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創企業國際化動機對進入方式的影響研究

摘要：文章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EMBA、MBA班的313份調查問卷為樣本，證實了市場導向、避險導向更強的企業會采取相對保守的進入方式，而資源導向的企業更傾向于激進的進入方式的研究結論。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企業家國際化背景能夠對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相關關系的起到正向調節作用。

關鍵詞：新創企業；國際化動機；進入方式；企業家精神

一、 緒論

近年隨著國際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出現一批已在全球市場穩穩扎根的大型企業，如華為、聯想、海爾等，這些大企業的國際化策略已經為大家所熟知并得到了高度認可。首先，他們以企業創立的國內本地市場為出發點，建立堅實穩固的本地市場，形成一個國際化進程的起點；然后，以點到點，拓展到國內其他有競爭性的區域市場如北京、上海等，占領國內市場的核心地帶；接著，以點到面，以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帶為出發點，輻射周邊市場，進而建立覆蓋全國市場的業務；最后，以面到面，以國內市場的強大基因向全球市場發起進攻，實現國際化甚至全球化。

除了這些因為廣為人知的大型成熟企業之外，還有一些默默無聞的新創企業也悄然實現了國際化，他們的國際化策略不像這些大企業聲勢浩大，而是在自己的領域悄悄地積累了一定的實力之后，才迅速進軍全球市場。這些企業中大多為高科技企業，也有其他專攻某一細分領域的專門企業。雖然新創企業的業務不盡相同，但是這些企業的國際化進程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他們沒有沿襲成熟大型企業的“以點到點、以點到面、以面到面”的由本土市場到核心市場，再到全國市場，進而占領國際市場的發展軌跡，而是創立之初便瞄準了國際市場，跳躍式地躋身全球的經濟發展之林。如果說成熟企業是漸進式國際化的話，那新創企業便是突破式國際化。

從新創企業的國際化軌跡可知，被資源條件所限制的新創企業不一定無緣全球市場，并不一定會在激烈的國際化競爭中風中凋零。因為有著國際化動機的新創企業，其創始人和管理者會在創始階段便制定明確的國際化戰略，他們善于發揮自身靈活性強和適應能力快的優勢，迅速吸收和整合國際化資源，選擇不同于成熟大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和進入軌跡，在合適的時機一氣呵成。這類新創企業不論從資源、能力、動機，還是創業方式、發展軌跡、國際化戰略上，都與傳統大企業有著較大差異。這一差異為學者們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課題，即新創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戰略資源、動機以及進入方式之間到底有著怎樣的聯系，在國際化過程中新創企業的領導者會如何影響國際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進而影響企業的國際化軌跡和進程。這些問題的科學研究，能為新創企業的國際化進程開啟有理可循的新篇章。

然而，國內外研究中，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學者們關于新創企業的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創業企業的國內發展問題，很少關注新創企業的國際化問題（Oviatt & McDougall，1994）；關于企業的國際化問題上，學者們更傾向于研究成熟的大型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和國際化問題。新創企業的國際化進程的迅速發展，一方面對國際化問題的研究和國際化理論框架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Mtigwe，2006），另一方面也對創業理論和相關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即新創企業的國際化發展研究（Zahra et al.，2000）。除此之外，新創企業的領導者也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因素（McDougall et al.，2003），因為企業初創時，領導者對企業的國際化戰略制定起著決定性作用，領導者的個人素質影響了初創企業利用國際化戰略資源的能力，領導者的全球化眼光能為初創企業帶來程度各異的全球化動機。盡管在這一方面已有了基礎性研究，但仍有一系列問題仍然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這些問題包括：新創企業國際化動機對其市場進入模式是否存在著影響？企業家國際化戰略資源是否也是影響市場進入模式的原因之一？企業管理者國際化背景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二、 文獻綜述與假設提出

Freeman等人（2006）指出，國際新創企業的國際化動機一般來自以下三個方面：尋求新市場、尋求戰略資源以及風險規避 。因此，本研究將國際化動機解構為尋求新市場、尋求戰略資源以及風險規避等三個維度。同時，為了界定進入方式這一變量，本研究根據Dawson（2003）和McGoldrick（1995）的研究成果，通過實施國際化戰略企業的激進（保守）程度，對這一變量進行刻畫。

從尋求新市場相關的研究來看，Pinho（2007）的研究表明企業市場進入方式受到其在目標市場的拓展潛力的影響：目標市場可拓展潛力越大，企業進入市場時會更加保守；目標市場可拓展潛力越小，企業進入市場時會更加激進。拓展到國際化戰略層面，根據Harris和Piercy（1997）的觀點，企業在開展國際化進程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市場導向性，將注意力集中在目標市場的潛力和目標客戶的需求上。Hong和其研究團隊（2006）的研究指出，在國際化的實施過程中，具有市場導向性的國際化戰略能獲得更大的成功，幫助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和深入人心的企業品牌，讓顧客滿意度得到持續的提升。據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

H1：尋求新市場導向越強的企業，在選擇市場進入方式時更為保守。

從尋求戰略資源相關的研究來看，Barney（1991）的“資源基礎觀（RBV）”強調了資源的重要性，企業只有擁有核心資源，才能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這一核心資源是稀缺的、難以被模仿或復制的、有價值的的資源和能力，在充分發揮企業的組織能力的基礎上，才能獲取核心資源和能力，并將這些資源和能力的價值轉化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而Kor和Mahoney（2004）認為企業正是由各種成體系的資源的構成的。由此可知，企業獲得資源的能力和方式也是至關重要的，有助于推動企業的持續發展。Grant（1991）認為，企業為維持資源的獨特價值，可以尋求與其他組織合作，建立合資企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這也給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有價值的資源的維護和獲取提供了方法論的指導。據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

H2：尋求戰略資源導向越強的企業，在選擇市場進入方式時更為激進。

從風險規避相關的研究來看，風險和機遇并存，風險意味著控制，高風險意味著高收益，這些都是關于風險研究的一般結論。Welch（1996）是風險和機遇并存，風險意味著控制的觀點的擁護者，他認為，風險同樣會出現在國際化進程以及進入方式選擇上，企業為了規避風險，需求對國際化戰略實施良好的控制，同時，企業對國際化戰略掌握控制權也意味著對其中風險的承擔。Sambharya（1996）在領導者風格與風險相關的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具有冒險、激進型人格的領導者有著風險偏好的特質，他們往往是野心勃勃、充滿控制欲的戰略家；具有冷靜、保守型人格的領導者有著風險規避的特質，他們往往是三思后行、追求穩定、實施分權的領導者。據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

H3：風險規避導向越強的企業，在選擇市場進入方式時更為保守。

本研究所涉及的企業家國際化背景的概念，指的是企業家在實施國際化戰略之前所擁有的國際化經歷，重點考察企業家在求學、任職方面的國際化程度。企業領導者或管理者的成長背景對其思維方式和掌握的資源都有極其重要的影響，Madsen和Servais（1997）研究了國際新創企業領導者背景與其新創企業成長的關系，發現企業家的背景會影響初創企業國際化進程的諸多方面，包括國際化的意愿和傾向、對國際化戰略的思考模式、對國際市場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對國家化戰略資源的掌握和使用狀況、以及對風險的態度和意識，因此，在研究初創企業國際化問題時，企業家的背景是不能忽視的。Ibeth（2003）在關于新創企業創業后的出口導向影響因素研究中發現，新創企業的出口行為會受到企業家的海外關系背景、家庭背景以及職業經歷等因素的影響。據此提出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

H4a：企業家國際化背景能夠對企業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產生調節作用；

H4b：企業家國際化背景能夠對企業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負相關關系產生調節作用。

本研究所涉及的企業家國際化戰略資源聚焦于企業管理者所掌握的國際化資源，即企業家所掌握的有助于企業實施國際化戰略的社會資本。在此詮釋的基礎上，當前與企業國家化戰略資源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Hutchinson及其研究伙伴（2006）以英國零售業中的具有國際化特征的中小企業作為研究案例，分析了相應企業的領導者的特質。該研究認為企業家的特質有主觀和客觀兩個維度，主觀的特質包括管理者的性格、價值觀和風險感知能力，客觀的特質包括管理者的國際化背景、管理經歷和溝通交往技能。其中，主觀特質對這些企業國際化過程中的風險估計、風險識別和風向規避等行為有著重要影響，而客觀特質對這些企業國際化進程、戰略制定和抉擇等有著重要影響。Andersson和Evangelista（2006）則是在通過案例的方法研究新創企業團隊和領導者的背景、經歷的過程中，發現初創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會受到領導者的背景和特質的影響。該研究也表明具有不同特長的企業家也會影響企業的國家化戰略和進入方式：技術類的管理者在國際化進程中更加被動，國際化戰略和進入方式以反應型為主；市場類的管理者在國際化進程中更加主動，國際化戰略和進入方式以激進型為主。據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五個假設：

H5：企業家國際化資源能夠對企業資源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正相關關系產生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模型，如圖1所示。

三、 變量測量與數據收集

為了測量市場導向、資源導向、避險導向、進入方式、企業家國際化背景和企業家國際化資源等六個變量，本研究設計了相關的測量問卷。其中，市場導向、資源導向、避險導向、進入方式等四個變量的測量題項由Freeman，Edwards和Schroder（2006）的文章提煉得出5；企業家國際化背景和企業家國際化資源等兩個變量由Zhou（2007）的文章提煉而成。問卷共有35個測量題項，測量市場導向、資源導向、避險導向的均為7項，測量進入方式的題項為3項，測量企業家國際化背景和企業家國際化資源的題項分別為5項和6項。

同時，為了研究的需要，受訪者還被要求填寫部分個人信息與企業信息，包括：受訪者性別、年齡、職級、教育背景、公司銷售額、國際化經營時長以及行業特點等，上述信息以選擇題的形式供受訪者作答。在受訪者填寫問卷之前，研究者已告知受訪者本次問卷將采用匿名的方式，受訪者的回答只需反應自身的真實想法，不涉及對錯。并且，本次問卷所收集的結果僅用于學術研究，不會對外公開。本研究選取中國人民大學EMBA培訓班、MBA培訓班學員作為本次研究的研究對象。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的有效問卷為313份，有效回收率為78.3%，回收水平良好。

四、 結果與討論

為了驗證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資源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相關關系，即驗證假設1、假設2以及假設3，本研究進行了相關分析，統計結果顯示，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相關系數β=-0.213（p<0.01），表明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存在著負向相關關系，假設H1得到驗證；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相關系數β=-0.123（p<0.05），表明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存在著負向相關關系，假設H2得到驗證；資源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相關系數β=0.120（p<0.05），表明資源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存在著正向相關關系，假設H3得到驗證。

在此基礎上，本研究對企業家國際化背景和企業家國際化資源的調節作用進行驗證。企業家國際化背景對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負向相關關系的具有正向調節作用（β=0.096，p<0.05，ΔR？=0.011），表明當企業家國際化背景更深時，市場導向更強的企業會跟謹慎地選擇市場進入方式，假設H4a得到驗證；企業家國際化背景對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負向相關關系的具有正向調節作用（β=0.087，p<0.1，ΔR2=0.007），表明當企業家國際化背景更深時，避險導向更強的企業會跟謹慎地選擇市場進入方式，假設H4b得到驗證。

企業家國際化資源對資源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正向相關關系沒有起到調節效果（p>0.05），假設5沒有得到驗證。對于假設沒有得到驗證的原因，本研究認為有以下兩點原因：一是豐富的國際化資源，使得企業家在決定國際化進入方式的過程中有更多的候選目標，因而，企業能夠通過甄選合作伙伴，而非實施控制力度更強、更為激進的進入方式來獲取所需的能力和資源；二是豐富的國際化資源，尤其是企業家的社會資本的累積，使得企業家更傾向于采用合資、特許經營等相對保守的方式實施國際化戰略，而非收購和自我進入等更為激進的方式。

五、 研究結論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本研究共得出以下四點結論：

（1）市場導向更強的企業，在實施國際化的過程中，會采取相對保守的進入方式。市場導向的企業更在意銷售渠道的建立和目標群體的選擇，對當地市場更為了解的合作伙伴的依賴性更強，因而這類企業會選擇合資、特許經營等相對保守但風險較低的國際化進入方式。

（2）避險導向更強的企業，在實施國際化的過程中，會采取相對保守的進入方式。通常，具有避險導向的企業在國內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而轉向國際市場是其規避競爭壓力和風險的一種途徑。但是，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同樣需要企業承受一定的風險，而相對保守的進入方式，有助于企業應對全新的環境。

（3）在實施國際化戰略的過程中，資源導向的企業更傾向于激進的市場進入方式。資源導向的企業以獲取稀缺的資源和能力作為其國際化的重要目標，因此，為了保證企業能夠對資源和能力擁有支配權，企業往往會采用成本較高、風險較大的自我進入或者收購的方式。

（4）企業家國際化背景能夠對市場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負向相關關系、避險導向與進入方式之間的負向相關關系的起到正向調節作用，表明當企業家國際化背景更深時，市場導向更強、避險導向更強的企業會跟謹慎地選擇市場進入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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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科技部國家公益性科研專項“食品中極端微生物的檢驗標準與風險預警研究”（項目號：2013424）。

作者簡介：祁大偉（1982-），男，漢族，山西省臨汾市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貿易經濟專業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企業戰略管理、跨文化組織與人力資源管理。

收稿日期：2015-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