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體時代預防文化及其意義——預防職務犯罪思維的重大變化

張 曦

(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檢察院，浙江杭州310000)

“全媒體”時代，媒介形態的日漸豐富、傳播模式的不斷拓展與表達，對社會環境與人的互動機制發生著深刻影響，同時，也使得傳統預防職務犯罪的模式與媒介組織形態的關系發生著變化。至此，職務犯罪懲治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對職務犯罪的懲治必須適應社會的問題，過去一直是檢察機關和紀律等相關部門研究的重點內容，“全媒體”時代，檢察機關的預防文化充斥于媒介質中，健全廉政制度，促進反腐倡廉。但現在就這一問題而言已經溢出了法律社會學而成為政治法理學必須關心的問題。何星亮曾言：官員腐敗并不可怕，可以依法嚴懲，最可怕的是社會腐敗會使整個民族從精神上爛掉［1］。打“大老虎”、拍“蒼蠅”，只是“鏟除腐敗土壤”進程中的階段性成果。在政治法理學中，預防文化不僅對職務犯罪懲治具有指導意義，還包括運用文化的方式對“全媒體”時代的適應［2］。從法律方法論的角度看，對于提出預防文化并非人為抬高其地位，而在于有認識其的必要。

一、預防文化重點：確立對預防職務犯罪的引領關系

中國自古有“觀之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說，廣義預防文化應當是以懲治與預防職務犯罪的主題思想為內涵、以預防文化為表現形式，并以職務犯罪懲治與預防文化建設相結合的產物。從預防文化的概念理解中，可以概括出從政的先進思想道德觀念及其指導影響下的預防職務犯罪的制度、組織、社會風氣、社會意識形態以及相關的法律規范，也包括關于預防職務犯罪知識、規范、價值觀念和與之相適應的行為方式、社會評價的總和。它是以建立廉潔政府、廉潔政治和規范公職人員從政行為為目的所形成的各種思想、理論、規范、制度、價值理念、道德、法治傳統以及行為方式、價值評價等。存在于該時代并內化在該時代成員的生活中。

全媒體時代預防文化的設計都屬于理想，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的進程中，不難發現這種理想與人們固有的經驗之間或隱或顯的矛盾。這就需要我們重新進行預防職務犯罪理念的塑造。預防文化包含著對職務犯罪懲治所取得的成果和經驗的認同，以緩解理想與經驗之間的矛盾有一定作用，預防文化的塑造，涉及到今后對職務犯罪懲治工作的發展。

(一)在職務犯罪懲治過程中預防文化具有引領職務犯罪懲治意義

回顧20多年來的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懲治工作，先后經過初步探索到全面加強，再由快速推進到現今穩步發展四個階段。經歷了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感性到理性、從探索到成熟的漸進歷程。當前，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懲治工作已經進入縱深發展期，傳統的“預防手段”①職務犯罪預防主要依靠法制宣傳、警示教育、預防咨詢、專題調研、對策研究、檢察建議等常規性方法，這些方法軟性化特點明顯，對預防對象的約束性不強。及“預防效果”②參見最高檢《關于“十二五”時期全國檢察機關預防職務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建設的指導意見》要求，2015年底大多數基層檢察院要完成警示教育基地或警示教育平臺建設。如此耗費巨資打造教育基地，是否符合實際需要。據統計：近五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年均查處職務犯罪高達3萬多件4萬多人，如此高的案發率，一方面說明檢察辦案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則說明傳統的職務犯罪懲治方式與實效還有待改進的空間。正面臨著挑戰，檢察機關必須意識到預防文化對職務犯罪懲治的積極作用。

首先是預防文化建設對預防職務犯罪引領作用有其歷史淵源。預防文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職務犯罪懲治工作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影響著預防職務犯罪所持有的價值觀，也為社會提供了廉政的判斷標準，是法治社會精神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職務犯罪懲治工作的靈魂。對法治建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是預防文化建設對預防職務犯罪引領作用有鮮明的立場。預防文化建設包含預防職務犯罪建設與預防文化本身的建設兩方面內容，預防文化應以預防職務犯罪為內涵，以文化為表現形式。既是一種文化體系，又深含職務犯罪懲治的理念。

再者是預防文化建設對預防職務犯罪引領作用有明顯的時代性。預防文化需按照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拓寬預防職務犯罪的社會覆蓋面。全媒體時代的預防文化宣傳不僅對產生懲處職務犯罪產生震懾效應，更有著對人的心靈教育和感化，使廉政成為一種道德追求。

(二)在職務犯罪懲治過程中需要預防文化引導預防職務犯罪工作

預防文化是包含著職務犯罪懲治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以先進的預防文化理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3］?？朔鶎宇A防工作較弱、預防社會化工作的途徑較狹窄、預防工作專業化不強等不足，這就需要預防文化引領，有利于完善以下六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有利于預防工作的統一協調，強化預防職務犯罪工作領導小組為基礎的預防工作；二是有利于完善“偵防一體化”協作，明確“偵防一體化”內設機構的職責和權限；三是有利于預防條線內部專業化分工，針對各行業和領域的專題調研機制，培養預防專家型人才［4］；四是有利于職務犯罪風險的研判，一定程序上實現分析、評估預測和預防的系統化；五是有利于與各相關機構的協調，推進社會化預防工作；六是有利于面向社會的“大預防”，擴大檢察預防工作的社會知曉度和影響力［5］。

(三)在職務犯罪懲治過程中需要正確理解預防文化先行的理性思辨

在論證預防文化對職務犯罪懲治具有引領作用的時候，適當地運用辯證思維方式，并把這種思維方式當成預防文化思維的組成部分。辯證思維與法治思維有很多共同點，但從其根本的思維走向上看預防文化是排斥辯證思維的。在預防文化實施過程中進行辯證思維多屬于認識論與方法論重合處。而預防文化屬于法治思維的組成部分，其思維的基本走向應該符合法治的要求。因此，對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關系的“正確理解”，就是不能把兩者陷入“辯證”思考之中。

2004年，檢察機關探索構筑“預防文化”體系以來［6］，預防文化一直是檢察機關研究的熱點?，F在，表層的預防文化已經在多方面實現，或多或少地意識到預防文化對環境、公眾行為等等方面會產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在治理職務腐敗和職務犯罪，可以通過預防文化的約束力產生強大的精神導向。強調預防文化的建設，意味著我們還需要在預防文化上進一步推進。誠然，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不同，職務犯罪懲治是純粹的手段，而預防文化與文化建設、依法治國相連，使預防文化具有了目標的屬性。法治國家、廉潔政府都是目標性元素。預防文化雖然有其種種目的，但實現反腐倡廉也是其中的目標之一。預防文化，作為文化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構成廉政行為的習慣和規范 ，預防文化的形成，我們所期望的“依法用權，倡儉治奢”結果也就得以實現。

預防文化是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保障遏制職務犯罪的可持續健康發展，就必須發揮預防文化對穩定社會秩序，化解社會矛盾的功能。

二、預防文化對職務犯罪懲治走向的框定

預防文化對職務犯罪懲治走向的框定，以防止預防文化與懲治職務犯罪之間的脫節。

(一)預防文化為職務犯罪懲治工作提供反思性目標

在職務犯罪懲治進程中引進預防文化的概念，能有效動員公眾和社會各界積極參與預防職務犯罪，職務犯罪懲治才有清晰和完整的目標［7］。從而，改進以往僅限于局部或微觀層面的職務犯罪防范，也重視在宏觀上或整體上探討懲治和預防職務犯罪問題。結合檢察工作的實際，從社會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和可能力量，最大限度地消除產生職務犯罪的主、客觀因素，營造一種阻止職務犯罪行為與結果發生的社會氛圍。

(二)預防文化為職務犯罪懲治工作提供批判性研究

阻止職務犯罪行為與結果發生的社會氛圍是預防文化建設的最終目的。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對職務犯罪主體或主觀方面的預防。通過預防文化，消除產生職務犯罪的思想根源或轉變職務犯罪的犯罪意念，從而使職務犯罪行為或結果不再發生。二是對職務犯罪客體或客觀方面的預防。通過預防文化中的制度預防，如防范職務犯罪產生制度和具體機制，中止職務犯罪行為與結果的發生，或使職務犯罪結果在一定程度得以控制。

預防文化能促進職務犯罪懲治工作進行反思、批判性的思考。因為預防文化從依法治國的長遠、持久性的角度探求對職務犯罪的預防和懲治，從社會的公平、正義的高度，防范和消除職務犯罪得以產生的條件。

預防文化對職務犯罪懲治工作的指導是呈現宏觀、整體性的。通過對職務犯罪懲治的反思和批判，預防文化要求對懲治職務犯罪應該堅持什么樣的基本方法論立場，將總體的職務犯罪懲治置于宏觀社會背景下進行分析，對職務犯罪懲治的策略中帶有普遍性、規律性的問題中找出滋生和演變職務犯罪的規律，明確職務犯罪懲治的方向和策略。

對職務犯罪懲治的批判和反思，可以對職務犯罪懲治作長遠規劃，并做出前瞻性判斷。

(三)懲治職務犯罪的共識需要預防文化來凝聚

最廣泛地達成共識，才能最大程度凝心聚力、更好地推動發展［8］。懲治職務犯罪的共識需要預防文化來凝聚，是因為預防文化具有將“尊廉崇潔”的價值觀與法治思維和規則構建的法治觀念和制度相結合的特質，所形成的預防文化，彌合了司法技術與人民性之間的距離，在法治視閾下體現預防文化的理性，也呈現出預防文化對職務犯罪懲治具有引導作用的效果。

運用預防文化方式凝聚預防職務犯罪共識，對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有效展開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全國基層檢察院的職務犯罪預防部門在以什么方式推進職務犯罪懲治的問題上一直進行著探索，我們相信：預防文化的存在不至于使職務犯罪懲治在整體上失去規范和程序，其關鍵在于用法治方式凝聚職務犯罪懲治共識，在預防文化的影響下，對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內容的理性約束，在工作過程中更加規范化、有序化、制度化，使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工作更趨于穩定。以預防文化方式凝聚對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的共識，目的是為了保障依法治國與檢察改革相適應；為了保障職務犯罪懲治對預防文化的適應性，保證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正確方向。

(四)對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必須做到于法有據

任何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措施都應該于法有據。這里的“法”需要正確理解。首先不能把法僅認定為現有的法條。因為，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是改變現有的預防職務犯罪條例部分規定。如果于法有據被理解成現有的法條，就無需以預防文化方式來推進職務犯罪懲治。這里需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堅持依法進行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對現有的預防職務犯罪條例進行修改。如，浙江省人大法工委就提出關于修改《浙江省預防職務犯罪條例》部分條款的要求，修訂條例中與當前情形不相適應的規定，適度增加制度預防、重大公共投資項目和工程預防監督的相關內容①2015年浙江省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預防工作要點中就特別強調修改完善《浙江省預防職務犯罪條例》的問題。。除此以外，還包括對預防的解釋和運用；二是應該“于法有據”不是強調制度決定論。作為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要“于法有據”不僅單指為職務犯罪懲治制定和修訂法，還包括所修訂法條的價值、精神、規范、程序和方法。從理論上看，強調這一點其根本意義在于強調預防和懲治職務的合法性，任何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措施的出臺都要遵守法律程序，堅決杜絕違法的措施出臺。

(五)職務犯罪懲治措施的出臺需有正確的方式說服

“社會在不斷地變化和發展，反應并用于調整社會關系的法制也必然相應地改變自己”［9］。這意味著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關系上，預防文化要求在開展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的同時，還應該找出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新模式。簡言之，預防文化不僅能反映出恪守法律意義的安全性，還應回應社會變遷的靈活性。從具體的方式上，促進職務犯罪懲治和完善的預防文化：一是對全媒體時代創設新的職務犯罪懲治制度規則的立法，回應社會發展對職務犯罪懲治的新要求；二是對已有的預防職務犯罪條例則需要進行修訂，用以滿足全媒體時代職務犯罪懲治中要解決的問題；三是在完善制度和規則中運用法律解釋、認證等方式，促進全媒體時代預防文化發揮最大的社會效果。四是在宣傳預防文化過程中，應該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體現預防文化的法律價值，以法治的方式完善預防文化和職務犯罪懲治體系。

三、預防文化對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的可能意義

預防文化引領職務犯罪懲治是社會現實向檢察機關提出新需要，預防文化下的職務犯罪懲治實質上既要尊重法治，又要推進反腐倡廉。

(一)預防文化可以為職務犯罪懲治提供路徑指引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李克強在政府工作提及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時特意強調“堅持依法用權，倡儉治奢，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深化職務犯罪懲治應該以預防文化提倡的目標進行，預防文化建設是“廉政”特殊性與“文化”普遍性的有機統一，能讓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提升思想道德水準、筑牢思想防線，以正面的價值觀抵制各種誘惑，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因此，預防文化特別需要講究可行性。我們發現，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有應然和實然兩種。從實然的角度看，兩者的關系要看影響職務犯罪懲治的能量，要看誰對職務犯罪懲治有解釋權。從應然的角度講，預防文化既然能夠引領職務犯罪懲治方向，就應該跟上預防文化所倡導的指導思想和目標要求的步驟，進一步開拓職務犯罪的懲治工作。

(二)預防文化可以為職務犯罪懲治提供基本原則

在預防文化引導職務犯罪懲治過程中，必須立足檢察職能，理解服務大局、統籌協調，面向社會、突出重點，繼承創新、務求實效的基本原則。

職務犯罪懲治的核心在于服務大局、統籌協調。預防文化建設作為法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需適應社會發展的新步伐，將預防腐敗寓于改革和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實現反腐倡廉與社會發展良性互動，優化發展環境。

職務犯罪懲治的基礎在于面向社會、突出重點。對預防職務犯罪是一項涉及多領域的任務，既要面向社會，煥發出預防的生機和活力；又要突出重點，抓住關鍵使黨政干部引起高度重視。

職務犯罪懲治的要求在于繼承創新、務求實效。繼承創新是對有借鑒價值的應該吸收與采納，從而有效推進職務犯罪懲治工作的順利進行。預防職務犯罪不是為了做表面功夫，而是要務求實效，使預防和懲治職務犯罪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

(三)預防文化可以為職務犯罪懲治提供凝聚共識的長效機制

“長期的半市場經濟半統制的雙重體制慣性，形成的從中央部委至地方政府擁有強大的管制權力，滋生和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導致猖獗的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嚴刑峻法仍難有效遏制，官民矛盾日益激化”［10］。這是強化對職務犯罪懲治的理由，也是我們需要梳理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關系的原因。在早期的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中不需要認真思考預防文化和職務犯罪懲治的關系，因為那時很少強調預防文化的意義，預防職務犯罪主要是處理與廉政教育的關系。所以，在談論預防文化建設中強調需要處理好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的關系，這意味著，厘清預防文化與職務犯罪懲治之間的關系已不僅限于檢察機關相關職能部門所關及的問題，而開始成為檢察機關必須正確面對的，關及公正、文明、規范執法等各方面的重要問題。從長遠的角度看，離開預防文化建設就沒有軟實力的提升，也難以推進職務犯罪懲治工作。因此，預防文化作為以廉潔共識營造，法治精神保障，多元形式構筑的平臺，解決檢察機關對于推進職務犯罪懲治工作長遠長效機制問題。這種機制就目前而言，非預防文化莫屬。

［1］張 立．不僅要打擊貪官還要整治社會腐?。跱］．檢察日報，2015-03-06(010)．

［2］涂光晉．表達、交流、爭論、整合新媒體時代新聞評論的變化與反思［J］．國際新聞界，2011(5)：2．

［3］李克強．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N］．人民日報，2015-03-05(002)．

［4］郭清君．讓預防成為一種文化［N］．檢察日報，2008-12-25(008)．

［5］田湘波．法治反腐的內涵、要素和優勢［N］．檢察日報，2014-12-02(007)．

［6］覃匡龍．預防腐敗，別忽視文化的力量［N］．檢察日報，004-12-14(008)．

［7］宋寒松．預防文化建設：創新途徑方法 豐富內容形式［N］．檢察日報，201-09-25(007)．

［8］楊克勤．檢察文化建設要把握著力點探索新方式［N］．檢察日報．2014-12-01(003)．

［9］季衛東．社會變革的法律模式［M］．［美］諾內特、塞爾尼茲克．轉變中的法律與社會：邁向回應型法．志銘譯．北京：中國政法出版社，1994：1．

［10］楊 力．中國改革深水區的法律試驗新難題和基本思路［J］．政法論叢發，2014(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