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話：普通話與1950年代的群眾運動

從國語到普通話

“普通話”并非如人們慣常所想，到1949年之后才出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國語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候，“普通話”已然出現，并率先為師范教育采用為教學語言。1920年《江蘇省立第三師范附屬小學月刊》 （3-5期）記載，當年全校職員會議形成一個新的決議——要使用“普通話”：“春夏開學后全校職員根據第二百八十次職員會議決案發言一律用普通話但授課時間遇不得已仍略用土語雖不能十分正確而在兒童方面并無困難發生”。江蘇省立第三師范，校址在無錫，辦于1911年，官辦性質，1913年設立附小。全校職員決議要求授課一律“普通話”，只是在“不得已”時，方可“略用”方言，可謂領風氣之先。

使用“普通話”，是為了排除方言難懂的障礙，并不涉及書面表達。錢穆晚年曾回憶自1923年，他在第三師范學校任“國文科”老師的經歷。他說：“余應聘時，四年級國文教師為錢基博子泉……子泉提倡古文辭，負盛名?！昙墖慕處煘閰墙虿睗}若尤愛東坡。為人謙和，以詩人兼儒家風?！盿國文老師們均是古文名家，“普通話”只是對口音的要求，且并不強制。

如今所謂“普通話”，乃是一種依賴國家強力推廣的統一語，且既指統一的口語，也指統一的書面語，其政策源頭來自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教育部長張奚若發表《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的報告，這一報告成為教育部下發推廣普通話指示的理論依據。報告這樣描述“普通話”的來源：

方言以外，漢族人民有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的。這種語言早已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它的形成過程已經經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宋元以來的白話使白話取得了書面語言的地位。元代的《中原音韻》通過戲曲推廣了北京語音。明、清兩代，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官話”隨著政治的力量和白話文學的力量傳播到各地，幾百年來這種“官話”在人民中立下根基，逐漸形成現代全國人民所公認的“普通話”。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學作家拋棄了傳統的文言，一致采用“白話”寫作，學校教科書和報紙也開始采用白話，這樣就大大地發展了歷史上原有的北方“官話”。

報告指明，“普通話”源自歷史上已有的“官話”，它通過政治力量的推動，經口語與書面文學作品中的語言互動，最終成為統一語言，包括口語和書面語兩個部分。

這次會議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正式于1955年11月17日下發了《關于在中、小學和各級師范學校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廣普通話的全國性群眾運動隨之展開。

1949年后發生的推廣普通話運動，與民國時期推廣國語運動有許多高度近似的地方。這首先是因為“普通話”在發音與語法方面，與“國語”并沒有本質差別，并且這兩次推廣統一語運動有共同的歷史根源和現實需要。不管是民國時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語言學家和政治人物都認識到，統一語可以提升國家內部經濟和文化的統一，統一語也有助于提升國民對政治統一性的認同，并形成一種新文化。這種新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明確和強烈的未來感，而這種未來感幾乎是現代主義所特有的。周有光在《正確地認識普通話和方言的關系》中指出：

原來我們雖然在周代就有“雅言”，在元、明、清時代就通行“官話”，可是民族共同語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陂L期封建統治下，培養起強烈的地方主義和鄉土觀念，在鄉土觀念的維護下，“方言至上”的思想就得以散布?！@種“方言至上”的思想是保守的，落后的;在舊時代，它跟資本主義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和全國性市場的要求早就不能相容;在祖國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統一的今天，更和社會主義的工業生產、經濟交流、國防現代化、政治文化的發展完全不調和。會說普通話，是一種現代文化生活的本領。在公共場合用普通話說話，應當受到尊重。b

周有光此處從經濟（工業生產、統一市場和商業貿易）、政治（國防現代化和政治上的高度統一）和文化（與地方主義和鄉土主義相反的統一文化）三個方面論證推廣普通話的必要性。這種觀點中包含的強烈的現代主義取向，正如英國學者蓋爾納在論述工業社會的主要特點時所說：

識字的普及，計算、技術和各種奇技經巧所達到的高水平，是它發揮功能的必要條件之一。它的成員是而且必須使流動的，時刻準備從一項活動轉到另一項活動，必須接受使他們能夠遵循新的活動或者職業說明書和指令書的一般性教育，在工作中，他們必須不斷地與許許多多以前大都沒有接觸過的人進行交流，因此和這些人的交流必須直截了當，而不是依賴某種語境。他們還必須能夠通過使用不帶個人感情的、不依賴于語境的、就事論事的書面語信息進行交流。因此這些交流必須使用共通的、標準的語言媒介和書寫體。c

把國語運動和推廣普通話運動放置在全球現代化的背景下看，它們與西方在工業化時期推廣統一語的動力是高度一致的。

現代主義者主導了推廣統一語運動的進程之后，重新書寫了語言的歷史（從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到上引周有光文章），統一語的歷史地位和現實作用變得空前重要，最終正如周有光論述的那樣，統一語成了現代國家的支柱之一。

但國語運動與推廣普通話運動之間明顯的歷史繼承關系，卻不能掩蓋兩者的不同。儒家傳統認為，名實相符是政治的首要問題d，這種觀點對中國政治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正如“國語”取“官話”而代之，包含著一種嶄新的政治意識e（參見本人的博士論文《“北京官話”與書面語的近代變遷》第八章），到了1949年之后，政府選擇以“普通話”取代“國語”，顯然也另有深意在其中。

王力說：

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在封建社會里，做官的人的確是說這種話，用這種話去嚇唬人民。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就說這種話是屬于官的。我們應該說：任何地方的話都是屬于人民的;做官的老爺們絕對沒有能力創造出一種“官話”來?，F在事實證明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的政權下，官老爺早已消滅了，而被稱為“官話”的北京話仍舊存在?？梢娺@種話決不是“官話”，而是人民的話。f

換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推廣統一語不但有促進交流和維持國家統一認同的一般使命，還有一種新任務，也即幫助統一語的學習者和使用者確認政治身份，促進其政治認同。如此一來，賦予統一語新的價值體系和名稱標識就很有必要。語言學家重要的工作就是闡明這個新價值——用當時流行的政治標準來看，王力不僅是為推廣“普通話”找到了歷史依據，也為推廣普通話找到了其階級根源。

“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

語言問題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問題，與列寧有很大關系?！对趺崔k》里提到革命者進行宣傳鼓動時，應該注重口語，并使用聽眾熟悉的語言。俄國革命爆發時，俄國是個農業國，文盲率超過90%，盡管經歷了1905年的土地改革，莊園經濟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廣袤的國土也限制了流動性。蘇聯成立后，掃盲運動卓有成效，到二戰爆發前，經過20余年的努力，文盲率已經降至30%以下（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第145-166頁）。這個成績十分驚人。掃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讓不識字的人能讀報，可以參加政治活動，最終成為社會主義事業自覺的建設者。這意味著通過推廣新的語言，就可以創造新的人民。

中共與世界語運動、大眾語運動、拉丁化運動均有密切聯系。中共早期歷史上，掃盲班往往是開展農運、工運和婦女運動的途徑。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中共執政之后。

正如蘇聯的例子所昭示的，掃盲絕不僅僅是文化教育。1943年，中共在山東省莒南縣金溝官莊建立了一個識字班，1946年12月24日，這里成立了山東第一個團支部。通過掃盲學習，學員認識到“現在的所以能翻身，全靠了共產黨。她們對將來的日子，抱著很大的希望。無論那個婦女，都要求徹底的解放，要求經濟獨立，家庭民主，婚姻自主了”g。識字班里一個叫紀維臻的學員經過識字培訓后認識到：“就是撈不到干部做，到工廠里做名女工，都比在家受用?！県“識字班的本身是帶有婦女解放的政治性質的，上識字班不但識字，還是婦女擺脫家庭束縛的第一步?！眎

1949年之后，中共很快明確，語言改革要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1951年，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發表在6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這篇社論的標題極其醒目，不但把語言與祖國緊密聯系起來，還對語言的形態做了擬人化的描述，并使用了“斗爭”這一帶有強烈軍事色彩的詞語，暗示了“正確”、“純潔”和“健康”的語言與錯誤、不潔和不健康的語言，恰如戰場上的敵我關系。對新語言政策而言，也有必要像戰爭中那樣動員群眾，發動一切力量去推行。

語言領域的戰爭武器是語言學家提供的。這篇社論刊出后，《人民日報》開始連載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但至關重要的仍然是把人們組織起來，賦予其目標，促使他們認同語言政策的價值。

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召開，會議決定大力推廣普通話。1956年2月6日，國家頒布《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明確指出，“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也是社會斗爭和發展的工具。目前，漢語正在為我國人民所進行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學好漢語，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眏各地紛紛按照“指示”在各自領域內完成推廣普通話任務。從1956年秋季開始，除了少數民族地區，全國中小學語文課一律開始以普通話教學。k

由于中國各地方言繁衍復雜，自成傳統，樹立以北京音為基礎的普通話發音標準就非常重要。前文已述，這是教育部長張奚若在第一次文字改革工作會議上報告的內容之一。統一語的標準如此重要，正如美國社會語言學家菲什曼（Joshua A. Fishman）對國家標準語的定義所說：“一個語言里的標準型往往代表了整個國家，也就代表了政府、教育及文化的最高機構。這種語型往往是‘民族使命、榮耀、歷史、獨特性之所在，而且是用來聯合原本與這象征性語區沒有關系的個人的?！眑

張奚若明確指出，推廣普通話是一項政治任務。他解釋說：

我們現在要大力推廣普通話，這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械耐静涣私猓赫f話這件事跟政治又有什么關系呢？我們認為：不只有關系，而且有很大的關系。這里因為語言不僅是人們交際的工具，而且是社會斗爭和社會發展的工具。一個民族有了民族共同語，就容易促進經濟的發展，加強人民的團結，而且還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茝V普通話就是要解決方言分歧的問題，它是有利于建設的，是直接服務于政治的。因此它是一件大事，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m

政策推廣力度達到了空前地步。一篇以相聲方式介紹普通話政策的手冊中說：

自從政府發出推行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的號召后，報紙雜志大力宣傳，各級領導都很重視，人人學說普通話，形成了一個學習的熱潮：學校里教課說普通話，接洽工作說普通話，作報告說普通話，電臺廣播說普通話，話劇團演戲說普通話，就連你我說相聲也得說普通話。n

推廣普通話運動包含了語言政策的一般目標：提升國家內部經濟和文化的統一，促進國民對政治統一性的認同，普及現代主義價值觀，并將政治意識暗藏其中。以1950年出版的《（機關職工業余學校）國語課本》o為例，科技知識（第三冊第六課“水” 第七課“蒸汽的力量大” 第八課“人利用蒸汽”等）、衛生常識（第三冊第三十一棵“疥瘡” 第三十二課“霍亂和痢疾” 第三十三課“肺病”等）和意識形態教育（第三冊第四十四課 “擁護人民政府” 第四十五課“萬歲??！毛澤東” 第四十六課“中華，你是我們的家”）等等，均被包括在課文之中。

新語言讀本同時也是政治宣傳材料。1957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漢語拼音課本》 （首印5萬冊），其中“讀物”課中內容有：“我們都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薄爸袊伯a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部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接機組織的最高形式。它的目的是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這一時期推廣普通話的讀物，無一例外都緊跟當時政治形勢，以致形成一種特殊的標語口號式的語言風格。浙江省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在1958年編出《漢語拼音課本》 （此書在一年后就加印接近10萬冊），其中頗多“豪語”（書中說法，指一種口號），如“塘底當戰場，鋤頭當刀槍，在積肥戰線上，打一個漂亮仗”。

和浙江一樣，當時各省教育廳推廣普通話辦公室也都編寫了地方性教材。河南教育廳推廣普通話辦公室1959年編輯出版了“注音讀物叢書”，主要是宣傳剛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在其中一本《人民公社不靠天》 （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64開，28頁，首印3088本）中，所有文章都圍繞當時的全國抗旱運動，鼓吹“人定勝天”的思想。如第一篇《人民公社不靠天》“大軍激戰在河邊，競賽歌聲震破天。命令河水跟我走，人民公社不靠天?！保ㄖx上英，選自《河南日報》1959年8月16日）

通過這些普通話教材，國家意識形態傳播到全國。安德森談到現代印刷語言在共同體認同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時說：

形象單是通過印刷和紙張，他們卻能夠達到互相理解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意識到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人們生活在他們的特定的語言場（Language-field）中，同時也只有這幾十萬或者幾百萬的人屬于這一語言場。這些通過印刷品聯結在一起的讀者群，在他們世俗的、特定的、明顯的不可見的相互關系中，形成了想象的民族共同體的萌芽。p

普通話和為推廣普通話而印刷發行的各類教材，顯然正是為了營造這樣一個語言場，國家不但為這個語言場提供了“正確”、“純潔”和“健康”的語言范例，更促使人們通過學習這種語言，形成了對掌握著語言標準的國家的認同。

觀摩會

不到三年，檢驗成果的時刻到了。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于1958年7月25日在北京舉行，歷時一周。除新疆外，各省都派出代表參加，共計141人，包括中小學生、教師、華僑和少數民族代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副總理陳毅接見了觀摩會代表。觀摩會兼具儀式和表演性質，與當時農村、工廠和軍隊為選拔模范人物而進行的生產競賽和軍事競賽活動非常類似，但就其流程而言，則是嚴密控制、精心布置和精確掌控的國家政治。

觀摩會之前，中央通過紅頭文件向全國各地下發指示，由各地方根據文件指示選好人員再上報審核，最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中心——北京正式競賽，以求垂范全國。觀摩會的“成果”和整個過程中的先進人物及其事跡，形成總結報告、文件或專著，再次下發各地，供地方依據這些書面材料開展下一步工作。除“文革”期間中斷之外，全國普通話教學觀摩會一直舉辦到1980年代。

和1958年火熱的工農業生產競賽類似，第一屆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上，各地代表團紛紛表決心，有的說“保證半年內學會普通話，一年內學好普通話”，有的提出“三天熟悉五天會，一周拼寫真干脆”，有的表示盡快學會“‘十一向黨獻禮”，有的提出“苦戰四個月，改變方言面貌”，還有“苦戰五十晝夜，人人能說普通話”。q

會前下發的通知中提出：“選派教師和學生代表時，應當注意政治純潔和品德好的?！眗觀摩會評比時，對選手表現首先考慮其“政治思想性如何”，其次才是“語法、修辭是否合乎規范”，“條理是否清楚”s。觀摩會后總結出推廣普通話的主要經驗是，“一定要政治掛帥，領導重視?！眛大會最后形成一個表決心式的倡議書（盡管與工業部門“三年超過英國，五年超過美國”的豪言壯語相比，這個表態并不引人注目）：“要以革命干勁，爭取在三年內使全國青、少和壯年都學會拼音字母并能廣泛運用普通話?！?u

這屆觀摩會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福建省大田縣吳山鄉的社員陳進四。她匯報說，解放初期，北方干部在福建工作時，農民聽不懂干部講話。土改的時候，全鄉只有一個地主的兒子能聽懂普通話，鄉里就讓他給老百姓當翻譯?？蓻]想到，“他把群眾的好話翻成了壞話，把政府的政策由白說成了黑。結果，土改時農民們吃了大虧。好久以后，大家才回過味兒來。學會普通話，對于吳山鄉的村民們，太重要了?！眝

這種將語言政策的必要性與階級斗爭的嚴重性聯系在一起的內容，顯然非常受歡迎。陳進四的發言得到了高度評價。在此后50年中，她一直是推廣普通話運動和掃盲運動的標志性人物。w

值得一提的是，陳進四作為先進人物并非始于這次觀摩會。早在1956年，也即觀摩會之前兩年，福建就開始把陳進四作為學習文化的農民先進典型進行宣傳。福建人民出版社還專門出版了連環畫《陳進四學文化》。但福建省選中陳進四赴北京參加第一屆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時，陳進四并不會說普通話。她之所以能在觀摩會上以普通話發言，是到北京后再突擊學習的結果。x換言之，通過全國性的觀摩會，制造一個全國性的學習普通話典型（毫不意外，陳進四來自一個以方言難解著稱的地區）或曰模范人物，是中央和地方共同的需要。

推廣普通話運動具有多重目標。沒有其他場合比全國性的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大會更能彰顯這種目標及其實現的路徑。陳進四的發言內容，已經把學習普通話的重要性提高到了最高程度，因為如果不學好普通話，不能理解來自北方的中央政府的政策，階級斗爭就有失敗的可能。她的親身經歷說明，和工農業一樣，推廣普通話也可以通過制定超高目標，再動員群眾，以突擊的方式實施。最后，觀摩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就提供了一種可能，使推廣普通話運動能始終與最流行的政治主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隨時更新和升級話語的風格和內容。

1959年8月，在上海舉辦了第二次全國普通話話教學成績觀摩會，陳進四作為“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發表了《學習漢語拼音和在吳山大隊推廣漢語拼音的一些體會》。她沒有重述一年前那個關于土改和階級斗爭的故事，而是賦予了演講全新的主題，以呼應當時壓倒性的政治和社會氣氛：

我們把所培養的骨干分配到各個食堂，黨委并召開群眾大會，在會上提出“跨過大黃河，學習北京音，漢語拼音大突擊，誓在年底創奇跡”的戰斗口號，并動員廣大群眾乘東風，駕火箭，鼓干勁，大力學習漢語拼音。接著隊隊展開寫大字報，送決心書，有的決心書寫著：“世間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愿吃兩夜苦，造成萬年福?！辈繉W習班決心書上寫著： “要以少睡不休息的精神，苦戰十晝夜、攻下拼音字母關，在群眾中樹立良好的學習榜樣?！眣

隨著全國性的觀摩會按期舉行，地方也開始組織各種活動，來推廣普通話。1959年12月，山西省召開了推行注音掃盲和推廣普通話萬榮現場會議。當年，山西省萬榮縣在街頭巷口都設有“認字崗”和“測驗站”考核路人，以此督促人們學習漢語拼音。這種做法的靈感顯然來自抗戰和內戰時期中共根據地“查路條”的歷史。受邀參加會議的福建、江蘇、安徽等十四省代表發表了《我們的收獲》，其中提到萬榮縣人委門前的一副對聯“政治掛帥是一切工作的靈魂，群眾運動乃萬事成功的動力”z也是萬榮會議上，掃盲運動中有很多標語口號被記錄下來，保留至今。這些口號如“四跟四走”、“兩地下”、“兩分散”、“文字大包圍”@7，高度概括，和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有著完全一致的風格。

與在漢族地區推廣普通話相比，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普通話，目標和方式都有其特殊性。要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漢語統一語，又不違反民族平等的原則，需要經過一種轉換，也即把語言問題轉換成政治問題，才能兼容推廣普通話和民族平等的雙重目標。在1955年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少數民族代表苗族教師吳滌平說：“這種話應當成為漢民族的共同語言，將來回到自己的家鄉——遼遠的祖國邊疆上工作的時候，一打開收音機就能聽到這種話的聲音，也就會聯想到祖國的心臟——北京和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盄8換言之，普通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是毛主席使用的語言。毛主席的政治權威可以保證普通話是超越民族和語言藩籬的。

【注釋】

1.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年版，第43頁。

2.集體編寫《普通話常識》，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頁。

3.[英]厄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韓紅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頁。

4.見《論語·子路》。

5.參見武春野《“北京官話“與漢語的近代變遷》第八章，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6.王力：《談談學習普通話》，原載《時事手冊》1956年第6期。

7.白桃等《從一個村看解放區的文化建設》，香港新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48頁。

8.白桃等《從一個村看解放區的文化建設》，香港新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52頁。

9.白桃等《從一個村看解放區的文化建設》，香港新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51頁。

10.轉引自文字改革出版社編《普通話論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1頁。

11.這個過程顯然十分艱難，并且遲遲未能達到目標。就我的親身經歷而言，遲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我所在的中小學里，語文課老師仍然以方言教學。只是在少數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改說不標準的普通話。

12.Joshua A. Fishman：《語言社會學》，黃希敏譯，臺灣巨流圖書公司1991年版，第28頁。

13.轉引自文字改革出版社編《普通話論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9頁。

14.韓子康、丹青、許繼武：《學說普通話》，武漢群益堂出版1956年版，第8頁。

15.上海各機關干部學習委員會編《（機關職工業余學校）國語課本》，新華書店華東分店，1950年，此時“普通話”還與“國語”混用。

1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吳睿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7頁。

17.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文件資料匯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第2-3頁。

18.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文件資料匯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第17頁。

19.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文件資料匯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第19頁。

20.杜松壽：《關于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的問答》，《文字改革半月刊》1958年第9期。

21.《光明日報》 《文字改革》雙周刊115號。

22.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秘書處編《第一屆全國普通話教學成績觀摩會文件資料匯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版，第60-61頁。

23.2006年，福建的媒體統計她8次晉京參加全國性大會或表彰會，5次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接見。兩度被團中央授予掃盲獎章，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文教系統先進工作者等殊榮。見《福建日報》2006年9月27日。

24.半個多世紀之后，陳進四回憶了這段往事：“其實那時候她還不怎么會說普通話。到了北京，吳玉章專門派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杜松壽教她學拼音。很快，她就掌握了?；氐絽巧?，她用漢語拼音拼字音，普通話提高很快?！币婞S加佳《50年前的〈漢語拼音方案〉制訂始末》，《北京日報》2008年4月22日。

25.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研究推廣處編《第二次全國普通話話教學成績觀摩會資料選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版，第89頁。

26.文字改革出版社編《山西省推行注音字母掃盲和推廣普通話萬榮現場會議資料匯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版，第251頁。

27.文字改革出版社編《山西省推行注音字母掃盲和推廣普通話萬榮現場會議資料匯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版，第251頁。

28.吳滌平：《漢語規范化，是少數民族人民所最關心的問題——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發言》，轉引自文字改革出版社編《普通話論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