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花間集》的產生

張瀟瀟

摘 要：《花間集》是中國文學史最早的一部文人詞集，收錄晚唐五代十八家詞人的五百首詞作，體現了早期文人詞的創作主題、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本文試從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唐代文人詞的發展、蜀地生活環境的滋養三方面來論述《花間集》的產生。

關鍵詞：《花間集》；唐五代；文人詞；蜀地

唐五代社會、文化的變遷，導致文人的生活環境和精神世界發生巨大改變。他們通過“世俗化”“艷情化”的文學題材來寄托亂世飄搖的感慨與人生失意的痛苦。伴隨著商業經濟的繁榮和娛樂活動的需要，文人倚聲填詞的創作風氣日漸繁盛。文人詞歷經初唐的相對冷落、中唐的持續探索、晚唐的逐漸興盛，最終在蜀地生活環境的滋養下得以蓬勃發展。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使前、后蜀政權統治者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環境，為《花間集》的產生創造了必要條件。

一、社會與文化的變遷

唐王朝作為我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朝代，曾經創造出為世人所稱道的盛唐氣象。然而，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唐代社會逐漸走向衰敗，曾經奮發昂揚、充滿理想化的文化氣息逐漸變的深沉內斂。盡管經歷了中唐的政治改革和儒學復興，但社會弊端日益凸顯，階級矛盾更加尖銳。統治階級的昏聵無能，權貴對官位的壟斷以及科舉考試的腐敗使得大多數知識分子懷才不遇、報國無門。昔日的理想和熱情被殘酷的現實消磨殆盡，士人的人生追求逐漸從廟堂功名轉向隱逸避世或宴游享樂，此時的文化特點亦呈現出由外向型向內斂化的轉變。

隨著唐王朝統治的終結，中國再一次進入了戰爭頻仍的分裂割據時代——五代十國。頻繁的江山易主、政權更迭所造成的社會災難、百姓疾苦隨著戰火的蔓延而觸目驚心。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創作也不可避免的被時代的陰霾氣息所浸染。在禍亂相尋、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士人把自己的憂患意識寄寓在及時行樂的世俗歡娛之中，將自己的滿腔悲痛放縱于綺羅香澤的情愛聲色之間。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重視功利教化的創作思潮正逐漸被強調娛樂消遣的創作傾向所取代。正如陸游在《跋〈花間集〉》中所說：“方斯時，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嘆也哉！或者亦出于無聊故耶？”①士大夫的“無聊”心理狀態正是這個動亂時代的產物。他們并非純粹沉迷于享樂，遠離社會現實，而是因國事無望而縱情聲色，借香艷的閨情來表達不得志的幽思。

在此期間，社會經濟重心經歷了由北到南的轉移。南方地區雖受戰亂影響，但社會秩序相對安定，成為北方人民避難移居之地。加之資源豐富、交通便利等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以揚州和益州為代表的商業都市在長江流域興起。商業興盛的同時，社會宴游享樂之風也日益盛行。統治階級沉迷于聲色歌舞，士大夫蓄養家伎取樂，士人出入秦樓楚館。這樣一片鶯歌燕舞、偎紅倚翠的氛圍，使愛情題材與艷麗詩風大盛。隨著儒家意識形態控制的松弛，坦率地表達性情聲色逐漸成為一種突出的創作傾向。士人的文學創作更側重于主觀情緒、心靈世界的表現，在滿足感官欲望的同時尋求精神慰藉。李商隱的愛情詩、溫庭筠的艷情詩、韓偓的香奩詩等等，就是人性需求與主體自覺意識張揚的體現，也正表明了這一時期的“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②的特點。晚唐五代文人詞就在此特殊的歷史時代和社會文化氛圍中發展起來。

二、唐代文人詞的發展

詞是配合音樂曲調（隋唐燕樂）進行演唱，并按照曲調的特點創作出來的文學體裁。它的產生、發展都與音樂有直接關系。隋唐燕樂包含中原俗樂和西域胡樂，所使用的主要樂器有琵琶、箜篌、篳篥、笙、笛、簫、羯鼓、五弦等，演奏時旋律悅耳動聽，曲調復雜多變，不僅在宮廷宴飲中受到王公貴族的喜愛，也被廣泛應用于民間的各種娛樂活動。依調填詞，伴舞歌唱，成為當時人們娛樂休閑的需要。詞就在這樣的需求中發展起來，并逐漸引起了文人的創作興趣，成為一種新型娛樂抒情工具。

初、盛唐時期由于近體詩極盛，文人詞創作相對冷落。林大椿所輯《唐五代詞》收初、盛唐文人詞29首（李白以上）。張璋、黃畬合編《全唐五代詞》收初、盛唐文人詞65首（李白以上）。這時期的文人詞主要在宮廷宴游環境中產生，一部分作品還具有近體詩的形式格局，處于從詩到詞的過渡形態。其中李白的創作較為突出，他的《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與《憶秦娥》“簫聲咽”二詞格調高絕、氣象闊大，雖然存在偽托的可能性，但仍然可以看作是文人詞的輝煌開端。

中唐以后，文人填詞逐漸增多，并涌現出一些名作，如張志和的《漁父》，戴叔倫、韋應物的《調笑令》，白居易的《長相思》《憶江南》，劉禹錫的《竹枝》《楊柳枝》《瀟湘神》等。這一時期文人創作明確了詞的篇制、聲韻、格律要與曲調相配合的形式規則，即嚴格按照樂曲的要求來創作歌詞。文人運用的曲調主要是民間流行的小曲，如《竹枝》《楊柳枝》《浪淘沙》等；形式上以五言、六言、七言為主；風格淡雅清新、柔婉細膩，顯示出詞的抒情特質；內容不再局限于宮廷生活，還包括相思離別、市井風情、隱逸生活、邊塞風光等。

晚唐五代時期，以抒情娛樂為主要功能的詞體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時期出現了第一位專力于倚聲填詞的文人——溫庭筠，他的詞多寫閨情綺怨，以華麗的詞藻、濃艷的色彩來描繪形象、刻畫心理，形成了以綺艷香軟為特征的詞風，對五代詞及以后詞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他與皇甫松、韓偓、李曄（唐昭宗）、張曙等人使文人詞的創作逐步走向興盛。他們所用曲調數目增多，如《木蘭花》《浣溪沙》《天仙子》《南歌子》《玉蝴蝶》《女冠子》《訴衷情》等；將詞體的形式定型為長短句和雜言體，使詞的格律達到規范、成熟的程度；樹立了詞的獨特風貌和顯著的藝術特點，即以抒寫日常生活情感為主，表現手法委婉細膩，語言精致凝煉。從此，詞漸漸脫離最初的樸素生動但又粗糙簡陋的原始狀態，逐步詩化雅化，成為一種受到文人關注和喜愛的文學體裁。

三、蜀地生活環境的滋養

蜀中地處秦嶺以南，為四面群山環抱的盆地，以成都為中心，域內氣候溫潤，物產豐富。距今二萬五千年前形成了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商周時建立奴隸制政權——蜀國。春秋中晚期之際，成都成為古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秦時設蜀、漢中兩郡。西漢以后，蜀地富庶程度超過關中地區。至唐朝時，益州（成都）以富甲天下著稱。在中原地區兵戈擾攘、烽煙迭起的同時，蜀地經歷了延續七十余年的前、后蜀政權的統治。由于戰爭對此地影響較小，統治者實行薄賦輕徭政策，蜀成為五代時期經濟文化較發達的地區之一。

為了鞏固政權，統治者非常注重收攬人心、廣納人才。唐朝衣冠之族為了避亂紛紛來到蜀地，以韋莊、張格、牛嶠、貫休、盧延讓、杜光庭為代表的晚唐入蜀者，將唐之遺風吹進了巴蜀地區，有利于蜀文化對中原文化的吸收融合。以后主王衍為中心的前蜀宮廷聚集了大量文人學士：牛希濟、顧夐、魏承班、韓昭等，還有波斯裔詞人李珣與其妹李舜弦。后蜀則以孟昶為中心，包括花蕊夫人、徐光溥、劉義度、毛文錫、鹿虔扆、尹鶚、毛熙震、閻選等人，他們的創作使蜀中文學之風大盛。

社會生活富裕、商業經濟繁榮的同時，蜀地奢靡享樂之風盛行。前蜀后主王衍十分熱衷于宴飲游樂，并將自己的享樂生活用詞加以表現，其《醉妝詞》《甘州曲》即為緣事而作的艷麗之詞。后蜀主孟昶的生活更是奢靡到極致：宣華苑內廣植牡丹，芳林苑中觀賞紅梔子花，宴饗群臣，賦詞佐歡?！熬紕諡樯莩抟宰詩?，至于溺器，皆以七寶裝之?！雹塾捎诮y治者沉迷于浮華奢侈、安逸享樂，文人士子和市井百姓也上行下效，宴飲游樂成為蜀地流行風尚，正如歐陽炯《花間集敘》所云：“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④在花間樽前用精致艷麗、細膩柔婉的文學體裁——曲子詞來吟詠歌唱，正適合于這樣世俗性、娛樂性的生活。文人倚聲填詞蔚為風氣，蜀地成為《花間集》的誕生之地。

綜之，“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后世莫及”。⑤時代歷史的變遷，社會文化的轉型，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娛樂活動的需求，促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轉向表現世俗生活。配合隋唐燕樂產生的詞，無疑成為最適合文人在興觀群怨、溫柔敦厚的儒家創作傳統之外的一種娛賓遣興的新型文學樣式。文人詞創作歷經初唐、中唐和晚唐的逐步發展，最終在富裕繁華、享樂成風的蜀地遇到了興盛的契機。后蜀廣政三年（940年），衛尉少卿趙崇祚編《花間集》十卷，歐陽炯為之作序，收溫庭筠、皇甫松、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和凝、顧敻、孫光憲、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共十八家詞人的五百首詞作，文學史上的第一部文人詞集——《花間集》就此誕生。

注釋：

① （宋）陸游.陸放翁全集[M].中國書店，1986：186.

② 李澤厚.美的歷程[M].文物出版社，1981：155.

③ （宋）歐陽修撰，（宋）徐無黨注.新五代史（卷六十四）[M].中華書局，1974：805—806.

④ （后蜀）趙崇祚輯，李一氓校.花間集校[M].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1.

⑤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14.

參考文獻：

[1]李一氓.花間集校[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張璋、黃畬.全唐五代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高鋒.花間詞研究[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4]王定璋.詞苑奇葩——〈花間集〉[M].成都：巴蜀書社，2006.

[5]劉尊明.唐五代詞史論稿[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0.

[6]房銳.晚唐五代巴蜀文學論稿[M].成都：巴蜀書社，2005.

（作者單位：泰山護理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