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韓非子》析伯夷形象

葛 煒

(河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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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韓非子》析伯夷形象

葛 煒

(河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作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戰國時期的韓非對伯夷形象也進行過論述。但相比于孔子、孟子以及《莊子》一書的論述，韓非對伯夷的評價可謂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方面，韓非對伯夷的評價具有鮮明的法家學派特征，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因此應當“少而去”。另一方面，從一系列的對比和舉例中，如“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為非”、“使伯夷與盜跖俱辱”、“圣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又可以隱約地感受到韓非對伯夷的認可。因此，不難看出韓非對伯夷的評價是深刻而又復雜的。

韓非；伯夷；形象

戰國時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思想文化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史學界稱其為“百家爭鳴”的時代。文化的繁榮使得諸子百家對伯夷形象及其精神的解讀變得深刻而又多樣。韓非作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亦對伯夷形象做出自己深刻的解讀。雖然韓非的真實言論至今已不可全面考證，但從《韓非子》一書中仍能窺得一二。

一、“無益之臣”

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這從《韓非子·奸劫弒臣》“此之謂無益之臣也”[1]294]的記述中即可看出?！盁o益之臣”，顧名思義，也就是毫無用處的臣下，而對于韓非為何會認為伯夷是“無益之臣”。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首先，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源于韓非的性惡論。韓非認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看到利益，人們就會爭搶，如《韓非子·說林下》載：“鱔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鱔，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盵1]494從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到，鱔魚與蠶看上去很像蛇和蠋，并且都會使人毛骨悚然，但這些東西一旦變得有利可圖時，人們都會爭相圖之，甚至可以忘記恐懼?；诖?，韓非又做了進一步的延伸，如《韓非子·備內》載：“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其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盵1]321從這段材料可以看出，在韓非看來，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即使是子女、妻子，在利益面前也會“大義滅親”的，故而連妻子兒女都不可信，世界上也就沒有可信的人了。雖然韓非認為人性本惡，并且人人都爭利，但是這種自私的心態卻是可以被君主加以利用的。

其次，伯夷不能為君主所用。前文提到，韓非雖然認為人性本惡且都懷有私心，但這種私心是可以被君主加以利用的，并可以進一步引導其“背私為公”。但很顯然，伯夷并不是這種可以被利用的人。對于此，韓非曾做過兩次說明。其一，據《韓非子·奸劫弒臣》載：“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盵1]294從中可以看出，這是韓非對伯夷“無益之臣”最直接的評價。而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的原因，就是伯夷“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能被賞罰所驅動。而為何會如此呢？前面的“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一句是最直接的答案，但筆者認為這并非是最終的答案。(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此處“武王讓天下而弗受”的記述與《史記》略有不同，《史記》中記載為伯夷、叔齊叩馬而諫，而武王不聽，既而隱居于首陽山，對于孰是孰非還有待考證，這里暫作說明)何以如此？第一，武王吊民伐罪，不可不謂為明君，而即便武王以天下相讓，伯夷尚且不為所動，那么還有什么能比天下更有吸引力的東西呢？這充分說明，在韓非看來，伯夷是不能以賞罰加以利用，故而才稱其為“無益之臣”的。第二，這也源于伯夷本身所具備的特質，也就是伯夷無爭利之心，這也是后文中將要提到的伯夷之“廉”。其二，較于《奸劫弒臣》篇，《說疑》中“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谷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槁死于草木，或饑餓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1]969的記述則更是直接細致的道出了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原因。而其中“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谷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一句，是對這些原因的一個總的概括，其大體分為兩個方面。第一，為“上見利不喜”，與之相對的是“上雖厚賞無以勸之”；第二，為“下臨難不恐”，與之相對的是“上雖嚴刑無以威之”，由此可以看出，連賞罰都不能驅動伯夷為君主服務，那么“當今之世，將安用之乎”？綜合前文所述，韓非正是從利用世人的自私心理為君主服務為出發點，才給予伯夷“無益之臣”的評價的。

再次，韓非的君本思想。如前文中所說“性惡論”是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評價的思想源泉，“伯夷不能為君主所用”是韓非給予伯夷“無益之臣”評價的直接因素，那么韓非的君本思想就是韓非給予伯夷“無益之臣”的根本出發點。眾所周知，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建立君主個人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體，在這個政體下，韓非不僅要求臣下“北面委質，無有二心”[1]99，更重要的是體現君主的權威，并且還要求臣下必須要幫助君主富國強兵，因此韓非對臣下的要求是極為苛刻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不準得民心，對民眾施加恩惠，如《韓非子·八奸》載：“為人臣者散共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1]182；第二，不準掌權，如《韓非子·孤憤》載：“人之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之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1]246，這其中所說的就是臣下掌權對君主的危害。第三，不準結黨，如《韓非子·說疑》中記述有“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1]983，而“五奸”之一就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1]983，并且還把這種“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1]302提高到了可以亡國的程度；第四，不準有過多的財富，依然是《五奸》篇中記述“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1]983，這與前面的對民眾施加恩惠進而取得民心是相互而言的，獲取民心靠的是對民眾的恩惠，而對民眾施加恩惠的前提則是擁有巨大的財富，因此臣下擁有過多的財富對君主的統治也是構成威脅的；第五，作為臣下不能幫助君主富國強兵，而是等到君主死后為之復仇的，韓非認為此類人“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度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雖有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于智伯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1]294；第六，也就是針對于伯夷所說的，回避君主，不能為統治者所用。當然，韓非對臣下苛刻之處遠遠不止這些，而這些應當是具有代表性的，通過列舉的這些內容，不難看出韓非對君權的維護和對臣下的壓制?？傮w來說，韓非目的和理想就是建立一個君主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國家，也就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1]137。因此，出于對絕對君權的維護以及伯夷的不合作態度，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伯夷的正面形象

雖然從前文所述的三個角度出發，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但筆者認為，從韓非個人的角度來看，伯夷在韓非心目中是擁有一個正面形象的。然而這個正面形象卻表現的很隱晦，需要不斷地從側面去發掘，而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考察伯夷的正面形象。

首先，據《韓非子·守道》載：“人主離法失人，則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奸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為非。法分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讬天下于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檄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忘，而盜跖不敢取?！盵1]536此段材料在主旨上強調的是“法”的重要性，即天下人都并非如伯夷一般“不妄取”，因此要避免田成、盜跖的禍患，就需要確立法度。待到法度確立后，就好比把千金放在了后羿神箭的監護下，這樣一來，伯夷就不會丟失，而盜跖也不會竊取，這也正如陳奇猷所說：“蓋喻索奸必得，則奸人安敢妄??；慶賞有則，貞士自不失賞?！钡珡牧硗庖粋€角度看，所表現出的正是伯夷的一種正面形象，陳奇猷筆下的“貞士”也恰恰是對這樣一種正面形象的暗示，而退回到原文中去則表現為“伯夷不妄取”、“伯夷不失是”以及“伯夷不得忘”。雖然這三點看上去毫無關聯，但筆者認為其是有內在聯系的，即“不失是”和“不得忘”都是以“不妄取”為基礎的?！安坏猛北憩F的是在后羿神箭的保護下，伯夷不會因為某種原因而失去千金；“不失是”則表現的是韓非對伯夷行為的認可，但這個行為是什么，似乎還不知道；而將上述兩點結合“不妄取”來看后，筆者認為這恰恰是對“不得忘”和“不失是”最直接的解釋。正如陶鴻慶在解釋“人主離法失人，則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盜跖之禍”時所說的“人君離法而免于田成、盜跖之危，則比夫人為伯夷不妄取而后可也”[1]537一樣。若要“免于田成、盜跖之?！?，就需要人人都有伯夷“不妄取”的態度，也正是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像伯夷一樣的人，所以才需要確立法度。這不僅是對伯夷正面形象的肯定，更是對伯夷“不妄取”的突出。筆者認為，“不妄取”是針對于前文中“武王讓天下而弗受”而言的，其背后所蘊含的正是伯夷“至清至潔”的形象與品質，也正是由于這種“至清至潔”品質才會導致后面伯夷的“是”和“忘”。

其次，《韓非子·用人》中分別記述：“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盵1]540“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盵1]548前一段材料依然是講明法的益處，而后面一句中提到“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顯而易見，通過明賞罰可以達到“伯夷、盜跖不亂”，進而黑白分明的結果。這里的“不亂”，筆者認為，根據后面的“白黑分矣”，可以理解為不混亂，伯夷和盜跖所代表的正反兩類人不被混淆，那么也就黑白分明了。而第二段材料中的“伯夷與盜跖俱辱”所表達的內容與前面是類似的，結合前文中所說的“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一句，不難體會到誰為“君子”和“賢”，誰又為“小人”和“不肖”。但是這兩段材料僅僅是通過對比凸顯出了伯夷的正面形象，而對于為何會有這樣的形象卻并未明言。

最后，據《韓非子·功名》載：“圣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于世，則功不立，名不遂?！盵1]552該段話所在的篇目主要講述的是權勢地位的重要性，而韓非在引用典故進行討論時提到“圣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也就是說，在韓非看來，只有具備了堯、舜一樣的品德和伯夷一樣的行為后，才能被稱為“圣人”，從中不難看出韓非對伯夷的肯定。但此段話依然與上一段中談到的內容一樣，僅僅只是說到了“行若伯夷”，而沒有繼續說明其背后的內涵。

三、伯夷之“廉”

通過前面所說的三個細節方面的蛛絲馬跡，不難看出韓非對伯夷肯定的一面。而韓非對伯夷的肯定概括起來，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廉”，其大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前文中曾提到，韓非認為伯夷不能為賞罰所驅動，故而為“無益之臣”，這也就是《奸劫弒臣》篇中所記述的“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從韓非的法家思想角度來看，這是對伯夷為“無益之臣”的一個直接的概括。但若反過來看，里面則又恰恰包含著伯夷另一種形象，即伯夷雖因不能為賞罰所驅動而成為無益之臣，但這也恰恰說明伯夷沒有貪利之心，無貪利之心也正是“廉”的一個重要表現。

其次，“不妄取”為韓非對伯夷之“廉”的一種暗示。如前文所說，“不妄取”背后所表現出的是伯夷的“至清至潔”，而在前文“孟子眼中的伯夷”一節中曾詳細論述過，“清”是伯夷之“廉”的重要表現和重要內涵。因此，這里的“不妄取”所暗示也正是伯夷之“廉”。

再次，伯夷之“廉”在《韓非子·孤憤》“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辯之功制于近習，精潔之行決于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1]249的記述中有著直接的體現。本段材料講述的是君主身邊的近臣對君主的負面影響，也就是文中的“人主之左右”。而伯夷之“廉”也正是通過“人主之左右”的負面形象表現出來的。因此在此段材料中，“人主之左右”是理解伯夷之“廉”的重要橋梁。但筆者認為，此段材料中的伯夷之“廉”是從兩個方面體現的，反面由“人主之左右”體現，而正面則由“修士”體現。何以如此？首先，前文中提到“人臣”中的“修士”以“精絜固身”，對于“修士”，唐代李瓚認為其為“修身之士，但精潔自固其身”[1]249，可見稱為“修士”的特質就是“精潔”。而陳奇猷先生認為“精、清通。清，亦潔也?！盵1]249故而，“修士”所具備的特質又可稱為“清”。而在這里，“清”又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能以貨賂事人”，二是“不能以枉法為治”。其次，材料提到“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這一句很顯然是針對前文中的“修士”和“修智之士”說的。一方面，“行非伯夷”體現出的是“人主之左右”對“索”和“貨賂”的狂熱，而從反面看則恰恰體現的是伯夷對“索”和“貨賂”的不屑，故而伯夷之行在這里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對“索”和“貨賂”的不屑一顧；另一方面，很顯然“求索不得，貨賂不至”是相對于前文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的“修士”而言的，故而可以說伯夷應在這里與“修士”是具備相同特質的，也就是“清”。而“清”不僅是對“索”和“貨賂”的不屑的高度升華與概括，又是“廉”的重要表現，故而這里的伯夷之“廉”是不難體會的。

通過前文的論述不難看出，韓非對伯夷形象的評價具有兩面性，更具有復雜性。一方面，從法家學派的角度，也可以說從對君權絕對維護的角度出發，由于伯夷不能為君主所用，故而韓非認為伯夷為“無益之臣”。但很顯然，這個評價帶有濃厚的學派觀點。另一方面，韓非在強調君主的權威和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在引用論據的字里行間，又流露出了對伯夷肯定的一面，雖然這種肯定并不那么鮮明和直接，但從韓非對伯夷種種評價的蛛絲馬跡中，是可以體會到伯夷那種無貪利之心的“至清至潔”的品格，以及其背后的“廉”?？梢哉f，雖然從學派的角度韓非否定了伯夷，但在其個人觀點上，還是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當時主流的態度，對伯夷予以了肯定。因此，韓非從個人的角度看，是認可當時的主流觀念的，即伯夷之“廉”。

[1]韓非.韓非子新校注[M].陳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王先慎.韓非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8.

[3]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8.

[5]施覺懷.韓非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6]歐陽健.伯夷精神之解讀——“伯夷文化論”之二[J].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4,6(3):1-9.

(責任編輯：母華敏)

The Analysis of Bo Yi’s Image in the Analects ofHanFeizi

Ge We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As a master of the Legalist school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an Fei had discussed the image of Bo Yi. But compared to the discourse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Zhuangzi, His assess was quite unique with obvious Legalist characteristics, he thought of Bo Yi as useless, who should be less and exiled. However, we can vaguely feel his admiration to Bo Yi from some of his comments. Therefore,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Han Fei’s assess to Bo Yi was profound and complex.

Han Feizi; Bo Yi; images

10.3969/j.1672-7991.2015.02.008

2015-04-22

葛 煒(1988-)，男，河北省石家莊人，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G127.22

A

1672-7991(2015)02-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