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不喜歡丁玲？

古耜

一

1938年2月上旬，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極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兩位女作家——丁玲和蕭紅，因為抗日救亡事業而巧遇于當時的抗日前線山西臨汾。接下來，她們由臨汾經運城到西安，在那里度過了一段經常見面、過從頻繁的時光，直到是年4月17日夜，蕭紅告別丁玲和西安，返回武漢。

對于丁玲和蕭紅這次烽火歲月里的不期而遇，以往的研究者、傳記作家，包括電影編導，多持贊嘆與褒揚的態度，認為其“珍貴”、“難得”，堪稱文苑佳話。在他們的學術或藝術視線里，丁玲和蕭紅的相見與相處是愉快的、和諧的，彼此之間也是欣賞的、尊重的。用葛浩文 《蕭紅評傳》 里的話說：“丁玲與蕭紅一見如故，她（指丁玲——引者）可能從這位年輕女作家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戰前形象，所以兩人很快就成了密友?！?/p>

相關的研究與創作如此評價或表現丁玲與蕭紅的相逢以及她們之間的關系，當然不是研究者與創作者的一廂情愿和自以為是。這里，最直接和最可靠的依據，無疑來自丁玲的散文 《風雨中憶蕭紅》。這篇作品寫于1942年4月25日，即蕭紅病逝于香港的三個月零三天之后。當時在延安窯洞里的丁玲，正處于極度的煩惱與困惑之中——是年3月9日，她在 《解放日報》發表《“三八節”有感》 一文，指出延安婦女事實上存在的不平等現象。沒想到，接下來的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報》又刊出王實味的 《野百合花》，訾議延安的等級差異和缺少民主。這兩篇文章在當時的延安引發軒然大波，受到黨內高層和有關方面的嚴厲批評乃至大規模批判。陷入這場風波的丁玲，雖然因為毛澤東提出分清性質、區別對待的主張而最終擺脫困境，化險為夷，然而，嚴酷的政治斗爭和緊張的人際關系所帶給的她的巨大的精神壓力和復雜的意識流動，卻一時無法消弭。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下，丁玲特別懷念與蕭紅一起度過的歡樂時光，尤其難忘蕭紅那單純得幾近透明的神情和坦誠而率真的言談。于是，她泚筆寫道：

當蕭紅和我認識的時候，是在春初，那時山西還很冷，很久生活在軍旅之中，習慣于粗獷的我，驟睹著她的蒼白的臉，緊緊閉著的嘴唇，敏捷的動作和神經質的笑聲，使我覺得很特別，而喚起很多的回憶，但她的說話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為一個作家的她，為什么會那樣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純潔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時顯得有些稚嫩和軟弱的原故吧。但我們卻很親切，彼此并不感覺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們都盡情地在一塊兒唱歌，每夜談到很晚才睡覺。當然我們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沒有差異，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會因為不同意見或不同嗜好而爭吵，而揶揄……我們痛飲過，我們也同度過風雨之夕，我們也互相傾訴……我們似乎從沒有一次談到過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卻以為她從沒有一句話是失去了自己的，因為我們實在都太真實，太愛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為我們又實在覺得是很親近的。但我仍會覺得我們是談得太少的，因為，像這樣的能無妨嫌、無拘束、不須警惕著談話的對手是太少了??！

顯然，在對蕭紅的緬懷中，丁玲寄寓了太多的弦外之音和內心感慨，甚至不乏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意思，然而，她對蕭紅的感情無疑是深切的，她筆下的蕭紅形象也畢竟是美好與可愛的。盡管丁玲喜歡蕭紅并不意味著蕭紅必然喜歡丁玲，只是在丁玲提供的有關蕭紅的快樂記憶里，不也能折射出蕭紅對丁玲的善意、敞開和親近嗎？要知道，朋友之間的融洽和友誼，從來就不是單方面努力的結果，而必須由雙方共同釀造。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竊以為，以往的研究者和創作者認為丁玲與蕭紅之間存在真誠而珍貴的友誼，是一種站得住腳的結論。

二

然而，最近一個時期，圍繞丁玲與蕭紅的關系，另有一種說法不時出現在網絡媒體，這就是所謂：蕭紅并不喜歡丁玲。這種據說是來自日本學者的說法，披露了這樣的信息——當年，蕭紅從西安返回武漢，她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問她，為什么沒有去延安？蕭紅回答說：我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對此，池田幸子的解釋是，蕭紅和丁玲的性格很不一樣，纖細的蕭紅實在無法適應丁玲身上的一些東西。

這樣的說法粗粗聽來，仿佛有些淵源，人物關系倒也合理，只是細一琢磨，即可發現，它實際上破綻多多，根本經不起推敲。如所周知，蕭紅研究發展到今天，已有多種材料證明，當年的蕭紅之所以未去延安，自有多方面和深層次的原因。后來的蕭紅曾在朋友面前，將這種原因歸結為不愿意再見到蕭軍，其實不過是一種貌似合理且只能如此的敷衍之詞。她回答池田幸子說，不去延安是因為躲避丁玲，應當也屬于這種情況。對此，我們不必過于較真，更不宜將其作為人物研究的史料。至于蕭紅和丁玲的關系究竟如何？從現在能夠找到的材料看，可以證明其有齟齬有芥蒂的，除了池田幸子提供的這條孤證之外，再也不見蛛絲馬跡;相反足以說明其相知與相重的，倒是不止一端。這里，我們不妨在丁玲散文 《風雨中憶蕭紅》 之外，再舉幾個例子：

第一、1941年9月20日，蕭紅在香港 《大公報》 發表散文 《九一八致弟弟》。在這篇以軍旅之中的弟弟為訴說對象的作品中，作家曾寫到自己1938年春天的山西之行，其文字表述是這樣的：“那時我心里可開心極了，因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樣年青的孩子們，他們快樂而活潑，他們跑著跑著，當工作的時候嘴里唱著歌。這一群快樂的小戰士，勝利一定屬于你們的，你們也拿槍，你們也擔水，中國有你們，中國是不會亡的。因為我的心里充滿了微笑?！庇纱丝梢?，蕭紅在臨汾和西安的日子是歡樂的、開心的。而這一段時光恰恰是蕭紅和丁玲在一起度過的，因此也就可以間接地說明，蕭紅和丁玲在一起，是歡樂的、開心的，她們之間的關系也是親密的、和諧的。試想，如果丁玲的存在真的讓蕭紅感到不可忍受，后者還會有如此明快亮麗的記憶嗎？

第二、從臨汾到西安，端木蕻良與蕭紅一路同行，因此，端木不僅是蕭紅一度的戀人和丈夫，而且是蕭紅與丁玲交往過從的近距離的見證者。40多年后，端木在接受采訪 （《我與蕭紅》） 時，對當年的蕭紅、丁玲和自己做了這樣的講述：

在臨汾，蕭紅和我們都是第一次同丁玲見面，當時大家都很高興和興奮。尤其在戰爭開始后見面，每天談得很晚。丁玲把她的皮靴和軍大衣送給蕭紅，大家關系比較融洽，接觸非常密切。談得很深，還談到丁玲被捕。

……

到西安，丁玲住在八路軍辦事處，我們住在民族革命大學在西安的招待所。后來覺得沒什么意思，就搬到辦事處七賢莊，好多人寫回憶錄的七賢莊。雖然西安的招待所住、吃都好，但我們愿和戰士一起住、吃，那段生活還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戰斗情趣，不同于往常，當時我們還演戲。

這無疑是極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作為親歷者的回憶，其一般性的講述，諸如整體氛圍的“高興”，大家關系的“融洽”，丁玲送蕭紅皮靴和軍大衣等，已能反映丁玲和蕭紅的一見如故;但其中最值得重視和回味的，應當是關于改變住處的細節——在西安，為了使生活更有“意思”，蕭紅和端木情愿放棄吃住條件較好的民族革命大學招待所，而搬到丁玲所住的食宿條件較差的八路軍辦事處，這是蕭紅不喜歡丁玲所應有的舉動嗎？其中可以引申出的意思，恐怕只能相反。

第三、誠然，蕭紅在自己的創作中，沒有描寫過丁玲。但是，她在病重期間和彌留之際，卻同陪護自己的駱賓基，不止一次地談到過丁玲。后來，駱賓基把這些內容寫進了頗具史料價值的 《蕭紅小傳》，從而使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蕭紅眼中的丁玲。譬如，該書第二十二節記述丁、蕭相見，作者便轉引了蕭紅見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氣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個女子的柔和?！边@段話對丁玲無一貶詞，相反明言丁玲剛健而不失溫柔，既有英雄氣，亦有女兒情，誠可謂不落俗套的褒獎。在交流閑談中，駱賓基還向蕭紅說起馮雪峰未能完成的寫紅軍將領的長篇小說 《盧代之死》，蕭紅聽后十分激動，當即表示，在勝利之后，會邀集昔日的朋友一同采訪，續補該著。而在擬邀集的朋友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丁玲。關于這件事，駱賓基在 《蕭紅小傳》第三十四節的注文里寫得清清楚楚，想來不至于無中生有。既然蕭紅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尚且念念不忘丁玲，那么，生活中的丁玲會讓蕭紅覺得忍無可忍，避之不及嗎？答案不言而喻。

綜上所述，不難獲知，所謂蕭紅不喜歡丁玲的說法，并不反映歷史的真實，因而不可以輕信。其實，從性格互補、才華相惜以及營壘相同的角度看，當時的丁玲和蕭紅，倒是應該成為足以交心和互賞的朋友。至于她們思想觀念和創作主張上的明顯差異，在那個原本不缺少多元選擇和張力空間的時代，大約構不成彼此疏遠乃至相互拒斥的理由。

三

在調動多種材料，分析和廓清蕭紅與丁玲關系的過程中，還有一種由親歷者提供的歷史記憶，需要加以梳理和辨析，因為它同樣關系到我們能否得出蕭紅不喜歡丁玲的結論。

1980年6月25日和1996年6曰25日，端木蕻良曾先后接受 《蕭紅評傳》 作者葛浩文和 《端木蕻良傳》 作者孔海立的采訪。這兩次采訪的一些談話內容，后來被在場者陸續整理成 《我與蕭紅》 一文，經端木本人校閱后，收入曹革成的傳記《我的嬸嬸蕭紅》 作為附錄。在這篇文章中，端木蕻良說出一件當年在西安由自己和蕭紅、蕭軍共同經歷的事情：

蕭軍 （由延安——引者） 回來當天就對蕭紅和我宣布：你們倆結婚吧。他要和丁玲結婚。不曉得誰跟他說的，那我就不知道了。當時屋里還有一架風琴，他按了風琴，好像在想再說幾句。他說：你們倆結婚吧，不用管我。當時蕭紅挺生氣，我也挺生氣。蕭紅說：你和誰結婚我管不著，我們倆要結婚，還需要你來下命令嗎。我也奇怪，我說：我們結婚不結婚干你什么事！在這種情況下，蕭紅就非常生氣，把他叫過去和他單獨談。

在夫妻感情已經出現明顯裂紋的情況下，蕭軍為什么要突如其來地宣布這樣一種“婚姻組合”？對于其中的背景情況，隨著 《蕭軍日記》 的出版和蕭軍研究的深入，特別是隨著蕭軍和丁玲在延安期間一段情感糾葛的浮出水面，人們自會有比較清晰、也比較客觀的認識。只是無論出于怎樣的緣由和動機，蕭軍如此魯莽滅裂、隨心所欲地安排別人的情感與婚姻，都是極不應該，極不得體和極其荒唐的。它不僅讓蕭紅和端木感到了人格的輕慢與迫壓，而且將原本無辜的丁玲也裹挾了進來，致使她和蕭紅之間很容易產生誤會與隔閡。事實上，近年來已有文章認為，蕭紅之所以不喜歡丁玲，恰恰與蕭軍宣布的“婚姻組合”有關。

那么，蕭紅是否會因為男女情感糾葛而討厭丁玲呢？要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我們同樣需要回到端木蕻良的記憶。這時，曹革成 《我的嬸嬸蕭紅》 當中，有一個想來只能出自端木蕻良之口的“小插曲”，引人矚目：

在一次觀看西戰團演出中，丁玲把蕭紅找了出去。原來在工作接觸中，丁玲與團里的年輕團員陳明建立了戀愛。丁玲年齡大，職位高，又是文化名人，與普通團員談戀愛，被人視為異端，反映到延安，有關領導要她回去“述職”。文化人的這種苦惱，蕭紅當然理解，知道端木蕻良不多事，便告訴了他。（《西安，文壇雙璧的結合》）

這個細節，著實耐人尋味：在看演出的過程中，把蕭紅叫出去說“悄悄話”，披露自己原本私密的戀愛信息，這不能不使人想到，丁玲是采取了一種看似很隨意其實很在意的方式告訴蕭紅：自己已經身陷愛河。聯系到這時“二蕭”正在經歷的情感危機，特別是蕭軍很可能已經有所流露而丁玲亦有所察覺的情感轉向，丁玲這樣做，分明帶有表白心跡，避免誤會的意思。當然，也包含著她對朋友的關愛，對友誼的珍視。應當承認，在這一點上，丁玲不失可親可敬的大姐風范。我想，依蕭紅的聰慧和敏感，她不會意識不到，也不會輕易忘懷。惟其如此，我們說，即使在男女情感的維度上，當年的蕭紅也沒有理由不喜歡丁玲。

（選自《中華讀書報》201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