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的社會生命史及其意義研究

馬禎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100081)

普洱茶的社會生命史及其意義研究

馬禎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100081)

“物的社會生命”是認識物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的有力視角。該篇通過梳理歷史資料和相關文獻,為普洱茶書寫社會生命史。文章認為普洱茶經歷了從明朝以前的“異類茶”轉變為清朝貢茶,并在清朝之后經半個多世紀的沉寂再商品化的生命歷程。在這個過程中,普洱茶的生命與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密切相關,體現了物的社會意義。

普洱茶;物的社會生命;貢品;商品

引言

普洱茶產于云南,是傣族、哈尼族、布朗族、拉枯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栽培、使用、交易的茶葉品種。早在唐朝時,普洱茶就成為民間交易的商品,但在相關文獻記載中,普洱茶被理解為“茶中異類”,其品質并沒得到認可。隨著民間交易的不斷擴大,普洱茶在明朝時期逐漸得到肯定,并在清朝雍正年間成為貢茶。之后,普洱茶具有了雙重身份：它一方面是王朝納貢體系中的貢品,另一方面是市場交易中的商品。清朝滅亡后,納貢體系隨之崩潰,普洱茶由貢品和商品的雙重身份變成商品,但它的流通只限于對普洱茶有特殊需求的藏區、香港和臺灣。直到20世紀90年代,普洱茶以“能喝的古董”、“原生態”、“減肥茶”等多重標簽再次進入市場,掀起一股飲普洱之風,并持續到現在。

將普洱茶作為一種“物”來理解,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物的社會生命史”視角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路徑。阿帕杜萊在《物的社會生命——文化視野中的商品》中,認為物與人一樣具有社會生命。物的生命指的是物經歷商品化、去商品化,甚至循環往復的過程。阿帕杜萊將物從“無活力、沉寂的”[1]4西方式理解中解救出來,將其視為本身具有生命的存在,討論物在生命歷程中呈現出的不同生命形態。通過對物的制作、流動、使用的討論,串聯不同的空間、時間和人群。因此,書寫特定物的生命史,不僅可以理解物及它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流通,還可以理解社會文化,即以“物的生命史”[1]64為社會文化作傳。

縱觀普洱茶的歷史,它經歷了多重身份的轉變,蘊含著豐富的歷史過程。正如余舜德所言“少有其他物品如普洱茶經歷如此豐富的社會生命史”。[2]365普洱茶多重身份轉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與政治、經濟和文化有何關系?社會有何意義?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且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可以理解普洱茶本身,還有益于理解它負載之上的社會歷史和現實。本文運用阿帕杜萊“物的社會生命”的視角,通過梳理漢文典籍中的普洱茶,在論述它從“茶中異類”到貢茶;從作為認識邊疆“蠻夷”風俗的媒介到具有自身主體性,以及近年來對普洱茶的再次商品化,討論它在歷史語境中的演變,及背后的社會文化邏輯。

一 從茶中異類到普茶

對物的意義、物的用途及其生命軌跡的理解,要通過追尋物的歷史性流通來實現。[1]5在明代以前的歷史文獻中,普洱茶經歷了從茶中異類到普茶的演變,名稱的確立也是普洱茶本身價值凸顯的過程。它從最初作為說明西南夷風俗的“腳注”,變成具有獨立價值的物。

(一)明以前的異類云南茶

對普洱茶的記載散見于歷史文獻中。明朝以前,關于普洱茶的記載與云南少數民族聯系在一起。出產、交換普洱茶的社會與這一物本身被相互界定。由于中央王朝對西南少數民族的表述帶有歧視性,因此普洱茶也脫不了“蠻”氣,是茶中異類。

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茶在史書中出現很早,唐人樊綽在《蠻書》中寫道：“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烹而飲之”。[3]

宋朝李石所著《續博物志》第七卷中也有類似的記載。[4]“銀生城”指的是南詔所設“開南銀生節度”管轄的區域。銀生是當時節度使駐地之一,管轄范圍相當廣泛?！般y生城管轄的范圍還有奉逸城和利潤城,奉逸城在普洱縣,而利潤城在今天勐臘縣的易武鄉?！盵5]305從地名的梳理中可以看出,銀生城指的是今天普洱市和西雙版納地區,“銀生城界諸山”就是普洱市和西雙版納境內的各大茶山,即如今普洱茶的主要產區。這些地區主要是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歷史上西南諸族屬“蠻夷”,因而其地所產的茶也與中原地區大不相同。不僅缺乏茶葉制作上的“采造法”,從其使用方式來看,它更像一種蔬菜,并不具有茶的物質屬性。

明朝謝肇淛在《滇略》中寫道：“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團?！盵6]這是“普茶”第一次出現在歷史文獻中,對此,歷史學家林超民也有相同的看法。[5]305但是,謝肇淛對“普茶”的評價十分負面。謝肇淛認為：“滇苦無茗,非其地不產也,土人不得採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淪之節,猶無茗也?！盵6]在他眼中,滇茶由于太苦、且制作方法不當,品質好的又太貴,以致“滇苦無茗?！蓖潦玫钠詹枰彩恰皽S作草氣,差勝飲水耳”。[6]從以上這些文獻中可以看出,云南茶品質低劣,喝云南茶還不如喝水。而且,文獻中的云南茶與少數民族的形象結伴出現。普洱茶本身并不具有物質獨立性。它彰顯的是云南諸民族生產、生活、交易風俗,是文化的注釋。在此意義上,云南茶是外界認識產地社會的媒介物,不具有獨立的價值與重要性。

(二)普茶與其價值的凸顯

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第一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團,西蕃市之,最能化物,與六安同?！盵7]138方以智不僅介紹了普洱茶的消食作用,還介紹了普洱茶的貿易地點,并將其與六安茶做了對比。這是對普洱茶的第一次積極評價。方以智肯定了普洱茶的化食效果,使普洱茶作為茶的物質意義得以顯現。從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普茶在明代無論對于滇人的日常生活,還是貿易,都十分重要。普洱茶從地方性的食物變成被交換的商品。文獻對它的描述漸漸從產地社會剝離,成為具有自身價值的物,普洱茶這一名稱也逐漸得以確立。

伴隨著名稱的確立,普洱茶的特性被細化,這對于普洱茶在歷史中凸顯自身價值具有特殊意義。普洱茶作為被描述的主體出現在文獻中。吳大勛在《滇南見聞錄》中有“其茶能消食理氣,去積滯,散風寒,最為有益之物。煎熬飲之,味極濃厚,較他茶為獨勝?！盵8]36趙學敏在《本草綱目拾遺》中有寫道：“普洱茶味苦性刻,解油膩牛羊毒,虛人禁用?？酀?逐痰下氣,刮腸通泄?！斩韪嗪谌缙?醒酒第一,綠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猶大也?！盵9]205由于其自身的特色,此時的普洱茶還被當做一種藥物來使用,其意義經超出了產地社會的風俗,成為具有多重效用的有益之物。

二 普洱茶的貢品、商品身份及其變遷

(一)普洱茶的商品、貢品身份

早在元代,云南茶就是物物交換中的商品,但此時交易范圍較小。李京的《云南志略諸夷風俗》中說“金齒、白夷(指傣族),交易五日一集,以氈、布、鹽、茶互相貿易?！盵8]129清朝時期,普洱茶貿易頻繁,并最終確立了其商品與貢品的雙重身份。普洱茶作為一種物,本身的重要性在此時得以彰顯。作為商品的普洱茶在特征上被嚴格細分。如張泓的《滇南新語》：“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即雨前采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葉嫩綠可愛。芽茶較毛尖壯。采制成團。以二兩四兩為率。滇人重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于谷雨前后。以一斤至十斤為一團,其余粗普葉。皆散賣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餅模印?！盵10]141對于普洱茶的分類描述是探究它物性的過程,這種物性是普洱茶作為商品被細化的結果。廣泛的貿易使普洱茶名揚天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11]10。隨著普洱茶的物性被逐漸發掘,它美名遠播,最終成為清朝皇室貢茶。

普洱茶成為貢茶的確切時間已無法考證,但至遲為公元1659年。[12]175成為貢茶之后,普洱茶的價值生成有了政治的參與。由于物的價值政治在很多時候就是知識的政治。[1]6因而文獻記載作為一種知識的生成,對普洱茶的描述也越來越具體和詳細?！豆饩w普洱府志稿》卷十九食貨志六中記載：“茶有六山,倚邦、架布、熠嶺、曼磚、革登、易武……氣味隨土性而異,生于赤土或土中雜石者最佳,消食散寒解毒。于二月間采蕊極細而白,謂之毛尖,以作貢,貢后方許民間販賣。采而蒸之,揉為圓餅。其葉之少放而嫩者,名芽茶?！盵13]從中可以看出,此時的普洱茶不僅是商品,還是貢品。普洱茶的商品和貢品雙重身份,是在同一歷史時期其在社會生活中不同位置的顯現。

(二)普洱茶的去貢品化和再商品化

清朝時期,普洱茶貢品和商品的雙重身份具有政治和經濟意義。清朝末期國力衰退,納貢體系隨著清王朝的覆滅而崩潰,普洱茶的貢品身份消失。由于政權動蕩,外敵入侵,茶葉貿易也因此受到嚴重影響。雖然民間普洱茶交易在民國時期依舊繼續,

但大部分產區處于“滿山茶樹頭光光,茶農茶工淚汪汪,兩手空空無出路,賣兒鬻女去逃荒”[12]173的景象。新中國成立之后,普洱茶在公社化運動、以糧為綱等社會運動中又遭到破壞。一直到1973年以前,云南發展紅茶和烘青綠茶,普洱茶很少被提及。

普洱茶的再商品化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以臺灣為地理中心,以商人、文藝界人士、學術團體為主導。這一過程是對歷史和知識的運作。20世紀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收藏在香港和臺灣的一些陳年普洱茶被發現,并在兩地得到極大追捧。1988年12月13日到1989年1月1日,臺灣茶藝觀光團來到昆明植物研究所,意在調查云南是否還在生產普洱茶。研究所的生物學家說他們沒有聽說過普洱茶,即使歷史上有,現在也不存在了。[14]109-131臺灣考察團接著到了六大茶山地區,他們發現在這些地區,普洱茶依舊還被種植,且在六大茶山留存著很多古茶樹。臺灣和香港對于普洱茶的追捧使云南重新重視普洱茶。1989年,云南“云茶苑”茶藝表演隊在北京參加“中國首屆茶與文化展示周”?！霸撇柙贰钡牟杷嚤硌蒉Z動京城,云茶第一次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12]185從此,普洱茶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被再商品化。

在賦予普洱茶新的意義時,正如阿帕杜萊所討論的,“較長的社會歷史造就了在較短時期內物的軌跡、意義以及結構?！盵1]36普洱茶的再商品化,正是以追尋歷史上它的貢品、商品身份開始的。對普洱茶歷史的回顧包括兩個方面：(1)梳理普洱茶的歷史以建構其貢茶身份;(2)探尋古茶樹并以確立樹齡的方式彰顯其歷史悠久性。1988年11月,《版納文史資料選輯第四輯(西雙版納茶葉專輯)》中收集了普洱茶歷史文獻。此后,關于普洱茶歷史的著作和文章大量涌現。這些文獻借用歷史語境強調其獨一無二性。與梳理歷史同步的是普洱茶研究學術會議的不斷召開,如1993年、1994年、2001年國際茶文化研討會,以及每一次學術會議之后,與會專家進行的普洱古樹考察、膜拜活動。[12]187以上這些建構行為經過媒體傳遞,再加上對普洱茶抗癌、降低血壓、減肥等效果的宣傳,普洱的知識體系被迅速建構起來。同時,由于從民國時期到1990年代,普洱茶的沉寂造成市場和社會對普洱茶知之甚少。學者、媒體、市場建構的知識很快被大眾吸收,“知識和無知之間形成的張力是商品流通的一個決定性因素?！盵1]41普洱茶被成功商品化。

三 普洱茶社會生命的意義

普洱茶成為皇室貢茶,是政治介入物的價值生成過程的體現。物的消費成為社會控制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通過以政治手段對物的流通進行限制性規定來實現。[1]22兩種身份的疊加,體現著普洱茶社會生命的內涵：作為貢品,它反應了清朝以物為媒介,在朝貢體系中加強中央與地方社會聯系的實際行為;作為商品,它反應著中央王朝通過物對其產地和消費地的管控。普洱茶在1990年之后被再次商品化,則是歷史話語和知識建構的結果,作為商品的普洱茶在現代社會是多重標簽的疊加。

(一)普洱茶作為貢品的意義

成為貢茶之后,清政府對普洱茶的采摘、形制、規格等都做了嚴格的規定。貢茶普洱在此意義上脫離了流通領域,其主要功能是皇家“保證其用品的獨一無二性”。[1]22實質是物的“去商品化”過程。恰恰是這一過程,使得普洱茶最終具有其自身特性?！案刹杳磕陚湄曊?五斤重團茶、三斤重團茶、一斤重團茶,四兩重團茶,一兩五錢重團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盵11]10又光緒《普洱府志稿》記載：“雍正十三年,題準云南商販,茶系每七圓為一筒,重四十九兩,征收稅銀三錢二分?！盵13]在貢品的制作規格要求下,普洱茶團茶和圓茶(即七子餅茶)的形制被固化,成為普洱茶最鮮明的特征,并延續至今。

成為貢茶之后,普洱茶得到多位皇帝的賞識,反過來又加固了其在社會中的意義。如：乾隆皇帝曾寫詩稱贊：“唯有普洱號鋼堅”。除了乾隆之外,道光、光緒皇帝對普洱茶也有很高的評價,并經常賞賜給后妃、太監、宮女?！霸谇宕鷮m廷,上至皇帝、皇后、下到宮女,蘇拉等雜役都會有一定的宮份茶,這些茶葉通常會以‘月例’或‘年例’的形式發放,宮中使用的普洱茶數量之大,我們可以從例份上看出來?！盵15]314-319普洱茶不僅是宮中日常生活的必需,體現著皇帝對于妃子、皇后、太后以及大臣的寵幸程度,它還作為清朝的象征被賜予各國使節,成為權力的象征、關系的媒介。從史料記載來看,清朝時期皇帝定期或不定期賞賜出去的普洱茶數量十分可觀。如賞安南國使者五次,五次均賞普洱茶;英國馬嘎爾尼使團也得到了乾隆皇帝大量的普洱茶賞賜;此外還有朝鮮國、琉球各藩親王等。[15]314-319同時,從康熙皇帝開始,朝廷以普洱茶為主體組織大型集會活動。如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年、康熙六十年(公元721年)、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舉行的大型的“千叟宴”,參加的人數最多達到五千人。[15]314-319除了大型的千叟宴之外,乾隆八年之后,幾乎每年都要舉行一次茶會。躋身王朝權力中心的貢品普洱體現著君臣、內外等關系。它已經不僅僅是飲品,

作為禮物與,它是王朝中心關系的紐帶、交流的媒介。

(二)普洱茶作為商品的意義

普洱茶在清朝時的鼎盛除了其貢品身份,還與其作為商品的身份相關。清王朝通過加強對普洱茶貿易的管理,不僅使產地與消費地緊密聯系,還使中央王朝對二者的管理落實在對物品的管控上。在此基礎上,普洱茶成為中央王朝控制地方社會的媒介之一。

雍正七年,即公元1729年,清政府派云南總督鄂爾泰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政策。[16]184-233出產普洱茶的地區,成為改土歸流政策實施中的重點。光緒《普洱府志》記載,雍正七年在普洱設置了普洱府治。在攸樂山,即今天的基諾山設置“攸樂同知”,駐守軍隊達到500人之多,其主要目的是防守茶山,征收茶捐。[13]產地社會因普洱茶被進一步納入王朝貿易管理體系,普洱茶體現著管理與被管理關系。而且,對普洱茶的貿易管控一直在加強。光緒《普洱府志稿》記載：“于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飭,發各商行銷售辦課作為定額、造冊題銷?！盵13]通過規定普洱茶的采摘、制作規格,保證了國家茶葉稅收的穩定。同時,管理茶葉的機構成為地方社會的實際管理主體。對普洱茶貿易的管理反過來也塑造了普洱茶本身。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政府撤銷“攸樂同知”,設置“思茅同知”,并在思茅設官茶局,在六大茶山分設官茶子局,負責管理茶葉稅和收購,[17]25并設寧洱為普洱府府第所在地。至此,普洱府的行政范圍基本確立下來,普洱茶名因此漸漸確定。

普洱茶成為王朝體系中的管理媒介,不僅體現在產地,還體現在對消費地的控制上,如通過邊銷茶對西藏的控制?！对颇鲜⊥ㄖ靖濉肪砹?食貨志四課程《皇朝通志》中記載：“順治十八年,準達賴喇嘛及根都臺吉于北勝州互市,以馬易茶?！盵18]728藏族商人每年自夏歷九月至次年春趕馬到麗江領“茶引”,再到普洱購買茶葉,運送回西藏?！扒∈?公元1748年),朝廷議準云南茶引,頒發到省,轉發麗江府,由該府按月給商赴普洱販賣,運往鶴慶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銷,其稽查盤驗,由邛塘關金沙江渡口照引查點,按例抽稅。其填給部引赴中甸通判衙門呈繳,分季匯報,未填殘引,由麗江府年終繳司?！盵13]普洱茶貿易制度成為王朝管控西藏的有效手段之一。云南和西藏之間的茶葉貿易在清朝時十分發達,這不僅聯系了云南和西藏的文化交流,還使得國家統一。茶葉貿易圈與國家的疆土的密切相關性,也是自明朝以來“以茶制夷”觀念的延續?！安枞~慢慢演變成特別供給物資,而不僅僅是茶馬貿易的品種,但其作為國家戰略物資的屬性沒有變?！盵19]32

普洱茶以貢品、商品形式跨地區、跨文化的流動,對王朝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對物的控制成為對地方社會的重要控制手段之一,對物依靠成為人、地域之間的連接。物,成為王朝貫徹其意志的媒介。清朝后期,英國注意到茶葉在藏族人生活中的重要意義,認為只要能控制西藏的茶葉貿易,就會切斷西藏與中國其他地區(這里主要指云南和四川)的實際聯系。[20]28英國以茶作為侵略手段,想盡一切辦法將印度出產的茶葉運送到西藏銷售,中國境內的茶葉貿易受到嚴重的打擊。[18]128茶葉的銷售地理成為英國權力地理的一部分。茶葉貿易的爭奪在某種意義上成為國家疆域的爭奪。雖然英國人將印度茶賣到了西藏,但因口味不對而遭到西藏人民的拒絕。[21]10-17英國人以茶葉作為入侵西藏的計劃最終沒有得逞。

(三)普洱茶再商品化的意義

普洱茶的再商品化從臺灣開始,進而擴展到香港、廣東及產地云南,而至日本、韓國甚至歐美國家,[2]356一股普洱茶風潮在茶葉市場興起。普洱茶的再商品化是建構歷史話語、知識,以及市場運作的結果,主要體現了一下三個方面的意義：(1)普洱茶具有多重標簽。它被界定為“原生態”、“能喝的古董”等具有鮮明特征的商品?！霸鷳B”,是指普洱茶生長于云南普洱、西雙版納、臨滄、德宏、大理等地區的高山之中。由于社會歷史原因,這些地區經濟開發較晚,保持了較為傳統的自然和人文景觀,出產自這些地區的普洱茶被理解為原生態?！澳芎鹊墓哦敝傅氖顷惸昶斩?及保存十幾甚至幾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其味道更佳。對綠色、生態、奇特、稀少、傳統等“特性”的強調,使普洱茶在眾多茶品中具有獨具特性。(2)在普洱茶商品化過程中,云南少數民族地區被標簽化,成為遠離現代工業污染、“異文化”的代表。產地社會的自然景觀、風俗習慣等成為推廣和包裝普洱茶這一商品的重要因素。最后,普洱茶成為促進產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物。普洱茶品種多樣,如臺地茶和古樹茶、栽培茶和野生茶、普洱茶生茶和熟茶、陳年普洱茶等,它在茶葉市場上的價格也參差不齊,具有很大的商業利潤空間,且對隨著普洱茶消費市場的不斷擴大,政府支持茶農擴大普洱茶種植使產地脫貧致富,普洱茶成為產地社會發展的動力。產地社會因普洱茶而被整合、變遷?！吧贁得褡迳鐣谶@一過程中處于傳統和現代這一矛盾中”。[22]178-188一方面市場需要清潔、規范的普洱茶,同時又需要普洱茶保持其古老和傳統性;一方面,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現代化建設,促進其發展;同時又希望其保持

原有文化特色不變。普洱茶作為一種物,在新的語境下塑造著社會。

結語

普洱茶只是一種飲品,是普通的食物。它因自身的物性以及歷史境遇,卷入了政治、市場以及知識的歷史洪流中。它代表著復雜的社會形勢、價值與文化體系之間的關系。循著普洱茶的歷史軌跡,不僅可以理解普洱茶本身,還可以看到物與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普洱茶有著不同的社會生命,它表征著明朝以前主流話語對于西南族群的理解;作為貢品和商品,體現著納貢體系、商品流通、貿易管控中王朝與地方的關系;普洱茶的再商品化過程,體現著知識對商品的意義再造,也反應了物對社會的塑造。如今,普洱茶的標簽化,使產地社會在獲得經濟發展的同時被進一步“他者化”,成為原生態、傳統等的代名詞。就此意義,本文僅是拋磚引玉。物與社會的互相界定何以成為可能?這一過程對社會有何影響?不同身份的行為者如何體現各自的主體性?對物本身又有何意義?都將是值得深究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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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燦邦］

The Social Life of Pu’er Tea

MA Zhe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The perspective of＂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provides a useful view in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s of matters in social and culture.This paper,guiding of the theory of＂social life of things＂,to discuss the biography of Pu’er tea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ata and related literature.Pu’er tea became tribute tea in Qing dynasty after experiencing a life of＂heterogeneous tea＂before Ming dynasty,and then became a high-quality product of minorities in Yunnan,Southwest of China.Pu’er tea’s life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ings with its significances of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in historical periods.

Pu’er tea;social life of things;tribute;goods

C91

A

1008-9128(2015)05-0078-05

2015-01-23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14年中央民族的大學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項目(10301-01402902)

馬禎(1988-),女,甘肅會寧人,博士生,研究方向：南方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物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