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文體嬗變的規律

張錦

摘 要： 梁啟超與蔣百里分別在《翻譯文學與佛典》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中幾乎同時預見性地描述了中國翻譯實踐中翻譯文體的歷史沿革軌跡，即直譯→意譯→直譯→直譯加意譯。二人的參照點不同，但異趣同歸。本文認為這一預見性觀點首先由梁氏提出，而蔣氏只是受到啟發，換了一個參照點而已。

關鍵詞： 梁啟超 蔣百里 翻譯文體

梁啟超與蔣百里都是近代中國學界的知名人士，均對中國翻譯理論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其二人似乎很巧合地幾乎同時預見性地描述了中國翻譯實踐中翻譯文體的歷史沿革軌跡，即直譯→意譯→直譯→直譯加意譯。一般認為，梁啟超無論是成就還是知名度而言，無疑都在蔣百里之上，所以譯界如果想當然地將這一桂冠套在梁氏的頭上，那么恐怕鮮有質疑的聲音；然而若將其歸功于蔣氏，則可能更容易給人振聾發聵的感覺，但這違背科學精神。我們通過譯論史上的兩段文字比對和考證，發現這一極富哲思的預見應當推梁氏無疑。

先從蔣百里的一段譯論說起。

“歷史上翻譯事業之進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有短篇之直譯，進而為長篇之意譯，是為一進步……此時之譯必其文順而旨乖者多。反動繼之，乃再尊重直譯，是為又一進步。今則求真之念切……時代更進一步，則并意譯、直譯之名詞而消之，而譯事乃告大成”[1]248。

這段文字錄自蔣先生于1921年7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1期上發表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一文。蔣百里是“五·四”運動后中國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生于1882年，原籍浙江海寧，早年曾赴日本、德國留學，主攻軍事研究，兼擅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藝術。蔣先生一生主要活動于軍界和外交界，就文學、翻譯發表的著述不多，主要就是受梁啟超委托，撰寫了《歐洲文藝復興史》及在自己參與主編的《改造》之“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上發表的上述一文。這里擬討論蔣先生的翻譯思想，所以撇開《歐洲文藝復興史》一著作不談。

該文所及可謂面面俱到，對翻譯意義、翻譯方法、翻譯文體、翻譯事業與民族事業的關系等方面都有涉獵，其中不乏真知灼見，跟同時代的文學研究會其他核心人物鄭振鐸、矛盾等人的相關論點遙相呼應，互為鼓手。此文給譯界最大的啟示在于它的方法論意義，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翻譯比較詩學的早期經典作品之一。因為他自覺地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翻譯史和中國當時的翻譯現狀進行共時比照，同時將翻譯活動和國語運動、民族事業做了歷時推演，從而得出了該文第四部分歸納的擲地有聲的結論。

尤其上引一段更是受到譯界的追捧。著名翻譯史家、《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作者陳?？迪壬o予這樣的評價：“蔣氏又以戰略家的眼光，從宏觀上總結并預言了整個譯事及譯學理論的發展?！盵1]247-248從措辭來看，陳先生像是認為翻譯文體的沿革有其固有規律：直譯→意譯→直譯→直譯加意譯，而這個規律的發現者當首推蔣百里先生。我們認為，陳?？迪壬慕Y論把蔣先生的貢獻說得太過了；假如說這確乎是一個規律，那么其首先的總結者可能是梁啟超，而非蔣百里。理由如下：

為討論之便，先引一段梁氏的相關論述，以備對照。

“其在啟蒙時代……吾名之為未熟的直譯。稍進，則順俗曉暢，以期弘通……吾名之為未熟的意譯……及茲業浸盛……于是求真之念驟熾，而尊尚直譯之論起。然而矯枉太過，拮鞠為??；復生反動，則意譯論轉昌。卒乃兩者調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體出焉。此殆凡治譯事者所例經之階級……”[2]99-100

大致上，兩段文字討論的都是翻譯文體的歷史演進問題?？v觀歷代翻譯，每次引進新學，所譯外來著作浩如煙塵，然而文體的嬗變更替莫不如此。但先人一步發現這個規律的，到底是梁先生，還是蔣先生？我們認為，答案應當是前者。

一、梁文在前，發表于1920年；蔣文在后，發表于1921年。兩文均發表在同一刊物《改造》上，而該刊又是梁氏主持、蔣氏編輯的，后者不受前者影響當然是不可能的。

二、梁、蔣二人私交甚篤。比蔣氏年長近10歲的梁氏是近代中國首屈一指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大學者，在思想界、文化界影響深遠，對文學、佛典、翻譯均有精深的造詣。這樣一位文化界泰斗曾對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蔣氏表示過有意提攜之意，蔣氏之受寵若驚則是勢所必然的。統觀蔣氏從事軍事活動之外的文化事業，特別是作為當時文化界著名人士的經歷，多半都和梁氏有關。1910年蔣氏游學歸國，梁氏即委以重任，讓其負責松坡圖書館，并請他用德語翻譯《職分論》；1918年，梁氏赴歐考察，更是攜蔣氏同行，經月回國，梁氏又邀請他編著《歐洲文藝復興史》，同時將“共學社”和“講學社”的負責人之職托付于蔣氏；此外，蔣氏還受梁氏之邀，負責編輯文學研究會的陣地性刊物《改造》雜志之重要專欄《翻譯事業之研究》。凡此種種，足以證明梁氏對蔣氏的信任與青睞及蔣氏對梁氏的崇敬與支持。親密無間的個人關系無疑會影響二人一系列思想觀點的契合，翻譯思想固然也不能例外。

三、上述兩段文字的用詞有很多相似之處。梁氏追溯了譯業自啟蒙至興盛的文體得失之歷程，蔣氏從整體上回顧了譯學理論的歷史發展。梁氏指出，文體得失，“實為焦點”，“蔣氏則說，“歷史上翻譯事業之進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梁氏使用“順俗曉暢”、“詰鞠為病”等詞語描繪譯語特征，蔣氏則用了“文順而旨乖”、“佶屈”等；梁氏說，“復生反動”，蔣氏說“反動繼之”；梁氏說“求真之念驟熾”，蔣氏說“求真之念切”……在這樣文意密集的兩小段文字中，重疊使用的詞語竟然如此之多，應該不是巧合。如果分別將上述兩段文字放到各自全文中進行對讀，則可更清晰地發現，二者確有很多意思互參之處，如果從兩人對翻譯理論的研究程度及學術影響力的大小來推斷，蔣氏就應當細讀并反復咀嚼了梁文，然后結合自身學養進行了有創造性的發揮，從而產生了上述一文。

四、兩文都用到“求真之念”這一字眼，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巧合就了事兒。據陳?？迪壬目甲C，今人反復在翻譯文章中說“既須求真，又須喻俗”出自唐代譯經大師玄奘，是犯了一個張冠李戴的謬誤。其實，這八個字倒是來源于梁啟超，是“梁氏對道安的‘三不易’中的‘一不易’的‘撮其大意’的表述”[1]33。梁氏對佛經典籍有很深的研究，因此對中國古代佛經翻譯家的思想可說是爛熟于心，這一點可從《翻譯文學與佛典》和《佛典之翻譯》等相關論著中得到印證，上述文論正是串聯了漢末以降的古代翻譯思想而高度歸納的卓識遠見。相比較而言，蔣氏則對佛經典籍沒有什么研究，對翻譯理論精神的把握只能望梁氏之項背，因此不可能像梁氏那樣理所當然地留心道安的觀點，至于“求真”一詞為什么會出現在他的文章中，想必是他讀了梁文之后，不自覺使用了梁氏的術語。其實，結合我們上面的論證得出這樣的結論并不牽強。

五、蔣文的論證方法可能受了梁氏的影響，用的都是比較詩學的方法，不同的只是二人選取的參照點不一致罷了。梁氏是在全面梳理與評說中國古代佛經翻譯理論過程中闡發翻譯文體從直譯到意譯，再到直譯，最后到直譯意譯相結合的嬗變規律的。梁氏沒有歐洲國家游學的經歷，自然不能像蔣氏那樣自覺地聯系德國的路德、法國的阿米歐作比，從而論說中國的翻譯事業與民族語運動。但梁氏古今參照的言說方式很可能給了蔣氏中西互鑒的理論靈光，從而激發了蔣氏的理論自覺，轉換觀察視角，完成他的大作。其實，蔣氏作為一個“業余”理論家，能在翻譯史上保有一席之地，他真正的高明之處很可能就是這種研究范式上的借鑒。從學術研究角度講，借鑒他人的觀點遠不及借鑒他人的研究方法。已故中國當代著名翻譯理論家楊自儉先生生前多次呼吁譯界學人要從古人、外國人那里繼承和發揚科學的研究方法。

至此，我們可以說，梁氏對總結中國古代翻譯理論的強調，加上蔣氏以西方譯史作為參照解讀中國翻譯史的經典范例，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方法論財富。時至今日，無論是從事翻譯理論研究，還是翻譯史研究，都離不開這種古今比較、中西比較的基本方法。因此，細究起來，梁、蔣二人功勞大矣。

參考文獻：

[1]陳?？?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2]羅新璋.翻譯論集[C].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