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中西共循的傳媒倫理準則

魏永　征賈楠

沒有想到，2015年對于傳媒業界和學界來說，是在激烈的所謂“倫理大戰”中開始的?？缒曛股虾Ｍ鉃┎忍K劇中復旦大學一位花季女生不幸遇難，1月中旬知名歌手姚貝娜盛年早逝，相關的媒體行為（采訪和報道）一時成為廣泛爭論的話題，涉及問題包括相關報道是滿足公眾知情權還是消費亡故者，應該表達對死難者的哀傷還是對權力責任的拷問，如何保護死者隱私和避免對其親人的第二次傷害，面對死亡主題的記者采訪報道從空間到方式的底線，如此等等。

不論對陣的人們采用過何等激烈的語詞，也不管這究竟是“與假想敵”作戰還是“隔空喊話”，這場“大戰”的得益顯然遠遠大于在爭吵喧鬧中難免產生的某些語詞傷害，其正面效應如今正在一些學刊上陸續發表的文章、評論中顯現。

本文不再重復談論上述那些具體話題，僅從基本倫理觀念方面作一點探討。

一、只因多走一小步

在“大戰”中，對媒體和記者責難相當嚴厲。

對復旦蒙難女生報道發布的第一時間反應就是說“媒體無良”，指報道使家屬受到騷擾和第二次傷害。緊接著則有復旦大學官方微博呼吁“望媒體尊重逝者隱私”。而第二天復旦大學校友會題為《今夜無眠/致部分媒體的公開信》更直指媒體“不僅碾壓了作為逝者的尊嚴和隱私權，更是將她親人的傷疤血淋淋地揭露在了眾人的面前”，進而追問媒體的動機：“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要哀痛一個生命的逝去，還是僅僅為了博得關注度的手段？”這些文字轉發甚眾，有的點擊將近十萬次，在跟帖中也不乏譴責媒體“追求噱頭”、“博眼球”、“消費逝者”等聲音。

媒體方面很快反擊。一位“廣州媒體人”指責復旦的反應“太矯情”，“通篇皆為泛道德化指責，忽略操作而直奔操守，實在令人遺憾”。接著，又有微信公眾號說這場爭論只是兩邊各說各話，“你矯情！”“你才矯情！”這樣的小學生作文。

“姚貝娜風波”對媒體的輿論沖擊更為強烈。1月16日姚去世當晚，就有微信公號發布《記者們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著她的死亡》，把在醫院等候消息的記者比作“貪婪的禿鷲”，“一只只盯著普羅大眾苦難的、歡樂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次日，一條微博稱“深圳晚報記者為博頭條，偽裝成醫護人員，進入北大深圳醫院太平間，對姚貝娜尸體進行慘無人道的拍攝……”轉發迅速而頻繁，反響強烈。姚貝娜經紀人博寧怒斥：“你們有沒有做人的底線！你們干的那些齷齪的事！你們對得起姚貝娜捐獻眼角膜嗎？你們對得起她的爸爸媽媽嗎？”

1月17日-18日是《深圳晚報》遭受攻擊的高潮。據新浪數據中心統計，17日共有260萬人訪問了《深圳晚報》微博主頁，發送了24萬條評論，1萬5千條私信；18日則有14萬人訪問，發送評論6.5萬條，私信2777條。隨機抽樣顯示其中99%都是辱罵攻擊的言詞，有一條評論一連用了九個驚嘆號：“sz晚報??！自己出來道歉??！要不然我把你們做的一件件齷齪的事??！都給你們報出來?。?！”三位記者個人信息也被“人肉”而公之于眾。

如今塵埃落定，我們再來冷靜回顧：責問《新京報》《南方周末》為什么獨獨報道復旦學子的理由并不充分，不僅因為她是第一位查明身份的死難者，而且由于復旦的名校地位，死難者平時稱得上是優秀的表現，就格外使人痛惜；報道人們關注的事情是媒體的本分，披露她的姓名、年齡、專業以及原先就公開的生前表現并沒有什么不當。而對死難者的哀悼和對管理者的問責并不是排斥的，正常的致哀與煽情不能劃上等號。媒體的過錯，主要是過于“充分”地使用了網上搜索得來的資料，比如她的男友在社交圈的哀悼之詞，那是在私人范圍之內，不應未經允許就予以公開，聯系對方而沒有回音應該可以想見對方不接受打擾的意愿。另外沒有必要逐分逐秒地描寫她逝去的過程，這會給她的親友傷痛雪上加霜。配發死者的生前肖像并不是這兩家報紙，而是一家商業網站，但終究是媒體的問題。

而《深圳晚報》簡直可以說是蒙冤。報道一位知名歌手去世非但說不上有什么錯，而且她臨終時志愿捐獻眼角膜，遺愛人間，更應廣為傳播。但是正如報社在“致歉聲明”中承認的，在采訪中，“記者確曾進入臨時手術室拍攝眼角膜手術過程”。這超越了采訪底線，操作和操守不可分割，雖然經親屬指出后刪除了所有照片，獲得諒解，但這一步之差，卻迅速在網上發酵以至訛傳為一些可惡得可怕的行為，繼之以群起而攻之的暴風驟雨。

但是不管怎么說，媒體遭受的口誅筆伐畢竟源于這多跨或錯跨的一步，雖然媒體的初衷并不壞，我們已經說明了媒體行為在整體上的正當性。這種情況令人想起一句名言：

“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邁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p>

二、不同半球和不同時代人士的共同圭臬

這句話描述的是真理如何變為錯誤，而其中蘊含的理念卻并不是此書作者的最先發明。

美國權威媒體倫理學家克里斯蒂安（C.G.Christian）在他主持的《媒體倫理學》開頭羅列了五項倫理學準則，第一項就是“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即所謂“黃金平衡”（goldenmean），這是一種“求中”的原則，是指兩個極端——過分和不足——中間的部分，“美德存在于兩個罪惡之間”?？梢宰⒁獾氖?，克氏同時指出在亞里士多德的前一世紀還有孔子的孫子（即子思）也論述了這個原則。他是指“四書”之一的《中庸》，其實中國人都知道，此書作者的思想來源于他的祖父，孔子早已說過：“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不求精準完整，簡單地說，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不走極端，兼顧各方面的利益訴求，用克里斯蒂安的話說就是“平衡和諧之道”。

一項倫理準則，兩千多年前的學者從東方到西方，到了現代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到美國媒體倫理學家，都不約而同地奉為圭臬，這即使不能用來證明存在“普世價值”，也可以說它確實反映了事物發展和人們行為的客觀規律。

克氏把中庸之道列為他提出的五項倫理準則的第一項，不是無緣無故的。中庸之道對他接著列舉的“絕對命令”、“功利主義”等準則具有支配性質，“絕對命令”強調對社會公認的良心和責任的追求，“功利主義”重在對人們現實利益和價值的考慮，但是都離不開對各種不同取向的比較和權衡，藉以取得社會最廣泛的認同或滿足社會最多數人的需求，這樣的行為方才可以說是符合倫理道德的。

在年初這兩件媒體事件中，“知情權”和“隱私權”是兩面標志性的旗幟，就像有人形容的，“合理的知情權大戰合理的隱私權”。這兩項權利，都寫進了黨的文件或載于法律，具有不容質疑的合理性和正義性，并且也日益成為廣大公眾實際追求和維護的利益。但是兩者在這特定場合發生了沖突?？死锼沟侔矊懙溃骸皩嵭兄杏怪?，應該從分辨哪些是極端開始——比如說在如何報道某一事件的問題上，要么什么也不做，要么把一切都說出來，遇有兩種相互矛盾的責任時，常?？梢酝ㄟ^中庸之道來解決?！焙帽韧鉃┷`踏那樣的突發事件，要坐等官方調查清楚后再來統一發布公報式新聞的報道模式，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早已無法維持而受到唾棄，所以《南方都市報》記者郭現中的現場報道和視頻，合新聞記者、親歷者和自救者為一體，在第一時間滿足了公眾的信息渴求，當天轉發數以萬計，受到一致贊譽。在另一極端，蒙難者的個人隱私并不因為事件的公共性而可以暴露無遺。例如在討論中復旦新聞學院講師葛星提到曾經阻止過發表遺體照片的事例，這確是災難和事故報道的大忌，雖然亡者自身已無權益可言，但是他的親屬的相關隱私權益和感情在此時此景更應小心呵護，在外灘事件報道中除了在一些全景圖片中看到一些倒地的身軀外，并無披露一幀亡者形貌，而訛傳偷拍姚貝娜遺體竟然引發如此軒然大波，足見從業界到公眾對此已有共識。

但是中庸并不是僅僅去除兩個極端，在兩極之間也還有明確的定位。郭現中這樣的報道機會可遇而不可求，雖然并未有任何理由阻止記者抵達慘禍現場，但是時間和空間不允許，北京和廣州的記者最快捷的辦法就是尋求網上信息，他們不約而同發現最先確認身份而又有一定可關注性的蒙難復旦女生，而且也有足夠網上資料可以支持撰寫一篇亡者人物特寫，在某個事故中選擇代表性人物作典型報道也是一種常規，我們至今沒有忘記溫州動車事故中的小伊伊。他們的失誤之一正如有為他們辯護所說的那樣，認為網上信息都已放棄了隱私、都是向60億人公開的；不對，不同網絡空間的公開是有不同范圍的，譬如特定的社交空間。網絡個人信息的有限范圍已有法律文件確認。當媒體把只在網絡一定范圍傳播的個人信息向不特定多數人發布的時候，他們就越出了平衡的界線，就如《深圳晚報》記者在同姚曉明醫生一起走人手術室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逾界一樣。這里的界限既模糊又清晰：說模糊是不會有人來實時提醒和阻止；說清晰是對于此類公私區間，新聞專業人士理應有清醒的警覺。

當然恪守中庸之道并不容易。不僅要求不偏不倚地把握分寸，而且這種分寸往往因事因時而有所變化。也如克氏所言：“中庸之道，不但指數量上相當，還包括發生在合適的時間，對于恰當的人，為了正確的理由，并且采取適當的方式?！焙帽仍谛侣勚信浒l一張當事人肖像，這是習以為常的合理使用，通常的訃聞附帶遺像也并不罕見，但是在一場慘禍的特定場合這樣做則會激發死者親友的額外傷痛和公眾的反感，媒體采取常態的處理方式被證明是過分了。從隱私保護角度說，這涉及正確估量“隱私期待”（expecfation of privacy），即隱私不能只著眼于一些固有的項目，還要考慮權利人和相關人的特定心態?？梢娺\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庸之道是一門大學問。

三、踐行中庸之道的兩例

在這兩起媒體事件中，各有一件舉措，對情緒化的爭吵轉向媒介倫理的正常討論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

上海外灘事件的第四天，復旦大學新聞學院陸曄、謝靜教授等四位教師以圓桌會議討論的方式通過微信公號發布了他們對事件及其爭論的看法。這組被稱為“各打五十大板”的談話，恰好說明他們注意到爭論的兩極，從這兩極中尋求內含的合理性，揚棄表面的極端性，縮短距離，求取共識。例如：

談話一開頭對于在報道中使用個人信息歸納出兩條：第一，這些信息對于知情權是否有重大關聯，而知情權必須事關公共利益；第二，為報道對象以及相關的人設身處地想一下。從而概括出必須舍棄的兩個極端：閉鎖消息而損害公眾知情權和濫加披露而罔顧當事人對自身權益的期待。

談話力求還原對立雙方應該肯定的出發點，如肯定指責媒體的一方含有的人道主義情懷，肯定為媒體辯護的一方對于新聞專業責任的追求，同時指出不能接受雙方由此引申出的那些極端意見，這有利于推動雙方相互之間和公眾對于雙方的理解。

談話采取討論式，不預設結論，四位論者意見也存在差異，如對于如何理解新聞的公共價值和所謂悲情消費，關于使用社交網絡媒體資料的界限等，各抒己見，讓人們自己去思索。

如果說，復旦教師的圓桌會議是以第三方專業人士的立場介入爭論，那么《深圳晚報》則是受到攻擊的一方當事人的應對。面對風暴般的譴責、質疑以及謠諑，它一直沒有正面響應，只是在1月18日早上簡單地就記者進入手術室向公眾致歉，并說明已經得到當事方的諒解。

直至姚貝娜追悼會后，22日《深圳晚報》方才以6000字的長文，以各位當事人分別敘述的方式，詳細披露了采訪報道過程，說明記者只是在幫醫生拿東西時一同進入手術室，拍攝了醫生向死者獻花和鞠躬，經醫生提醒和家屬表示異議，當場刪除了所有現場照片后退出，沒有偽裝醫生，沒有拍攝遺體，更沒有發生什么“高呼新聞自由”、“推倒姚母”之類的沖突。文章對一些不能接受的責難和做法，坦率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至于為何一直保持沉默，文章寫道：

“原因只有一個——在眾聲喧嘩中，請讓我們安靜地為姚貝娜志哀。這個態度，在輿情爆發的當日，我們已經鄭重表明。我們不想也不能因為自己的任何行動，沖淡哀悼姚貝娜的氛圍，繼而黯淡姚貝娜人道主義的光芒?！?/p>

為姚貝娜志哀，這是所有爭論參與者的共同心愿，《深圳晚報》抓住這個共同點，也就爭得了理解和主動。他們既然多走了一小步，現在對責難就只能忍一步。如果迫不及待地辯解、辟謠、澄清、反駁，“以牙還牙”，那么沖撞了姚貝娜的舉喪，他們的一切話語恐怕都不會被激情中的人們所接受，都會招來這樣或那樣新的反擊，事件的進程就不會是這樣了。

避免從一個極端去反對另一個極端，這正是中庸之道的要旨。

四、新媒體時代更需要中庸

新媒體顛覆了傳統的媒體生態。在傳統媒體時代，話語權為媒體所專有，媒體可以監察社會而公眾難以監察媒體。新媒體使人人都享有自主表達的機會，從而媒體自身也要直面公眾的監察。這兩起媒體事件充分顯示了公眾監察和批評媒體的力量，公眾不會容忍媒體采取哪怕是微小的越出社會所能接受的倫理常規的行為，在一定條件下就會釀成類似的輿論風暴。

但是由于自媒體表達的實時性、碎片化、隱匿性、互動性等特點，網眾很難在有限的時間和篇幅內做到理智、全面的闡述。同時他們希望獲取更多的支持，而中性的觀點、平淡的表達，往往起不到引人注目的效果，趨于極端的觀點與夸張的言語方式便應運而生。再加網上表達往往淹沒在人群中，人們處在一種似乎沒有社會約束力的狀態下，容易失去社會責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法不責眾心理的支配下，宣泄成為本能的選擇，以某一事件為發端，對于他人的攻擊和謾罵成為一種常態，隨之而起的謠諑則由于符合定見而被當做真相而言之鑿鑿地廣為擴散并且愈益夸張。

網絡表達這種特點在“群體極化”（GroupPolarization）規律的作用下進一步得到強化。這個概念被用來描述在先前就具有共同或相似觀點的群體之內，由于意見的相互影響而走向極端化的現象。在上海外灘事件中，我們看到的是兩種極端觀點的沖突。在“姚貝娜風波”中，則表現為一邊倒地譴責媒體，網眾似乎全部化身為姚貝娜的粉絲，而《深圳晚報》甚至所有媒體及其從業者都被認為褻瀆了姚的英靈，那些不明所以的局外人也在喧鬧中自動站隊，表達不滿與憤怒。

網絡輿論這種特點對專業的媒體和媒體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鬃佑性疲骸熬又杏?，小人反中庸?！比コ熬印薄靶∪恕痹~語包含的陳腐等級色彩，這句話體現了專業知識對于堅持中庸的重要性?！熬印?，姑且理解為有知識的人士、專業人士，由于掌握了較多知識，理應較多地認識事物發展的規律，就能比較恰當地把握自己行為和言論的尺度和分寸，較少發生各種偏差。也可以用知名科技記者袁越的話來解釋：“偏見源于無知，當你積累的知識越多，你對這個世界的偏見就越小”。專業的媒體和媒體人在直面公眾的新傳播生態下，應該更多考慮和研究自己服務對象的利益和需求，力求平衡和諧，避免顧此失彼，造成這樣或那樣的失調。對于網上出現的極端反應，應該重在吸取其中的即使是很少的那些合理成分，摒棄極端言辭。既不能隨聲附和，推波助瀾，擴大極化現象，也不應動不動來一個迎頭痛擊，以同樣的激烈詞語肆意罵戰，以勢壓人，這只會越壓越對立，以極端反極端是不得人心的。凡此種種，都不是專業媒體和媒體人應有的做法，都有違中庸之道。在這兩起媒體事件中，復旦大學四位教師挺身介入和《深圳晚報》從容應對，就顯出他們的專業水平，格外難能可貴。

希望新年伊始的“倫理大戰”有助于開創傳媒倫理建設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