麗和天子游獵的盛況，都極盡鋪陳揚厲之能事彰顯了大漢帝國及其天子無與倫比的聲威。正如王充 《論衡·佚文》所言：“鴻文在國，圣世之驗也?！?/p>

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是東漢以京都為題材的作品中的名篇，它們不僅繼承了其前賦體創作中追求鋪陳揚厲的巨麗之美的特點，而且擴大了描寫的筆觸范圍：由天子、侯王的苑獵擴大到了兩個都邑的形勝、布局與氣象。尤其是《二京賦》，全文長達九千多字，成為京都賦中的“長篇之極軌”。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不論是在立身處世方面，還是在立言為文方面，司馬遷都是漢代文士中的杰出代表。他的精神在漢代，乃至我國古代歷史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通過司馬遷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漢代文士的生活處境，而且可以窺視出古代文士的精神面貌。

[1]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58.

[2] [春秋]孔丘.論語[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3] [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 劉琳.華陽國志校注[M].成都：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

[5] [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2.

[6] 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 [清]劉熙載.藝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清]浦起龍.史通通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 成林.西京雜記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 朱正平】

Sima Qian and the Spirit of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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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Shangqiu 476000, China)

Sima Qian lived in a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Han Dynasty. He was a man of great ambition, eager for mak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o achieve enduring fame. However, in the prime of his life, he suffered the castration (a punishment in ancient China). In order to realize self-value of life, he resolved to write books by deeply studying nature and man, passing on the change and establishing his own school of thought. Whether establishing himself and managing 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in the world, or expounding his ideas in writing, Sima Qian w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His spirit is universal both in the Han Dynasty and i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By studying the spirit of Sima Qian, we not only can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can peek at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the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Sima Qian;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establishing oneself and getting along with people in the world; expounding one’s ideas in writing; spirit

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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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5128(2015)03-0055-06

2014-10-21

魏峨(1963—)，男，河南夏邑人，商丘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碩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