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山的學術淵源闡釋*

張光華，王 燕

(阜陽師范學院 a.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b.圖書館，安徽 阜陽 23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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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一山的學術淵源闡釋*

張光華a，王 燕b

(阜陽師范學院 a.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b.圖書館，安徽 阜陽 236041)

蕭一山的傳統文化觀受到孫中山、蔡元培、曾國藩的較大影響，其教育理論多是在蔡元培、曾國藩基礎上的引申發揮，經世思想則直接繼承了曾國藩的衣缽。蕭一山與梁啟超在學風、文風、治學旨趣上頗多相似之處，其清史研究的某些方面也明顯留有梁氏痕跡,但他們并不是蕭氏學術的唯一“母體”。四人之外，蕭一山還廣泛吸收當時史學理論、史學方法、清史領域乃至其他學科的最新成果，最終取得突出的學術成就。

蕭一山；學術淵源；孫中山；蔡元培；梁啟超；曾國藩

蕭一山，名桂森，號非宇，江蘇銅山人，民國時期著名歷史學家。1923年，大學尚未畢業的蕭一山獨立完成《清代通史》上卷，得到李大釗、梁啟超、朱希祖、今西龍等學者的大力贊揚。該書完成以后，很快取代日人稻葉巖吉《清朝全史》，成為流傳最廣的清史著作之一。此后，蕭一山不斷拓寬研究范圍，在太平天國文獻整理、傳統文化、教育理論等方面均有突出的建樹，在學術界、教育界產生了較大影響[1-3]。目前學界對其學術的各個側面均有研究，但尚無論著涉及他的學術淵源。筆者對此問題略陳淺見，敬請批評指正。

可以說，蕭一山屬于民國時期的邊緣學者，一生違背學界主流而標新立異之處甚多?如“經世”是蕭一山一生治學的基本宗旨，這與當時注重方法、史料，崇尚“為學問而學問”的學術潮流完全背道而馳。此外，蕭一山堅信中庸文化優于西方文化，但又主張全面學習西方，待國家強大以后再去推行傳統文化，無論保守派還是西化派均難以接受。參見張光華.孤獨的學界“彗星”——民國學術史視野中的蕭一山.邯鄲學院學報，2012(1)。*基金項目：安徽省皖北文化研究中心重點項目“明清以降皖北商業文化研究”(SK2013A136))；阜陽師范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大學生在圖書館角色再定位”(2013FSSK13)。。這種“成一家之言”的學術精神，“源自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與恥功名不表于后世的價值取向?！盵4]雖然如此，其學術思想同樣也應留下了前人的痕跡。不過，由于沒有清晰的師承關系可考，很難準確判斷蕭氏究竟受到何人影響。所幸他在著述中有意無意留下的文字，為我們追尋其學術思想的淵源提供了線索。1973年，蕭一山給已完成多年的《非宇館五十自述》撰寫《補記》一篇，其中提到：

余一生所欽佩者二人：一孫中山先生，二蔡孑民先生。以中山先生能承中國文化傳統而兼采歐美學說以發明三民主義。蔡孑民先生能貫通諸子百家之說，以發明通儒之學。除此則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5]586

蕭氏于自述中專門舉出孫中山、蔡元培和梁啟超，且分別以“欽佩者”和“感恩知遇者”稱之，足見三人對其影響絕非他人可比。從中還可以看出，引起“欽佩”和“感恩知遇”的主要原因，是這些人的思想傾向或學術旨趣對他產生了很大吸引力。以這段話作為線索，雖然不夠全面，但大體上亦能揭示出蕭一山的學術淵源。

一、“欽佩者”：孫中山與蔡元培

孫中山高度認同傳統文化。錢穆曾經指出：“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實在涵有甚深厚之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盵6]295當代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孫中山“充分肯定了古代中國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強調了中國文化的先進性和重要性”[7]。蕭氏與孫中山雖素未謀面，但兩人之間卻有一層特殊關系?！肚宕ㄊ贰飞暇硗瓿梢院?，即寄送一份給孫中山，懇請題寫書名。孫中山的欣然應允，讓蕭氏內心充滿感激。此后，他對孫中山尊崇與敬仰日漸加深，乃至以“近代之文王”譽之。故而孫中山的文化觀念完全為蕭一山接受，他不僅極力表彰傳統文化“懷救世之心，張三世之義，綜老法之術，執兩用中”[8]34的優越性，甚至將其視為拯救中國和世界的必由之路：“我們為人類的和平打算，我們應該把中國的文化宣揚到世界，使全世界都能受和平寬大知足的德性的感染”，“由我國派遣大批的懂得文化的，具有宗教精神的人士，分赴各國，以佛教基督教的做法，去宣傳孔教。不妨把孔子也視作耶穌釋迦牟尼一般?！盵8]30在對待西方化的態度上，孫中山主張積極吸收，但不應拾人牙慧，而是要“學他們的最新發明，才可以駕乎各國之上”[9]。蕭一山則厲言抨擊“跟人家屁股后頭跑的科學，正是我們中國獨有的愚昧化的科學”，力主“迎頭趕上”[8]72，與西方并駕齊驅。同時，由于堅信“三民主義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結晶”，“是由于歷史演變的歷程和人類進化的法則而來”[5]1，蕭一山的各種著作——從《清代通史》、《清史大綱》等長篇著作到各類短篇論文，總是尋找一切機會闡釋三民主義的合理性。在代表其學術精髓的“民族革命史觀”中，蕭一山將近代史描述成三民主義漸次實現的過程：“第一階段是純民族主義的革命，第二階段則為民族主義兼帶民生主義的革命，第三階段便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了?！盵5]59這點也直接影響了蕭氏人生道路的選擇，他以學者身份積極參與政治，為三民主義的傳播、實施建言獻策，即使因此飽受學界垢病亦在所不惜。

1917年，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辦學思想，不僅使北大成為全國的學術中心，也使教育界風氣為之大變。蕭一山此時正就讀于北大，耳聞目睹，對這些變化均有切身的感受。對蔡元培的事業與精神，蕭氏于其逝后撰寫了兩萬余字的《蔡孑民先生事略》紀念表彰，在臺期間又撰《蔡元培》、《蔡孑民先生的精神》兩文再度申述，在其心中地位可見一斑。上述各文中，蕭氏將蔡元培言行與孔子思想逐一對照，并得出結論：“如果我們以國父孫先生為近代之文王，則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盵5]514蔡元培“兼采中國的倫理，西洋的美學，和近代的民主精神，實欲造成一個集大成的新中庸之道”[8]55。也正是因為發揚了中庸文化精神，蔡元培才可能發明“通儒之學”并在教育上建樹偉業。這種理解增強了蕭一山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對其文化觀的形成無疑具有潛在的推動作用。教育理論上，蔡元培對蕭一山的啟發更大。受蔡元培“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10]350的影響，蕭一山撰寫了《大學須養成學術研究風氣》一文予以引申，教育學生要認識到“大學教育的根本意義是以研究學術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升官發財的利祿思想是錯誤的”[8]150。蔡元培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如僅為經商、做官，“則北京不少專門學?！伪貋泶舜髮W？”[10]5蕭一山則從理論層面進一步闡明大學與?？茖W校的區別：“大學系研究‘學’之體，?？葡蛋l揮‘術’之用。所以大學的主要宗旨，為創造發明，探求真理。?？频闹饕谥枷颠\用理則，實行建設。體用合一，則文化昌明?！盵8]63其他諸如大學學制改革、課程的設置、學分制改革等觀念，大多也是在蔡元培教育理論的基礎上所做的引申與發揮。

二、“感恩知遇者”：梁啟超

至于梁啟超，蕭一山用“感恩知遇”四字與孫中山和蔡元培區分開來。所以使用這一詞語，和《清代通史》有關?！肚宕ㄊ贰飞暇硗瓿蓵r，蕭一山僅為一青年學生，以此身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并不容易。而身為學界領袖的梁啟超不吝筆墨揮毫作序，不僅給予極高評價，更把未來編寫新式通史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蕭子之于史，非獨識力精深，乃其技術亦罕見也”，“遵斯志也，豈惟清史？漁仲、實齋所懷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將于蕭子焉有望也！”[11]梁氏此舉對蕭一山學術地位的確立作用重大，二十年后蕭氏滿懷感激地回憶說：“……成書約五十余萬言，受知于新會梁先生，介而教授清華，與共朝夕，始窺學術藩籬，續成清史乾嘉道三朝事……”[8]1由此可見，梁啟超是能識千里馬之伯樂，將蕭一山從初出茅廬的英才少年引入正規的學術軌道，并為其實現學術理想提供了莫大助力。雖然沒有專門提到“欽佩”梁氏學術，但蕭氏在學風、文風、史學理念上，卻有頗多效法梁啟超之處。

柯安指出，梁啟超治學顯著特征之一是“雜”，“這‘雜’也可以叫做‘博’，所謂‘博學之士’……和‘雜學之士’差不了多少?！盵12]學術識見與學術貢獻容有差異，但蕭一山的雜博幾乎可以和梁啟超相提并論，史學之外，政治學、教育學、哲學、文學、人口學、社會學無所不涉。文風上，梁啟超以“條理清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的“述學文體”享譽學界[13]86，而所有評論蕭氏著作的文章——即使對其觀點并不贊同，但都眾口一詞的表彰其文筆暢達。如吳宓不滿《清代通史》“革命意味過重”，但盛稱“蕭君國學具有根祗，文字流利暢達，在今皆極不易得者”[14]。陳生璽認為《清代通史》“錯誤太多，不可為據”，但非常認可該書“語言流暢，便于閱讀”[15]26的優點。臺灣學者包尊鵬、張其昀亦有類似的評價。學風上，梁啟超反對“斤斤記其雞蟲得失，而自夸曰史學史學”[16]62的治學風氣，主張史學“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17]6。蕭一山則認為，“立國之道，必有其根，文化之倡，必得其宜，其根其宜，皆須于歷史中求之”[8]134，并大力宣揚史學經世思想。蕭一山的清史研究也受到梁啟超的啟發，特別在清代學術方面引用梁氏觀點尤多。梁啟超將清代學術發展的趨勢描述為：“有清二百余年之學術，實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學術，倒影而繅演之，如剝春筍，愈剝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盵18]133蕭一山直接沿用這一觀點：“清代學術之特質，以倒卷繅演四字描述之，最為恰當。其步步上溯，層層進里之工作，已不啻為中國學術作一次總結算”[19]938，并以此為綱展開對清代學術思想的討論。甚至在生活方式上，蕭一山也有刻意模仿梁啟超的跡象。邱勝安介紹說：“近年來，由于生活較清閑，蕭一山也下下象棋，打打麻將。他說他打麻將純是仿效梁任公，梁任公除了星期日以外，平時都認真工作，不打麻將，他亦復如此?！盵5]707敬服之深可見一斑。

三、“紹其遺徽，振其宗風”：曾國藩

孫、蔡、梁之外，曾國藩對蕭氏學術思想的影響更不容忽視，但《非宇館五十自述補記》中并沒有提及曾國藩，所以如此，其原因有二。一則這段話并非專門為了說明其學術淵源，二則《非宇館五十自述》是作者記錄一生治學、政教經歷的著作，所談均為同時代人物。蕭一山對曾國藩有種特別的關注，除十余萬字的《曾國藩傳》外，《清史大綱》和《清史》均列專門章節討論，《清代通史》對曾氏“三不朽”事業敘述更為詳盡。其他主題的論文，凡涉及文化、教育者無不引用曾氏相關論斷以為佐證。而且，蕭氏對清史人物的批評多一分為二，功過兼述?如對李鴻章的評價，蕭一山一方面認為，“他支持晚清的政局，身任外交的要沖，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們佩服。他的世界知識，國事見解，比較一般人高?！蓖瑫r又指出他“沒有科學機械的常識，更不曉得文化、政治、經濟一切都要配合起來，全盤計劃，才能生效”。見蕭一山.清史大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4、188。，但曾國藩卻成為其筆下的完人，自始至終絕少貶抑之詞。其原因為何？如果說，孫中山和蔡元培身上寄托了蕭一山的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梁啟超的學術事業是蕭氏一生的楷模，那么，曾國藩則合三為一，同時寄寓了蕭一山的學術理想、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并號召世人向他學習：“曾文正公往矣！其救世之宏愿，雖因社會的積弊而未償，但學業的典型猶在。倘使我們不能紹其遺徽，振其宗風，則不惟辜負了這位偉大的先哲，實亦辜負了中國文化的遺產！”[20]198

“學術經世”是蕭氏一生高揚的旗幟，而其理論與實踐中都明顯可見曾國藩的影子。理論方面，曾國藩把禮學看成中國傳統學術的總匯，“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矣?！盵21]1598蕭一山以此為基礎把“禮學”和歷史學聯系起來：“其實禮學就是古代的經世學，也就是歷史學，它是包括義理詞章考據，‘不可以一方體論’的?！盵20]50又說：“‘經世宰物’的禮學，非從義理、考據、詞章入手而綜合歸一是不行的，這也就是歷史學的功用了?！盵20]52從“禮學—經世學—歷史學”為自己的史學研究服務于現實社會找到了理論依據。在“學術經世”的實踐方面，蕭氏一生都以曾國藩“文章不是救時物，楊雄、司馬不足驕”的詩句自戒自勉，避免變成“識字之牧豬奴”。為此他積極涉足政治、教育領域，在顛沛流離的抗戰環境中堅持創辦《經世半月刊》、《經世戰時特刊》、《經世季刊》、《經世日報》，組建經世學社，宣揚學術經世的重要性。雖然最終沒能達到“三不朽”的最高境界，但“立德立言兩不朽”[5]609的成就，也有不少可為世人稱道之處。

就傳統文化研究來說，《曾國藩傳》實際是蕭一山以曾國藩為例、展現中國傳統文化魅力的著作。在他的筆下，從先天的氣度、性格，到日常生活中的寫字、治學、立身、處世，再到編練湘軍、戡平大亂、致賢、養民的政治事業，曾國藩無時無刻不在完美展現著中庸文化的精神和獨特魅力。其性情“內剛外柔”，合于中庸之理，所以“才能成就他一生偉大的事業”[20]33。其治學方法，“由博返約，由約返博，兼歸納演繹而為一，就是所謂中庸的辯證法?！盵20]88其政治事業，“以申、韓治匪類，直道對官場，而仍以黃老的仁心謙德對國家、對朋友，仍不出中庸之道?！盵20]143總之，曾國藩“認清楚了中國文化的正宗，遠紹鄒魯，近接昆山，為經世之禮學放一異彩，也不啻為中國文化開拓了光明的境域”[20]63。能孕育出曾國藩這樣“在世界屈指可數的偉人”，意味著傳統文化的優越性非其他文化可比。蕭一山所以致力于傳統文化研究，以復興民族文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與對曾國藩事業的這種理解不無關系。

蕭一山的教育思想同樣受到曾國藩的啟發。對于人才培養方法，曾國藩認為：“欲令有用之才，不出范圍之中，莫若使從事于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華之本?！盵21]6蕭一山說：“只有學術才是轉移風俗、培養人才的不易原則”，“才與學必須互濟，方能達于上乘?！盵8]73德才之間的關系，曾國藩說：“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于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于小人?！盵22]蕭一山則痛斥有才無德者為“遺臭的人”，“似乎不能算作人才，因為他沒有做人的基礎道德”，并將基礎道德解釋為“為公之心”[5]137。其他如人才等級的劃分、人才與社會風氣的關系等問題的論述，蕭一山或引作主要論據，或在曾氏基礎上進一步展開，甚至直接沿用曾國藩的觀點，所受影響清晰可見。

上述四人都是對蕭氏學術產生過很大影響的人物，但他們并非蕭氏學術的唯一“母體”。如傳統文化研究，孫、蔡、曾等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思想傾向上，蕭一山所用的理論、方法及某些具體觀點，則得益于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如其“中庸之道合于辯證法”的論斷[8]4-8，即是以當時風行一時的辯證法解讀中庸文化，雖未能為學界完全肯定，但也為傳統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具體到清史研究，蕭一山的很多理念也突破了前人的界限。如章節體，在此以前僅有《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清史纂要》、《清史講義》等少數篇幅較小的史書進行過實踐，將其運用于大規模清代史書尚為第一次[23]。內容上“政治、經濟、文化三者均衡詮敘”，更是源于蕭氏對史學的獨特理解，與當時偏重政治的各種清史著作有本質區別。因此，蕭一山清史研究的成績實際上是吸收了當時史學理論、史學方法、清史領域甚至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而取得的。將其學術淵源限定為一人或幾人，不僅不夠全面，也會妨礙對其成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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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 燕)

On Xiao Yishan’s Academic Origin

Zhang Guanghuaa, Wang Yanb

(a.College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Library, Fuyang Teacher’s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41,China)

Xiao Yishan’s research on Chinese cultur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Sun Yatsen, Cai Yuanpei and Zeng Guofan. His educational theory was founded on the basis of Cai and Zeng’s opinion. His thought of Serving the Society developed from Zeng’s idea. Xiao and Liang Qichao had a lot of similarities in academic style, literary style and academic objective. We also can see Liang’s influence on certain aspects in his research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y were not the single matrix of Xiao’s learning. The last word of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ical method, and the sphere of Qing Dynasty were also the basis of his great achievements.

Xiao Yishan; academic origin; Sun Yatsen; Cai Yuanpei; Liang Qichao; Zeng Guofan

2015-03-16；

2015-04-16

張光華(1972-)，男，安徽省碭山縣人，教授，博士后，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

10.3969/j.1672-7991.2015.02.010

K092

A

1672-7991(2015)02-00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