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言論的社會認知偏差與非理性表達

董天策

2014年12月23日夜半，四川大學教師周鼎在網上發表“自白書”，宣稱“一個相信講好一門課比寫好一篇論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逼鋵?，他的意思僅僅是說要退出學校的公選課教學。由于“自白書”嬉笑怒罵，措辭激憤，迅速引起網友熱議與媒體關注，成為2014年歲末的一個熱點事件。不過，事態迅速峰回路轉。面對網友的熱切挽留，周鼎25日改變想法，表示將繼續開設公選課。四川大學26日公布消息說，“為激勵我校教師潛心本科教學、致力人才培養，特設立‘卓越教學獎，特等獎金100萬元，一等獎金50萬元。轟動一時的四川大學周鼎“自白書”事件也就劃上句號。應當說，這是一個值得慶幸的結局。

慶幸之余，我以為有必要對周鼎“自白書”所激起的輿論反應做一番理性的反思。作為大學教師，周鼎可以自由表達他對高校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看法，也可以自由表達他未能晉升職稱的情緒，哪怕是喝了酒在網上發泄牢騷，都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新聞媒體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像周鼎這樣發泄個人情緒的表達？

查閱媒體的報道與評論，不難發現有關報道比較冷靜?！跺X江晚報》的《川大教師自白書被熱議周鼎稱自己的價值就是講好一門課》，澎湃新聞網的《對話川大周鼎：我不是因為評不上職稱才寫自白書》，通過各自對周鼎的采訪對事件的前因后果做了還原，客觀公正。而評論，卻有不同的立場?！侗本┣嗄陥蟆返脑u論《讓好教師絕望的大學，辦學價值何在？》與《南方日報》的評論《周鼎的“自白書”有失偏頗》，在網上傳播時被視為正反兩方的代表，前者是正，后者是反。絕大多數媒體所持的立場與《北京青年報》類似，譬如《新京報》的評論《教學不應是大學的“副業”》，紅網的評論《誰逼走了“一心上好課”的老師？》。還有一些報道的立場也類似《北京青年報》?！赌戏蕉际袌蟆返膱蟮馈督處煱l“自白書”：高校就是衙門教師工作就是報賬》，《齊魯晚報》的報道《川大學教師周鼎“自白書”怒批高校教育》（內容與《北京青年報》的評論相同），立場盡在標題之中，不言自明。

高?？蒲信c教學的關系，本是老生常談，見仁見智，難有定論。澎湃新聞網25日對大學青年教師進行隨機采訪，結果也是多種聲音并存：或認為研究和教學并不矛盾，為什么會糾結這個問題；或認為“科研重要還是教學重要”的表述本身已偏離周鼎“自白書”指向的問題，因為“輕教學”從未換來真正意義上的“重科研”；或認為“任何時候，都應該是教學更重要”；或認為“重科研輕教學，世界都一樣”；或對周鼎工作了八年而沒有像樣的科研成果提出嚴厲批評。然而，媒體大多站在周鼎一邊抨擊高校重科研輕教學，而且這樣的觀點還被認為是正方觀點。應當追問的是：這種被視為正方觀點的評論有道理嗎？初初一看，擲地有聲，自有道理；細細思量，未必盡然。

首先，把周鼎個人化與情緒化的看法當成立論的事實依據，由此出發批評高校只重視科研，不重視教學，不重視人才培養。如此評論，顯然違背評論必須建立在準確事實之上的基本準則，不夠理性。周鼎“自白書”開篇即說，“喝了半斤白酒，不知是否醉了。酒壯慫人膽，姑且胡言亂語?！边@自然憤懣之辭，卻也多少有些借酒發泄的味道。且不說“自白書”所說的“一所高校就是一座衙門”“高校是座農家樂”、“最牛逼的教師是擁有最多科研經費的人，而不是擁有最多聽眾的人”“高校教師的主要工作是申報課題，報賬，報賬，還是報賬”之類論斷高度情緒化，十分夸張，就是周鼎說四川大學不重視教學，也很難說符合事實。就在2014年，周鼎曾獲川大第六屆本科教學優秀獎“二等獎”“四川大學2014年唐立新教學名師獎”；而且，學校已經給以教學工作為主的教師開辟晉升高級職稱的綠色通道，工作了八年的周鼎未能晉升副教授，只是個人條件尚未具備，難道這也能怪學校不重視教學嗎？其實，《南方日報》《周鼎的“自白書”有失偏頗》這篇被網絡輿論認為是反方的評論，卻有理有據，分析中肯。

其次，對于如何擺正教學與科研的關系，評論作者與刊載媒體顯然缺乏深入的了解。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高校已分成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等不同的類型?？蒲信c教學之間如何權衡，不可一概而論，關鍵是看學校的定位。研究型大學不但要教學，傳播知識，更要科研，生產知識，在教師的選聘、晉升上強調科研，注重知識生產，實乃天經地義。按國際慣例，像周鼎這樣只教學而缺乏科研的大學教師只能在講師、高級講師這個系列中晉升，不可能評上副教授、教授。然而，同情周鼎、批評大學的評論根本就無視大學定位的區別，無視研究型大學更重視科研這個內在要求與學術傳統，幾乎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高校，只能說是對研究型大學缺乏真正的了解。同時，又把教學等同于人才培養，仿佛科研與人才培養無關，更沒弄清研究型大學的人才培養方式。要知道，研究型大學除了本科教學，還有大量招收研究生，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而研究生的培養，主要是在導師的指導下通過參與科研活動來進行的。

再有，個別評論“借題發揮”，并未從事實本身出發來進行評論，大講特講作者個人對高校存在問題的看法。譬如，《讓好教師絕望的大學，辦學價值何在？》這篇出自熊丙奇之手的評論，標題很有沖擊力?？墒?，文章在指出十多年前就“要求高校重視人才培養、教育教學，可至今卻沒有看到高校有調整的跡象”這一問題之后，筆鋒一轉，說“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高校完全實行計劃辦學，而非開放辦學”，“高校辦學只對行政計劃的主導者負責，而不是對教育和受教育者負責?！弊罱K的結論是，“真正的現代大學制度，是開放辦學制度?！币虼?，“給公眾學校辦學戰略決策的參與權，給受教育者選擇權，我國的大學，才能從計劃辦學走向開放辦學，從重視行政政績、圍繞行政指標而辦學轉為真正重視教育而辦學?！憋@而易見，筆鋒所轉之后的論述，都是在談作者自己的開放辦學理念，早已偏離了周鼎“自白書”所要求的更加重視教學，并在職稱評審上更加寬松、讓教學效果好而科研弱的教師順利評上副教授、教授的訴求與問題。如此“偏離論題”，評論自然難以令人信服。

為什么被視為正方觀點的評論存在著上述問題呢？一方面，那些力挺周鼎、批評大學的評論，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大學體制與學術傳統了解不充分、理解不全面的社會認知偏差。如前所述，被視為正方觀點的評論，對高?？蒲信c教學關系的把握，既沒有考慮大學的類型區分，又把本科教學等同于人才培養，必然導致認知偏差。而作者又從存在著偏差的社會認知來開展評論，其見解與觀點的準確性與科學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誰都知道，新聞界就是輿論界，媒體的報道與評論代表著社會共識。要是新聞媒體對大學教育存在著社會認知偏差，其報道與評論就很可能誤導人們對大學教育的理解。不客氣地說，在四川大學周鼎“自白書”事件中力挺周鼎的評論，恰恰存在著對大學的社會認知偏差而不自覺，這是需要警醒的。2014年7月，面對公眾輿論關注清華大學教師方艷華轉崗一事，葛劍雄教授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對方艷華老師這樣的情況，外界需要理性看待?！懊總€學校都有自己的規定，教師個人不合適，可以選擇離開。外界不要輕易去干預，不要輕易把這樣的案例跟社會大環境掛鉤?！毖酝庵?，新聞媒體對大學要有所敬畏，對于沒有真正弄明白的事情不要輕易評論，這是新聞媒體應當記取的忠告。

另一方面，那些力挺周鼎、批評大學的評論，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同情弱者的民粹主義傾向。在中國，同情弱者的情緒一直很強烈。一方面，由于有這樣的社會心態環境，周鼎才會在自己未能成功晉升高一級職稱的情況下借酒澆愁，發泄憤懣；另一方面，周鼎的發泄往往又會點燃網友與輿論的同情。在此意義上，周鼎“自白書”相當成功。不僅網友熱情地支持他挽留他，而且大多數媒體也力挺他，同時不分青紅皂白地抨擊高校重科研輕教學的體制。類似的一幕在半年前就曾發生過。2014年7月，清華大學外語教師方艷華由于九年未評副高職而轉崗，先是引發部分師生向學校請愿，希望將這位“因全身心投入課堂教學導致科研成果不足”的老師留在教學崗位，繼而又引起媒體的關注：或惋惜《清華講師方艷華被轉崗教得再好沒職稱也得走？》，或質疑《大學教師“非升即走”是否合理？》，或批評《清華解聘教師引爭議：非升即走易滋生功利主義》，或直言《清華不再續聘方艷華是科研代替教學縮影》，或進行《清華教師保衛戰再追問：評價制度是否需調整》，等等。其同情弱者，批評高校的態度與立場，如出一轍。

社會認知偏差與民粹主義情緒交織在一起，其結果自然是造成非理性的表達。前述《新京報》的評論《教學不應是大學的“副業”》，紅網的評論《誰逼走了“一心上好課”的老師？》，單是標題所蘊含的偏頗與情緒，就是顯而易見的。12月27日，新華網四川頻道編發四川大學教師鄧曦澤的博文《教學與科研之間一一關于周鼎（自白書）的自白書》，所加的“編者按”認同作者的看法，指出“周鼎式‘自白書不是說理的。不過，或許正因為它不是說理的，并且充滿才情、充滿情緒，所以才能引發如此之多的關注、同情和不平?！薄霸S多人并不喜歡仔細閱讀和認真思考。但是，問題的解決，應訴諸理智和論證，而不能訴諸情緒式表達，不能訴諸轉發量和點擊量，也就是不能訴諸‘民粹?！边@就是說，鄧曦澤也好，新華網四川頻道也好，其實都在反思周鼎“自白書”的民粹性。推而言之，這何嘗又不是對媒體評論民粹性的反思呢？

事實上，社會認知偏差與民粹主義情緒的交織，還會遮蔽真正值得探討的問題。如果說周鼎《自白書》的基本問題可以概括為：如何擺正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并在利益分配上做到科學、公正？那么，像四川大學這樣的研究型大學，在師資的聘任、晉升、管理等方面，更加強調科研，理所當然，沒有什么好非議的。如果說真有什么問題值得探討的話，那就是研究型大學的教師構成是否應當多元化？按國際慣例，即便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也需要一定數量擅長教學而難以科研的專業教師，而聘用與管理這些教師的是與終身教職制度并行的“講師”制度?！八^講師制度，是指不列入終身教職制度的在高校任教的教師，他們只負責教書，學校并不考查其科研狀況。美國的研究型大學經常聘任講師，而且講師也要求有博士學位或者相應領域中的最高學位。一般來說，他們只負責講授基礎課程，主要講授本科生的課程，特別是一些基礎類的大班課程?！碑斎?，這樣一種講師制度，最高職位只有高級講師。如果國內研究型大學將非終身教職的“講師”制度借鑒過來，為只愿從事教學而且也有能力勝任教學的教師開辟一個可選擇、可晉升的職位空間，庶幾可以讓人各得其所，各美其美，共同為研究型大學的人才培養做出各自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