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背景、任務與意義

張冬梅

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背景、任務與意義

張冬梅

(湖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株洲 412007)

對“忠實”的質疑與批判在根本上撼動著二千余年來譯界學人們的固有信念,影響著翻譯研究這一學科內部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方式,同時也將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這一課題推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論文以剖析元理論研究之特點和意義為起點,在檢視“忠實”解構論及其所帶來的價值迷惘與困惑的基礎上,交代了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問題產生背景,探討了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任務,最后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指出了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意義。

翻譯;“應該”;元理論研究;背景;任務;意義

一、引言

“元理論研究”(meta-theoretical study)之“元”譯自于英語中的“meta-”,意指“繼……之后”、“超越”。中世紀時亞里士多德著作的編輯者安德洛尼柯用“meta-”與“physics”組成了“metaphysics”一詞為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后面一部沒有名字的論著命名,意為“物理學之后”——形而上學。20世紀初,自德國數學家希爾伯特效仿安德洛尼柯用“meta-”與“mathematics”造出“meta-mathematics”一詞來指涉研究數學和數學哲學的數學(元數學)之后,借助于加前綴“meta-”(“元”)而構成的新概念和新術語不斷涌現,“科學也應研究自身”這一觀念在許多學科領域獲得廣泛的認同,元美學、元社會學、元倫理學等學科紛紛誕生。

在翻譯研究領域,元理論研究并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在被普遍譽為“翻譯學奠基之作”的《論翻譯學的名與實》(1972)一文中,霍姆斯就明確指出了翻譯研究的元理論維度,并率先垂范地開始了對翻譯學學科本身的元理論思考[1]。在1999年宣讀于“國際文化與翻譯研討會”上的“Metatranslatology”一文中,辜正坤教授正式提出了“玄翻譯學”的概念,指出理論是有層次性的,玄翻譯學即關于翻譯學的學,關于翻譯理論的理論,“它令你關注的不是要說明什么而是如何說明。玄翻譯學并非實用性理論,其用途是解釋、評價,或解構一般的翻譯理論或觀點”[2]。在為王宏印教授《文學翻譯批評論稿》一書撰寫的序言中,楊自儉教授從系統科學的角度談及了理論的層次性問題,區分了對象性理論和元理論,并強調了元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人類文明史告訴我們,只重視技術不重視科學,不行；只講歸納不講演繹,也不行；當然在理論研究上,只講對象理論不講元理論,也不行。倘若如此,那只能叫殘缺不全”[3]。

任何理論都有自己的研究對象?！霸碚撛茖W不再以外界的客觀現象(或自然現象)為研究對象,而是以科學和理論自身為研究對象,這是理論研究對象向自己內部的回歸即‘內歸’,或者說向理論自身的回歸‘自對象性’,簡稱‘自象性’”[4]。元理論研究是自象性的,是以對對象性理論之確立方式的反思為主要內容的。它試圖在更高的層次上反思和追問對象理論的根本性前提和可能性基礎,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探究和考察對象理論的合理性、有效性等問題。從理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自象性的元理論研究往往發生在對象理論之思維方式、研究范式、理論建構等方面都面臨重大危機和挑戰之時。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這一課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現實背景。

二、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背景

譯,無信不立?！爸覍崱?、“信”、“對等”、“等值”等盡管表述各異,但鑲嵌其中的追求與原作契合、忠于原作的信念是共同的。因“忠實”一詞含義豐富,在指語言或文本層面的“忠實”時可代替“對等”、“等值”,同時又有著“對等”、“等值”所沒有的倫理維度,故而本文選擇“忠實”作為基本概念,把“信”、“對等”、“等值”等看作是“忠實”概念的變體。

作為翻譯之“應該”在傳統翻譯理論中是毋庸置疑的前提預設。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翻譯研究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超越和震蕩,在深度與廣度上迅速擴展,新的觀點和流派層出不窮,異彩紛呈,呈現出一幅色彩斑斕的多元化翻譯理論景觀。在這翻譯研究流派紛呈的多元化圖景中,描述學派、功能目的論、后殖民主義譯論和女性主義譯論盡管視角各異,但在將“忠實”這一傳統理論中毋庸置疑的前提預設“問題化”這一點上是共同的。描述學派以翻譯的歷史事實為基礎,向傳統翻譯理論中的“忠實”命題發起質疑和挑戰,指出:“等值和透明的翻譯思想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盡管這種思想在我們思考和談論翻譯的過程中已經根深蒂固”[5]。目的論(Skopostheorie)以行為理論為基礎,指出翻譯是一種受目的原則導引的人類行為,評價譯文質量的標準不是“忠實”,而是對于翻譯目的而言的合適(adequacy)。后殖民主義譯論揭示了翻譯與權力的共謀,揭示了權力失衡語境下文化交往的不對稱性與翻譯的不可靠性,進而否定傳統翻譯理論中關于語言平等、文化平等這類帶有烏托邦性質的理論預設,否定追求“忠實”或“對等”的翻譯理想,轉而號召譯者做全能的讀者和不受約束的寫作者,將“抵抗”(resistance)、“食人主義”(cannibalism)推崇為后殖民主義時代之翻譯范式。女性主義視原文至上的觀念為父權社會的產物,認為規定性的“忠實”倫理強化了性別歧視,轉而強調譯者的“介入”(intervention)和對語言的“操縱”(manipulation),主張讓翻譯成為一種旨在使語言為女人說話的政治活動,在語言中凸顯女性。

“每一個社會和每一個文化集團,傾向于接受一些信念而毫無疑問。這些信念是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在他們年輕的時候,慢慢灌輸進去,并且在形成深一層的思想的過程中作為預設”[6]。在翻譯領域,這一古老的信念就是“忠實”。如今,在各種“后”學理論的沖擊下,“目的決定手段”、“操縱”、“重寫”、“叛逆”、“介入”、“劫持”等相繼成為譯界學人們競相使用和追捧的流行語匯。這些語匯帶著批判權威、顛覆傳統的時代精神在特定的時空下匯成一股合力,共同對“忠實”這一深嵌在譯者集體無意識中的信念發起質疑,形成了一股解構“忠實”的熱潮。翻譯理論中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無可置疑的“忠實”命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和批判,陷入了有效性與合理性的雙重認同危機。那么,曾經被視為譯事圭臬的“忠實”命題能否被解構,是否真的失去了有效性與合理性而應該走向終結?

對“忠實”的質疑與批判在根本上撼動著二千余年來譯界學人們的固有信念,影響著翻譯研究這一學科內部最基本的價值判斷方式,圍繞翻譯之“應該”問題的反思、變革和沖突正日益成為一個具有時代性的突出問題。面對引導甚至命令我們采取某種行為方式的“應該”命題,作為行為主體的我們始終擁有接受或拒絕的自由。只不過,理性的接受或者拒絕終究要建立在合適的理由或根據之上。那么,我們接受或拒絕一個翻譯之“應該”命題的合適理由或根據是什么,具有什么性質,該到哪兒去尋找?翻譯之“應該”命題如何論證自身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其論證邏輯是什么?當我們曾經擁有的那個確定不移的關于翻譯之“應該”的信仰被置于可懷疑之境地時,翻譯之“應該”問題的推理論證邏輯,翻譯之“應該”命題自身的確立方式、合理性與有效性論證方式等“元理論”問題亦隨之凸顯,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被推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

三、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任務

在元理論的層次上對翻譯之“應該”問題展開研究,其基本任務是要解決翻譯之“應該”命題自身的確立方式、合理性與有效性論證方式等關乎翻譯之“應該”研究之基礎和根基的元理論問題。研究的問題具體化為以下三個方面:

1．追問翻譯之“應該”的合理性論證路徑

任何“應該”都是對實踐主體的一種價值導引,都是對實踐主體之自由的一種限制,因而對于一個真正具有懷疑和反思精神的實踐主體而言,任何“應該”都會引發他的思考和追問,任何規范都需要理由,需要加以嚴格論證。只有當一個人明白了“應該之為應該”的基礎和依據,看到了按此“應該”行動的要點和意義,他才能準確而有力地實施“應該”。任何關于翻譯之“應該”的主張如果不想僅僅成為說教,就需要論證,需要拿出理由和根據?！敖鉀Q規范性問題的關鍵,其實就在于逐漸發現我們有什么理由服從或不服從一個提議的規范,以便達到對那個規范的反思認同或拒斥。在這個過程中識別到的理由就構成了一個規范的權威的根據”[7]。

描述學派將實際存在的翻譯作品置于目標語文化語境中進行多角度的跨學科描寫分析,將翻譯研究的關注焦點從翻譯之“應該”轉移到翻譯之“是”或“可能是”,發現和解決了許多規約性研究所未發現和未解決的問題,加深了我們對翻譯現象的認識,為翻譯研究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描述學派以翻譯的歷史事實為基礎,在翻譯這一各種社會因素和力量交互作用的文化場所中辨認權力操縱或隱或顯的運行機制,宣稱:“從目標語文學的立場來看,所有的翻譯都意味著為了某一目的對原文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操縱”[8]。此語帶來的強烈沖擊和震撼將人們從“忠實”的迷夢中驚醒,環繞在原作(者)身上的神一般的光輝迅速黯淡,解構“忠實”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從對翻譯之所“是”的事實描述如何能夠過渡到翻譯之所“應該”或“不應該”的結論?描述學派是不是在用“事實”取消“價值”,把一個屬于實踐理性領域的命題向認知理性領域歸結?如果說經驗事實的描述只能揭示翻譯之“是”,無法真正回答翻譯之“應該”,那么,翻譯的“應該”問題該如何尋求答案,其來源和依據是什么?翻譯之“應該”與翻譯之“是”之間有沒有關系,是什么關系?翻譯該不該忠實?為什么應該忠實?“翻譯應該忠實”這一命題據以成立的理由和根據是什么?

2．探尋翻譯之“應該”的道德確證途徑

“人們在社會中生活,發生著各種交往關系。有關系就有要求,有要求就有‘應當’如何的觀念和行為規范。道德規范就是從現實存在的關系中引申出來的”[9]。集語際轉換、人際互動與跨文化交流于一身的特質賦予了翻譯以“間”的維度以及與“間”一起與生俱來的道德維度。翻譯行為是涉他性行為,是具有善惡價值并應承擔道德責任的活動,我們當然可以而且應該從道德的角度對之進行評價,從道德的角度提出“應該”問題來。然而,道德視角并不是觀察涉他性行為的唯一視角,因為一個涉他性行為除了是道德行為之外,同時還可能是政治行為、技術行為、審美行為等等。對于翻譯這一涉他性行為,我們除了可以從道德的視角進行評價或提出“應該”問題之外,還可以從政治的或技術的或審美的等各種非道德的視角進行評價或提出“應該”問題。

隨著翻譯研究走向跨學科的多元化發展,關于翻譯之“應該”的主張可謂是進入了韋伯筆下所描述的“諸神之爭”的時代。在圍繞翻譯之“應該”問題所產生的諸神之爭中,無論是傳統翻譯理論中的“忠實”,還是功能目的論視域下的“合適”,或是權力轉向視域下的“介入”,每一個“應該”命題都明顯地持有一種價值立場。那么,對于翻譯活動而言,它們的立場是道德立場還是地地道道的實用立場或政治立場呢?翻譯之“應該”的道德立場與包括實用立場和政治立場在內的非道德立場之間如何區分?我們如何知道哪些命題采取的是道德視角,哪些命題采取的是非道德視角?面對翻譯之“應該”的諸神之爭,我們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這所有的“應該”命題是否是基于同一個視角而得出的答案,彼此之間是否形成了有效的對話。而當有關某一翻譯之“應該”命題究竟是基于道德立場還是非道德立場這一問題尚不清楚或懸而未決的時候,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盡可能地找到辨別這兩種立場的區別性標準:道德“應該”不同于非道德“應該”的區別性特征是什么?翻譯之“應該”命題如何實現自己的道德確證?

在翻譯之“應該”問題的答案呈現出令人困惑的多樣性的今天,區分翻譯之“應該”的道德視角與非道德視角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它雖然并不能必然地給翻譯之“應該”這一疑難問題和圍繞該問題的論爭帶來完備而終極的解答,并不能必然地給翻譯理論和實踐帶來價值觀的統一,但它至少有助于消除潛藏在諸“應該”命題之中和之間的歧義性和模糊性,為我們帶來頭腦的清醒,從而看清沖突的實質所在。在認清當今流行于世的諸種翻譯之“應該”命題分別是從什么視角導出的價值判斷以及是什么思維方式的邏輯結果之后,判斷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面對它們所提出的不同要求也就變得容易多了。因為,對于翻譯這種具有涉他性的道德行為而言,單純基于個人或小團體價值目標的“應該”命題是不可能真正具有約束力的,真正具有約束力的是那種基于人類這個類主體之價值目標的翻譯之“應該”命題,是基于道德視角的翻譯之“應該”命題。道德理由比其他類型的理由具有更高的份量和權威。

3．求索翻譯之“應該”的有效性論證方式

“任何譯文都應忠實于原意,準確表達原文的思想和形式,遵守這種忠實的原則是翻譯工作者法律上與道德上的義務”。這是國際譯聯《翻譯工作者憲章》第一章第四條中的明確規定。然而,如若我們以后顧式的眼光展開對翻譯史的考察,我們將不得不認同林恩·郎的下述論斷:“翻譯史研究提醒我們,翻譯是一項自語言產生以來就一直在進行的人類活動,可能受到各種不可預料、無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影響?！跉v史中,我們看到了翻譯的陰暗面,看到了翻譯中存在的扭曲文本或操縱文本的可能性,見識了種種以不良意圖為目的的翻譯活動”[10]。如果說“忠實”是翻譯活動之道德“應該”,是譯者的道德義務,那么這一作為規范形式的道德“應該”要真正作用于社會生活,就存在著一個效力問題,即它是否具有普遍有效的影響力。對于無論在歷史或是現實中都并不鮮見的“忠實”原則遭悖離的現象,我們該如何解釋?實際運用中的悖離是否構成否定“忠實”原則之普遍有效性的依據?

無論普遍有效性在道德原則之正當性論證時看起來是多么的確定無疑,只要我們一回到真實的情境,回到具有情境敏感性的應用層面,這個曾經看起來是那么確定無疑的論題立刻表現出其可疑的一面:“忠實”是譯者的職業責任,可是有時不忠實不也是對的嗎?正如切斯特曼所言:“設若劉易斯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者,顛覆了他翻譯的法西斯主義文本,他是讓自己的個人倫理凌駕于職業倫理之上。這很公正,因為我們必須承認有時候有些東西比職業倫理更重要。遵守交通規則是汽車司機的職業道德,但在危機時刻為了挽救一個人的生命時,交通規則可以被違反”[11]。那么這種實際運用中的沖突與權變是否構成否定“忠實”原則之普遍有效性的依據?

四、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意義

“每個問題的解決實際上都要進行兩類思維:其一是對象性思維,圍繞問題本身,針對思維的對象展開思維過程。其二是元思維,即針對解題思維活動的思維。元思維起確定思維空間、思維方向和基本策略的作用,也起監控、調節、引導思維對象的作用”[12]。無論是傳統翻譯理論中的“忠實”,目的論視域下的“合適”,權力轉向視域下的“抵抗”和“介入”,還是倫理轉向中的“存異”,都是直接關于翻譯之“應如何”的主張,意在引導譯者的價值選擇。與此相對照,從元理論的層次上對翻譯之“應該”問題展開研究,其要旨并不在于直接提出這種或那種關于翻譯之“應該”問題的實質性主張,并不在于對具體的翻譯行為作出善惡對錯的價值判斷或道德判斷,而是試圖從更高處著眼,從根基處入手,對翻譯之“應該”命題本身的確立方式與論證邏輯展開思考。對于確立翻譯之“應如何”的主張、解決翻譯行為中的實際價值(道德)選擇問題而言,這種研究只是一種“第二級的”、間接的研究,一種準備性的、基礎性的、工具性的研究。但是,這種研究卻無疑有助于證明和肯定我們日常道德觀念中正確的方面,可以為受到挑戰和質疑的合理價值觀提供思路清晰的辯護方向,從而讓搖擺的信仰重新變得堅定,讓處于價值迷惘與困惑中的行為者以更加堅定的步伐行走在通向“應然”的道路上。

從元理論的層次上展開對翻譯之“應該”問題的研究,追問翻譯之“應該”命題的求解路徑與論證邏輯,探尋翻譯之“應該”命題據已成立的根據和理由,求索翻譯之“應該”命題的道德確證途徑,透視“忠實”原則的普遍有效性之惑,對于當前在譯學界流行一時的“忠實”解構論及其所帶來的價值迷惘與困惑而言,是一副必不可少的清醒劑,可以為我們帶來頭腦的清醒和思路的清晰,從而澄清因概念模糊不清、視角界定不明而帶來的無謂歧見與紛爭,在研究者之間真正實現認真而又有意義的對話,因而有著不容忽視的理論意義。

同時,“在信仰多樣和價值多元的現代社會,沒有萬眾景仰的能指引所有人的救世主(或大救星)。每個人都應該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去確立自己的信仰,這種獨立思考的過程將會是一個選擇信仰體系的過程”[13]。翻譯之“應該”問題是每個實踐中的譯者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目前正處于興起階段的翻譯倫理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面對“忠實”解構論所帶來的價值迷惘與困惑,翻譯研究當然需要“回歸倫理”,在重新思考翻譯之“應該”問題的基礎上提出規范翻譯這一跨語際實踐的道德原則。只不過,任何“應該”都是對實踐主體的一種價值導引,都是對實踐主體之自由的一種限制,因而對于一個真正具有懷疑和反思精神的實踐主體而言,任何“應該”都會引發他的思考和追問。從元理論的層面對翻譯之“應該”問題的求解路徑和論證邏輯展開探尋,尋找“應該之為應該”的理由和根據,有助于我們在實踐中站穩腳跟,將自己的行動真正地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根據理性而非常識或權威對“應如何”的行動方向做出判斷。

來自不同背景與流派、出于不同立場與觀點的“忠實解構論”在給翻譯理論和實踐帶來價值迷惘與困惑的同時,也將翻譯之“應該”的元理論研究這一課題推上了重要的議事日程。元理論研究把反思的焦點對準對象理論本身,試圖在更高的層次上和更廣闊的視野中審視對象理論,考察其研究前提和基礎、研究方法和思路本身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從而不斷地調整、修正對象理論的研究,將對象理論的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使對象理論的研究不斷走向有序與成熟。本文從背景、任務、意義三個方面對翻譯之“應該”問題的元理論研究提出了一個初步的構想,希望借這一初步的嘗試引起譯學界對翻譯之“應該”的合理性論證路徑、道德確證途徑、有效性論證方式等元理論問題的關注,大家共同努力,以踏實的行動將上述關乎翻譯研究健康發展的元理論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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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theoretical Study on“Ought”of Translation: Background,Tasks and Significance

ZHANG Dong-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The prevailing skepticism cast upon both the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of“faithfulness”has shaken the two-thousandyear old conviction inherent in translation scholars'mind,challenged the basic value system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translation studies,and made the meta-theoretical study on the“ought”of translation an important project in the agenda.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meta-theoretical study as its starting point,with a quick survey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ought”of translation as its basis,this paper sets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ta-theoretical project,raises meta-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basis and foundation of the study on the“ought”of translation and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ject from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translation；“ought”；meta-theoretical study；background；tasks；significance

H059

A

1673-0313(2015)04-0138-05

2015-04-08

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斷裂與延續:翻譯規范的學術史研究”(12YBA114)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張冬梅(1974-),女,湖南邵東人,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翻譯與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