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調查與研究
2015-04-07 04:57王子初
藝術百家 2015年1期
文章編號：1003-9104（2015）01-0056-17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10年度蘇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東亞音樂考古研究所“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調查與研究”階段性成果之一，課題組負責人：王子初，課題組成員：王友華、朱國偉、盧偉娣。 作者簡介：王子初（1948- ），男，漢，江蘇無錫人，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音樂學）碩士，先后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史學會名譽會長，國際東亞音樂考古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東亞音樂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教授，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音樂學院教授，中國音樂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委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大研究項目《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總主編，獲中國國家圖書獎榮譽獎，第二屆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研究方向：音樂學，音樂考古學。
摘 要： 吳越音樂考古資源十分豐富。吳越音樂文化淵源有自，而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分析則是探其淵源、覽其脈絡的難得切入點。近年來吳越音樂考古發現層出不窮，隨著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和對這些音樂考古資料研究的深入，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學術價值、經濟價值和文化價值將會日益凸顯，吳越音樂考古資料本身也會因此而重新煥發光彩，恒久彌新。文章從音樂考古角度入手，對這些資源作全面的調查和較為詳細的分析，揭示其中所蘊涵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當代中國；音樂藝術；吳越地區；音樂考古資源；學術新進展；調查；現實意義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長江下游地區為先秦吳、越國立國之地，謂吳越，亦中華文明重要的發源地之一?？上v史文獻中對先秦時期吳、越音樂方面記錄甚少。近年來，吳越地區發現了大量音樂文物，如江蘇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葬群的發掘，出土了400件青瓷樂器，展示了宏偉的越國貴族宮廷音樂面貌；浙江印山大墓、浙江紹興坡塘306號墓、江蘇六合程橋1和2號墓、浙江長興鼻子山墓以及海鹽等地出土的大量樂器或明器，還有吳越各地零散出土和征集的樂器等。出土資料透露出重要的吳越音樂文化信息。這些音樂文物均亟待保護和研究。調查和研究吳、越音樂考古資源，不僅可彌補中國古代音樂史在這方面的缺失，對弘揚博大的中華民族文化和促進江、浙歷史文化的探究亦有重要作用。[JP]吳、越二國的民族基礎均為百越中的一支。吳人主要生活在今蘇南、皖南、浙江北部一帶；越國最早活動在今浙江北部以及太湖一帶，與勾吳在太湖東南一代錯居。吳國即勾吳，為周族姬姓諸侯國，公元前585年，吳王壽夢稱王[1]（p.1）?！妒酚洝翘兰摇罚骸疤记G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伯雍?！盵2]（p.3）勾吳國地域主要為寧鎮地區，還包括部分揚州地區和部分皖南地區等[1]（p.3）。公元前473年，勾踐滅吳，吳國亡，勾吳存在了近670年。越國又稱于越。于越是一支有著鮮明民族特色和信仰的南方部落?！霸綖橛砗蟆边@一說法始見于《史記》，《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焉?！盵3]（p.68）說明越王是少康的庶子?！洞呵铩份d：“於越入吳?！薄豆騻髯ⅰ份d：“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痹矫褡宄绨萆?，斷發文身，傍水而居，習水好舟，寫鳥書，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民族。自夏帝少康封無余于越，越王允常建國，到秦王翦降百越之君，越國滅亡，于越大約存在了近1800年。吳、越、楚三國同處長江流域，往來密切。吳、越兩國更有著很多相似點?！对浇^書·越絕外傳·范伯記》范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兩國的同姓同語、同風同俗，都明確無誤地表明了兩族的同胞關系[3]（p.107）。在音樂文化上，吳越兩國也有很多相通之處。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吳越兩國互為仇敵，戰爭頻繁，形成了“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的局面，發生了檇李之戰、夫椒之戰等。吳越各地出土了大量的鉦、錞于、鐸等軍旅樂器為這一局面的印證。
吳越音樂考古資源調查集中于吳越古代的樂器，主要有甬鐘、镈、紐鐘、鐃、錞于、編磬、鉦、鐸、句鑃、缶、琴、箏等13種。本課題擬從吳越考古角度入手，對相關的音樂文化資源作系統的梳理和研究。通過梳理、統計、比較、分析等方式，揭示吳越音樂文化內涵，并對其所顯示的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作試探性的研究。[JP]
一、吳越音樂研究綜述本課題研究地域為先秦時期的吳國、越國，以于越和勾吳存在的時間為上下限，以吳越國出土的音樂考古資料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有關吳越音樂的文獻及考古資料作調查和研究。
（一）吳越音樂研究文獻綜述
歷史文獻對吳越音樂文化記載甚少，近現代吳越音樂文化研究專著亦不多。近年來，大量吳越音樂文物的出土為考古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吳越音樂史的深入研究亦有了可能。
學術界對百越民族史的關注始于上世紀30年代。羅香林于1943年出版了專著《中夏系統中之百越》。1936年“吳越史地研究會”的成立更進一步促進了百越歷史的研究。中國百越民族史研究會于1980年成立，先后出版多本論文集。近年則有陳國強、蔣炳釗、[JP]
吳綿吉、辛土成的《百越民族史》、董楚平的《吳越文化新探》、馮普仁的《吳越文化》等著作面世。
在考古資料描述方面，《吳越文化新探》中記載了越王者旨於賜鐘、越王於賜殘鐘、攻敔牫孫編鐘、者尚鐘、者刀鐘、者減鐘、姑馮句鑃、其次句鑃等吳越國禮用樂器。董楚平在總結吳、越間的差距時寫道：“這種差距在有銘文的禮樂器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吳國38件，越國18件，吳國比越國多一倍強；至于禮樂器的器類，吳國有鐘、句鑃……器類，越國僅有鐘與句鑃兩類，吳國比越國多二倍多，差距更為懸殊?！彼ㄟ^對吳越國的禮樂器的梳理，指出：“文獻資料與出土文物，都說明吳國受中原國家的禮樂思想影響較大，越國則保持著更多的野性未訓的‘越之常性；在東周諸國中，吳越皆尚武，越國尤甚之”[2]（p.361）?！秴窃轿幕芬粫刑岬絽窃揭魳房脊艜r，就出土文物進行了吳、越比較，分析了吳文化特色的樂器和越文化特色的樂器。他總結出：“吳越青銅樂器種類較多，可分為祭祀用樂器和軍樂器兩類。祭祀宴享用樂器主要有鐘、镈和句鑃?！嚆~軍樂器主要有鐘、鼓、鉦、鐃、錞于、鐸等?！盵4]（p.40）還指出：“部分器形制基本相同，但吳越兩國仍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如吳越特有的青銅樂器句鑃形制和紋飾基本相同，但根據吳越有銘句鑃來看，吳器體腔狹長，器形較大；而越器則體腔寬短，器形較小?！盵4]（p.199）“這些青銅器出土附近，均有印紋陶分布，紋飾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這些青銅器應是吳越地區本地鑄造，可見吳越地區受到中原商代青銅文化的影響?！盵4]（p.119）同時他將吳越兩國出土玉器進行比較，吳國玉器紋飾較多，而越國玉器紋飾較為單純。吳越國樂器形制與中原樂器有相似之處，認為應該是受中原文化的影響。1988年，方杰主編《越國文化》，書中設有“音樂和舞蹈”節。文中提到，“古越族的音樂、舞蹈實為一體”[5]（p.265），文中記載了越國舞蹈分類為巫舞、防風舞、宮廷舞、舞劍、儺舞，聲樂方面有婚戀對歌。在器樂上，他認為越國有河姆渡文化時期的骨哨、陶塤、籥、筩，越國的句鑃、錞于、鼓、紐鐘、琴等；認為“越國同樣離不開樂，‘禮與‘樂，始終成為越國治人、治心、治國的重要杠桿?！笨梢?，越國音樂是豐富多彩的[5]（p.266）。
馬雪芹的《古越國興衰變遷研究》雖專設“古越國的詩歌和樂舞”，羅列了越國的音樂舞蹈等方面內容，但篇幅過于簡單。
專門論述吳越音樂文化，尤其是系統地論述音樂考古文化的專著，至今未見。涉及吳越音樂文化的論文也不多，主要有徐孟東《吳越音樂文化述略——兼論其在先秦音樂美學思想發展中的作用》、馮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樂》、林蔚文《古代南方越人音樂舞蹈略論》、徐孟東《句鑃發微——對一種先秦樂器歷史蹤跡的尋覓與思考》、方建軍《吳越樂器句鑃及其相關問題》、李晶《試談句鑃》、朱國偉《無錫鴻山越墓的音樂考古發現與研究》、張誠《越地樂器明器研究——瓷制句鑃研究》等；關于樂器錞于，有傅舉有《古代越族的樂器——錞于》；關于樂器镈，有向桃初《南方系統商周镈再研究》、李學勤《論“能原镈”》等。[JP]徐孟東的《吳越音樂文化述略——兼論其在先秦音樂美學思想發展中的作用》概述了吳越音樂文化的特點，指出吳越音樂狀況的成形“同吳越受中原禮制影響小因而保留著更多原始質樸的野性，以及重視音樂的娛樂性等有更密切聯系”[6]。李學勤在《論能原镈》中，首先對能原镈進行斷代，镈上有銘文，為鳥蟲書文，作者列舉其余幾個鳥蟲文镈比較，定位在春秋戰國之際。出土地點一為瑞州，一為臨江。兩件镈形制、紋飾以及字體相似，可推論由大到小編成列，應為編镈鐘兩件。他對銘文進行研究，列舉容庚等對以上銘文的解讀，指出與其他越國銘文顯然不同，越語難解。李學勤主要是以鳥蟲書銘文對镈鐘進行斷代。此外，方建軍的《吳越樂器句鑃及其相關問題》、張誠的《越地樂器明器研究——瓷制句鑃研究》、費玲伢的《越國樂器研究》、傅舉有的《古代越族的樂器——錞于》、馮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樂》、林蔚文《古代南方越人音樂舞蹈略論》等，特別是朱國偉《無錫鴻山越墓的音樂考古發現與研究》，也對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特別是越國音樂文化進行了較多研究。
（二）歷史文獻中的吳越音樂越國文化的重要史料主要散見于《國語》《史記》《左傳》等相關篇章，以及專門講述吳越史的《越絕書》和《吳越春秋》等?！秴问洗呵铩ぶ酚小胺騾侵c越也，接土鄰境，交通屬，習俗同，語言通”的記載。先秦時期，吳、越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勾吳在吳國成形之前屬于南方百越的一支，在考古和文獻上都有所反映。如《越絕書·越絕外傳紀策考》有“吳越為鄰，同俗并土”。故一些研究百越的書籍也多將“吳”納入其中?！蹲髠鳌は骞拍辍芬源罅科涊d了吳國季札在魯國欣賞周樂，對每一國詩歌音樂，每一種古典舞曲，都進行了評論。而《越絕書·第八》：“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越王后拒絕，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闭f明越國曾拒絕孔子的音樂進貢；而吳國季札卻對西周禮樂有著深入的研究，吳越兩國在音樂文化上的見解，有很大的不同。吳、越兩國在歌唱、樂舞、鐘鼓禮樂和琴瑟方面，各有一些記載，其中往往帶有十分濃重的傳說意味。
1.歌唱早期流傳于越國的歌曲，有反映越國祖先大禹和涂山氏愛情故事的《涂山之歌》《侯人歌》，其僅有“候人”一句歌詞。后劉向在《說苑·善說》中記載《越人歌》為：“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笨赡転楹笕说难芾m。有反映越族先民生活的《彈歌》，《吳越春秋》中記載其詞為“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秴窃酱呵铩愤€記載有勾踐入吳時夫人所唱的悲歌，越女采葛時唱的《苦之歌》越國木工的《木客之歌》、反映戰爭的《訣別之歌》《河梁之歌》等等?！对浇^書·卷第一》也有“漁者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廬之碕”的記載。
2.樂舞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中記載：“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批發而舞?！边@是描述越族人民在祭祀儀式中的舞蹈場面?！对浇^書·卷第二》載：“秋冬治城中，……馳于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石城者，吳王闔閭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庇浭鲫H閭白天在游臺跑馬，在石城中欣賞音樂舞蹈，帶著狗在長洲狩獵?！秴窃酱呵铩酚涊d了勾踐使人教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于土城，臨于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痹凇对浇^書》中還有記錄教習她們舞蹈的地方叫“美人宮”。[JP]
3.鐘鼓樂器
《越絕書·卷第七·陳成恒第九》載：“孤身不安床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已?！闭f明越王宮廷中是有鐘鼓存在的?！对浇^書·卷第八·外傳第十》載：“木客大冢者，勾踐父允常冢也?！惫饴纺舷背钦?，勾踐筑鼓鐘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為龔錢?！北惫T外道路以南，河以北有一座小城，是越王勾踐建造用來存放鐘鼓的房子。同時，《越絕書·卷第十·吳王占夢第十二》記載“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入門，見兩吹飲而不蒸；見兩黑犬皋以北，皋以南；見兩燁倚吾公堂；……見后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太宰嚭對曰：‘……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后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闭f明吳王夫差在做夢也會夢到鐘鼓樂，可見君王在欣賞樂工吹嗥和使用鐘鼓樂的享樂場面。[JP]
4.琴瑟
《越絕書·卷第八》載：“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越王后拒絕，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薄秴窃酱呵铩し虿顑葌鳌份d：“宮女悅樂，琴瑟和也?！薄秴窃酱呵铩りH閭內傳》載：“樂師扈子非荊王信饞佞……，乃援琴為楚作《窮劫》之曲?！秴窃酱呵铩す篡`伐吳外傳》載：“（越王）還于吳，置酒文臺，群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讬于弦管，名可留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闭f明先秦地位高雅的琴瑟之樂在當時的吳、越、楚地廣泛流行。
二、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調查及學術價值分析考古發現的吳越古代樂器分布區域主要集中在環太湖流域、江蘇北部和浙江北部地區。代表性的墓葬為江蘇的無錫鴻山貴族墓、丹徒北山頂春秋墓、鎮江諫壁王家山東周墓、邳州九女墩墓和六合程橋一、二號墓；浙江的印山大墓、紹興坡塘306號墓、長興鼻子山墓、余杭崇賢戰國墓、海鹽黃家山墓等。
（一）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統計考古資料顯示，吳越樂器主要有甬鐘、镈、紐鐘、鐃、錞于、編磬、鉦、鐸、句鑃、缶、琴、箏等13種。其中，鐃5件、甬鐘97件、編磬83件、镈73件、紐鐘59件、錞于30件、鉦10件、鐸5件、句鑃134件、越系圓鐘127件、缶3件、鼓及鼓座8件、琴箏7件。分述如下：[JP]
1.鐃主要流行于商代的青銅鐘類樂器鐃，可分為兩種：一為北方的編鐃，商及西周早期主要出現于河南安陽一帶。編鐃體短闊，倒插植奏，成編列，3件一組；另一種則是流行于南方的大鐃。大鐃形體碩大，紋飾繁復，無定音而單件使用。吳越地區所見皆為大鐃，數量不多，多飾雷紋。有學者認為春秋出現于吳越的編列定音樂器句鑃源于大鐃。1963年7月在余杭石瀨徐家阪挖坑時發現一件銅鐃。全器執柄長12厘米，柄端直徑4厘米，柄與器腔體不通?？谘芈猿砂蓟。ㄏ喈斢阽姷膬摄姡?，銑間20.2厘米、壁厚0.7厘米?？谘貙?.9厘米處飾云紋一圈。腹部飾簽整杖，以圓圈紋為地，饕餮的兩目作旋渦紋。舞部飾對稱的云紋4組。舞部與執柄連接處，飾云紋一周，執柄上飾云紋兩周[7]（p.273）。此鐃與1989年10月在江西新干縣大洋洲鄉商代墓葬出土的3件大鐃形制相近。鐃是越族人的主要樂器之一。石瀨鐃所在的余杭地區，商周時代的歷史并不像良渚文化時期那么燦爛輝煌，此時在太湖酋邦遷徙之后的夏、商、周時代，社會發展緩慢。余杭地區的青銅時代，經濟、文化較中原落后，故中原文化對它的影響十分深刻，這在青銅禮器上有明顯的表現?！斑@件鐃通身飾云雷紋，獸面以粗棱線構成，雙目突起，威嚴莊重。此時雖良渚文化早已消失，但獸面紋理也可說是繼承了良渚文化的影響?！盵8]（p.112）余杭的鐃與商代中原的編鐃，在紋理和造型上都有所不同，這種形式的勾連云雷紋，一直沿用到春秋晚期，是一種地方特色較濃的江南青銅器，屬于越族風格。經統計，吳、越所見大鐃主要有5器，具體見表1。
2.甬鐘
甬鐘是西周最重要的禮樂用器，吳、越兩國甬鐘的大量出現，可見其在發展國力，擴大軍事力量的同時，也注意到對中原禮樂文化的接納，或說中原在西周以來實施的禮樂制度所產生的禮樂文化對其的影響?？脊虐l現的越國甬鐘主要見于墓葬，多為原始瓷或硬陶的明器，青銅質的實用器較少，紋飾上有著鮮明的地方特色，如以“C”形紋、“S”形紋為多?？脊虐l現的吳國甬鐘，雖也見于墓葬，則多為青銅質的實用器。2003至2005年，無錫鴻山發掘了7座越國貴族墓，在其中的邱承墩、萬家墳與老虎墩三墓共出土了61件甬鐘。邱承墩墓出土了26件甬鐘，為典型的中原式，鐘體呈合瓦形，平舞，斡為虎形或蛇形堆塑，枚大多呈雙節圓臺狀。甬、舞、篆、鼓皆有紋飾，但各有不同，大致為戳印的“C”形紋、由兩個“C”形紋構成的“S”形紋（以下皆只稱“S”形紋）；以乳釘紋或雙陰線填以斜線框隔枚、篆、鉦區。萬家墳出土甬鐘計24件，其中1件殘，形制基本相同，平舞；合瓦形腔體，斡為環形或成虎形堆塑，但是鐘體與邱承墩甬鐘有別，鼓部加大，體型漸短而腹部漸鼓。老虎墩出土甬鐘共計11件，其中青瓷甬鐘2件，形制與邱承墩甬相差不大，另外為硬陶質甬鐘，形制富有特色，鐘體變長，枚數加多，且為長、短尖枚交替形式，甬上出現上下兩個旋，紋飾以條形紋為主。春秋晚期的吳國器者減鐘，傳1761年出土于江西臨江縣，據記載有11件，是已見吳國甬鐘中時代最早的標本。上海博物館藏有1件，高29.5厘米，圓柱甬，甬端呈尖削狀，銑棱微弧，二層圓臺形枚，甬飾三角紋及蟠龍紋，舞、篆部為蟠龍紋，鼓部繞結呈長方塊狀、兩側翹出龍頭的龍紋，非常精致。有銘文4行28字，標明為吳王畢軫的兒子者減所作的鐘。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形制相似。1984年，浙江杭州余杭崇賢戰國墓出土甬鐘4件，合瓦狀橢圓筒形，甬呈圓錐體，篆部飾聯珠紋，枚間刻“”形紋，甬有環狀旋及鈕，在甬和隧部均飾“”形刻劃紋。4件原始瓷甬鐘同出于余杭縣崇賢一號戰國墓葬，它們大小不同，可由從大到小秩序排列，現藏于余杭區江南水鄉博物館。浙江蕭山杜家村出土青銅甬鐘，枚形較尖，繩索形半環旋。干部正背兩面都飾以圓目凸出的細線饕餮紋，舞面飾云雷紋。枚篆交界和鉦邊飾連綴乳紋，每行乳紋以細線框邊。篆部似為變體雷紋，枚篆教結合鉦邊連綴乳紋。應該為西周晚期甬鐘的形制。吳、越地區出土甬鐘情況見表2。
镈最初出現于南方贛、鄱地區，西周以后逐步流傳到中原一帶。镈于口平齊，形制復雜，紋飾紛繁，裝飾豪華，具有明顯的禮儀功能。江蘇省丹徒縣大港北山頂吳國貴族墓出土的編镈，銘文中有徐王章羽，應為徐國樂器。徐國后來被吳國所吞并。吳國境內出現徐國樂器，可能是戰利品，也可能為貢品或禮品，表明當時吳國力的強大，或當時各諸侯國之間文化交流的存在。李學勤在《論能原镈》中記錄了兩件镈。出土地點一為瑞州，一為臨江。兩件镈形制、紋飾以及字體相似，應為編镈。镈上有銘文，為鳥蟲書文，作者列舉其余幾個鳥蟲文镈比較，定位在春秋戰國之際。馮卓慧在博士論文《商周镈研究》中提到：“在春秋戰國之際，編镈的應用正值高峰，尚不見有衰落的跡象。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墓葬中，編镈與編鐘、編磐組合的變化，以及其所示音列背后的邏輯關系之差異，充分體現了吳越文化區受各種外來文化的強烈影響。特別是周人的禮樂文明，對這一地區的影響頗深?！盵9]吳越镈追求形制龐大，裝飾豪華，常與紐鐘、編磐以及錞于、丁寧等樂器，組成規模宏大又富于地域特點的形式，形成了吳、越特有的樂懸模式。反映出其既有受到中原文化影響事實存在，也頑強地保留著自己固有的民族特色。出土吳越镈共6批74件，詳情見表3。
4.紐鐘紐鐘產生于西周末期，春秋之后數量急劇增多。由于此時用編鐘演奏旋律受到重視，編紐鐘在貴族中廣泛流行[7]（p.206）。當時的貴族們在朝聘、祭祀等各種儀典、宴饗及日常娛樂中，廣泛使用紐鐘。 1964年，江蘇省南京市六合縣程橋春秋末期一號墓出土一批紐鐘9件，大小不等，依次成列，為編紐鐘。造型特征為長方形紐飾三角雷紋；蟠龍形枚，篆、舞、鼓部飾螺旋形紋等。鐘的正面均有銘文，內容基本相同。其中最完整的銘文共37字：“佳王正月，初吉丁亥，攻敵仲籽圈之外孫，坪之子減孫，擇舉吉金，自作解鐘，子子孫孫，永保是從?！眳窃郊~鐘計為8批62件，詳情見表4。
5.磬磬在中國有近5000年的歷史，吳越時期，磬已發展為具有優良音樂性能的編磬。吳越地區出土先秦時期的編磬不多，以丹徒北山頂春秋墓出土的一套12件編磬為代表。這套編磬為實用器，雖然出土于吳墓而可以看做為吳國器，但其形制與中原完全相同。用青灰色和黑色石灰巖磨制而成，曲尺形，底邊呈弧形。無錫鴻山3大墓出土54件編磬，為明器。邱承墩遺址出土磬共計16件，均為青瓷質，胎色灰白，釉色泛黃。大小不一，造型、紋飾大致相同。萬家墳遺址出土磬18件，硬陶質地，深灰色，局部呈紅褐色，股鼓不分明，磬體上邊呈倨句形。老虎墩遺址出土磬共計20件，復原17件，其中青瓷磬5件，硬陶磬16件，殘4件，形制相差較大。
從原始瓷器發源于江西、浙江一帶，到最終于浙江的成熟，期間經歷了窯工們無數次的變革和創新?？梢钥闯稣憬饺?，尤其是越國先民們完成了瓷器誕生的前奏曲，最終成就了青瓷這一偉大的發明創造。越人敢于大膽嘗試并不斷創新的精神令人贊許[2]（p.33）。[JP]吳越地區出土的編磬計4批，不少于83件，詳情見表5。
6.錞于
《周禮·地官·鼓人》記載：“以金錞和鼓?！编嵭ⅲ骸板T，錞于也。圓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蓖踝映跽J為：“錞于也是一種起信號作用的響器，一種不設固定的音律的樂器，常常用作軍樂器?！盵7]（p.270-271）同時也用作娛樂用器，與樂隊同列。王家山3件錞于于1985年發掘于鎮江丹徒縣諫壁王家山一座東周墓，造型別具一格，弧頂無盤，頂立一虎紐，圓突肩，斜弧腹漸內收，有不對稱的特征，腰間有紐，體表有淺浮雕人面紋，兩邊有螺旋紋，間以三角云紋，下飾鳥紋。
7.鉦鐸
先秦時期，鉦、鐸、錞于均可為軍旅樂器。樂器在戰爭中有節制進退的重要作用。鉦即丁寧，常與錞于配用。吳越鉦、鐸多為中原典型形制。丹徒王家山墓和北山頂墓各有3件錞于和1件鉦出土，形成固定的組合模式。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出土青瓷鉦6件，合瓦形，平舞，柄形棱，端部有圓環。舞部C形紋，鉦下部有三角紋。著名傳世器冉鉦，銘文謂吳王壽夢器，直條紋圓柱柄，中有一圓形穿，柄端飾八棱臺狀冠，合瓦體，銑棱直，平舞，于微弧，器表除銘文外無其它紋飾。浙江紹興印山大墓幾乎被盜一空，在填土中發現一青銅鐸，有木舌，體呈合瓦形，頂有方銎，頂部及方銎外側飾小圓點為地的卷云紋。統計所見吳越鉦、鐸有10批15件，詳情見表7。
8.句鑃句鑃是吳越獨有的一種青銅鐘類樂器，形制與鉦相似。合瓦形腔體，有柄，柄扁方柱。使用時口向上倒插植奏，一般為軍樂或君王宴饗時使用。吳越地區出土句鑃數量很多。傳世品有3例帶自銘的句鑃，即“配兒”句鑃[10]、姑馮句鑃[11]（p.330、331）和“其次”句鑃[12]（p.488、936）。三器形制、紋飾近同，甬扁長，為帶錐度的長方柱形，合瓦形體，直銑，于口弧曲；甬基部飾蟠虺紋，腔體近舞飾一周雷紋帶，帶下接飾三角形垂葉紋，內填以雷紋，為句鑃的典型樣式。經考古發掘墓葬出土的句鑃，除鴻山墓的青瓷句鑃外，長興鼻子山與海鹽黃家山也出土了較多青瓷句鑃。它們在形制、紋飾上較統一。這些陶、瓷句鑃的形制紋飾與青銅實用句鑃非常接近，差別在于鴻山墓句鑃于口弧度較小，特別是萬家墳的句鑃于口僅微凹，其他方面都均具句鑃典型特征，紋飾方面僅舞下沿及三角垂葉紋內的云雷紋和甬上方臺的蟠螭紋都被越墓特色紋飾所代。
9.越系圓鐘以前發掘簡報中常稱懸鈴或權、鎮等，王子初根據其特征建議取名越系圓鐘。越系圓鐘是越國墓中常見樂器，它地少見。越墓中多為青瓷、硬陶制作的明器。越系圓鐘的造型為饅首狀，弧頂，弧腹，下口平，中空，頂部有半環形紐，內套一環，鐘身以弦紋間短斜線分隔，弦紋之間戳印的C形紋。器型較小，應為高音樂器。
10.缶缶原為陶制器皿的類稱，用來盛放東西的生活用品?！墩f文·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薄讹L俗通義·聲音》：“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盵13]先秦時期還作為一種敲擊樂器使用，古文獻亦有所見。以前考古出土的缶多作為容器，且形制多為壺狀，敲擊聲音不佳，不像樂器。無錫鴻山邱承墩墓出土的缶與其它樂器共置一龕，首次明確了作為樂器缶的標本，這是一種盆狀缶，擊奏聲音洪亮。鴻山墓的邱承墩共出土3件，青瓷質，胎色灰白，內外施釉。器體造型基本一致，均為深腹盆形，侈口，寬沿外卷，深弧腹，平底，矮蹄足，耳上戳印S形紋，另兩側貼有對稱的蜥蜴。三足缶的形制是新出現的缶的種類，為研究缶這類樂器增添了可靠證據，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1.鼓《越絕書·第十》載：“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鄙鷦拥孛枋隽嗽阶遘娭袠菲鞴牡氖褂们樾?。鴻山墓中邱承墩與萬家墳2墓出土的鼓座紋飾、造型精美，其中幾件以蛇的形象裝飾為突出特點，是越人蛇圖騰的實物反映，具有越人用器典型特征，從中也可見鼓在此樂隊中的重要地位?，F存吳越鼓及鼓座共4批8件，詳情見表10。
12.琴、瑟、箏據文獻記載，先秦時期，琴在吳越廣泛流行?！对浇^書·卷十三》《越絕外穿枕中》載有“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的說法?？鬃影菰L勾踐，“從弟子奉先生雅琴禮樂奏于越”，提到“雅琴”這種樂器?！秴窃酱呵铩ぞ砦宸虿顑葌鳌酚小皩m女悅樂，琴瑟和也”的記載[14]。但考古發掘尚未發現吳越琴的實物。
箏體呈扁長方形，由框板、面板和底板構成中空共鳴體，底部開有出音孔。箏的首尾部嵌有岳山，箏面置弦。目前考古發現的先秦實物極少，有江西貴溪春秋箏和江蘇吳縣長橋戰國箏，距今已有2500年以上的歷史。江蘇吳縣長橋戰國箏，木質，箏尾12弦孔，是吳越地區發現的唯一實物，為箏的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標本。河南固始侯古堆勾敔夫人墓中出土過一件漆瑟，瑟木制，正面的首、尾均留有19個弦孔。枘（繞弦柱）的頂部為獸首形。出土的瑟、箏統詳情見表11。
13.其他1982年，在浙江省紹興市坡塘公社獅子山遺址發掘了一座春秋時期墓葬，即306號墓。其中一個銅質伎樂銅屋，為研究吳越音樂文化提供了新材料。伎樂銅屋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長方形，面寬三開間，東、西兩面為長方格透空落地式墻壁，屋頂飾以圖騰柱。屋內共有6個人作跪狀，分兩排排列?！扒芭庞疫呉蝗嗣嫦蛭?，前置一鼓，應為鼓師；前排左、中兩人面向南，雙手交疊置于小腹，作吟唱狀。后排中間一人面向南，膝上放一長方形琴，右手執一小棍，左手撫琴；后排東邊一人面向南，雙手捧笙，后排一人雙手撫琴”[15]。這個銅屋內，共有樂器4種，分別為琴、筑、笙、鼓。4種樂器同時出現，展示了吳越時期宮廷樂舞的場面。吳越地區考古發掘出土的音樂圖像有如下3例，為研究吳越音樂文化提供了重要證據，詳情見表12。
（二）吳越音樂考古資料學術價值分析
吳越音樂考古研究資料主要為出土樂器，包括陶器、青銅器、絲弦樂器等，因主要用來祭祀陪葬用，故以明器居多。以瓷代替銅制作的仿制品隨葬，是當時越人的重要習俗。原始瓷器的制作，在春秋晚期已經采用輪制技術，與印紋硬陶仍然運用泥條盤筑法不同，顯示了越人對于新技術應用的價值偏向。原始瓷器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數量較多，種類極為豐富，說明當時的窯場已具有了專業作坊的性質。原始瓷器的發展最終導致印紋硬陶淡出歷史舞臺。吳越地區發現的樂器鐘、镈等禮儀重器應源自中原。它們在吳越地區的出現，說明吳越與中原存在頻繁的文化交流，促進了中國樂器多樣性的發展。樂器在墓葬中的擺放和規模體現了吳越陪葬制度的特點。大量軍旅樂器如錞于、鉦、鐸的出現，表明樂器在吳、越兩國還被運用到戰爭中，樂隊的組合富有地方特色。以鴻山墓為代表的越國出土樂器，以明器為主。盡管它們與當時的實用樂器存在本質的區別，但研究表明，它們仍能反映出豐富的越國音樂文化的信息。首先，它們反映出鮮明的越國文化內涵。如從硬陶和原始瓷做仿青銅材料反映了越地先進的陶瓷生產和燒造工藝；鼓座上的蛇雕與鐘、镈上的蛇形堆塑是越國及其先民蛇圖騰的反映；葉脈紋和水波紋等紋飾是越人稻作文化、水文化的反映；“C”形紋則是體現了越人特有的審美情趣。其次，這些樂器還反映出部分以往并不明確的越國文化因素，如結合墓葬情況和隨葬的樂器，人們能看到越國等級制度的存在；繼長興鼻子山墓樂器坑后，邱承墩再次出現樂器龕，越國的“重樂”之風赫然呈現。最重要的是，鴻山墓的考古發現，對越國音樂文化有了更多層面與角度的展示，揭示了許多以往并不清楚的越國社會音樂生活的面貌，鴻山墓中具越國特色的器形和紋飾都可以作為越人樂器的標準器。越國的樂器種類和組合，也有著自己的特色，集中原系統與南方系統眾多樂器于一身，再配越地笙、瑟等竹木樂器，體現了越國宮廷音樂壯觀的場面。[16]（p.93）吳國在地理上更近中原，統治者又為宗周血統，這樣的內在和外在兩方面條件，使得吳國更早也更容易接受了中原文化。特別在春秋晚期的吳王壽夢之后，吳國迅速融入中原，器物多呈中原或齊楚樣式。 出土春秋時期樂器的吳墓中，較有代表性的有丹徒北山頂吳國墓[17]、六合程橋兩座東周墓[18]和鎮江諫壁王家山東周墓[19]，其中，出土樂器最豐富的是丹徒北山頂墓，從中可以看出，越墓中到戰國時期才見到的編鐘、編磬，已于春秋時的吳國列入大雅之堂。從器形上看，甬鐘、镈、磬等皆為中原型態的樂器，在吳越兩國表現為一般化的相似外，一些細部也顯示出它們天然的親緣關系。如吳國者減鐘，其甬飾三角形蟬紋，位置與形狀都與鴻山墓甬鐘甬上所飾三角紋相似；者減鐘甬呈弧錐形，旋做圓條狀，都與鴻山墓中邱承墩、萬家墳甬鐘相通，而這些特點鮮見于其它地區。而北山頂墓與王家山墓出土的2件鉦以及旅順博物館藏的、據銘文為吳王壽夢軍用器的“冉鉦”[11]（p.316-317），皆于柄中穿孔，植于建鼓或戰車上，方便在戰場上使用，這正與吳國國情相符。在樂器組合上，吳國有不同于中原之處，北山頂吳國墓出土的樂器組合表現比較典型。北山頂墓出土樂器種類有編紐鐘、編镈、編磬、錞于、鉦和鼓（殘，余有鼓環和石桴頭），編鐘為編紐鐘加編镈兩種；而鴻山墓中出土的中原系編鐘則用編甬鐘與編镈的組合，這都是當時所常見的。但北山頂墓中的錞于、鉦和鼓（一般認為是懸鼓）等有軍用性質的樂器也與這批禮樂器同墓而出，這就不是普遍現象，這在中原地區是不多見的。這種現象同見于越地。浙江紹興越王陵就出土有銅鐸，無錫鴻山墓則也有錞于、鉦和鼓同出，這是當時吳越民族為善戰的表現。正如他們以鑄劍術引以自豪一樣，在樂隊中也添加了“武”的色彩。北山頂墓據其所出器物的銘文為吳王余昧（卒于公元前527年）之墓，而其他幾座吳墓或只見編鐘類，或只有錞于和鉦，未見共存，這可能與吳王皆為政治和軍事統帥有關。在樂器的種類上，吳國與越國相近。吳地常見錞于、鉦和句鑃的出土，錞于與鉦在吳墓同出除北山頂墓外，還見于諫壁的王家山墓，且這2墓都是3件錞于配1件鉦，呈現出較固定的組合模式。加上吳國幾個大墓中出土的編鐘、編鎛、編磬等樂器，制作精致，多為實用器，可以知道吳國的音樂比較發達，這在史書上也有反映，比如著名的“季札觀樂”的記載就說明了吳國公子季札對中原雅樂有著全面、深透的了解。吳國樂器與越國樂器有相近性是有歷史基礎的。越國建國后的歷史，都有吳的陪伴，在越王勾踐入吳至返國的若干年里，雙方雖然是相互防備，但表面上畢竟平和相處多年，溝通有所加強。再加上地理因緣，在兩國拼殺爭斗的背后，仍抹殺不了天然的趨同性[16]（p.80）。吳越音樂考古資料分析表明：吳越與中原地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吳越地區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亦有嚴格的禮樂制度、樂懸制度。不過，吳越地區的音樂文化亦存與中原地區明顯不同之處，有自身鮮明的特點。還應該注意到，吳音樂文化與越音樂文化之間亦既有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異。對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學術意義和社會意義的探討剛剛起步，吳越音樂文化淵源有自，而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分析則是探其淵源、覽其脈絡的難得切入點。有理由相信，隨著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不斷發展和考古資料的不斷豐富，以及研究的深入，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乃至經濟價值將會日益凸顯，吳越音樂考古資料本身也會因此而重新煥發光彩。
三、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當代現實意義吳越音樂考古資料不僅資源豐富，且饒有特色。我們該如何使用這批資源？它對我們吳越地區，也就是現在的長三角、環太湖地區的文化和經濟建設是否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對這些問題的探究也是本課題的任務之一。最近三十多年來，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文化事業也重新獲得生機，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音樂考古學誕生并逐漸成熟，古樂器的開發利用在國內蓬勃開展。1978年曾侯乙墓的發掘和曾侯乙編鐘的出土引起考古界、音樂界、科技界等領域學者的密切關注。應學術研究和文化建設的需求，編鐘被搬上了舞臺，引起了古樂器的復制、仿制熱潮，武漢機械工藝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青銅藝術鑄造分公司、武漢精密鑄造廠、蘇州華聲樂器廠（金海鷗創建）等單位開始大量鑄造鐘磬產品，院校、博物館和演出團體爭相訂購。世紀之交，中華和鐘的鑄造再次引起全國諸多有關行業、部門人員的關注，1999年底，這套由108件青銅樂鐘組成的大型編鐘成功鑄造，對弘揚中國民族音樂文化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先秦鐘磬樂懸的古為今用，也為整個中國民族樂器工業由“文革”以后的復蘇增添了光彩。中國民族樂器工業的“古為今用”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少及多的歷程，今天正處于蓬勃發展期。本課題將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應用分成原生型應用、次生型應用和續生型應用三類，從不同角度對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現實意義進行分析。
（一）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原生型應用前景所謂原生型應用是指對出土樂器進行復制、仿制，直接投入市場。先秦古樂器中復制、仿制最多的是編鐘，其次是編磬和琴、瑟等。古樂器制造產業已形成一定規模，武漢、蘇州等城市已有幾家影響較大的廠家鑄造了大量編鐘銷往世界各地。訂購這些樂器單位以演出團體、博物館、高校及旅游景區為主，被仿制的樂器主要集中于湖北、山西、河南、陜西等地。而吳越音樂考古發現的樂器，除了博物館的個別需要而制作外，極少被仿制運用。江浙本地的古樂器廠，也往往不樂于考慮以吳越音樂文物為原型進行樂器仿制。其表面原因是吳越音樂考古發現中被人關注的亮點不多，吳越音樂文物尚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即市場的取舍所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人們對于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調查、發掘和研究工作沒有跟上，遠遠落后于湖北、山西、河南、陜西等地，直接影響到相關市場的發育和培養。2009年可以看做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由無錫市籌建的中國民族音樂博物館是一大突破。中國民族音樂博物館（以下簡稱無錫民樂館）由無錫市政府與中國音樂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3家單位共建，無錫日報報業集團籌建，位于無錫運河公園內，已于2010年9月27日正式開放。該館三層樓建筑，展示面積約4000平方米。展廳由著名音樂考古學家王子初先生做設計，并親自起草了布展大綱，依中國音樂史的發展脈絡，確定了各歷史階段有代表性的音樂考古出土文物（復制品）為展品，并有意突出了吳越地區出土文物，如西周江寧許村鐃、戰國吳縣長橋古箏，還有浙江余姚河姆渡的陶塤與骨哨、南京安懷村的陶塤等。大鐃是越地早期鐘類樂器代表，多數學者認為中原編鐘取形于大鐃，在鐘器發展中地位很高，許村鐃器表紋飾精致，由多組卷云紋構成一獸面形，音質較好，是大鐃中的精品之一；吳縣長橋古箏更是貴溪崖墓箏外僅見的先秦箏類樂器。河姆渡陶塤是目前已知國內最早的陶塤；這些吳越樂器在中國音樂考古出土文物中都應占據一席之地，此館展覽能注意到這些樂器并予以復制（長橋箏還予以了復原設計），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博物館將這些重要出土文物向社會介紹，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是吳越音樂考古資料成功運用的一例。
該館為了突出吳越特色，民樂館設置了“鴻山禮樂”單元。2004年、2005年間，無錫鴻山越墓發掘，出土了400件先秦越國貴族宮廷禮儀樂器。根據這個音樂考古大發現，民樂館對這批樂器中幾類有著鮮明地方特色的樂器組群進行了復原，包括編句鑃、越系圓編鐘、環首鉦和缶。王子初先生用青銅復原的29件套的編句鑃與34件套的越系圓編鐘氣勢恢宏、光彩照人。29件編句鑃分三層懸掛，低音編句鑃1組8件（參考廣東南越王墓所出）；中音2組14件和高音編句鑃1組7件。34件越系圓編鐘也采取類似的設計，編句鑃與越系圓編鐘合為一套組合越式編鐘。編鐘采用曲尺形架，即編句鑃和編越系圓鐘分兩面垂直相交，音律采用今日世界通行的十二平均律，可在較大的范圍內與各種現代樂器合奏。這對我國古樂器來說無疑是個創造性的運用，為吳越出土物在當今的具體應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可視為本課題的一個典范。這也提醒我們要以更開闊的眼界進行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應用。
不過，總體看來，吳越古樂器得以關注和應用的實例還不多。如前所述，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原生型應用主要體現在古樂器仿制業上，而制造這些樂器的廠家無疑首先考慮的是市場銷路。市場銷路往往又取決于所仿樂器的知名度。決定這些樂器的知名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優越性及特色性，二里頭塤、虎紋大石磬、婦好墓鐃、晉侯蘇編鐘、王孫誥編鐘、曾侯乙編鐘等重要音樂考古文物，都因他們獨特的歷史價值而廣為人知。吳越特色古樂器資源并不乏它的優越性及特色性，當有廣闊的開發前景。隨著中國重
要的經濟大區“長三角”格局的形成和突飛猛進的發展，雄踞東南方的吳越地區音樂考古資源有理由得到更多關注與應用。越系樂器不乏獨特之處。橫扇越王鐘和鴻山編鐘等，它們文化內涵豐富，地域特色鮮明。鴻山萬家墳墓出土編鐘的蛇紐、镈的扉棱、鉦的環首柄、鼓座上的蛇雕等等，都是極有特色的形制特點；句鑃和越系圓鐘更是越人特有的樂器品種，無錫中國民族音樂博物館選擇這兩樣樂器進行復原，就是看到了它們獨特的藝術和工藝價值。紹興306號墓的銅屋中的樂伎及樂器組合，構思奇巧，設計造型別具一格，也具開發價值。吳系樂器亦有鮮明特色。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武進淹城句鑃、六合程橋編鐘[18]、吳縣長橋古箏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山頂墓出土的鉦、錞于、磬、甚六編紐鐘、編镈、鼓環等一整套樂器[17]，據銘文推測墓主為吳王余昩，樂器揭示了吳國王宮貴族當時的用樂規模，在當今的文化事業和商業開發上，都極具開發潛力。還有在其他地方發現的吳越有銘樂器，如者[XC
（二）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次生型應用前景所謂音樂考古資源的次生型應用是指根據考古資料所呈示的科技成果、文化理念，進行整合及創造。目前這方面的運用最突出地表現在科技研究和音樂表演兩方面。在科技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出土的先秦鐘磬禮樂上。在鐘磬禮樂的研究中所發現的古代音樂科學技術成果，被重新運用到鐘磬制造或文物修復中去。古代鐘磬所蘊含的科技含量非常高，從合金材質的選配、鐘體構造、磬體結構、調音工藝等技術，乃至古代青銅樂鐘的雙音技術，都蘊涵科學原理。這些研究成果很多已發表在一些專著及學術期刊中。曾侯乙編鐘出土后，這方面的研究進展迅速。吳越音樂考古資料中的句鑃、越系圓鐘等新的旋律樂器中蘊含著怎樣的科技信息？吳越地區的編鐘、編鎛，在科技含量上與中原相比又有哪些相殊之處？只有更深入地了解與認識這些音樂考古資料及各項技術，才能在實際工作中更準確地進行文物復制、復原或修復。樂器是用來演奏音樂的發聲器械。古代的音樂難以再現?？脊虐l現的樂器雖然不能奏出古代的音樂，但其所發出的聲音（聲響、音響）應該說是與古代基本一致的。利用這樣的音響，進行音樂的創作和表演。在這個方面，國內諸多團體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曾侯乙編鐘出土后，在復制工作一次次取得成功突破的同時，湖北省的音樂工作者迅速看到了這些兩千多年前的古樂器在現代舞臺上的價值，“1983年，武漢音樂學院與湖北省博物館合作，在全國首次將曾侯乙墓出土的全部古樂器推向了當今舞臺，……緊接著，湖北省博物館、楚樂宮、巴蜀樂宮、隨州、黃鶴樓、楚天臺、襄樊等地，一個個編鐘古樂展演團相繼成立?！盵21]（p.152）這樣的趨勢很快越過湖北省的省界，中央民族樂團、南京民樂團、河南省博物院等全國各地的歌舞團、民樂團、音樂學院、博物館相繼增設古鐘演奏的表演內容，同時，為這些樂團創作、改編的古樂曲目也越來越豐富，產生了《楚商》《編鐘交響樂》《天地人》等一批配有鐘磬樂的有影響的作品。而包括創作、編配、排練、演出在內的各環節事實上都與音樂考古資料本身的特性直接相關，也只有較全面的對這些音樂考古資料進行了解，才能更好地運用在最終的音樂表演上。音樂考古資料在音樂實踐中的運用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能融經濟、文化、教育三大資源的意義于一身：演出多為旅游景點的收費項目，往往有著可觀經濟收入；古樂演奏也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重要傳播路徑；同時還能起到普及音樂藝術教育與音樂知識，弘揚民族文化、陶冶人們性情的作用，一舉多得。這些考古資源中所含的歷史知識和文化信息，甚至可直接應用到文化建設與教育事業中去。吳越音樂考古資料在這方面的應用尚未起步，具有較大的開發潛力。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相關的研究成果會有效地運用于社會的經濟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設中。
（三）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續生型應用前景續生型應用是前兩種運用的延伸，即指利用出土吳越樂器的代表性特征設計制作產品。相對于上述兩種應用方式，這種應用方式涉及面更廣。這里擬以其他地區音樂資源應用為例，進行初步探索。續生型應用最典型范例是城市雕塑作品，國內已不乏這樣的運用實例。如湖北漢陽月湖公園樂器雕塑曾侯乙墓編磬、云南民族藝術館前的大銅鼓、云南民族藝術村前大道上一個接一個的樂器雕塑等等。還有的雖非雕塑，但非常巧妙的將樂器的整體外形特征運用于產品中。如西安秦始皇陵外的路燈外罩用的是紐鐘造型（圖27），無錫中國民族音樂博物館外墻的壁燈外罩也是甬鐘造型，還有西安公園中、大街小道上的鼓形石座等。當然，元素運用不一定局限于整體搬移式的運
用，更多時候應該只是一些典型特征的提取。這種元素運用的實施可簡單分為以下4種情況：1.用于建筑；2.用于景觀；3.用于裝飾；4.用于實用體。
1.用于房屋建筑
較為突出的兩例是河南藝術中心建筑（圖29）和安徽淮南市山南新城區的“樂器房子”（圖28）。前者主體5座建筑據古塤造型設計，中有兩堵墻面為排簫造型，中立一骨笛形狀的塔樓，在氣勢恢宏、合理美觀的現代設計基礎上，將濃濃古韻鑲嵌于其中，設計理念獨樹一幟；后者別開生面，用一整臺形狀逼真的三角鋼琴造型作為主體建筑，前方立一巨型的、內設樓梯的大提琴造型玻璃構架，大方而精致，悅人眼目。將樂器造型用作建筑，雖然觀賞性很高，但設計難度大、成本高，且并非所有樂器都合適；但如果將某些文化元素用作建筑的組成部分，其應用前景更為廣闊。如無錫市中國民族音樂博物館的大門采用曾侯乙編鐘鐘架造型就是一典型的例證。浙江紹興306墓的銅樂伎屋本身便是一建筑模型，更具有可實施性，這樣的古建筑樣式完全適合作為一種公園的景觀建筑。
2.用于環境藝術音樂考古資源用于環境景觀應用實例較為常見。如前文所說的漢陽月湖公園樂器雕塑有曾侯乙墓編
磬，還有北京奧林匹克公園內的鐘磬塔、鼓墻和公園內下沉廣場地面的琴弦；廣州增城廣場虎座鶴鼓舞雕塑用虎座鳥架懸鼓等。還有河南藝術中心音樂廳外的五線譜地表、無錫阿炳故居前的《二泉映月》大樂譜等，雖不是音樂考古方面的元素應用，也是音樂藝術元素成功應用的理念體現，可為借鑒。音樂考古資源的環境景觀應用，可行性大，應用前景廣闊。它既美化了城市環境，又能起到民族文化的傳播和教育普及作用。
但是，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應用實例尚待開發。在吳越音樂考古資料中，不乏深邃的文化底蘊，鮮明的民族特色，美觀大方造型風格和絢麗多姿紋飾圖案，無論是形制統一的垂葉紋句鑃、無錫鴻山墓的三足缶、環首鉦、鼓座老虎墩的雙旋甬鐘，還是南京江寧許村鐃、北山頂錞于及者減鐘、能原鎛等，均有著潛在的發掘利用價值。江浙地區各城市的公園、廣場、公路及小區空地，均為應用的廣闊空間。
3.用于器皿裝飾音樂考古資源用于器皿裝飾已是常見的做法。這類應用以器皿的裝飾、小商品或禮品的設計形式出現較為普遍。如有樂器形狀的飾品、掛件及衣物上的圖案設計（圖34），上文提及的西安秦始皇陵外的紐鐘造型路燈外罩，無錫市中國民族音樂博物館外的壁燈，西安華清宮內羯鼓形狀垃圾桶（圖35）、樂器形狀的硯臺等。這種運用能得到較好的社會評價和經濟效益，值得探索。吳越音樂考古資料中的特色元素，除上述器物的整體造型之外，還包括青銅樂器上的銘文、圖案和色澤，都可做為一些產品的設計元素。
吳越音樂考古資料元素運用的廣闊前景建立在這些資料的發掘和研究開發工作之上。這方面成果的運用，還需要設計人員對這些資料的深入認識，方可通過他們之手轉化為社會的產品。而我們要做的，就是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的發掘和研究工作，并盡可能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把研究成果提供給社會，提供給專業設計人員，讓這些資源運用在上述所及各個方面。
四、結語
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調查和研究是中國音樂考古學領域一個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在中國音樂史乃至中國歷史的研究中，吳越音樂考古資源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1.吳越音樂考古資料統計吳越音樂考古資源十分豐富，出土樂器主要有甬鐘、镈、紐鐘、鐃、錞于、編磬、鉦、鐸、句鑃、缶、琴、箏等13種，其中，鐃5件、甬鐘97件、編磬83件、镈73件、紐鐘59件、錞于30件、鉦10件、鐸5件、句鑃134件、越系圓鐘127件、缶3件、鼓及鼓座8件、琴箏7件。
2.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學術價值吳越音樂考古資源使我們對缺失的先秦吳越音樂文化有了一定的認識。吳越與中原地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吳越地區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亦有嚴格的禮樂制度、樂懸制度。不過，吳越地區的音樂文化亦存與中原地區明顯的不同之處，有自身鮮明的特點。還應該注意到，吳音樂文化與越音樂文化之間既有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異。
3.吳越音樂考古資源的現實意義吳越音樂考古資源對于弘揚中國民族傳統、保護音樂文化遺產、豐富社會音樂文化生活，以及對地區經濟的開發利用和文化教育建設等均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責任編輯：陳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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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chaeology resource of Wu and Yue music is very rich.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al cause， researches of music archaeology discovery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found. The academic， economic， and cultural values of archaeology resource of Wu and Yue music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 archaeology， this paper does a comparatively survey and analysis of such resource and discloses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it.
Key Words：Wu and Yue； Archaeology Resource of Music；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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