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史現狀及紅學流派批評史的新建構*

趙建忠

紅學史現狀及紅學流派批評史的新建構

趙建忠

兩百多年的紅學史曾被劃分為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三個階段，就類型而言，紅學史專論主要是以歷史分期為本位、紅學人物為本位、方法論為本位、國別紅學為本位等，這些著作分別從各自視角總結了其視野所及之紅學，但多少都出現了由材料和方法所帶來的缺陷及闡釋盲點，難以把握《紅樓夢》被讀者接受的真正脈絡。通過對紅學史現狀盲點的探索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進而從新的視角去建構紅學流派批評史，應該屬于紅學史的“推進型”研究，而這正符合學術史發展趨勢。

紅學史現狀闡釋盲點學術增長點流派史建構

一

“紅學”早已被公認為當代顯學，就國內而言，“紅學”與“甲骨學”、“敦煌學”鼎足而三，成為研究我國上古、中古、近古三個不同歷史時期具有典范意義的學科之一；就國際而言，“紅學”堪與“莎學”并立而毫無愧色，且已形成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很多西方人看中國，實際上并不是從《十三經》或《二十四史》的煩難途徑去考察，而恰恰是通過相對曉暢的藝術美文《紅樓夢》去了解，從而去把握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存狀態。

為什么“紅學”能成為專學、顯學而其他作品就很難以一書名學？對此，錢鐘書在《管錐篇》中有段論述，頗能給人以啟發：

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堪比經之有“易學”、“詩學”等或《說文解字》之蔚成“許學”者，惟“選學”與“紅學”耳。寥落千載，儷坐儷立，莫許參焉?！扒Ъ易⒍拧?，“五百家注韓、柳、蘇”，未聞標立“杜學”、“韓學”等名目，考據言“鄭學”、義理言“朱學”之類，乃謂鄭玄、朱熹輩著作學說之全，非謂一書也。

從這里可以看出，錢鐘書對一書能否名“學”，要求非?？量??！凹t學”之所以能叫得響，毋庸置疑，首先是由于這部作品自身的獨特性，其內涵的博大精深及表現形式的精美絕倫，《紅樓夢》體內流淌著不同于以往傳統文學的新鮮血液，含混曠古的東方神秘主義，龐大的網狀散射結構，姿態萬千的人物群生像，“大旨談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內涵深度……這首宏大的交響曲每一個樂章的奏響，都堪稱一曲無可比擬的千古絕唱；同時，“紅學”的昌盛也與一大批脂殘本以及有關曹雪芹家世、文物等新材料的相繼發現有關，正如發現了甲骨文和敦煌殘卷必然伴隨著上述兩門學問永久性的建立一樣，在這里，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同樣適用。而“紅學”中的很多爭議話題，像作者身世、成書過程、續書作者、脂硯齋為誰這些關鍵性的問題，留下的一個個未解之謎，給研究者帶來困惑的同時也增加了探索興趣。此外，“紅學”向文學以外的其他領域敞開，容許、期待著其他學科向它延伸，這種超學科的特點，使得許多思想史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科學家等也都熱心與“紅學”結緣，這樣就勢必拓展了《紅樓夢》的研究空間，從而大大提高了紅學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特別是“紅學”初期就有許多一流的學問大家介入，像王國維、蔡元培、胡適等，包括新文學的開山魯迅也在其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中設專章考論，可以說“紅學”一開始基礎打得就已經相當不錯，像索隱派、考證派、批評派的基本格局正是在“紅學”初期奠定的，這對以后的紅學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當代又有周汝昌、馮其庸、李希凡、何其芳、蔣和森、王蒙、劉再復等用自己的學術實績推動了紅學研究的發展，特別是政治領袖毛澤東的介入，導致“紅學”震撼朝野上下、席卷了大江南北，其他小說就遠沒有《紅樓夢》這么幸運，這當然也是“紅學”能成為一門顯學的重要因素。與此相關，紅學這門“顯學”能在古代文學中獨占鰲頭、領盡風騷且受到國際漢學界矚目，是和這一學科的現實參與意識分不開的。以近代中國的三次社會轉型為參照，或許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一點。第一次社會轉型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運動時期，具體到《紅樓夢》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義思想從事紅學索隱，“反滿”就是當時的“輿論熱點”；胡適以《紅樓夢》為載體傳播他的“科學方法”，而當時高揚“科學與民主”，也就是“五四”時期的“輿論熱點”。第二次社會轉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具體到《紅樓夢》研究方面，則是“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因與主流意識形態合拍，遂取代新、舊兩派紅學而一枝獨秀。第三次社會轉型即改革開放時期，具體到對紅學研究的影響而言，“十年浩劫”的結束和思想解放運動給學術帶來的寬松環境，使得紅學研究者已不滿足于在《紅樓夢》歷史背景探討的語境下去尋找話題，而是要求對作品進行主體價值學詮釋，由此而誕生或引進了不少新的批評理論，這種由外向內的詮釋維度的轉換，正是對“社會歷史批評派”治學范式偏向的反撥，紅學研究呈現出多元并存的格局。概括而言，索隱派、考證派、批評派不同范式的轉換以及當代紅學新格局的建立，正是社會轉型期的產物，從這個角度去研究紅學諸流派的興衰，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有“紅學”，自然就有專門的學術史。從學術史分期的角度，“紅學”曾被劃分為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有的研究者不同意這種處理，而將紅學以流派命名。理由大約是“新”、“舊”兩派都是研索《紅樓夢》“本事”，并無根本分歧，只不過一派認為是寫別人，而另一派則主張是寫“自己”，既然“舊紅學”原本是一個不曾存在的假想名義，那么“新”之對應稱號也自然該取消了。其實，這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一個側重于歷史分期，一個側重于紅學研究本體性質。筆者認為，從紅學流派的角度劃分，確有敘述上的方便。具體而言，紅學流派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最重要階段：（一）古典紅學流派發生階段，這個階段與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幾乎同步，脂硯齋在早期鈔本上作的自賞型評語及程本面世后形成的導讀型評點，還有探究《紅樓夢》“真事”的索隱派紅學，稱為古典紅學的原因是清代評點、索隱兩派均是以文本為依托的傳統解經模式；（二）近、現代紅學流派形成、發展階段，這個階段以王國維引入西方哲學及文藝理論對《紅樓夢》的評論樹立新典范為標志，而胡適改造乾嘉學派建立的“新紅學”考證派則成為《紅樓夢》研究中的主流；（三）當代紅學流派新格局的奠立（含新時期紅學），這個階段以1954年后泛政治化語境下出現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取得正統地位為象征，而新時期以來，紅學在全球化文化語境之下又形成了活力四射的新局面。

上述三個階段的“紅學”研究，成果豐碩，不少“紅學”代表作可圈可點，給后來的研究者以很多啟發。然而，正如莊子“言不盡意”那個古老哲學命題所揭示的，我們一方面看到的是評點派、題詠派、索隱派、考證派、社會歷史批評派以及當代五花八門的新批評派等紅學范式的不斷轉型，曾幾何時它們各領風騷，有的研究模式還成為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紅學的“典范”。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方面可悲的現象，即紅學中的無論哪一派，它們在《紅樓夢》這株永不凋謝的“長青樹”前，都因為遠離文本或詮釋過度而淪為了僵化甚至是灰色的理論，誠如老一輩紅學家俞平伯所感言的“紅學愈顯，紅樓愈隱”，這雖為一時的偏激之辭，但也一語中的，道出了研究范式與文本解讀之間有時難以避免的二律背反現象。由于多維視野的文學理論的爭鳴與發展，形成了紅學研究者彼此的視角和研究范圍的不同，根據庫恩理論，昨天的“新典范”很可能就喪失了革命性，在某種程度上還成了該學科發展的反動力。

二

紅學研究者特別是從事紅學史研究的學者，應該對《紅樓夢》問世以來的各個研究流派進行史的考察和系統總結，多方位透視它們興起的歷史文化背景及走向衰微的原因，對這門“顯學”進行前瞻性總結。于當代“紅學”新批評視野的建構，這無疑有著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建設性意義。

目前已出版的紅學史方面的專著主要有：郭豫適《紅樓研究小史稿》及《續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1981年）；韓進廉《紅學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白盾《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應該說，他們的著作對兩百年來紅學的發展做了系統的描述，保存的紅學史料也不算少，特別是總結出了很多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嘉惠紅學，厥功甚偉。但郭、韓二著由于成書時間較早，未能反映出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紅學的進一步發展，而紅學研究者都知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紅學出現了很多“熱點”問題，如趙國棟在《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上發表了《〈紅樓夢〉作者新考》，認為《紅樓夢》的作者、脂硯齋都是曹頫一人，曹雪芹只是進行了整理增刪的工作，這是戴不凡引起的《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爭論的繼續；此外還有諸如“曹雪芹墓石之爭”、《太極紅樓夢》、《紅樓解夢》的評論、“程先脂后說”、“二書合成說”爭論、周汝昌《還紅學以學》的爭論以及曹雪芹祖籍方面的新論爭、劉心武“秦學”的論爭等等。白盾主編的《紅樓夢研究史論》對某些新的“熱點”問題有所反映，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對百二十回《紅樓夢》的整體性，提出了系統、獨到的見解，但本書體例同郭、韓二著一樣，都是側重于紅學的歷史分期做橫向考察，去描述一定歷史時期的重大紅學現象，還不是從縱向做紅學流派本體源流的追溯。陳維昭《紅學通史》關注了紅學研究的古今流變及其地域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注意到了紅學史的當代闡釋性，新見迭出，發人深思，但體例方面仍是以歷史分期為本位。除了這幾部紅學史專著，還有一些斷代紅學史或具有紅學史論性質的著作，如杜景華《紅學風雨》（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概括了紅學在20世紀里走過的風雨歷程：從蔡、胡論戰到20世紀90年代的學術迷失，從王國維的美學探索到20世紀70年代的政治紅學，從綿延不斷的紅學索隱到多元的紅學歧說……從而將《紅樓夢》這一迷人的文化奇觀展現在人們面前，為讀者打開了一扇步入紅學殿堂的方便之門。此書的缺陷是對紅學史的豐富性注意不夠，忽略了一些按照學術常規卻不一定能呈現“高潮”形態研究的重要意義。梁歸智著《獨上紅樓》（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年）“百年紅學爭鳴述要”一章能抓住具有紅學本質性的爭論，特別是將原著與續書兩種格局的《紅樓夢》作為“焦點問題”的論述頗具思辨色彩，思想穿透力也相當強，但置“探佚派”紅學以壓倒一切的地位，則明顯表現出某種偏執和學術旨趣的“自戀”情結，乾嘉學派著名的皖派代表人物戴震曾主張“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治學能臻此境者洵為難得，而梁歸智以探佚紅學視角為基點的紅學史“述要”恰恰被自己的學術視野所遮蔽。歐陽健等著《紅學百年風云錄》（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也有類似問題，盡管此書指出的以往紅學史料存在著“諸說衲鑿難合”現象對相關問題的探索很有啟發，但涉及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紅學版本大討論，作為論爭的當事人在執筆時還是沒有力戒“絕對性的斷語”，得出了程先脂后、程優脂劣的傾向性結論。紅學版本問題是比較復雜的，由于目前掌握材料有限，而且對現有材料的解釋又是眾說紛紜，現在下結論恐怕為時過早。孫玉明《紅學：1954》（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則從另外的視角，詳細地展現了20世紀50年代那場劃時代“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的全過程，挖掘了那場運動由學術研討轉為“思想改造”的成因，涉及的紅學領域內許多重大問題令人深思，但受“截面式”紅學史體例所限，該書也就不可能勾勒紅學史的全貌。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可謂雅論弘博、軼思超群，有上升到文化史的高度總結紅學的意圖，為紅學研究者的進一步探索提供了一個再思考的高起點，但由于過多篇幅投注在考證派紅學的爭論方面，對《紅樓夢》的精神向度和藝術構思這些最關鍵的紅學本體性問題反而缺乏鞭辟入里的分析。黃毅、許建平著《20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視角與方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雖非紅學專著，但該書附個案篇“《紅樓夢》研究方法論”，歸納出了十種主要視角和方法契合紅學史實際，只是分梳的“文本分析派”、“形象論析派”、“形式分析派”等應該合并，而“考據派”與“文獻學視角”則不必強行分開。此外，香港洪濤所著《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也頗具新意，其援引的理論范疇主要是作者功能理論、文本批評、讀者反應批評，貫穿各章的主線是尋繹詮釋活動以什么方式進行，并追蹤意義衍生的過程和規律，但對傳統文論重視不夠，誠如作者自序所云該書特點“是以西方文學理論為架構”。

首次從流派的視角檢驗紅學得失，系美籍華裔學人余英時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這雖僅是篇論文，但其視野之宏闊于治紅學史者甚有啟發。因此，余先生的文章在紅學界反響很大，特別是在中青年紅學研究者中被普遍推崇，這當然又有多種原因。從客觀方面講，余英時此文是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討紅學發展的歷程，目的是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口，此文對紅學史上主要流派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中肯分析，破中有立，在此基礎上還提出他所認為的今后紅學的突破點。他對紅學史上的索隱派、社會歷史批評派（用他的話講叫“斗爭論”）特別是考證派的批評有著相當程度的合理性；再從主觀方面講，中青年紅學研究者往往缺乏老一輩訓練有素的考證功力，而多視角的文本研究卻正是自己的長處與興趣所在；另外，考證憑藉新材料的發現，而原始材料畢竟是有限的，但文本研究發揮度卻大得多。這樣，余英時的鴻文介紹到國內后，在紅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并得到了相當一部分研究者的共識或同情，就可以理解了。

余英時先生的文章也有不少可議之處。他認為20世紀紅學的主流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文件去讀，這種性質的閱讀仰賴于《紅樓夢》以外的歷史材料，而一旦新材料不復出現，整個研究工作勢必陷于停頓，這就是考證派紅學“危機”的原因，所以必須實現紅學的轉向。而這種轉向，就是要“回歸文本”，即按照余先生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的研究新“典范”去操作。余先生的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他對胡適以來的紅學估計未免以偏概全，主要是忽略了紅學史上的小說批評派綿延發展的傳統。如果一般地說索隱派之后有考證派，而批評派取代了考證紅學，就紅學發展歷史看，這樣表述并無大錯；但索隱、考證、批評三派又是一種空間并存的關系，我們不能用單純的線性嬗變去描述，而且從紅學史上看，王國維開創的小說批評派其實反而更早一些。其實，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已降還是由此上溯的三四十年代，即使是在胡適新紅學如日中天的時代，《紅樓夢》文本研究文章的數量都遠遠多于文獻考證。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像王國維那樣的關于《紅樓夢》作品解讀方面的上乘之作并不多見，一篇扎實的紅學考證文章完全能抵得上一百篇平庸的人物分析。正如香港著名紅學家宋淇指出的：“壞的文學批評比考據和資料的整理更不著邊際?！钡恰都t樓夢》解讀的文章質量好與壞是一回事，而數量上的多與少則是另外一回事，而定量定性分析能反映出紅學史的實際。當然，紅學史上的經典作品盡管數量不多，其示范作用誠如余先生所說“同行的人都得踏著他的足跡前進”，但這是兩個完全不同層次上的問題。余先生如果改變一下提出問題的角度，換一種語言表述，說考證派的實績在當時是其他紅學流派所無法比擬的，甚至說是20世紀50年代前紅壇上最具實力因而影響也最大的一支力量，或許就能被人們接受。

余先生最根本的失誤，是他對紅學考證工作的難度及其重要性估計不足。他譏諷“紅學”蛻變成“曹學”，其臧否傾向，已盡含其中了。以余先生的國學根底，恐怕不會不清楚由于《紅樓夢》這部作品成書的特殊性使考證在紅學中的地位顯得多么重要。誠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紅樓夢》僅僅是曹家或清代歷史的譜牒記錄；但我們也很難設想，一個對清代歷史、對作者生平一無所知的讀者，會對《紅樓夢》的理解把握到什么程度。況且《紅樓夢》還存在著復雜的版本問題，如果對脂鈔、程刻兩個系統不能考辨清楚，詮釋對象不穩定，所謂“回歸文本”云云，豈不成了空中樓閣？余先生指出考證派紅學“更為極端者則橫逸斜出”，一般地講并無大錯，但具體問題似也不能一概而論。即以余先生批評的某些研究者“考證敦敏、敦誠乃至松齋、高鶚”而論，這就不能籠統地講是“橫逸斜出”，高鶚之重要固不待辨，如果研究得法，直接可以幫助確定后四十回的真偽；而通過考察敦氏兄弟詩文，可以了解曹雪芹的精神風貌，就能反過來更準確地理解《紅樓夢》的品格。依此類推，研究張宜泉，可以根據《春柳堂詩稿》中“傷芹溪居士”小注“（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再結合曹雪芹卒年，大致逆推其生年。而曹雪芹生年中的“乙未說”和“甲辰說”看似是考證中的一個小問題，實際上牽涉曹雪芹生在康熙或雍正朝對社會的不同感受問題。時代提前了，曹雪芹的生活環境、心理感受不同，自然不能說對《紅樓夢》創作沒有影響，我們很難說他經過的那些“秦淮舊夢”與《紅樓夢》中“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的生活巨變沒有聯系，因為從“百年望族”到“樹倒猢猻散”，無根的漂泊恰恰是曹雪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輕?？甲C這些大大小小的問題，應該算是紅學中比較有價值的考證。我們可以指出某些考證對紅學研究有沒有用、有沒有效，但卻不能指責紅學考證本身。有時候，一個小問題的考證，能牽連到《紅樓夢》解讀的大問題，而“大問題”的考證，如果“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般的空疏，也是無補于實際的。特別是那種無關宏旨的一字之辨、一事一考，支離破碎，使得許多重大的紅學現象往往有意無意地被置身于腦后?？峙乱舱怯捎诩t學自身存在的這些問題，特別是發展到后來對《紅樓夢》審美視線的遮蔽，紅學界的有識之士才發出了“回歸文本”的呼吁。從這個意義上講，余英時先生對考證派紅學末流的批評，應該說是非常及時也非常正確的。至于強調紅學要有一個“新典范”，亦即實現從考證到“回歸文本”研究的轉型，從紅學發展大趨勢看，由“外學”轉向“內學”，當然也是正確的，因為考證本身不是目的，它不過是手段，我們的最終目標還應該是對《紅樓夢》進行主體價值學詮釋。

三

應該指出的是，紅學史的“寫法”還不僅是一種寫作策略，不同紅學史模式的背后總是有不同的觀念和思路，新的紅學史也可以理解成歷史記憶的重新詮釋或再度重構。

余英時先生從流派視角切入，其研究思路是可取的，盡管將紅學發展的歷史僅僅概括為索隱、考證、批評三派的沖突對壘有以偏概全之嫌，事實上也不能充分反映出紅學流派史的“全息圖像”。研究紅學流派的發展史，首先應該把各個時期重要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這就需要占有各個流派的大量資料，尤其需要對過去紅學史不常涉及的畛域和文獻進行關注，在鉤沉、爬梳、整理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將各個流派的特點提契出來，令讀者有明晰的觀念，并客觀地評價他們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有鑒于此，筆者聯合業內的幾位中青年紅學翹楚申報了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課題“紅學流派批評史論”，并成功獲批。本文正是對此課題相關論證問題的進一步闡述。通過對紅學史盲點的探索而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屬于紅學史的“推進型”研究，而這正符合學術史發展趨勢。對于那些雖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其原典精神仍扎根于現代人文化心理結構的紅學流派，努力去尋找傳統與現代溝通的銜接點，對傳統紅學體現的核心價值觀用現代學術視野去觀照，對傳統紅學流派的研究也要充分注意到紅學史的當代闡釋性，因此，筆者嘗試去探討新時期以來全球化文化語境下紅學多元格局形成的意義。整合傳統學術資源以便古為今用，對其他古典小說的研究也會有一定啟示作用，這正是“紅學流派批評史論”課題的選題價值和理論意義。

“紅學流派批評史論”從紅學形成入手介紹該學科研究的現狀、闡釋盲點和發展趨勢，然后分十部分剖析紅學各流派，具體內容如下：

1.“評點派紅學的源流嬗變及批評功能”部分，包括“評點派紅學產生的文化淵源與歷史環境”、“書商導讀型程評本的品紅模式及符號功能”、“從東觀閣評到三家評看評點派紅學的發展”；

2.“題詠派紅學的緣起、衍化及價值新估”部分，包括“紅學題詠派的創作概況及興衰原因考述”、“題詠派體系中蘊含的曹雪芹及《紅樓夢》版本史料”、“題詠派作品的紅學觀闡微及缺陷平議”；

3.“《紅樓夢》雜評派的批評特征及研究價值”部分，包括“《紅樓夢》雜評派著作的界定”、“《紅樓夢》雜評派著作涉及的紅學文獻考辨”、“《紅樓夢》雜評派向紅學批評派過渡的橋梁意義”；

4.“索隱派紅學的興衰及治學方法反思”部分，包括“索隱派紅學與今文學派的文化淵源”、“索隱派紅學的歷史分期及各階段特征”、“索隱紅學約束文本釋義發散性的學術意義”、“索隱、考證紅學的異質同構及文史合一誤區”；

5.“考證派紅學的形成、發展及歷史功過”部分，包括“考證派紅學與古文學派、乾嘉學派及實驗主義的文化淵源”、“胡適的文獻考證和俞平伯的文學考證”、“《紅樓夢》著作權問題衍生的意義與文本詮釋立場”、“曹學的成就及曹雪芹研究問題上的意圖謬見”、“《紅樓夢》后四十回論爭及版本研究的價值取向”、“紅學研究中科學主義回歸與人文精神的失落”；

6.“探佚派紅學的興起、演變及經驗教訓”部分，包括“探佚派紅學的產生原因”、“探佚派紅學的回歸文本論題及研究成果平議”、“探佚派紅學的末流走向及方法論反思”；

7.“文本分析派紅學的構建、拓展及發展態勢”部分，包括“文本印證理論：王國維突破古典紅學的新嘗試”、“《紅樓夢》研究中的形象論析視角”、“《紅樓夢》研究中的形式分析模式”、“《紅樓夢》詮釋中的誤讀現象及學術意義”、“全球化視野下的《紅樓夢》跨文化比較研究”；

8.“泛政治化語境下的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部分，包括“社會歷史批評派紅學與宋學的文化淵源”、“社會歷史批評派對紅學空間的拓展及背景研究中的起源謬見”、“紅學研究的兼美境界：有學術的思想與有思想的學術”；

9.“《紅樓夢》影響研究模式”部分，包括“《紅樓夢》在內地的傳播研究及域外紅學狀況”、“《紅樓夢》的受眾期待、接受效果及讀者的感受謬見”、“《紅樓夢》研究成果的新載體：網絡紅學”；

10.“《紅樓夢》文化研究模式”部分，包括“《紅樓夢》所體現的文化及研究成果”、“《紅樓夢》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紅樓夢》文化研究中的泛文化傾向”。

在十大部分內容后還有一個附錄《曹雪芹與紅學流派史事系年》。

紅學研究中的不同流派對《紅樓夢》的解讀都有自己獨特的視角，為其他流派所無法完全替代，但同時，也因自己的立足點而導致偏差。正因為如此，研究者從不同的價值尺度、評判標準出發，往往就會造成對同一紅學現象褒貶懸殊、抑揚失實的情狀。通達點說，我們不能指望某個流派所承擔的任務超過它的功能極限，因為有所恃就必然有所失。其實，簡單地指出某些紅學流派的長處與缺陷，還僅是停留在表淺的研究層面，更重要的是應在不同學派的沖突與磨合、影響與反影響、滲透與反滲透的張力中尋求紅學突破的契機。同時還應該看到，有些缺乏“爆破力”的四平八穩的論點，就因為太正確了，誰都懂，也就沒什么新意和學術個性，不能給人提供多少原創價值的信息量；而有的論點也許偏激了些，但往往有震聾發聵、開辟新路的作用。理論上的創新與突破往往有這個規律，即所謂“深刻的片面”。對有缺陷的新事物的涵容，能使我們走出傳統惰性形成的生生不息的平庸怪圈。

應該承認，紅學中的流派的確都有各自的源流譜系。索隱派的形成，就與“漢儒解經”的文化傳統密不可分。紅學中無論是較為注重史料鉤沉的索隱派、考證派還是偏向于思辨分析的批評派，就其根源上講，它們與中國傳統經學史上的三大流派“西漢今文學派”、“東漢古文學派”、“宋學派”一脈相承。如果我們廣開思路，再做些橫向比較研究，就不難發現，西方的“傳記式文學批評”與我們紅學中指向作品的索隱及指向作者的考證方法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這樣的描述也還只是線性描述，而人文科學中的某些現象往往呈現著非線性嬗變，因為學術流派的嬗變沿革還有其更為深刻的時代價值觀念、集體無意識的影響滲透。應該看到，紅學流派都是與特定時期的文化思潮相呼應的，各種流派的研究方式只不過是一些人文表征，它們的背后隱含著深厚的歷史底蘊。比如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出版后竟連續印了十來次，這是紅學被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如果逆流溯源，恐怕又可以尋繹到梁啟超小說理論的潛移默化影響；而從索隱派過渡到考證派，出現在蔡元培紅學之后的胡適研紅模式，從表象上看，是實現了宋學側重闡發作品微言大義的學術旨趣向乾嘉學派側重“實證”的學術旨趣的轉化，然而如果結合當時的特殊文化思潮，我們也可以說這種治學特點恰恰標志著科學意識的自覺，是“五四”時期“科學、民主”人文精神的反映。從前人們對胡適在“五四”前后的一些言論如“整理國故”、“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進行過激烈批評，有些批評意見當然是正確的，但也有些批評斷章取義，對胡適并不十分客觀公正。事實上，如果全面地看胡適的言行，他也并非一般地反對“主義”，他提倡的整理“國故”也并非完全是讓人們鉆入學術“象牙塔”，這與乾嘉學派時代的社會狀況還不完全一樣。因為當時的“新思潮”是“科學和民主”，而提倡“整理國故”，具體到“新紅學”來說，就是通過《紅樓夢》的考證，提倡一種科學的啟蒙精神。所以我們說，紅學考證派的形成，同樣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條件，是胡適所處時代的文化背景提供的。至于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評紅”運動，曾震撼朝野上下，席卷大江南北，《紅樓夢》不止一次成為政治斗爭的載體，那更是意識形態滲入到紅學中的極形象的一頁。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紅樓夢》文化熱，得力于該時代學術界對于文學與文化關系的全新認識。所以說，紅學流派的出現及其嬗變，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翻新的，單純的線性描述并不能圓滿解釋復雜的紅學現象。時空的縱橫穿插、文化淵源與歷史背景的交互影響，才是紅學諸流派產生、發展的條件。

從文化淵源考察紅學諸流派的源流演變，努力走在學術前沿，對當前紅學界集中討論的問題進行探索，是紅學流派批評史建構的切入點。具體研究中主要運用現象分析、系統分析、歷史批評與美學批評相結合的方法，創新之處在于：打破傳統紅學史的寫作模式，實際上也就是打破了新舊紅學的界限而從紅學流派發展的視角描述兩百多年《紅樓夢》被讀者接受的真正脈絡。

紅學流派批評史的建構旨在從學理上解剖紅學這個具有典范意義的學科，因此，對各個流派涉及的具體問題的解決，并不是所要達到的目標。事實上，許多問題由于材料的湮沒，很可能永遠成為了“紅學死結”。當然，對于一些較為重大的問題，紅學界在現有的研究水平和材料范圍內，研究到什么程度，應該尋找什么樣的突破口，還是應該有所交待和探索的。紅學研究是一個學識與功力聚沙成塔的過程。不論是誰，只是在紅學的百花園一隅“耕作”，這種耕作的深度與廣度就靠個人的學識天賦了，筆者深感自己底蘊學養的不足以至力不從心。前賢可敬，后生可畏，真功夫靠的是長期的苦心孤詣、潛心向學。應該海納百川，就像人的食物結構，越雜營養結構才越豐富。特別是紅學研究的入道階段更需要廣采博取、循序漸進，但“廣博”不是目的，就如蜜蜂采百花，正是為了釀成自己的蜜。又如書法家臨百帖讀千碑，也為的是形成自家風格。紅學研究要想形成自己的風格，就必須既有師承又要跳出師承；當然有的人形成自己風格僅是如蛇蛻皮，這還不是根本的形態改變，而有的人形成自家風格如蠶變蛾或者說猶如鳳凰涅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勇于開拓的研究者永遠不會在自我封閉的心態中進行思維，而是在與外界對話中不斷攝取新的信息并調整自己的理論意識。應該看到，在文化開放、價值多元的全球化文化語境下，“紅學”這一東方顯學研究的起點已經被墊高，如何開辟新的方向，是紅學界共同關心的話題?！氨嬲聦W術，考鏡源流”，正是為了全面了解紅學各個流派的特征，使多視角的研究具有某種互推互補性，整合傳統學術資源以便古為今用，從而去建構紅學的“新典范”，研究方法總是在對峙、搖擺、反撥中發展的，在沖突對壘與磨合重構的張力中，正是為了實現紅學批評范式的有益轉換。

（趙建忠，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Historical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New Construct of Criticism on Study Schools of the Novel

Zhao Jianzhong

Two hundred years of study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as onc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eriods：old,new and current stages.In term of types,the monographs are categorized by historical stages,characters in the novel,and study methodology.These writings summarized the studies on the novel from their own angles and visions,and had the flaws and blind points caused by the lack of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y.They failed to lead the rea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novel.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blind points and reveal the new academic development,so as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for study schools of the novel from a new angle.It is a promoting study on the novel,which accords with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tendency.

Historical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Elucidation of Blind Spots；Academic Growth Points；Construct of History Study School

*本文為201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紅學流派批評史論”（項目編號：13Bzw035）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