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間文學資源在當代小說中的利用轉化途徑

張敏

摘要：

民間文學資源在當代小說中的利用轉化主要有三種途徑：一是在小說中直接嵌入民間文學作品，增強作品的民族化、地域化、大眾化內涵，使文學的審美境界具有豐富、新穎、活潑的感性特征；二是敘述中隱含著民間文學文本中某些突出的類型結構，來反映民族歷史、記憶在社會底層的延續和文化符碼遺存；三是將民間文學資源進行當代語境下的話語重構，通過置換變形等手段使之成為當代小說文本創造的有機因子。

關鍵詞：民間文學資源；當代小說；河南作家；利用轉化

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少文學體裁的興起，都發端于某種民間文學樣式的發現及其利用轉化。如《詩經》孕育了四言、五言、七言詩，《離騷》、《九歌》等楚辭作品與民間祭祀歌謠密不可分，民間俗曲發展成合樂而歌詞，口耳相傳的俗講和變文對傳奇小說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等等。中國現代文學中利用、轉化民間文學資源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18年1937年的歌謠運動吸引了眾多文學家的參與，他們搜集歌謠、研究歌謠，將其轉化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新詩。正如有學者所言“民間文學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價值尺度、形式借鑒、藝術精神的滋養，并一度成為現代文學發展的方向?！雹龠@種自覺學習借鑒民間文學以創建新文學的嘗試，對新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啟發我們進一步深入探尋當代文學創作中的民間文學資源。

縱觀當代小說，民間文學資源在作家文學中所處的地位及表現形式有幾度沉浮。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國家意識形態的壓抑，民間文學以不完整的碎片方式出現在小說創作中。新時期以來，以“尋根文學”、“新歷史小說”為代表，作家們開始關注、重視乃至審視民族、民間文化，挖掘利用民間文學資源，但當代文壇同時也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急劇沖擊。當代作家中有不少來自鄉村，他們自小浸潤于民間文學，深深地受到民間文化的浸染和熏陶，這些作家一方面受到中西方創作理論和各種美學原則的影響，另一方面骨子里對熟稔于心的民間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因此在創作中會自覺不自覺地利用轉化民間文學資源。這種特點在河南作家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河南地處中原，當失去往昔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之后，進入了長時間相對落后、閉塞的時期，這樣的環境氛圍最利于保存和發揚民間文化、文學；曾經的輝煌不復存在，殘留的傳統文化、民間觀念反倒成為當代河南人的精神特征。因此，對于那些有過鄉村生活經歷的河南作家如李準、張一弓、周大新、劉慶邦、張宇、閻連科、劉震云等，民間文學資源是其小說創作的資料庫、情感庫、儲備庫，給他們以創作靈感和啟示。具體而言，河南作家利用轉化民間文學資源主要有三種途徑：

一在小說中直接嵌入民間文學作品

作家在創作中直接嵌入民間文學作品，往往與文學的民族化、地域化、大眾化特色密切相關。當代小說在新時期以來出現了“回歸民間”傾向，一方面源于對小說創作中一度唯西方文學馬首是瞻的反撥，對“歷史延續性”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本民族、本地域的民間文學傳統進行承接，體現民間底層文化在歷史中蘇醒，還原復蘇了一個新的藝術世界；另一方面源于對自1960年代以來形成的以“政治意識”和“階級地位”為中心的文學觀念的反撥，國家意識形態重壓之后的文學創作對人的日常生活和尋常話語開始重視，使得文學的審美境界中呈現出豐富、新穎、活潑的感性特征。

民間文學是一個民族在生活語境里集體創作、在漫長的歷史中傳承發展的語言藝術，是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歷史積淀。那些久遠的神話、傳說、故事流淌在一輩輩中國人的血液之中，靈魂深處。大禹治水、夸父逐日、精衛填海、鵲橋相會，這是中國人獨有的想象與生活，構成了我們民族的原始意象與深層心理結構。民間的俗語、民諺、歌謠等等則保留了母語自身的獨創性和豐富性。韓少功在談到“尋根文學”時，對這一文學流派經常利用民間文學資源的特點有過一番評價：“不是對方言歇后語之類淺薄的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歷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表現?！雹谠绞敲褡宓脑绞鞘澜绲?，在小說創作中嵌入民間文學作品既能使本土文學獲得再生，又是與世界對話的一條重要途徑；既豐富了小說的思想意蘊，使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又復活、照亮了原有的民間文學作品，讓讀者對它有新的感悟和理解，民間文學的本源內容在小說創作中具有了重要的文化訴求和審美價值。

河南當代作家對民間文學作品的直接引用有很多，像民間歌謠、小調以及民諺、俗語等。這種特征在地域文化特色鮮明的作家身上同樣存在，比如沈從文、汪曾祺等作家在文本中運用民間歌謠表現了湘西和蘇北的民俗風尚，那么，河南作家對當地民歌的運用則彰顯出鮮明的中原文化特征。張宇的《鄉村情感》中三次引用了爹和麥生伯愛唱的那首河南民間小調：“和成的面像石頭蛋，放在面板上按幾按，搟杖搟成一大片，用刀一切切成線，下到鍋里團團轉，舀到碗里是蓮花瓣，生蔥，爛蒜，姜末，胡椒面，再放幾撮芝麻鹽兒，這就是咱山里人的面條飯?！边@首民間小調既體現了兩位中原漢子的至深情誼，又表達出河南人樸實的生活愛好和愿望，隱含著古老的生活方式與現代文明之間的沖突。周大新《第二十幕》中的鋪床歌：“撩起門簾五尺長，門簾掛在金鉤上，打開繡金紅羅帳，嫂子替你們來鋪床?！差^鋪把干麥秸，引個白胖小乖乖；床尾鋪個干白菜，引個閨女做國太；床中鋪個小竹筷，引來男女雙胞胎……”③表達出人們渴望多子多福、兒女健康富貴的強烈心愿。作者有意嵌入這些極富情趣的河南民歌民謠，生動地反映了中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和鮮活情感，反映出富有歷史和民族意義的深廣內涵。河南作家李準的長篇小說《黃河東流去》可以看作是一部民諺、俚語的大全。作品中有時政諺語：“災年謠言多”、“私鹽越禁越好賣”；有生活諺語：“打一千，罵一萬，正月十六吃頓面”、“月亮再亮，曬不干谷子；女人再好，當不了飯吃”、“笑臉求人，不如黑臉求土”、“你有千條計，我有老主意”、“上山擒虎易、出門告人難”、“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有經商諺語：“能舍錢一千、不教一招鮮”、“賣菜不使水，買菜撅著嘴”；有禁忌諺語：“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門前不栽‘鬼拍手”等等。這些諺語反映出河南人民的處世原則、生存智慧和特定的社會心態、價值評判，體現了中原地區的民俗人情，增強了作品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內涵。

民間文學本質上是一種生活文化，它和老百姓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關，與人民大眾豐富的日常生活緊密聯系。河南作家直接利用民間文學資源時往往具有一種文化自覺，要么進行平民化、大眾化的敘事，用民間傳說、故事等表達敘述人觀點，介入文本敘述、調節敘述節奏；要么拓展小說的文化內涵，表現人物的某種特征或形成文體的某種特色，形成奇異的藝術風格；要么展示民眾的生活狀態，反映他們的精神信仰，拓展作品的讀者群，思考現當代文學發展中一直未能完全解決的“大眾化”問題。河南作家周大新，他的很多小說中都會插入民間故事。周大新說過：“我生在一個盛產故事的地方。在我的故鄉這兒，差不多人人的肚里，都裝著一串一串的故事?！雹苌裨?、傳說故事經常出現在周大新的小說中，諸如楚王莊的傳說（《湖光山色》）、梅溪河的傳說 （《第二十幕》）、周族祖先的傳說 （《泉涸》）、仙女的愛情悲劇神話（《走出盆地》）、柳鎮風水塔的傳說（《風水塔》）、黃牛的神話（《伏?！罚┑鹊?。作家利用這些民間文學資源介入文本敘述，調節敘事節奏，《走出盆地》中把天府三仙女、地府唐妮、陰府湍花三個神話進行斷開，分別與人世間鄒艾的現實人生故事交叉敘述，平行推進?！斗！分形魈m、周照進、蕎蕎等當代人的“伏?！惫适虏粫r地被奇順爺關于周氏家族“伏?！钡臍v史傳說所插入。這些敘事方法既拓展了小說的歷史視域，也豐富了作品可闡釋的象征空間。在周大新小說中，民間的傳說故事不僅是小說敘述的調節、藝術風格的載體，也是激發讀者情感、吸引眾多讀者的關鍵。民間文學最能反映廣大民眾的道德倫理和審美趣味，“比較真實地表達出民間社會生活的面貌和下層人民的情緒世界”⑤，周大新在小說中對民間故事的利用，滿足了讀者的精神愉悅，契合了民眾的審美習慣和文化心理，為文學的“大眾化”之路帶來一定的啟示。

二小說中隱含民間文學文本的類型結構

“隱含結構”這種運用和借鑒的方法從表面上看似乎與民間文學關聯不大，但實際上，主體意識話語之下卻潛藏著民間文學文本。這一點在河南當代小說中體現得尤為鮮明，很多具有敘事意義的文學作品都包含著河南民間文學中“英雄情結”和“生殖崇拜”這兩種類型結構。

從夏朝到宋代3000多年間河南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上的中心地位，中原地區發生了無數的重大事件，涌現出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這些歷史事件與英雄人物被人們廣為傳頌，逐漸形成了特色鮮明的英雄情結，深深地滲透到人們的價值觀念中。作為承載地域生活、思想、感情的民間文學中自然有很多歌頌英雄的篇章。盤古、女媧、大禹、夸父等神話中都有令人敬仰的英雄主人公。民間傳說《有艾不殺》、《洗眉河》、《李闖王渡黃河》等，表現了河南人對英雄起義領袖的愛戴。在河南墜子《楊家將》、《包公案》、《雙槍老太婆劫刑車》中，其中的主人公要么為國舍家，要么斷案如神，要么神勇機智，無一不表現出民眾仰慕英雄、熱愛英雄的心理情結和審美傾向。

這種英雄情結在當代文學“豫軍”小說創作中有著鮮明的體現。20世紀80年代初期，文壇出現了以解構英雄來反思社會政治事件的“反思小說”，河南作家張一弓反其道而行之，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向文壇奉獻了一位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人物共產黨員李銅鐘。在“浮夸風”盛行，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大隊黨支部書記李銅鐘為了給鄉親謀一條生路，向戰友借糧，冒天下大不韙“哄搶國家倉庫”，最后鄉親們得救，而自己卻成了“罪犯”。李銅鐘是政治上的“罪犯”，卻是民間的“英雄”，敘述者字里行間都體現著對這一民間英雄的肯定、贊美、崇敬。英雄情結經常出現在張一弓的作品中，《最后一票》中的王鐵山老漢雖然只是普通老百姓，但在選舉的關鍵時刻體現出英雄氣節，寧愿將選票卷了“煙泡”，也不給那些充滿私欲的人任何機會，這是改革時代“敢為天下先”的普通人的英雄品格；《春妞兒和她的小戛斯》中的春妞兒在城鄉差別陰影中勇敢闖出生活新路，自尊自強，潑辣能干，是一個“花木蘭”式的當代生活中的女英雄。還有《趙镢頭的遺囑》、《流星在尋找失去的軌跡》等都有英雄的人物和主題。除張一弓外，在其他河南作家的小說中，我們也能強烈地感受到英雄情結。李佩甫的《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孫》中有許多充滿陽剛之氣、富有生命活力的英雄：孤身一人背犁開墾處女地的季和、冒死進京告御狀的李發祥、九州十三縣的叫花子領袖蓋爺……他們都是大李莊人的先人，為開墾、繁衍大李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有著英雄常有的毅力和果敢；《豌豆偷樹》中的李文華本是別人眼中的弱勢群體，然而作者仍然把他塑造成一位身殘志不殘的英雄，自己有眼疾，母親也是盲人，但他卻一心一意在鄉下教書，并且喜歡打抱不平、扶弱幫友，把微薄的工資捐給貧困的學生做書雜費，最后用自己的肩膀撐起了坍塌的教室的大梁，用殘疾的軀體換回了幾十個孩子的生命，書寫了當代英雄的凱歌。這種英雄情結同樣表現在閻連科的作品中。陳思和曾這樣評價閻連科：“小說創造出了一批類似古希臘悲劇意義上的英雄群像，像先爺、尤四婆、司馬藍等人，都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畫廊里絕無僅有的具有英雄氣概的悲劇人物”。⑥《日光流年》中的幾代村長竭盡全力來幫助村里的人活過40歲，其忍辱負重、堅韌不拔、永遠抗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無疑讓我們再次感到了民間文學中的英雄氣概，為現代文明體制下人的生命的萎縮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參照。

“生殖崇拜”是民間文學中另一種敘事結構。河南地處中原，以農為本，耕稼為生，農業和人口緊密相連，注重婚姻、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種絕對莊嚴的意志人的再生產，中原人民多以家族或血緣聚居，所以注重婚姻、看重子嗣等觀念根深蒂固。中原神話《龍的傳人》給我們留下了生動、真實、寶貴的遠古婚姻儀禮習俗，有濃重的注重婚姻、生殖崇拜的意味。民間文學中的這種敘事結構在當代河南作家的文本中得到繼承和利用，成為其小說中常見且富于生命力的母題。

李準的《黃河東流去》對中原婚俗有非常具體形象的描繪。小說生動地描寫了水災后逃難途中春義和鳳英的“水上婚禮”。盡管條件如此艱苦，鄉親們對這場婚禮也絲毫沒有馬虎。由徐秋齋充當司儀，念“關關雎鳩”；由藍五伴奏，吹嗩吶曲“上轎調”，接下來新郎新娘拜天地拜父母，眾人拼喜桌，壘新居；總之大家都竭盡所能讓這次婚禮更趨完整和喜慶，因為百姓心中非?？粗鼗槎Y習俗，對此有著約定俗成的理解和思維定式。張宇的《鄉村情感》中也詳細描寫了小龍和秀春的婚禮，從禮炮、鼓镲的地動山搖，到五桿嗩吶的熱鬧喜慶，再到婚禮的繁瑣程序，古老的禮節既繁瑣又隆重，充分展示了婚姻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周大新的小說中有很多產育習俗。如《新市民》中描寫女人懷孕要去種一棵栗子樹的風俗，因為民間流傳孕婦種樹意味著果樹大豐收；《紅桑椹》中寫豫西南風俗懷孕女人每日要吃五顆桑椹 ，連吃七日，這樣孩子會五官正、七竅通，寄予人們對后代的期待和厚望；《濱河地》中一位母親在五個孩子接連夭折之后，虔誠地到土地廟燒香、祈求，之后果然生下健康的孩子并平安成長，于是她幾十年如一日來還愿，虔誠地向土地爺表達感激之情；《家族》中五奶奶在送子娘娘座前跪求賜子的那個蒲團已被跪爛了兩個洞，足見跪拜者之多。此外，劉慶邦的《相家》、《春天的儀式》、《走新客》、《回門》等作品也對河南婚姻習俗有著生動的書寫，《摸魚兒》、《夜色》則寫出了即將進入婚姻的年輕人對性和生育的探索。

民間文學總會對作家的審美理想、敘事方式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歷史的積淀使民間文學以其強大的同化力、內在性、穩定性、永恒性影響著作家的想象、敘述、詩情來源，它的獨特的審美經驗、人文理想、道德理想在作家創作中已經內化為一種結構性傳統。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河南作家而言，英雄情結、生殖崇拜這些類型結構及其呈現形式已經內化為自我的審美追求。正如有學者所言：“通過對民間敘述以及民間故事等民間文學形式的自覺借鑒運用，必然會涉及民間信仰、風俗、習慣、神話、傳說等深層意識領域，可以反映出民族歷史、記憶在社會底層的延續和文化符碼遺存?！雹哒怯捎诿耖g性因素在當代文學中的呈現，才使當代小說與本土經驗、民間信仰、歷史傳統等保持著深層的精神聯系并內在地制約著當代小說的想象空間和敘事模式。

三將民間文學資源進行當代語境下的話語重構

民間文學資源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對作家文學發生著日益深入和持久的影響，然而，這種民間文學資源在利用的過程中大多已經發生了轉化，是對民眾在歷史發展中積累的文學資源進行了當代語境下的話語重構，使之成為當代文本創造的有機因子。民間文學資源的這種轉化不僅是民族文學的挖掘和延續，同時也是與當代文學的對接、整合以及當代文化存在與發展的必要選擇。話語重構往往以置換變形的手段進行，是指作家在創作小說時借用民間文學的“原型”，將其“能指”部分保留，而“所指”部分則部分或整體地改動?！霸汀备拍钍羌幽么髮W者弗萊的批評理論。⑧原型理論認為，任何時代的作家都會按其所處社會時代的需要和個人對生活的不同理解，將文學原型的深層結構置換成多種不同價值標準的作品，其反映的生活和抒發的感情都打上深刻的時代印記和個人的審美趣味。能夠以置換變形的方式借原本存在于人們心中的原始符號表達全然陌生的深層意義，是優秀小說所能達到的境界。正像有的學者所說：“原型的置換變形不是簡單的故事的變化、累加、改造，而是賦予了不同時代人的精神意識、情感變化和審美趨勢?！雹?/p>

閻連科的《受活》是民間故事“黃粱夢”的置換變形⑩，作者對民間文學資源進行了當代語境的話語重構，使其具有了現代性的訴求?！包S粱夢”本源的民間故事更多在表現一種“神力”，“化人”扮演著人世間的主導力量，使周穆王穿梭于神與人的世界中。而小說《受活》中，主人公的夢不再與神話相關，而是與人類無限膨脹的私欲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如權力、金錢、美、力量以及對死亡和貧困的畏懼等等。柳鷹雀帶領受活莊的人瘋狂地到處巡回演出，最大的驅動力就是對權利的貪婪和財富的向往。當今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和大眾文化的推行，人們精神層面信仰缺失，取而代之的是信仰金錢、權力，追名逐利、貪慕浮華。小說結尾以柳縣長的“黃粱美夢破滅”這一結局來表達對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如果說閻連科的小說只是部分置換民間文學原型的話，那么劉震云的《故鄉》系列小說則全然地改動了歷史人物傳說和故事。作為民間文學類型的一種，民間傳說就是描述某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解釋某種風物或習俗的口頭傳奇敘事，傳奇性是民間傳說的重要特征，而這一特點正是作家文學取材民間文學資源并能夠進行重構置換的前提和優勢?！豆枢l相處流傳》截取了歷史長河中的四個典型性的橫斷面：三國時期的曹袁之爭、明朝朱元璋初期、清朝末期慈禧與太平天國革命、建國以后的毛澤東時期。無論是曹操、袁紹、朱元璋、還是慈禧、陳玉成抑或是毛澤東，都是歷史上存在過的真實人物，民間也流傳著不少有關這些歷史人物的傳說故事。而劉震云的巧妙之處在于將這些民眾熟悉的歷史人物打造成“熟悉的陌生人”，把這些歷史人物傳說以民間世俗化想象的方式進行完全的個人書寫，將他們塑造得滑稽、荒誕。在這四個歷史時段中，無論是天子還是賤民均受到無情的戲弄和嘲諷，“達到對歷史權力本質的解構”。文治武功的曹丞相不過是一個長著腳氣，屁聲不斷的無賴，他與袁紹的“官渡大戰”是為一個沈姓小寡婦爭風吃醋而起；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原來是一個柿餅臉姑娘，她本是窮光蛋六指的對象，到河南延津視察，發動二十萬老百姓去捉斑鳩，目的僅僅是為了重溫昔日與情郎的舊夢。劉震云曾說，“我想寫的就是‘敘述中的傳說和‘傳說中的敘述，使‘虛擬世界的真實和‘真實世界的虛擬渾然天成?！弊骷乙劳忻耖g文化，借助對歷史人物傳說的“敘述”，使其在新的文化語境中產生新的意義演繹，從而實現了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獨到闡釋。

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豆适滦戮帯防锏淖髌?，取材自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魯迅以古今雜揉和反諷描寫的手法再現了民間文學中神話和傳說的現代意義，展示了民間文學的魅力和對它們進行再創作的文學潛力，通過作家創作主體性的介入來表達對現實的荒誕感受，塑造了一個作家文學對民間文學利用轉化的典型。劉震云和魯迅一樣，借用民間文學資源，以“戲謔”的言說和寓言化結構方式來傳達他在20世紀90年代對中國鄉村乃至中國文化語境的整體情緒。民間文學資源在作家創作個性訴求及現代性訴求下轉化或更生為具有新的文化特質的文本形態，既保持了與傳統文化一脈相承的血緣關系，又具有了新的表達形態和美學意蘊，在當代文化語境下煥發了新的生命力量。

注釋：

①王文參：《五四新文學的民間文學資源》，《蘭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

②韓少功：《文學的根》，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

③周大新：《第二十幕》，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頁。

④周大新：《漫說“故事”》，《文學評論》1992年第1期。

⑤陳思和：《陳思和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頁。

⑥陳思和：《讀閻連科小說札記之一》，《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3期。

⑦王光東：《民間審美的多樣化表達二十世紀中國作家與民間文化關系的一種思考》，《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4期。

⑧[加]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解剖》，陳慧等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

⑨程金城：《中國文學原型論》，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4頁。

⑩陳小碧.：《閻連科〈受活〉中民間原型闡釋》，《文藝爭鳴》2007年第8期。

周罡：《鄉村敘事：戲謔與重構》，《小說評論》2002年第3期。

周罡：《劉震云：在虛擬與真實間沉思劉震云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年第3期。

（作者單位：河南科技學院中文系）

實習編輯劉曉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