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傅斯年和中國言論界

傅國涌

1947年2月15日的南京，已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傅斯年 （字孟真） 在 《世紀評論》 周刊第七期發表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炮轟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宋子文，開篇即指出：“古今中外有一個公例，凡是一個朝代，一個政權，要垮臺，并不由于革命的勢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潰！”直言國民黨政治上的失敗。

宋子文初上臺時，傅斯年曾寄予希望，還在《大公報》 發表評論說過宋的好話，以為他和孔祥熙不一樣。事隔不久，宋的真面目就露出來了，傅斯年無法容忍孔宋這些“侵蝕國家的勢力”，不愿看到政府的垮臺。他從宋子文的黃金政策、工業政策、對外信用、辦事作風、中國文化修養和態度等五個方面進行批判，最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就要垮了?！?/p>

一個學者如此直截了當地抨擊政府首腦，在中國是罕見的，一文既出，“各地報章紛紛轉載，舉國注目”。據那天的胡適日記，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這樣聳動視聽的標題。

《世紀評論》 是由擔任過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的經濟學家何廉1947年1月籌款創辦的，由留美政治學博士張純明主編，撰稿人包括蕭公權、吳景超、潘光旦、蔣廷黻、翁文灝等，他們批評時政，倡導民主，言論大膽，很快得到社會公認。

何廉回憶：“1947年春季的一天，我收到傅斯年贊揚 《世紀評論》 的一封信……我回信約他給 《世紀評論》 寫稿子。不久，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訴我說，他要給 《世紀評論》 寫稿子，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按原文發表，不能有一字改動，我立刻表示同意。過了兩天，他把稿子交給總編輯張純明?！?《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一發表，“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 《世紀評論》 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并不是說 《世紀評論》 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里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 《大公報》 館找到經理胡霖（字政之，民國著名記者，報人，《大公報》 創辦人之一），把我自己手里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 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 《大公報》 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 《大公報》 上發表了”。將刊載傅斯年文章的刊物“搜買一空”，《觀察》 周刊稱之為“頗有‘寓買于禁的味道”。

一周后，傅斯年在 《世紀評論》 第八期發表 《宋子文的失敗》 一文，直言：“自抗戰以后，所有發國難財者，究竟是哪些人？照客觀觀察去，套購外 （匯） 和黃金最多的人，即發財最多的人?！?、宋） 二人雖不睦，但禍國的事，卻也‘蕭規曹隨?！彼信e事實指出孔宋代表的權貴勢力“斷送中國的經濟命脈”，“簡直把中國葬送在十八層地獄下了”。說到工商貸款，他痛心地說：“今天的工貸都成了商貸，而且都成了投機貸?！┯袡嚅T、霸戶、豪勢，或與這些人有關系的，才能得到貸款?！薄翱?、宋二氏這樣一貫的做法，簡直是徹底毀壞中國經濟，徹底掃蕩中國工業，徹底使人失業，徹底使全國財富集于私門，流于國外！”

儲安平 （時任 《觀察》 周刊社長和主編） 在2月16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先生在參政會慷慨陳辭，主張清查宋、孔產業，舉國共鳴。國事如此，憂心如焚，頃聞先生將為 《世紀評論》 連寫兩文，促宋下臺，讜論一出，行見全國響應。不知先生擬寫之兩文中，能否分賜一篇惠交敝刊？”

3月1日，傅斯年在 《觀察》 周刊 （第二卷第一期） 發表第三篇檄文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從國家資本、官僚資本、權門資本出發，條分縷析，將當時中國的狀況講得清清楚楚。

同一期 《觀察》 周刊的“觀察文摘”欄即摘載了他在 《世紀評論》 首發的另兩文。儲安平在 《編輯后記》 中說：“傅孟真先生一連寫了三篇抨擊孔宋豪門資本的文章。他的文章是爆炸性的?！?/p>

在1947年的中國，這不是傅斯年一個人孤立的聲音，經濟學家馬寅初等硬骨頭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大聲疾呼，抨擊豪門資本，陳云閣主持的重慶 《世界日報》 就發出過同樣的聲音。2月16日（即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首發的第二天）刊出社評 《罷免宋子文！》 和傅斯年的文章異曲同工，直接發出了罷免政府首腦的呼號——

“總之從政治責任講，宋氏自任行政院以來，對大大小小的問題，不是無政策便是亂干蠻干，以致措施乖方、貽害無窮。當前的金融風潮既已經威脅到整個國計民生，追究責任，宋氏萬難脫逃。從政治綱紀講，一國的行政院長，在客觀事實上如已表現出憑借權勢以操縱市場，擾亂金融，壟斷工商，吞食國計的違法敗紀行徑，則除罷免其官職外，自可沒收其財產，懲治其罪尤。我們本此正義的認識，敢代表全國最大多數善良人民，吁請政府最高當局，當機立斷，迅采立法院與參政會的主張，立即罷免宋子文以謝國人?！?/p>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在黃金風潮中被迫辭職下臺，離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 發表僅半個月。

莫道書生空議論，當年3月8日的 《觀察》 周刊通訊 《宋子文下臺前夕的南京》 曾對“傅斯年在參政會和各刊物上抨擊孔宋的怒吼”大為贊許。親歷過那個時代的何廉也說過，傅斯年的文章和宋子文的辭職“是有很大關系的”。

在1947年的言論界，傅斯年無疑是個執牛耳的人物，但如果不是何廉、張純明他們的 《世紀評論》 不改動一字刊登他的宏文，如果不是胡政之的《大公報》 無所顧忌地發表他的文章，如果沒有儲安平的 《觀察》 周刊一口氣刊載他的三篇文章，傅斯年的言論再大膽也只能胎死腹中，根本不可能影響社會。此外，如1947年2月27日發表馬寅初 《有黃金美鈔的不要賣出來》 的 《文匯報》 等，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1947年中國的言論界，他們是那個黑暗歲月中的一道道閃電，他們書寫了民族言論史上一個有聲有色的章節。

（選自《文史博覽·文史》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