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懷疑”的本土化進程

路自然

摘 要 “排除合理懷疑”這一源自英美法系、長期被視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證明標準在中國經歷了由陌生到熟悉，由抵制到接受，由反感到喜歡的一系列漸進過程?，F階段“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大有占據核心證明標準的趨勢。本文通過廣泛搜集信息，以時間為線索，試圖梳理出“排除合理懷疑”的形成過程以及其本土化的過程，方便學者們進一步深入研究“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

關鍵詞 排除合理化懷疑 證明標準 爭議焦點

一、“排除合理懷疑”的形成歷史及其含義界定

在普通法系國家陪審團制度發展的過程中，排除合理懷疑標準逐步形成。16世紀到18世紀中葉，“符合良心和道德確信的標準”（The standards of the satisfied conscience or moral certainty）是英國刑事審判中經常使用的標準；到18世紀下半葉，刑事判決的使用衍變成對證據的“完全滿意”或“滿意”（"fully satisfied" or "satis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evidence）。而在1784年理查德·科比特（Richard Corbett）縱火案中則最早出現了“排除合理懷疑”的雛形。此后，該標準不斷地發展、衍變，逐漸形成統一的表述：排除合理懷疑。

后來英美學者又試圖對“排除合理懷疑”的內涵進行界定，形成了多種觀點，有將“排除合理懷疑”界定為一種道德上的確信（moral certainty）；有的將“排除合理懷疑”等價于為很高的可能性（a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有的先對“合理懷疑”進行解釋，將其理解為“難以決定”（hesitate to act），①以此推理出為“排除合理懷疑”的含義。還有學者用量化比例解釋“排除合理懷疑”標準。

二、“排除合理懷疑”的本土化進程

1、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學者對“排除合理懷疑”的態度

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主流觀點多是對自由心證進行簡單的否定和批判，認為其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利益，奉行不可知論，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表現，我國刑事訴訟不能采取自由

心證制度。雖然“排除合理懷疑”并沒有成為直接攻擊的對象，但是作為自由心證制度下的核心證明標準，“排除合理懷疑”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

2、20世紀90年代“排除合理懷疑”在我國的發展狀況

20世紀90年代，為自由心證正名以及全面深入分析自由心證制度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在此背景下，“排除合理懷疑”的定罪標準逐步走向前臺。此后，隨著大陸法系“內心確信”標準被引入證明標準研究領域，“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和“內心確信”三大標準并存的局面已然在學術界成型。

3、司法實務領域及司法解釋中逐步引進“排除合理懷疑”標準

隨著“排除合理懷疑”在與“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的競爭中逐漸獲得廣泛認同，在多方合力的推動下，“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最終超越理念競爭的范疇而進入司法實踐領域，先是被地方司法條例所引用，例如2008年3月25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河南省公安廳聯合發布的《關于規范死刑案件證據收集審查的意見》第六十九條規定“死刑案件的證明標準必須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并且能夠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苯K省高級人民法院2003年8月28日發布的《關于刑事審判證據和定案的若干意見（試行）》第六十六條規定“對死刑案件應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懷疑，否則不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钡鹊?。后來在2010年5月3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頒布的《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來補充說明“證據確實充分”。由此，“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正式被司法解釋所采用。

4、刑訴法中“排除合理懷疑”證明標準的采用

在經歷漫長的、自下而上的變革后，最終在2012年3月14日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訂案中引入了“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

三、結語

盡管“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還沒有獲得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一樣的重要地位，但是畢竟實質性的第一步已經成功邁出。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學者們的不斷努力，我們相信“排除合理懷疑”的前景將越來越光明。

注釋：

①這一解釋起源于阿拉斯加上訴法院。

參考文獻：

[1]Barbara J. Shapiro，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Probable Cau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nglo-American Law of evid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19-22.

[2]Commonwealth v. Webster， 59 Mass. 295， 320 （1850）.

[3]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 [1947] 2 All ER 372.

[4]Peter Murphy， Murphy on Evidence， 10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2.

[5]陳光中.評自由心證[J].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82（1）.

[6]張子培.評資產階級的自由心證[J].北京政法學院學報，1982（2）.

[7]王亞新.刑事訴訟中發現案件真相與抑制主觀隨意性的問題—關于自由心證原則歷史和現狀的比較法研究[J].比較法研究，1993（2）.

[8]何家弘.為“自由心證”正名[J].法學雜志，1997（6）.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