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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小青長篇小說《我的名字叫王村》的象征敘事

2015-09-15 14:39施軍姜春
揚子江評論 2015年4期
關鍵詞:倫理小說

施軍+姜春

在當代女作家中,范小青的小說有著與眾不同的個性化品質,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一些作品,突出表現當下人們的生存景觀和精神狀況,在不動聲色的敘事中蘊含著豐富的象征意味。如中短篇小說《父親還在漁隱街》 《生于黃昏或清晨》 《尋找衛華姐》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現了現代人身份焦慮問題,叩問與尋找在市場化、消費化與媒介化深刻影響下的人們失落的某種精神與靈魂。范小青的近作,長篇小說《我的名字叫王村》(下文簡稱《王村》)更是尋找精神與靈魂,追問生命與存在的力作。同時,在浮躁的當代創作語境中,小說立足現實的態度與批判現實主義的嘗試更顯得彌足珍貴?!锻醮濉穼F實生活內容與象征敘事技巧有機融合在一起,達到了新的高度。小說的現實批判正是通過具有某種荒誕性的象征敘事來完成的。下面從敘事視角、敘述對象與敘事倫理等方面對《王村》的象征敘事作簡要分析。

敘述視角在小說敘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敘述語言中對故事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特定角度,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本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同樣的事件,不同的人或者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可能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隱含作者”的概念,他是作者的“第二個自我”,是小說中作者潛在的“替身”,是主宰文本思想意義的真正主體。a這種“隱含作者”在小說里的一個重要體現與反映就是敘事視角的選擇。確立什么樣的敘事視角對自我經驗、情緒情感和文化意識的表達來說事關重大,意味著敘述者的身份、權利、道德立場和美學意圖的確認?!罢f到底,敘事就是作者通過講故事的方式把人生經驗的本質和意義傳示給他人?!眀《王村》的敘事呈現出虛實相間、莊諧雜糅、邏輯錯亂、懸念倒置的總體特征,這與其敘事視角的選擇密切相關,這使小說的底色更為斑駁,肌理更為細密,象征意趣更為豐厚。

《王村》從表面上看是第一人稱敘事,“我”既是敘述人,又是參與故事的人物;是觀察者,又是一個被觀察者。然而,細究起來,由于文中“我”與“我弟弟”身份的混亂,以及“我弟弟是一只老鼠”的非人化處理,使小說在敘事視角上就像迷宮一樣設置了岔道和障礙。小說常出現這樣的敘述:“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喊他的名字他是不會理睬的,喊他的名字等于沒有喊,他只認我的名字,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薄拔业艿艿拿志褪俏业拿?,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薄拔揖褪俏业艿堋?、“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等等,讓讀者弄不清楚到底“我”是誰?“弟弟”又是誰?“我”到底有沒有弟弟?“我”到底是尋找自己?還是在尋找“弟弟”?“我”和“弟弟”到底是同一個人還是兩個不同的人?小說似乎又具有了第三人稱敘事的某種特點。如此一來,《王村》突破了慣常的敘事模式,采用雙主人公的設置,可以說視角是“我”與“我弟弟”,他們時分時合,有時形成繞口令式的迷徑,這就造成了小說敘事視角的不穩定性與多義性,象征在城鄉變遷中人們迷失了自己,想尋找自己又根本無法確定的荒誕。

這樣的敘事視角使小說出現了并存的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可調和的聲音或者表意手段,呈現出眾聲喧嘩的景象,傳達出更加多種多樣的信息。這樣的敘事策略,使小說具有了多重復義性,增加了《王村》的象征意蘊?!皳Q一個角度看世界的結果,便是打破了偏激與執迷,比較更容易看透人生的本質?!眂“敘事視點(敘述視角)不是作為一種傳遞情節給讀者的附屬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絕大多數現代敘事作品中,正是敘事視點創造了興趣、沖突、懸念乃至情節本身?!眃

從另一個角度看,《王村》的敘事視點人物是被拋棄的、邊緣化與異化了的角色。這種敘事視角具有無功利性或者說是前功利性,猶如過濾鏡一樣,將理性、邏輯、社會習俗等外在的東西都給過濾掉了。這樣的敘述視角把握和觀察世界不依賴科學知識,不遵循所謂的邏輯規范,依賴的是直覺、感覺和豐富的想象。這就使小說敘事表現出“自然”狀態,理性的道德說教在敘事范疇中被邊緣化,成人世界中的道德性價值判斷被突破,從而使小說呈現出生活原生態的情境。這就明顯區別于正常的成人把握世界的方式,使習慣了從觀念到觀念,習慣了抽象概括和推理的人們體驗到一種新鮮感與陌生感。用這種視角來觀照世界,“一方面使人的感覺更接近自然天性與潛意識本源,另一方面也使作品世界更趨感覺化與奇異化?!眅帶著成人經驗和判斷進入閱讀過程的讀者,會驚異地發現自身與“我”及“我弟弟”的巨大反差,從而引起人們對自身生存狀況與現實世界的思考,從而將作品的主題引向更深刻的層面?!斑@就在敘述者與讀者之間確立了某種張力,簡單的敘述者與復雜的隱含作者共同承擔著敘述責任,使敘事文本充滿了內在的張力,拓寬了敘事的空間,展現了一個更為復雜的生活世界與文學世界?!眆

一部成功的小說從來不會直接去表達作家的創作意圖,而是通過具體的形象來隱含作家對現實與歷史的一種經驗的認知與理解?!锻醮濉吠ㄟ^具有象征性的多重敘事視角的設置,來表達這種經驗的深度,從而能夠廣闊而深刻、真實而生動地反映社會生活,揭示社會矛盾。范小青曾說:“我的主觀色彩就是我的客觀呈現”,“回避直接說出自己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回避直接亮出自己的觀點到底是什么”。g《王村》的敘事視角更有利于隱喻作者的態度,就如“我弟弟”這一視角,在文本中幾乎是隱藏著的,他幾乎不會說話,但他最后不經意的一句“我的名字叫王村”,卻又石破天驚。這種象征敘事體現了作者對現實清醒的認識與深沉的批判。小說于無聲處發出了自己的吶喊,或許聲音還很微弱,卻也向世人昭示了某種變革社會的途徑,表現了作者省察歷史與現實的理性精神以及關注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憂患意識。

敘述對象與敘述者一樣,是敘事文本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小說文本通過二者才能建立起來?!锻醮濉返臄⑹鰧ο筘S富復雜、蘊藉深厚,具有某種象征與暗示性寄寓意義,透露出作者深刻的現實批判意圖。

小說是圍繞“我”丟弟弟與找弟弟展開的?!拔摇钡募彝ヒ驗槭艿桨炎约寒斪隼鲜蟮牡艿艿睦_與拖累,決定將弟弟遺棄,家庭會議決定由“我”來執行。然而在丟掉弟弟后,連一個名字都似乎沒有,總是與“我”相混淆的這位弟弟,卻一直困擾著或者說壓迫著“我”的道德底線與內在靈魂,在這種力量的促使下,“我”又與村、鄉、縣、市各類機構聯系,力圖找回自己的弟弟。在尋找過程中,小說人物張弛有度而又緊鑼密鼓地帶領我們到了省城的救助站、精神病院,偶遇在省城混社會的王大包,經歷了村里改選、辦企業和征地等事件。凡此種種,描繪了一幅寫照世道人心的鮮明圖景,撕開了當下生活中的種種暗角詭秘,諸如民政管理的混亂,身份證使用的隨意,離婚證的滑稽,現代信息傳播手段的便捷,鄉村助理的油滑等等。但這些并非敘事的重點所在,在敘事文本的漸次展開中,辦理大蒜廠的重重帷幕、拆遷的逼迫與土地流轉的各種交易到最后我歷盡艱辛找到弟弟時,那個叫王村的故鄉卻似乎找不到了的殘酷現實,最終就是讓讀者明白,“我”找弟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無隱喻的徒勞尋找。

《王村》中的“我”身上同時存在著理性、非理性,啟蒙、非啟蒙的精神特征,是不受世俗社會所歡迎,甚至被拋棄的受害者、見證者,是受到某種精神壓抑,具有一定反叛性的形象;是在金錢物質至上的浮躁社會中仍懷有惻隱之心與悲憫情懷的小知識分子形象。一般來說,在相對封閉落后的環境里,越是覺悟有思想的人,越是孤獨不被理解以至于孤立?!锻醮濉分小拔摇钡慕洑v就是這樣: “我”越是良心發現,越是堅持克服重重阻礙去尋找弟弟,周圍的人就越認為“我”有病,就越認為我就是“我弟弟”,越不值得理解和同情。當“我”多次發出自己的“吶喊”:“我不是我弟弟”、“我不是老鼠”時,周圍人們投過來的是懷疑、鄙視與嘲笑?!拔摇痹趯ふ业艿艿倪^程中,與包括自己父母兄弟在內的“大多數”形成一定的對比與對照,使小說文本呈現出一種分裂性,對立的因素相互碰撞、顛覆與消解,形成了反諷的結構,表現出了作者對現實的深刻懷疑和深度失望。這些在某種程度上象征著“夢醒了卻無路可走”的當代覺醒者的悲哀。

小說中的“我弟弟”是一個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很少正面出場,幾乎沒有說話,更沒有什么交流,隱隱約約,卻又與“我”如影隨形,具有深刻的象征意味??ǚ蚩ā蹲冃斡洝分械母窭锔郀柺巧眢w發生“變形”,那么“我弟弟”則是精神“變形”。弟弟消失了,就像格里高爾死去一樣,直到最后才回光返照式地出現了一下,而且出現得令人生疑。但“我弟弟”并不孤單,在江城救助站中,小說刻畫了幾個意味深長、充滿言外之意的病患形象,可以說是“我弟弟”的化身。如一個人在水龍頭下洗手,水龍頭沒有開,但他依然有板有眼地做著各種洗手動作,“我”覺得好笑,自以為是地跟他開玩笑說:“水很涼吧?!睕]想到專心洗手的他突然停下來瞪著眼罵道:“你他媽神經病啊,你沒有看見水龍頭沒開嗎?”;站里的兩個人在像模像樣地爭論其中一人寫的“小說”,“我”拿來一看是一個寫滿電話號碼的號碼本,正暗自嘲笑他們,隨意撥打上面的號碼時卻發現都是空號,也就是說上面所有像真人一樣的人名、貌似真電話一樣的號碼都是他虛構的,這一點還真和“小說”有幾分相似,一如某些自詡后現代的前衛小說實驗……,凡此種種?!拔摇痹诰戎居龅搅诵涡紊@樣的人,你無法預料他們此刻是否清醒理智,無法分辨他們究竟是真瘋還是裝瘋,它們的瘋癲充滿隱喻與象征。

小說敘事對象的荒誕與變形并不會無故憑空出現,其產生必然有社會現實的土壤,卡夫卡的《變形記》、魯迅的《狂人日記》都是如此?!拔摇眮G失了弟弟,“我”又去尋找弟弟,對此,作者自己曾指出,這樣“反復兜圈子所加強的印象,就是我們的現實,就是現實中無處不在的荒誕?!県或許,小說作者就是試圖通過某種荒誕性來達到某種批判目的。認為自己是一只老鼠的弟弟,基本不會說話,從來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的弟弟,在被千辛萬苦找到后卻發生了奇跡,他說:“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逼渲刑N含著深遠的象征寓意,既有“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的批判性暗示,也有在失敗的“悲哀”中透露出一抹希望的“亮色”的企圖。

《王村》的象征敘事豐富了小說的內涵,增強了小說的藝術表現力,產生了獨特的藝術效果。在表層結構上,作家用現實主義的方法準確入微地描寫了各色人物的話語、行為、心理與夢幻,表現了現實生活的狀況,在深層結構上,則通過象征敘事創設的荒誕性的情境氛圍,引領讀者走向對現實世界的哲學深思。

小說寫作既是一個語言事件,也是一個倫理事件,它在講述和虛構時,必然產生一種倫理后果。敘事倫理的根本,關涉一個作家的世界觀。好的作家,一定是一個有赤子情懷的靈魂敘事者。亨利·詹姆斯十分強調小說敘事中道德的統一性,他曾表明“每一個偉大的作家都有他的倫理核心”i?!锻醮濉返臄⑹聜惱怼安惶骄可杏X的一般法則和人的生活應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也不制造關于生命感覺敘事的理則,而是講述個人經歷的生命故事,通過個人經歷的敘事提出關于生命感覺的問題,營構具體的道德意識和倫理訴求?!眏這是“理性的道德法則”所無法說清的?!锻醮濉吠ㄟ^發生在鄉間大地上的“故事”,立足“生命的本真狀態”,書寫生命的自我“感覺”,從而建立起敘事的倫理向度。更具體地說,《王村》是一出揭示生存病相,叩問存在的生命倫理敘事。

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小說作品表現鄉村民間的并不鮮見,但像范小青這樣的描寫卻并不多見。如孫犁筆下的故鄉永遠是美麗的、純潔的,魯迅筆下的《故鄉》是“蕭索的、沒有一些活氣”的、不可能被拯救的。而范小青所關注的是城鄉變遷中的鄉土,它是那樣的卑微脆弱,那樣的荒誕不經,那樣的不堪一擊。小說勾勒出了一種向外輻射的網狀場景,真實、全面地描寫城鄉變遷中的鄉村世界?!锻醮濉芬元毺氐臄⑹聦⒅袊某青l變遷象征、隱喻與符號化,揭示人們的痛楚、掙扎與非我的狀況。在小說“尋找弟弟”的循環敘事中,承載了社會百態、城鄉巨變及現代人的身份焦慮與失落的鄉土情結。撲朔迷離的理性與瘋癲、姓名與身份的象征敘事背后,包含著作者對現代人存在狀況的智慧反思與溫情悲憫,直指現代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機。

《王村》的寫作根本是對人的生存之“根”,對人存在的叩問。作品運用象征手法建構了一個荒誕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無法弄清自己的身份,從而無法證明自己。小說從“我”帶弟弟看病開始,清醒與瘋癲、理性與非理性就相互交織,兩者糾纏不清、界限模糊,難以確證。我與“我弟弟”模糊難辨,小王村的王圖真瘋假瘋最終存疑,“我更是變得對一切心存懷疑”,“我”登記入住救助站的表格時,面臨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尷尬境地,這些都反應了深深的身份焦慮與對自我存在的迷茫。用范小青自己的話說:“這部長篇小說從頭到尾都彌漫貫穿了不確定因素,可以算是我的一個新嘗試。既是藝術創作上的嘗試,更是我作為作者,內心對歷史對時代對于等等一切的疑問和探索”。k

《王村》中的人物似乎都不那么正常,甚至是“有病”的人。在王家,從父母到兄妹,沒有人對親人的下落表示關心;在醫院,大夫分不清王全和弟弟誰是病人;在鄉民政局,助理員不能確定自己是否對找到鄉民負有責任;在救助站,科長認為“我”才是精神病患者,等等。他們游離于常態生活之外,以特別的方式生活著,自覺或不自覺地逃避社會、家庭、責任,盲目地折騰、失敗地反抗、無原則地忍受。他們有時也奮起反抗、掙扎。但這種反抗和掙扎,最終還是被無情地消解,以殘酷、荒誕或悖謬的失敗告終,讓人心灰意冷。小說深入到現代人生存的縫隙之中,以獨特的象征敘事對現代人的生存病相及其精神境遇進行深刻的探索,在藝術地呈現城鄉變遷中人們的孤獨、茫然、焦慮、空虛、荒誕的精神景觀的同時,叩問存在。小說用一種漫不經心的敘述讓一種頹廢的情緒在文本內外彌散開,宣泄出切膚的生存之痛和沉重的存在之思。

昆德拉稱小說是“關于存在的一種詩意思考”,“小說審視的不是現實,而是存在”。l《王村》未必是明確的存在主義的,但對人的存在的關注,即對“自我”的本質的探求,是超拔的。當今年代是一個物質化、消費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價值失落的時代?!皟r值的全面陷落造成了人的異化,種種異化導致了人的‘自我的分裂和喪失,于是,生存悖謬成了無處不在的東西,空虛、絕望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感受?!眒面對世界的荒謬性,小說家需要做的,就是呈現和揭示這種荒謬性,并引發人們的思考?!锻醮濉酚萌粘I顢⑹碌男问?,把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燈下,殘酷地顯示出荒謬、絕望的生存圖景,向存在發問,這樣的寫作姿態是獨特的?!爱斢拖M日益成為新的時代意志,誰還在關心存在?誰還在堅持揭發存在本身的疾???又有誰還在傾聽這些存在的私語以及作家對生活的抗議?”n《王村》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許就在于其對存在的關注,在日常生活敘事中,剖析人類靈魂內在的黑暗和疾病,揭示存在的沖突,追問存在的真相。這也是范小青創作這部小說所堅守的倫理立場?!锻醮濉逢P注的是普通大眾的存在與命運,它用靈魂說話,用生命發言,而不是以現實、人倫的尺度來制定精神規則。這種敘事倫理通過普通個體的生活際遇來關懷蕓蕓眾生的基本處境,沒有簡單的善惡評 判,也沒有單一的道德結論,小說重在書寫人性世界里的復雜感受,重在表現人類存在的深層處境。這也許就是象征敘事帶給讀者深度審美感悟的藝術魅力。

【注釋】

a[美]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b[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頁。

c莫言:《小說的氣味》,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頁。

d[美]華萊士·馬?。骸懂敶鷶⑹聦W》,吳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頁。

e許志英、丁帆:《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 (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8頁。

f姜春:《莫言小說的三種敘事策略》,《求索》2013年第9期。

g范小青:《我不忍心把人物推向極致》,《羊城晚報》2014年6月1日。

hk范小青:《尋找王村就是尋找我們丟失的自己》,《江南時報》2014年5月22日。

i[美]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亨利詹姆斯文論選》,朱雯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頁。

j劉小楓:《沉重的肉身——現代性倫理的敘事緯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l[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4頁。

m方志紅:《別一種靈魂敘事——戴來小說的敘事倫理》,《南都學壇》2014年第3期。

n謝有順:《為破敗的生活作證——陳希我小說的敘事倫理》,《小說評論》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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