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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階級斗爭被消滅的歷史前景

2015-05-30 21:18方思杰
今日湖北·中旬刊 2015年1期
關鍵詞:分工道德

方思杰

摘 要 馬克思對“階級斗爭”的闡述充滿了對他所處時代的無產階級的現狀的同情和對資產階級必然被消滅的強烈信心。雖然時至今日在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仍然廣泛存在,馬克思以及近現代的一些研究馬克思哲學的學者對于“階級斗爭”的論點依然有著鮮活的理論指導意義。

關鍵詞 階級斗爭 分工 道德 交往行為

馬克思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確的提出了“兩大對立階級”的劃分,明確了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并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再后來,在《致約?魏德邁》這封信中馬克思也承認自己所表述的“階級斗爭”的概念并非他所獨創:“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但是,馬克思在談到對“階級斗爭”相關理論的補充時加上的幾點,反映了馬克思在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下對無產階級最終獲得斗爭勝利、變資產階級統治為無產階級專政、消滅“階級斗爭”并實現全人類解放充滿了信心。馬克思在這封書信中主要強調的是“階級斗爭”的存在僅僅是“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的產物,當生產發展滿足社會歷史可以完成超越現存的階段的時候,“階級斗爭”必然會消失。以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的理論體系來分析“階級斗爭”的形成原因,對判斷其能否最終被消滅、何時被消滅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階級”的出現乃是“社會分工”的結果。這種“分工”是人類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表現,另一方面,更詳細的更大的“分工”也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必然要求。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上,“分工”引發的階級上的劃分,表現出來的社會兩大階層的矛盾和對抗,“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物質勞動同精神勞動的分工在現代社會的階級關系上的表達” 。馬克思預言的“階級斗爭”的歷史結果——無產階級專政,反映出來并非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復仇,不是只為解放自己,無產階級的任務是為了解放全人類(包括資產階級)?!半A級斗爭”在無產階級的不斷完善和壯大自身的情況下要走向消滅,但是這個歷史過程中馬克思并沒有過多的作為社會發展階段的組成分子的個體人對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具體的作用。馬克思并沒有否認作為實踐本體的人的道德和自然(肉體和精神)的二重性的特質對于他展開整個唯物史觀所起到的作用。但是他把個體的人的特性都內在于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之中,人的道德的和價值理念所起到的作用只能在社會歷史發展到成熟階段得到升華和超越 。也就是說“階級斗爭”無法在人的道德性的干預下起到實質性的改善或者磨平,其必然是社會歷史階段發展中間的一環,其最終消滅依靠的只能是生產發展和代表其發展的先進性的無產者的壯大。

但是,按照馬克思所認識到的歷史辯證觀的分析下,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而然形成和發展過程相比,“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段是一個由“空想”到“科學”、由理論到現實而產生的階段,其必然具有犯“空想”、“烏托邦”錯誤的可能性,即忽略了“無產階級專政”僅僅作為一種社會歷史階段的歷史性。在馬克思提出歷史辯證法的那個時代,資本與人的對立達到了一種極端——赤裸裸的剝削關系。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對于整個社會關系的描述和對社會發展前景的預測是科學的。盡管我們在解讀馬克思的理論要注重以歷史的還原語境的方法,但是,按照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的觀點,我們對社會發展現狀的研究應當符合當前所處的社會歷史時期的現狀,更應注重將理論運用于對當下的實踐的指導作用。通過結合馬克思對“階級斗爭”的描述,對照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闡發和解釋,我對“階級斗爭”在當下的歷史時期其走向滅亡的前景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現實是在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現狀,與馬克思所提到的“古典的、具有破壞性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 是有著很大的區別的。二戰后資本主義所表現出來的對科學技術的格外重視和科學投入生產的效能的提升,種種跡象都表明“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得出的剩余價值的來源——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越來越不重要” 。而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通過行政干預等手段積極地緩和了階級矛盾,極力地改善無產者的生活條件和社會福利。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不少西方學者通過用他們的方法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著作,結合實際觀察到的現象,試圖補充馬克思的哲學理論框架所缺少或忽略的因素,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就是對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中不做重視的道德層面做出自己的理解,并試圖以這種理論來解決當前社會仍然存在的“階級斗爭”的問題。

哈貝馬斯構建交往行為理論的最終目的就是在于“對現代西方社會進行預測性的分析,重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以為他的觀察和分析結果都是馬克思的某些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的力度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完善機制的產生,在逐步削弱,如果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盤的接收必然會誤導我們對于現實生活的觀察視角,從而不能真正認清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也就會為人類社會的將來的走向做出錯誤的判斷。下面就對交往行為或者交往行動的理論進行分析。

在哈貝馬斯那里,他把交往行動定義為“人們之間有意義的互動” ,在這里他強調了互動的“有意義”,也就認定了人們的這樣的行動是包含了某種目的訴求的,并且這種訴求在人們的互動中往往表現出一種訴諸語言的意向。而且哈貝馬斯的定義中,這種互動是極其單純的,不受其他附加的條件所約束的,因為人們在交往行動中存在著“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表現為整個交往活動中的相關人員都能夠自由地、公開地獲得交往的自后決斷。而且這種決斷是依賴于論證(我把這種論證理解為具有邏輯推演效力的)力量的強弱,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強迫。因此,人們遵循交往理性的交往行為必然是自由的、純潔的,這樣就保證了各個處于交往行為中的人的自由和純潔、真誠。因為交往理性依賴于論證,所以必然是被整個社會共同體所承認的,這樣就相當于為人們的交往行動在社會中開辟出一個公共范疇,只要行為符合這個范疇中的規定,那么就是屬于正當的交往行為,整個社會共同體以這樣一個遵循善的(行為中總是包含自由、真誠、純潔)和真理(符合邏輯推演)的公眾范疇作為行為標準,就能無形中實現社會的進步。

為了與交往行動作出區分,哈貝馬斯提出了“策略行動”。與交往行動不同,策略行動往往不能表現出人的真誠的意圖,他只是作為與他人達成一致的一種謀略性手段,“策略行動中,一個人可能只是試圖操控另一個人,第二個人并不必然理解或者贊同正在發生的事情”。哈貝馬斯強調,策略性行動與交往行動是相對立的,它只是工具性地把對象當做可當做是能夠操控的某物,這有可能違背對象的意志,因此在互動當中這種策略性行動是必須要堅決避免的。從我看來,哈貝馬斯是承認策略行動存在的合理性的,但是他是旨在呼吁通過正常的交往行為來逐步削減指導消除這種策略行動的。策略行動往往身后活躍的是整個國家、政府部門的身影。因此哈貝馬斯提出這兩種不同的行動的對比,也是為了呼吁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批評國家、政府對于社會共同體的惡意干預和施加逼迫。

在此要說明的是,交往理性的形成是必須依靠人的認識能力、語言能力的人的道德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而形成的。亦即是哈貝馬斯在建構交往行為體系的同時,是格外的強調人運用理性對共同體的“日常理念進行批判性審查和論證”的,這樣才能夠使得人在反思自己的時候通過質疑而激發學習的動力,并依靠互動帶動整個社會共同體,使其增強對質疑的應對,從而達到無形中提高自身,并最終促進社會共同體的向前發展。他否認了社會的進化只是“單獨實行的進化”,只有行為主體與社會結合在一起,“才能構成一個有進化能力的系統” 。通過對哈貝馬斯的整個社會發展理論的分析,我發現,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對社會歷史進程的推動作用追本溯源可以還原到是人的道德意識的發展和認知能力的進步的作用。雖然不否認經濟、政治等對于社會的進步的作用,但是顯然他更強調的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意識水平的規范作用。

綜上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旨在講道德意識的發展嵌入整個社會的日常交往行為當中,期望通過社會公眾的道德的進步,人與人的關系的融洽,以達到社會矛盾的緩和乃至消失,從這點上重新解釋馬克思的社會進步和階級斗爭的觀點。

也許馬克思反對將個人的道德覺悟的改進作為消滅“階級斗爭”、消滅階級這個的根本途徑,而主張通過社會制度的變革 .。哈貝馬斯的解讀只是一種“道德至上”主義者在默認現行制度的合理性的前提下表現的“廉價的感傷主義” ?!半A級斗爭”的滅亡最終只能等到真正實現了“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看到,但是就他所強調的這種不能僅重視社會階段所表現的必然性這樣一個大的背景,同時也應該尋求人的主體意識在其他社會層面所起到的深刻影響這方面,也是可以作為預見“階級斗爭”的被消滅的前景和最終人類歷史完成的一個獨特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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