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開放倒逼改革”：中國近代經濟思想溯源

內容摘要 近代經濟思想家把“師夷”與“變法”緊密聯系，初步形成了較為清晰的改革與開放的辯證關系。從中國經濟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我國近代關于“以開放倒逼改革”經濟思想的內涵、主要特征和目標演進，可以為新一輪對外開放提供理論支撐與現實借鑒：“以開放倒逼改革”需要一個良好穩定的環境；開放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持續的作用；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釋放市場活力。

關 鍵 詞 以開放倒逼改革 近代經濟思想 倒逼式 建構式 并列式

作 者 趙玉蓉，上海社會科學院博士生。（上海 200041）

“以開放倒逼改革”可謂是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性創造。從建設經濟特區、開發開放浦東新區、加入世貿組織到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經歷了四次“以開放倒逼改革”式的發展。然而現有“以開放倒逼改革”的相關研究偏重于應用型研究，著眼于闡述和思考國際貿易、金融體系和跨國公司發展等開放型經濟發展對改革的推動作用，缺少思想層面的研究與歷史觀照，且在關于改革與開放的經濟思想研究中，鮮有“以開放倒逼改革”的專題性研究等。本文希望另辟蹊徑，通過回顧中國近代有關“以開放倒逼改革”經濟思想的深化演進，為新一輪對外開放提供經濟思想的理論支撐與現實推進的借鑒。

近代經濟思想中改革與開放的辯證關系

在近代經濟思想中，殘酷的現實使經濟思想家們產生強烈危機感。不同于古代的內部式變法，近代經濟思想家開始以開放的思維，把“師夷”與“變法”緊密聯系，賦予改革新的內涵。從魏源的《海國圖志》、洪仁玕的《資政新篇》、馬建忠和薛福成的改革思想，到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嚴復的改革變法、譚嗣同的變法維新，再到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不僅蘊含著許多先進的有關對外開放和改革的思想，也初步形成了較為清晰的改革與開放的辯證關系。

1.倒逼式：以開放的外部壓力促進內部改革，鞏固政權。這部分經濟思想認為，改革沒有自身內部的動力，需要通過對外開放形成一種外部推動力、倒逼壓力，使官僚體制和舊習得以清正，使政權得以鞏固。魏源的對外開放思想與其改革思想密切相連，他認為“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1]，治理當世必須依據形勢變化采取新措施。而當時的官僚集團昏庸自私，毫無理想，“除富貴而外，不知國計民生為何事，除私黨而外，不知人才為何物，所陳諸上者，無非膚瑣不急之談，紛飾潤色之事……”[2]

只能寄希望于對外開放，通過引進西方技術提升國家軍事力量，通過改革來保證政權的穩固。同樣深刻認識封建舊習實質的還有嚴復，他指出封建勢力之所以反對變法的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撓，“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為中為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曰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益愈益眾，一朝而云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爾乃構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為難矣。是故其法彌敝，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3]，“此變法之所以難，而維新之所以多流血也”[4]。

2.建構式：主張以開放引進西方制度體系，建構國內新的經濟社會制度。這部分經濟思想認為，通過編寫綱領、計劃以建構起全新的經濟社會制度，融合了改革與開放相互促進的思想。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指出，英國由于“法善”而成為“最強之邦”，美國“禮義富足，以其為最”，太平天國必須“立法為準”、“教法兼行”，學習西方富強之國的“邦法”、“技藝”，“興寶藏”、“興車馬之利”、“興舟楫之利”，并提出各種社會經濟改革主張。鄭觀應通過對日本的經驗研究，主張學習歐洲的政治經濟體制，他認為“考日本效法泰西，從本源上講求，重教育，設公塾，立憲法，興實學，士農工商均有專門之學，人才日出，技藝日精，上下相顧，情如一體”[5]?？涤袨檎J為，中國變法的目的是“再立堂構”，通過改制立法建立一個憲政制度，堅持主張“全變則強，小變則亡”，要對科技、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進行變革。他在戊戌變法中提出了相當完整的改革綱領，包括“鈔法”、“鐵路”、“機器輪船”、“開礦”、“鑄銀”、“郵政”六項富國主張和“務農”、“勸工”、“惠商”、“恤窮”四項養民主張。譚嗣同則以更激進的方式主張“盡變西法”，“鐵路、輪船、錢幣、槍炮與夫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諸大政，固無一步應規仿西法”[6]，他堅信，采用西方式政體中國貧窮衰弱局面即可根本改變，“一旦銜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7]。孫中山提出“廢除專制，創造共和”的口號，并以《實業計劃》一書，具體而完整地闡述了他關于修建大海港、修建鐵路網、整修通航水道、修造公路網、建立農業基地、開采礦藏建設等宏偉計劃。

3.并列式：以開放爭取和平外部環境，以改革增強國家實力。這部分經濟思想主要傾向于開放和改革同步并進，兩者并駕齊驅服務于兩種不同的目標，認為改革旨在增強國力，開放旨在維護與他國關系，爭取和平外部環境。李鴻章的“變法自強”是洋務運動的旗號，認為使國家自強的唯一辦法和途徑就是“變法”，“外須和戎，內須變法”，對外“力保和局”，爭取一個和平外部環境，贏得變法自強的時間；對內大辦洋務，使中國早日進入世界強國之列。1871年他給丁日昌的信中說，“自強之策，當及早變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8]。面對危機和困局，李鴻章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等措施，興辦新式民用工業、引進和仿造“制器之器”，真正把師夷長技付諸實踐，取得現實成效。

上述關于開放與改革辯證關系的三種模式各有特點：倒逼式的經濟思想，把開放作為一種外部壓力推進改革，希望通過開放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引進西方的資金人才，建立與國外常態化的通商關系，從而沖擊改變國內官僚體制腐化墮落的局面。建構式的經濟思想，把改革置于一個較為宏大的改革或變法革新基礎上，設定完整的發展藍圖，試圖放棄中國既有的政治體制而全盤學習西方的政治架構和體制，但是缺乏現實支撐，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代背景下難以得到推進。并列式的經濟思想，把開放與改革列為兩種路徑，開放僅一味朝著提高軍事能力的方向，未能注意到開放與改革之間形成的整體合力，與體制改革的相關性不強?？傮w而言，開放與改革辯證關系的三種模式并沒有清晰的界限，基本都意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并希望通過開放來實現國家的強盛。

近代“以開放倒逼改革”經濟思想的主要內涵

主張開放倒逼改革的“倒逼式”經濟思想，其實已經認識到了開放與改革的必然聯系，并且把開放對改革的促進作用理解得較為透徹。

1.承認本國落后，以中西方發展“落差”作為動力。區別于古代“炫耀式”的對外開放，近代思想家有了對外開放的主動性，認識到與西方國家在技術和管理經驗等方面的落差，以此鞭策國家主動學習西方，融入世界發展大勢。林則徐意識到中國軍艦、槍炮的落后，提出“制炮必求其利，造艦必求極堅”[9]“開眼看世界”的先進理念。在林則徐的影響下，魏源力主對外開放，通過《海國圖志》介紹了世界各國的風俗人情、科學文化、經濟制度等，使國人轉變觀念，涌起了解外部世界的思潮。魏源極力鼓吹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訴之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才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羸，令不行于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而唯亟人才，不憂不逞志于四夷，而憂不逞志于四境。官無不材，則國楨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10]。內政改革不進行，對外開放則不能有效實現。之后，薛福成稱“當此萬國相通之世”[11]、陳熾稱泰西諸國“挾其新器新發，長驅以入中國，中國弗能禁也”[12]，康有為痛心于閉關自守使清政府被欺壓賠款，認為“非日本之勝我也，乃吾閉關之自敗”， “方今萬國交通，政俗學藝，日月互校，優勝劣敗，淘汰隨之”[13]，中國必須變法革新，“泯中西之界限，化新舊之門戶”[14]，與世界開放潮流融為一體……這些均表明近代思想家對世界相通、各國緊密聯系、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關注。

2.摒棄閉關鎖國，以自由貿易為起點開啟對外往來。在中國近代重商思潮形成和流行的過程中，不乏有許多對自由經濟、自由貿易的推崇者。林則徐批判了把有限的中外貿易視為對“蠻夷”的恩賜、把斷絕通商作為對“蠻夷”的懲罰的傳統思想，認為西方各國以貿易立國，中國與之維持友好通商關系必然且互利。魏源把對外貿易看作師夷長技的途徑，主張開展正常的對外貿易，“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藥愿售者聽，不惟以貨易貨，而且以貨易船、易火器，準以艘械火藥抵茶葉湖絲之稅”[15]。洪仁玕主張實行通商政策，認為閉關自守只能造成“全體閉塞，血脈不通”[16]。王韜稱，“貿易之道廣矣哉，通有無，權緩急，征貴賤，辨遠近，其利至于無窮”[17]。嚴復的自由經濟思想較為完整，他批評當時的閉關鎖國政策，認為“不知使貨出于地而莫與之通，雖國家籌甚巨之款，以備車牛借子種置屋廬于民，民今為之，不二三稔，其委而去之，又自若也”[18]。他翻譯亞當·斯密著作《原富》，認為英國之所以能在國際經濟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則守自由商政（自由貿易）之效也”[19]，中國的重商主義“保商權，塞漏厄之說，無所是而全非”[20]。譚嗣同宣稱“仁以通為第一義”，把“通”分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內外通、人我通，其中，中外通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求國與國之間開展貿易，“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故利，主尤利也”[21]。梁啟超指出，“通商者，天地自然之理，人所藉以自存也”[22]。

3.引進外資外才，以對外開放實現強國目的。晚清思想家的覺醒，使“睜眼看世界”的對外開放不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更提升至制度、思想層面，把學習西方及趕超戰略融于對西方技術、人才、資金、理念、制度的全方位借鑒運用。魏源極力主張通過學習西方技術增強軍事力量，“欲制夷患，必籌夷情”[23]，認為“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24]，建議設廠制造，“請與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聘請法國、美國各來頭目一二人，分別帶來工匠，在廠內幫助中國制造船炮。同時選廣東、福建“巧匠精兵以習之，工匠習其鑄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25]。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批評洋務運動，認為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于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26]，中國只有學習西方的資本主義方式，才能振興實業、發展經濟，“今欲急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利用外資，利用外人，皆急求發達我國之故，不得不然者”[27]。

近代“以開放倒逼改革”經濟思想的目標演進

近代關于改革、對外開放的經濟思想，其方式路徑各有不同，但其最終目標終是強國、富國以及富民。

1.強國。近代最初的經濟思想主要是希望通過對外開放，追求軍事力量的強國。如魏源指出西方之所以強盛是因為其強大的商業支撐軍事發展，“故自昔惟意大利亞足以綱紀西洋，自意大里（意大利）裂為數國，教雖存而富強不競，于是佛郎機（法蘭西）英吉利代興。而英吉利尤熾，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行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島夷?！痹鴩岢觥皫熞闹且栽炫谥拼盵28]，并強調購買“制器之器”，“究不明夫用器與利器之所以然”[29]。左宗棠則把造船作為中國“自強要著”[30]，認為“西洋各國恃其船炮，橫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無，不得不師其長技以制之”[31]。李鴻章強調“變法自強”，大力開展洋務運動，建立北洋海軍，把變法自強付諸實踐。

2.富國。從強國到富國的演進，涵蓋更多的是從經濟思想的角度，追求國家產業的發展，實現生產方式的根本改變和國家的富裕。19世紀70年代后，李鴻章又提出“富強相因”論，主張國家的富和強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王韜把興利放在首要位置，提出“中國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為富強，特當軸者不能自握利權，自浚利源，而亟為之興利焉耳”[32]，“商為國本”，希望通過對外通商實現國家的經濟發展。馬建忠宣稱“治國以富強為本，而求強以致富為先”[33]。鄭觀應敏銳地覺察出西方列強的強大在于“兵戰”和“商戰”，而商戰更為重要，“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國家不惜巨資備加保護商務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為國拓土開疆也”[34]。梁啟超提出以工立國主張，強調實行大工業改造，中國經濟的發展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3.富民。在近代以富國強國為使命的主張下，能夠從富民角度來思考變法維新的思想并不多見，但在其中也不乏一些強國與富民相結合的經濟思想。李鴻章提出過“富在民生”，“古今國勢，必先富而后強，尤必富在民生，而國本乃可益固”[35]。馮桂芬把開礦作為裕國的一項重要措施，主張在經營方式上，允許并鼓勵私人開采以藏富于民，“開礦非利其稅，即經費之外，全以予民，不失為藏富之道”[36]。薛福成指出，西方國家的工廠每家“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37]，中國要解決人滿而貧的問題，也只有建立機器工業。而孫中山則站在民主民生的立場上，要求對外開放、振興中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38]，“民生主義是以養民為目的”[39]。

近代以開放倒逼改革的經濟思想，無論是強國、富國或是富民的目標，都是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希望通過國家的強盛來維護國家的利益，以富國強國的實力來增進民眾的整體福祉，在他們看來，養民問題將會自然而然地在富國進程中得到解決。是故，最為典型的整體主義思路正如孫中山所說，“準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即為國有；國為民國，國有何異于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利，舉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40]。

“以開放倒逼改革”之于當下改革開放的啟示

近代的對外開放與改革之間始終處于一種持續的緊張關系，開放的外部條件有了改變，內部經濟體制卻沒有及時變遷，使得開放與經濟改革在很多方面不能保持步調的匹配，在沒有適度體制變革的支撐下，開放未能促使經濟發展產生可持續的內生動力。

1.“以開放倒逼改革”需要一個良好穩定的環境。近代有關“以開放倒逼改革”的思潮都是在連續不斷的戰爭沖擊下而形成，這就使得這些思想有局限性：一是缺乏長期發展思路。在接連不斷的戰爭狀態下，各類經濟思想的主張都是在共同抗敵的應急情況下產生，有強國、富國共同愿望，但偏重于進行整體性防御安全，缺少對經濟如何發展的長期考量。二是缺少制度延續性。接連不斷的政權交疊使得制度延續性缺乏，即使戰爭后實現了革命成功、政權轉變的目的，其最終結果也是不可預期的。在不能確保獲得長期利益的狀態下，官僚資本、民間資本、民族企業家的行為都是短期行為。三是經濟社會平衡被打破。當外資在近代大量輸入中國時，“最少數之極富階級，全屬外國人，而吾國民則屬于最大多數之極貧階級”。外商控制市場，中國“既無商會，不能相聯”，而“西商厘窺而情實，陰持短長，任意漲落，故延時日以老我師”[41]，各類利益集團、企業、行業協會的博弈規則被強勢改變。

2.開放只有通過改革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持續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增長的根本在于制度變遷，若把改革或變法維新稱為制度變遷，則對外開放是一種外部變量。當對外開放與國內制度安排、制度變遷達成某種程度的倒逼、促進關系，并建立或健全與對外開放相配套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就能打破國內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競爭機制和利益格局，促進制度變革，實現經濟增長。如果僅僅實行對外開放而不對國家體制作出相應改革，經濟增長則是未知數。日本明治維新后經濟的快速增長與中國清政府的戊戌變法形成鮮明對比，最主要的區別在于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在開放條件下銳意改革，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方法，打破僵化體制，實現維新改革，使日本迅速成為亞洲強國。相比而言，中國近代的改革斷斷續續，清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政策，但是沒有制度變遷上的支撐，對經濟有所沖擊卻無長遠效應。

3.改革成功的關鍵在于釋放市場活力。近代“以開放倒逼改革”的主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政府始終是主角，各類企業和企業家的作用未能凸顯，制度變遷的方向只是政府形塑的管制方向，對于發揮個體和經濟組織的激勵性不強，沒有釋放市場的活力。梁啟超指出，“我國方今為列強競爭之目的物，終已不克閉關自守，而有安能人自為戰？故所望于強有力之政府者，對內所關猶小，而對外所關乃巨也”。在此判斷基礎上，近代經濟思想家大多主張國家干涉主義，“干涉論者，以國家主義為其基礎者也”，“然以今后大勢之所趨，則干涉論必占最后之全勝，蓋無疑矣”[42]！洋務運動后興起的工業發展多以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為主，商業行會與政府官員之間利益共容，壓榨了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空間，導致市場活力難以被激發。

以史為鏡，我國在1978年堅定地選擇對外開放、融入開放的世界，堅持和平發展兩大主題，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合作，通過引進技術與引進外資產生“溢出效應”，激發市場活力，倒逼相應體制機制的改革，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制度變遷之路。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要借鑒近代“以開放倒逼改革”的經驗教訓，正確把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用開放形成倒逼機制，用開放促進新一輪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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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