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多余人”

侯宇

摘 要：“多余人”形象在19世紀的俄國文學中出現，然而中外國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很多“多余人”形象，本文主要從《當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畢巧林與《家》中的高覺新這兩個“多余人”的悲情形象進行比較，比較兩部作品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從而體現“多余人”的魅力。

關鍵詞：多余人；高覺新；畢巧林；相似性；差異性

“多余人”一詞最早出現在屠格涅夫《多余人日記》中，是19世紀俄國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貴族知識分子典型。這些“多余人”的特點是家庭富足，生活在貴族的環境中，受過很高的文化教育，但他們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不能用行動來證明思想，只能在黑暗社會中浪費自己的才能?！岸嘤嗳恕毙蜗笥泻芏?，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巧林是繼“葉普蓋尼·奧涅金”之后的又一典型，作為第二代“多余人”，畢巧林比葉普蓋尼·奧涅金更有才能，因而其悲劇性也更深刻。然而，在中國二三十年代也出現過這樣的“多余人”形象。他們大多也出生于富足家庭，屬于先進知識分子，對當時中國社會不滿意卻無力反抗的懦夫，巴金筆下的高覺新就是中國“多余人”形象的典型。

一、悲情主人公的悲劇內涵

畢巧林是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人物，高覺新是巴金《家》中的一個人物，兩部作品的作家與角色都是貴族知識分子，他們有很多優點，特別是在能力、思想方面，但也有很多不足，在思想、階級、時代上也有不足。萊蒙托夫與巴金盡管在認識上要高于角色，但其本質相同，都是不滿足國家的現狀，又沒有能力和機會改變現狀，作品中的人物滲透著作家的愛恨情感與對未來的追求、愿望。當他們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批判時，他們就算擺脫自己階級，開始了新的人生。

所以，在社會的大背景下，每個作者筆下的人物，多少都有一些悲劇性。畢巧林與高覺新的悲劇是注定的，他們不論是消極反抗還是懦弱順從，他們都是不幸的“多余人”，他們想擺脫社會，但是他們只是被黑暗社會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寵物，無論怎樣跳脫都離不開。

二、中俄文學中“多余人”的相似性

雖說中國與俄國的文化有很大差異，但在社會的大背景下，各國都處于社會變革時期，中俄兩國的“多余人”形象有一些相似性。

（一）畢巧林與高覺新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

19世紀上半葉，當時的俄國正是沙皇專制的社會制度，沙皇可以決定一切，這使得貴族對統治者產生了不滿。俄國解放運動興起，在戰爭年代他們覺醒最早，但命運卻是悲劇性的。被這樣慘痛的社會環境所籠罩，一些貴族知識分子希望改變現狀，但他們的處境不容他們改變。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動蕩不安，西方先進文化的傳入，使知識分子們對國家命運和前途擔憂。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讓知識分子接觸到了新思想，摒棄封建腐朽文化，并加深了知識分子們對當時社會的強烈不滿，但是，中國的封建制度由來已久，讓一些有為青年無力改變。

（二）他們都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畢巧林與高覺新都是受過先進教育的知識分子，他們有理想、有抱負，但是他們只是一個虛無的思想者，沒有用行動改變什么，只是在被動地接受，他們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

畢巧林是一個優秀的有志之士，但是他精力充沛、聰穎過人，渴望有所作為，但是沒有能力超越社會的局限性，他的行動與他的才智是不符的。他把聰敏才智都用于玩弄女性和惹事闖禍上，例如：他卑鄙的騙取貝拉的感情，挑逗梅麗公爵小姐，與格魯什尼茨基的決斗等等。他自己也說道：“是我受的教育把我變成這樣，還是上帝把我變成這個樣子，我不知道”。他把自己放縱，讓自己沉淪，他靈魂深處是一個上進的積極分子，但他從不去行動，他討厭上流社會的一些燈紅酒綠的荒誕生活，但是他自己卻不去改變，從而自己也無所事事，玩弄感情。

高覺新這一文學形象是一個悲慘命運的人，他聰明善良，知識淵博，有理想和追求，他是長輩的得力助手，是兄弟們的依靠，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人，作為高家這個封建大家庭的“長房長孫”，他肩負著高家的重任，無法擺脫封建的藩籬，最終淪為命運的階下囚。覺新把自己的思想隱藏，懦弱的不知反抗，順從封建大家長，并以此來要求別人，他感到：“不斷跟家長沖突有什么好處呢？”于是他學會了作揖哲學，忘記了自己的先進思想。他對愛情也有追求，他喜歡梅表妹，但是家長讓他娶瑞玨，他也沒有反抗的接受了，他就是這樣懦弱的接受著封建禮教的沖洗，成為了一個逆來順受的“多余人”。

（三）畢巧林與高覺新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相似

畢巧林與高覺新都有著痛苦掙扎的內心世界，畢巧林的內心是矛盾的，他說：“我為什么而活？為什么……真的目的一定有過，并且目的留給我的是一種崇高的使命，但是，我卻不能達到這種使命。我醉心于空幻而卑劣的情欲誘惑，從它們的熔爐里我被鍛煉的又硬又冷，向鐵一樣，但是，卻永遠失去了崇高的憧憬和熱情，人生最美麗的花朵?！碑吳闪钟羞^人的天賦，曾渴望做一番大事，但是又因對社會的厭倦不滿，使美好的追求化為泡影。他對愛情渴望又迷茫，他追求年輕淳樸的貝拉，卻在贏得貝拉愛情之后厭倦了，給貝拉帶來傷害。他追求梅麗公爵小姐，是為了對格魯什尼茨基的嫉妒和想要接近舊情人維拉，他的愛情追求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并不是對愛情的真正追求，他想把愛情玩弄于鼓掌，卻不料最后連自己喜歡的人都離他而去。在濱海小城塔曼，他因為好奇，去探尋走私販子，自己也差點就此喪命，不論對于社會的一切還是自己，畢巧林都沒有得到真正的快樂，他是痛苦的，他所經歷的一切，讓他不斷絕望。

而覺新又何嘗不是矛盾痛苦的呢？覺新是一個有思想的人，但是他的思想性格被封建舊禮教和宗法觀念嚴重地侵蝕，他的內心具有矛盾性，在五四新思想的熏陶下，他痛恨自己的遭遇，同時同情弟弟們，但是作為長房長孫的他，在封建禮教和舊觀念下只能惟命是從，在大家庭中充當了一個舊禮教舊制度的維護者的形象。？他清楚地認識到他的悲劇命運卻懦弱不反抗，新思潮的觀念與封建舊禮教的雙重壓力，使他注定是一個內心矛盾悲情之人。覺新懦弱順從，但是內心卻在掙扎，在五四大背景下，他如饑似渴的閱讀了宣揚自主意識的《新青年》，思想有一些變化，但是仍沒有像弟弟覺民一樣，反抗的強烈具體。

三、中俄文學“多余人”形象的差異性

正如托爾斯泰曾說：“幸福的人大體相似，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畢巧林與高覺新同樣作為“多余人”，雖然有很多相似性，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異，兩個悲情主人公還有一些差異。

（一）對待愛情的追求不同

畢巧林是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他不在乎任何人，同樣對于愛情也是一樣，他是一個花花公子，他玩弄女性、隨意對待感情，對于愛上單純貝拉，在玩夠了貝拉之后狠狠地拋棄。利用梅麗公爵小姐，他一直說愛著維拉，卻和其它女人周旋，不能給維拉幸福，他對待愛情的態度是寧可死也不結婚。他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對待愛情不貞的人，他沒有對于哪一段感情付出特別多的真心，同樣對于貝拉死，他不在乎，對于自己心愛的女人離開，他也是無可奈何。

然而覺新卻是對待愛情忠貞，不論是對待梅表姐還是瑞玨，他都是認真的愛著。在沒結婚之前，他是如此愛著梅表姐，認為一定要和梅表姐結婚，但是不幸的是梅表姐家拒絕，最后封建大家長用抓鬮的方式讓他迎娶瑞玨，當他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的心是痛的，但是他無力反抗只能被動接受。在他把瑞玨娶進門的時候，即使他忘不掉梅表姐，他也努力用心的讓自己愛著瑞玨，對瑞玨好。對待他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他都是如此用心。這與花心的畢巧林是大大不同的。

（二）面對黑暗統治的應對方式不同

兩位悲情主人公雖然同處于社會動蕩時期，但是他們對待黑暗統治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畢巧林對于當時的社會統治和貴族階級的處境，對應的方式是極度失望的，認為一切都黯淡無光，最后選擇自我放縱，每天無所事事，甚至認為生死都是無所謂的。他是個冷血的人，他對自己是如此，對待身邊的人也是一樣，毫不考慮別人的感受，玩弄感情，對貝拉厭倦拋棄，不在意貝拉感受，甚至貝拉死去，他也毫無表情。利用梅麗公爵小姐接近老情人、刺激格魯什尼茨基，最后決斗殺死格魯什尼茨基，他是冰冷的，對待黑暗社會他采取消極報復的方式。

覺新對待黑暗社會所采取的方式確是截然相反的，他一味的順從封建舊勢力。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封建勢力之強大，而且中國封建舊社會是長久以來形成的，想要反抗相對來說很困難。還有一個原因是覺新性格原因，他是懦弱的不反抗者，他作為一個長孫，一個家的責任都是由他來掌管，他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他讀過《新青年》、《中國少年》，但是他認為自己沒有力量改變什么，他認為得罪家長沒什么意義，所以他學會了古老的作揖哲學，變成了一個讓人擺布的木偶。在高老太爺死后，高家的封建長輩借口在家生孩子有不吉利，會使高老太爺的亡靈不安，強迫帶瑞玨到城外分娩。覺新明知這不是真的，卻不敢保護妻子，于是讓瑞玨搬到城外一個陰暗潮濕的院子待產。瑞玨難產，由于缺乏一些人的護理，加上醫療條件比較差，最后瑞玨叫著“明軒，救我……”但是瑞玨沒有等到覺新，只能自己悲慘的死去。覺新也有一點反抗精神，但是對于他的懦弱的他來說反抗簡直不值一提。

四、結語

不同的社會階段會出現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會創造出不一樣的作品，每部作品會有各樣的主人公，本文把悲情的主人公畢巧林與高覺新進行對比，他們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一定的差異性，從而反映出不論是19世紀的俄國還是20世紀的中國，“多余人”形象很相像，也有其個別的民族不同性。也讓我們從兩個人物的比較中認識到“多余人”形象的藝術魅力與感染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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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輝蘭.淺析巴金〈家〉中的高覺新形象[J].南方論刊，2009，（2）.

（作者單位：佳木斯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