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文藝報》被批判事件探析

陳揚

1954年對《文藝報》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10月，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a將《文藝報》推向了風口浪尖，一場后來被稱作“紅樓夢研究批判”、本該以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為主要目標的運動，卻首先對《文藝報》發出了嚴厲的質問。文聯、作協多次召開會議，專門成立檢查小組檢查其問題，《關于〈文藝報〉的決議》首開文聯、作協一級機構對具體刊物作書面處理決議的先例。此后《文藝報》被迫全面改組整頓。1954年至1955年是文藝界的多事之秋：“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胡風案，以及當時并未公開審理的“丁、陳反黨集團案”，后來的“肅反”運動等，環環相扣、相互纏繞，批判《文藝報》湮沒在這些更為突出的事件中，更像是一場大戲的引子，不具有相對獨立的意義。關于上述事件的研究成果立足于大量史料，雖然在價值判斷上各有差異，但基本厘清了事實，為我們呈現了1950年代中后期文藝界乃至整個知識界波濤洶涌的態勢。b但《文藝報》究竟為何受到批判？當時大量批評《文藝報》的文章多是出于“后見之明”的政治表態，事無巨細、失之瑣碎?，F有研究認為馮雪峰轉載李希凡、藍翎文章時加的“編者按”是導火索，這固然不錯，然而未及發掘深層次的動因?！段乃噲蟆吩?954年以前擁有絕對權威的地位，一篇短短的“編者按”何以將其推入深淵？還有研究認為“周揚和他的同事們企圖把馮雪峰和他的同事們從文化機關的有權勢的位置上拉下來，而代之以他們自己的人”c。這種大而化之的論斷將復雜的文藝運動歸結于派系斗爭，與事實相去甚遠。

本文認為，毛澤東把矛頭對準《文藝報》并非一時興起，不僅因為它對資產階級思想容忍投降，體現了“資產階級貴族老爺的態度”。針對《文藝報》的批判，事前有著諸多因素，包括其體現出的與第二次文代會精神不相符的面貌、并非空穴來風的“獨立王國”傾向、毛澤東對馮雪峰及其主持刊物積蓄已久的不滿等；事后也達到了期望的效果，這次批判是《文藝報》的轉折點，也是馮雪峰、陳企霞人生的轉折點?！段乃噲蟆窂囊粋€相對有個性——即使是“粗暴”個性的刊物，徹底失去自主性，緊跟各大運動，融入了意識形態的洪流中。而丁玲、馮雪峰、陳企霞一系的文壇力量則被大大削弱以至消滅。因此，考察《文藝報》在1954年前后的起伏命運，也許對“十七年”時期文藝體制下刊物的生存空間，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復雜關系會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

1954年，李希凡、藍翎兩個年輕人寫了一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批評俞平伯的紅學研究。其時，俞平伯正是大陸紅學界執牛耳者，其舊作《紅樓夢辨》修訂后以《紅樓夢研究》為名出版，僅一年時間就已經印到6版25000冊?！蛾P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寫成后，李希凡先寫信問《文藝報》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沒有得到回音，只好把文章寄給母校山東大學的刊物《文史哲》，于1954年9月1日刊出。毛澤東經江青推薦讀過此文后，十分欣賞，決定借這股“東風”開展計劃已久的對胡適思想的清算以及整個學術界資產階級思想的改造。江青親自到《人民日報》指示鄧拓約見李、藍，了解情況，并要求《人民日報》轉載此文，卻遭到了胡喬木、林默涵、周揚等人拒絕。達成妥協后由《文藝報》轉載，主編馮雪峰卻寫了一個不痛不癢的“編者按”。毛澤東讀后勃然大怒，暫時擱置了對俞平伯的批判，將炮火集中對準了《文藝報》。d

這是《文藝報》自創刊以來遭受的最嚴重的一次批評。1950年有一次全國范圍的報刊自我批評，《文藝報》也作了公開檢討，但那類似于表態性質，沒有什么實質性問題。1951年到1952年的文藝整風學習中許多刊物受到了批評，尤其是《人民文學》遭遇了重大挫折，“不僅創刊以來的一系列‘嚴重錯誤被逐一‘清算，而且副主編艾青被公開點名嚴厲批評，導致刊物領導層的首次重大‘改組”e，王淑明代表《光明日報》“文學評論”雙周刊作了沉痛檢討。而《文藝報》幾乎未受沖擊，并“作了最惡劣的表演”f，它的權威通過積極批判《武訓傳》《我們夫婦之間》，文藝整風學習達到了頂峰。全國文聯下發通知：“各地文聯及各協會應將《文藝報》規定為各地區、各部門文藝干部經常閱讀的學習刊物?！眊1951年丁玲身兼中宣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文藝報》主編等要職，并主持開展文藝界思想整風運動，還獲得了斯大林文學藝術獎。在新發現的有關1953年全國文聯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的歷史文獻中可知，丁玲在103位候選人中得票第一，超過了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周揚，h其聲望日隆可見一斑。1952年她離開《文藝報》主持《人民文學》，由馮雪峰接任主編?！度嗣裎膶W》是國內刊發文學作品的最頂尖的刊物，而《文藝報》則是最權威的文藝理論刊物?？梢哉f直至1954年《文藝報》被處理之前，丁玲、馮雪峰、陳企霞一系既掌握了文壇的話語權力，又掌握著最重要的批評陣地。既然如此，《文藝報》為什么會在“紅樓夢研究批判”中首當其沖受到處理，它在何種程度上犯了怎樣的錯誤？這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主要斥責了兩個問題：一是“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曾經表現了容忍麻痹的態度，任其占據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沒有給以些微沖撞”；另一個則是“對生氣勃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擺出老爺態度”。

第一個問題的“罪證”是1953年5月《文藝報》“新書刊”專欄發表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推薦。i這篇署名靜之的文章不過二百字左右，現在看起來只是一篇普通的新書推薦，并無過譽之辭?！顿|》文認為完全沒有指出“作者俞平伯的錯誤的文藝思想”，“這不是容忍依從嗎？”“既然過去的評介曾經是那樣，就難怪現在的按語是這樣的了”。

據統計，1949年至1953年報刊上發表的關于《紅樓夢》的研究文章共76篇，j這些文章中沒有一篇是直接批評俞平伯及其紅學研究的。既然學界都未意識到俞平伯的問題，那么以此要求《文藝報》未免過于苛刻。其次，《文藝報》作為綜合性的文藝刊物，刊發的古典文學評介文章遠遠少于新文學和蘇聯文學。從1954年第1號至第20號，僅刊發與古典文學有關的文章5篇。個中原因很多，主要就是建國后文藝界急需鼓勵、介紹進步的新文學以及蘇聯文學，在怎樣甄別、如何接受古典文學遺產的問題上，態度多少有些不明朗，k同時也與辦刊宗旨、編輯趣味、稿源等諸多因素有關，《文藝報》畢竟不是《文學遺產》l。再次，胡喬木、鄧拓、何其芳、馮雪峰等人都具有相當的古典文學修養，即使是在江青的要求下讀了李、藍文章后，也覺得沒什么了不起。他們更多還是從學術角度出發，未領會到領袖的深意。m

實際上第一個問題并不是最主要的，起碼這個責任只讓《文藝報》承擔并不那么有說服力。對俞平伯的批判都是有節制的，甚至還有意識地保護，為什么偏偏對《文藝報》窮追猛打？n主要是第二個問題——“老爺態度”。這個問題的直接“罪證”，就是“編者按”和“《不能走那一條路》事件”。

這篇惹禍的“編者按”篇幅不長、語氣較為客觀，但毛澤東加了五處批注：在李希凡、藍翎署名旁邊，毛批：“青年團員，一個二十三歲，一個廿六歲?！薄熬幷甙础闭f：“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毛批“不過是小人物”?！熬幷甙础敝姓f：“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泵骸安贿^是不成熟的試作?！薄熬幷甙础敝姓f：“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毛批“對兩青年的缺點則決不饒過。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駁斥”?！熬幷甙础敝姓f：“希望引起大家討論，使我們對《紅樓夢》這部偉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確的了解?！绷硪惶幱终f：“只有大家來繼續深入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批“不應當承認俞平伯的觀點是正確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問題，而是批判錯誤思想的問題”o。

“《不能走那一條路》事件”發生在1954年初，為《文藝報》后來的獲罪埋下了伏筆。有學者指出：“‘文革時期不乏這樣的例子，對一部作品的批判或贊揚，往往會直接或間接地牽扯上作品所發地和作者所在地的地方領導。特別是對某部作品的批判，除非中央高層領導‘發了話，地方利益的神經就會非常緊張，有時甚至會影響到‘兄弟省市之間的關系?！眕“十七年”時期的情況也大抵如此，地方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刊物之間、刊物與刊物之間關系錯綜復雜。此事是否有其他背景不得而知，但給中南地方上造成的壓力是顯然的——誰都知道《文藝報》批評的驚人威力。q1950年到《文藝報》工作的唐達成后來回憶：“實際上《文藝報》過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厲害，緊跟得厲害！它緊跟的不一定是周揚，而是更高的領導。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風。那時丁玲是《文藝報》領導，左得厲害！”“那時人家一拿到《文藝報》就哆嗦：又批誰了？所以，從這一點上看，周揚對《文藝報》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時《文藝報》確實把文藝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藝界的眾怒?！眗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報告中特別指出文藝工作中的偏向：首先是批評的態度，“有些批評家往往沒有把整個傾向是反人民的作品和有缺點甚至有錯誤但整個傾向是進步的作品加以區別，沒有把作家對生活的有意識的歪曲和由于作家認識能力不足或是表現技術不足而造成的對生活的不真實的描寫加以區別，而在批評的時候一律采取揭露的、打擊的態度”，“批評家對于作家缺乏應有的同志般的愛護的態度，沒有將嚴正的批評和熱情的鼓勵，將對作家的嚴格的要求和對他的創作命運的關心正確地結合起來”。其次，指出了批評方法的問題，認為批評家往往從教條出發，武斷、籠統地指責作品。這些粗暴的批評，加上其激起的一部分讀者的偏見，“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壓抑和苦惱”。s明眼人一看便知這些話是有具體所指的。雖然1953年文藝界已經開始反對粗暴的批評作風，《文藝報》有所收斂，但李琮的文章一發表，既批評了“小人物”也得罪了“大人物”?！段乃噲蟆飞袭斎粡膩聿环Α按笕宋铩钡呐u。文藝整風學習期間，就曾嚴厲地批評華南文聯主席歐陽山，西北文聯副主席張季純及其他幾位領導，山東文聯劉知俠等人，幾乎所有大區主要的文藝領導都未能幸免。但此一時彼一時，整風學習時期，這樣做是積極推進運動的開展，而在“與人為善”這個詞頻繁出現的1954年，還這么無所顧忌就是不識時務、逆勢而行，不僅得罪了中南區領導，還令作協方面頗為不滿，認為是不配合大環境和違背第二次文代會精神?！氨仨氈赋觯骸段乃噲蟆穼θツ晔碌诙稳珖膶W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所決定的方針，不但沒有堅決地執行，而且采取了消極的抗拒的態度?！眛

另外，《文藝報》挑選的偏偏是一部“對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線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u的小說。對這樣的作品橫加指責，不僅是文藝思想上的問題，說得嚴重一些已經是反對中央路線，開罪了更大的“人物”?！段乃噲蟆返膯栴}如此“嚴重”，怎能不處理？！

二

以上都只是一些明面上的問題，如果沒有發生后來的事件，那么這些都不是問題?！段乃噲蟆返膯栴}主要出在兩任主編身上。

一份刊物呈現什么樣的面貌，與政策、編者、發行甚至讀者每個環節都息息相關，單純用“個人意志”或“國家權力”的影響是無法概括的。但在政治環境較為寬松，沒有什么突發性事件的情況下，編者的傾向和意志更大程度上決定著刊物的面貌。他們像是黨在刊物的“代理人”，審時度勢，在劃好的邊界中小心翼翼地耕耘，但由于“他們經歷各異，文學觀念和審美趣味又參差不同，對《講話》的認識亦不盡一致”，“因此，‘一體化的當代文學在共同的‘新的人民的文藝面目下必然呈現出諸多紛異甚至沖突的‘風景”v?！段乃噲蟆分骶幍膹妱荼銟O大地影響了這份刊物，使其一方面密切配合各項運動，但另一方面，“獨立王國”的嫌疑便由此而來?！段乃噲蟆返牡谝蝗沃骶幨嵌×?、陳企霞、蕭殷，實際由丁玲主事，陳、蕭負責具體編務。w如前文所述，建國初幾年是丁玲一生中仕途最為順利的時候，其聲望甚至一度超過了周揚。對于辦刊她是十分熟悉的，當年初出茅廬之際與沈從文、胡也頻合辦《紅黑》，1930年代編輯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延安時期又編輯《谷雨》和《解放日報》文藝副刊，1949年后執掌《文藝報》——她的資歷足以擔此重任。到主持《文藝報》時，各方面的條件已經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樣篳路藍縷，《文藝報》的地位決定了稿源的充足，又有陳企霞、蕭殷這樣在延安時期就合作過的得力助手，唐因、唐達成、侯敏澤等富有才華的年輕人。這一階段《文藝報》確實做了不少宣傳工作，以致周揚在批判胡風時都為《文藝報》說了幾句好話，以示內外有別：“必須說明，《文藝報》發表過宣傳庸俗社會學的文章，也發表過反對庸俗社會學和真正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段乃噲蟆窡o論犯過多少錯誤，無論在多么不充分、不積極、不明確、無計劃的條件下，究竟也發表過一些這樣的文章?！?x前期的《文藝報》之所以能這樣緊跟形勢、“左得厲害”，和丁玲有直接關系?！皻v史問題”一直是懸在丁玲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主要包括在南京時期的問題以及延安時期的問題，使得她在整風運動及其后的審干搶救運動期間備受折磨，當時由于毛澤東的保護才過關。經過了一番“革面洗心”，她終于“脫胎換骨”。建國后她一直努力在黨的指引下，“做好一名小號兵”y。在文藝界大大小小的運動、討論中，《文藝報》或領頭主持、或積極配合，權威地位逐步鞏固，因此陳企霞一篇文章就能使王林感到走投無路，從此銷聲匿跡，丁玲一封信就幾乎“消滅”了蕭也牧。但不能忽視的是，在丁玲一生中，主要是左轉以后，一直存在著“兩個丁玲”或曰“二重的生活”現象。在較為正式的報告、文章里，以及前文所述的主持《文藝報》時的一系列活動中，我們看到的多是能夠極為嫻熟地運用體制話語，高度強調文學思想性、政治性的丁玲。而在一些相對隨意的談話、書信中，看到的則是對文學藝術性有著高度理解和不懈追求的丁玲?！耙槐緯髁x”雖然是羅織的罪名，但也不是空穴來風，她對作品文學層面的追求在當時的作家中十分突出。

有研究者比較了丁玲和馮雪峰在1949年以后的差異：“丁玲一直都還是在從事創作，馮卻主要轉到理論批評上面。丁玲在她的文學活動中也許表現了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意向，而馮卻多少表現出想超越‘世俗、戰勝‘平庸的要求?！眤無論“出世”還是“入世”，丁、馮二人都深受“五四”個性主義和啟蒙精神的影響，對文學完全政治化、通俗化有著天然的排斥。繼任主編馮雪峰從表面上看，影響力比不上丁玲，但馮除早年寫過詩歌之外，積極地參與了左翼文學的理論批評活動，他的異見實際上更具挑戰性和威脅性。第二次文代會舉行之前，本來擬由馮雪峰作大會報告，他在報告中嚴厲批評了建國后文學創作落后的狀況，并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歸結為文藝界的領導，結果由周揚重擬了報告。這個細節昭示了他與文藝界上層領導的思想、乃至與《講話》的思想多有抵牾。雖然報告被否定，但馮雪峰后來把報告陸續發表在了《文藝報》上。綜觀馮雪峰的文藝理論和批評，比如從1940年代《題外的話》等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認為文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不可分割的，不能用抽象的“政治性”或“藝術性”去評價作品，這與《講話》的“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是有區別的。另外，其一系列關于“人民力”與“主觀力”的統一的思考，倒是與胡風的觀點非常相似。而對《講話》所強調的“普及第一”的原則，馮雪峰和丁玲面對現實情況時，實際上都是不認同的。1953年《文藝報》組織過一次“普及”與“提高”之辯，被研究者認為是由丁玲、馮雪峰等以《文藝報》為“陣地”，策劃主持的對當時的文藝通俗化政策的挑戰。@7

毛澤東引導著“紅樓夢研究批判”的大方向，《關于紅樓夢研究的信》以及經他本人審閱、修訂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將斗爭的方向由批判俞平伯轉向了批判《文藝報》。其實他與丁、馮二人的關系一度都非常友好。1936年，他曾特意寫下《臨江仙》詞一首，電報發給前線的丁玲，盛贊其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他也曾多次與馮雪峰促膝長談。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時》等作品，馮雪峰的一系列表現，若從政治家的眼光來看，都是知識分子與革命，文學與政治復雜扭結關系的明證?！白罡哳I袖對丁玲的反感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還有更深的思想原因”@8——這個判斷同樣適用于馮雪峰。歷史和現實種種偶然、必然的因素匯聚成一股合力，重重打擊了《文藝報》。

三

《質問〈文藝報〉編者》一出，情況就急轉直下，使《文藝報》措手不及，連續幾次延誤甚至脫刊。@9可縱有再多不滿，如陳企霞認為這是“吳三桂借兵”，唐因、唐達成等認為是“殺雞儆猴”，領導推卸責任，馮雪峰認為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有苦說不出，低頭挨悶棍”等，也只能吞下這個苦果，一方面進行自我批評，另一方面積極配合運動，不敢再有任何差池。#0如第20號《文藝報》上刊登了署名禾子的《略談〈紅樓夢〉》，其中有一句：

他所寫的《紅樓夢》絕不僅是如俞平伯所說的：一是作者對自己的感嘆；二是作者自己的情場懺悔；三是為十二釵作傳。而是有其豐富而深刻的社會內容的。#1

第21號中，立即出現了一則更正，指出：“……第二十號《略談〈紅樓夢〉》……‘絕不僅是如俞平伯所說的，應改為‘絕不是如俞平伯所說的?！?2一字之差，避免了任何程度上肯定俞平伯的嫌疑，戰戰兢兢至此。

可即便如此，還是動輒得咎。此前《文藝報》在發表李琮文章的同期還發表了巴人的《讀〈初雪〉》，對路翎的小說極盡贊美之辭?？靛摹对u〈《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批評〉》認為《文藝報》對于黑丁的文章橫加指責，卻看不出巴人文章的問題，使人感到奇怪。#3大概是為彌補一點過失，擺脫吹捧胡風分子的嫌疑，《文藝報》刊登了讀者張家驥的來信《讀小說〈初雪〉后的一點意見》，認為《初雪》這篇小說“一些關鍵性問題上，恰恰是不很真實的”，并且認為“一直到現在，路翎并沒有完全擺脫過去創作上的那些主要缺點”，“這種不健康的創作傾向，還在通過和過去有所不同的方式，而走向新的發展”，巴人的文章完全是不恰當的。#4“這樣的‘讀者中來可有‘分量呢！幾句挑剔的話，不到1000字的‘意見，便輕而易舉地得出路翎的創作傾向‘不健康，巴人的評論‘完全是不恰當的的結論。聽這口氣，哪里像個普通讀者的！”#5無論是不是真的普通讀者來信，《文藝報》刊發的意圖都很明顯，就是擺明立場。

看第22號的《文藝報》，可以發現讀者對此舉的反應很有意思：段星燦認為，《初雪》基本上是一篇好作品，巴人的文章固然有些過火的地方，但《文藝報》馬上又發表了張家驥的批評文章，連這一點歡迎的意見都要反駁，缺乏與人為善的批評態度。#6有讀者卻說，《文藝報》在發表了巴人的文章后再發表張家驥的批評，是“企圖輕輕帶過，掩飾錯誤，不但是對讀者不負責任，也表現了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7截然相反的立場，卻得出了一樣的結論——《文藝報》犯了錯誤。

處理很快就作出了。12月8日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周揚、茅盾、郭沫若分別發言。尤其是周揚的發言《我們必須戰斗》第二部分，詳述了《文藝報》的歷史、現行錯誤?！稕Q議》決定改組《文藝報》編輯委員會，不再設主編，實行集體領導。#8如李希凡所言，1954年末三大權威的總結發言，兩個主席團的《關于〈文藝報〉的決議》，并不是這場批判運動的結束，而是它的開始。#9此后，《文藝報》緊跟批胡適、批胡風、“丁、陳集團”、肅反等各大運動，徹底融入權力意識形態的主流，丁玲、馮雪峰、陳企霞等人的命運也就無需贅述了。

【注釋】

au袁水拍：《質問〈文藝報〉編者》，《人民日報》1954年10月28日。

b有大量的口述史料和著作可供參考：李希凡《往事回眸》，藍翎《龍卷風》， 涂光群《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黎之《回憶與思考》，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故國人民有所思》，孫玉明《紅學：1954》，李輝《往事蒼老》《文壇悲歌》，徐慶全《周揚與馮雪峰》，于風政《改造》等。

c[美]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頁。

d關于這段歷史，基本事實已經清楚，但有若干細節說法不一——如李希凡被《文藝報》“置之不理”的信是否存在（從2011年9月21日到2012年4月下旬，《中華讀書報》先后刊載了王學典、李希凡、徐慶全的有關論辯文章）。胡喬木、周揚最初是否參與抵制了轉載李、藍文章。這些細節并非無關緊要，但與本文論題無關，在此不展開討論。

e吳?。骸缎轮袊牡谝粓觥拔乃囌L運動”——文藝整風學習運動（1951-1952）與〈人民文學〉》，吳俊、郭戰濤：《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f1951年10月至1952年8月，《文藝報》點名批判的文藝作品非常多，有一篇文章一下子就否定了12個劇本。見于風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頁。

g 《全國文聯為加強文藝干部對〈文藝報〉的學習給各地區文聯和各協會的通知》，《文藝報》1952年第1號，1952年1月10日。

h賈俊學：《文聯舊檔案：她不知道選舉結果》，《新文學史料》2014年第4期。

i 《文藝報》1953年第9號，1953年5月15日。

j參見顧平旦主編，劉伯淵、殷小冀整理《〈紅樓夢〉研究論文資料索引》，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

k1950年代前期普遍存在輕視文學遺產的傾向，甚至連《紅樓夢》等作品本身的價值都有人質疑，認為技術上很粗疏低下，只有史料價值。關于如何對待古典文學遺產的問題很多刊物都組織過討論，如《文藝報》《文藝學習》等。

l《文學遺產》是《光明日報》副刊的一種，1954年3月1日創刊，內容主要以專業的古典文學研究為主。

m聶紺弩曾提到俞平伯與胡喬木私交甚好，俞是胡的老師，馮雪峰對俞平伯“太客氣”，甚至有些怕他。見《聶紺弩全集》第10冊，武漢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頁。筆者認為值得考慮，一些材料表明胡喬木最初也參與抵制了《人民日報》轉載李、藍文章，如黎之回憶，江青在《人民日報》召開會議時，周揚并未參加，是胡喬木等人提出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見《文壇風云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頁。

n雖然此事極大地傷害了俞平伯，導致他二十年間未公開談論《紅樓夢》，再也沒有重要的紅學成果面世，但客觀來講，當時對他的批評是有節制的。比如毛澤東在《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末，特意添上“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一句以示團結，而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多方面都算善待他。

o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570頁。

p吳?。骸董h繞文學的政治博弈》，《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6期。

q1953年《文藝報》發表了兩篇批評中南區文藝工作的長文，1953年第8號發表鄭克西《我們的文藝創作落后于現實——河南通訊》，1953年第15號發表馬海轍《三年來中南文藝的批評工作》。

r《唐達成談韋君宜》，邢曉群等編《回應韋君宜》，大眾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頁。

s周揚：《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資料》，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編印，1953年。

tx周揚：《我們必須戰斗》，《人民日報》1954年12月10日。

v張均：《報刊體制與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文藝理論研究》2014年第5期。

w這里討論的不包括文代會期間的試刊，僅指1949年9月重新出版的《文藝報》。1950年第8期時始標明主編是丁玲、陳企霞、蕭殷。

y丁玲：《北京》，《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頁。

z洪子誠：《1956：百花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頁。

@7張均：《“普及”與“提高”之辯——論五十年代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勢力之爭》，《文學評論》2008年第5期。

@8高華：《能不說丁玲？》，《革命年代》，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頁。

@9此前的《文藝報》是半月刊，出刊時間比較固定。而這次的20號、21號、22號均有延誤，23-24號合刊，1955年1-2號合刊。

#0當時未見對《文藝報》處理有任何反駁意見，直至1956、1957年鳴放期間《文藝報》才刊載了一些對此事件處理表示不滿的言論。

#1禾子：《略談〈紅樓夢〉》，《文藝報》1954年第20號，1954年11月7日。

#2見《文藝報》1954年第21號“更正”，1954年11月19日。

#3康濯：《評〈《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批評〉》，《文藝報》1954年第7號，1954年4月15日。

#4張家驥：《讀小說〈初雪〉后的一點意見》，《文藝報》1954年第7號，1954年4月15日。

#5涂光群：《記路翎》，《五十年文壇親歷記》，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0頁。

#6《批評〈文藝報〉的錯誤和缺點》，《文藝報》1954年第22號，1954年12月9日。

#7 《一年來讀者對〈文藝報〉的批評》，《文藝報》1954年第22號，1954年12月9日。

#8從1955年1月起，由康濯、侯金鏡、秦兆陽、馮雪峰、黃藥眠、劉白羽和王瑤七人組成編輯委員會，以康、侯、秦為常務編輯委員。1955年12月30日第24號出版前又作了一次調整，馮雪峰徹底退出編輯委員會，從那時一直到1956年12月，編委由康濯、張光年、侯金鏡（以上是常務編委）、黃藥眠、袁水拍、陳涌和王瑤組成。

#9李希凡：《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2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