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始愛心資金獲取:情感信任還是能力信任

李新春，葉文平，唐嘉宏，區玉輝

1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廣州510275

2 中國家族企業研究中心，廣州510275

3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香港999077

1 引言

創始資金是新創企業創立的關鍵資源，其主要來源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創業者在尋求創始資金過程中，因為新創弱性，缺乏歷史經營記錄，難以通過正式渠道獲取外部資金支持［1］。此時，創業者個人的社會網絡，尤其是其家庭成員和朋友網絡作為正式制度的補充，成為獲取創始資金支持的主要途徑。Bygrave等［1］通過對全球30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創業者創始資金中42.270% 來源于家庭成員，29.380%來源于朋友;Reynolds等［2］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創始資金主要來源于創業者個人的信用貸款，不難理解，創始資金獲取受制度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影響。

已有研究將家庭成員和朋友的非正式投資區別于天使投資等其他非正式投資，其主要觀點認為家庭成員和朋友提供的創始資金受到與創業者個人社會情感關系的影響，并將這種非正式投資稱作愛心資金［3］。關于創業者獲取愛心資金的主要原因，一類學者認為是基于社會網絡強關系的情感支持，另一類學者則認為是基于創業者個人能力的信任。雖然兩種觀點有一定的解釋力，但是在中國具體情景中兩種觀點都存在不足。一方面，將家族企業作為研究單位時，子女作為家族企業可能的接班人，父母對其創業活動給予支持是投資于家族企業社會情感財富的體現，即使創業失敗，對子女創業精神和能力的培育也有益于家族企業持續成長。另一方面，父母不會隨意投資于子女創業，對于一些缺乏管理能力和管理興趣的子女，父母可能選擇讓其在家族企業之外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事業，或者設立所謂“敗家子基金”，以應不時之需，而不是盲目地投資讓子女創業。這也可以看出，家族企業對其子女的創業投資并不是僅僅考慮情感因素，對其能力因素的考慮同樣十分重要。

本研究結合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所強調的家文化的特殊性，對家庭成員和朋友提供愛心資金的深層次原因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探討在不同制度環境下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對愛心資金的影響，以期給出社會網絡對愛心資金支持的更深層意義和證據。

2 相關研究評述和假設

2.1 情感信任、能力信任與愛心資金

創業作為一個資源整合的過程，在新創企業的前組織狀態，創業者識別創業機會、產生創業動機以及獲取創業資源都是在動員社會網絡中潛在的行動集合，這一行動集合的動員基礎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基于關系人口的特征［4］，由血緣、情感和相互吸引的特征所決定;另一方面是基于社會網絡的互惠交換，這種互惠交換的基礎可以是利他主義的愛和情感，也可以是基于利益的交換［5］。家庭成員和朋友為創業者提供愛心資金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這種潛在行動集合的反映。Erikson等［3］最先將這種愛心資金區別于其他非正式投資，認為創業者獲取愛心資金的根本原因是與投資者存在親密的情感關系，投資者給予資金支持可能僅僅是出于對創業者的信任和幫助。而這種信任一方面是基于與創業者個人的血緣關系和情感交流所建立起的情感信任，另一方面則是與創業者個人社會活動交往中由直觀認知所構建的能力信任［6］。

情感信任是建立在相互交往和吸引的基礎上，通過個體之間長期頻繁的交流和溝通來深化，表現為對被信任者福利的關心［5］。父母對創業者的情感信任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傳統下，甚至將子女作為自己情感的主要寄托，更愿意把創業者個人創業活動當作家族整體事業，對創業活動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支持和擁護。社會情感財富理論認為，當家庭成員將創業者創業活動納入到家族整體事業，家庭成員從情感和歸屬感上對創業活動予以強烈支持，以保持家族價值觀的延續［7-9］。創業者通過創業活動突破權利距離、獲取社會地位，父母為創業者提供資金支持是一種利他主義的愛的體現。朋友作為創業者個人社會網絡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與創業者的情感信任是建立在互惠、交流和認同感的基礎上。情感信任是維持朋友之間關系的基礎，情感期望理論認為，人們對自我、他人和整個互動情景的期望會引導情感進程，交換情感中給予的物質幫助是出于對他人情感的積極預期。創業者進行創業活動的過程中，朋友提供愛心資金是對創業者個人情感信任的一種表現方式［10］。創業活動是受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所約束的社會行為，創業者與家庭成員和朋友的情感是獲取支持和承諾的關鍵。實際上，即便在發達市場經濟體系中，家庭對于創業者的起始資金支持也具有一般性意義，Wiltbank［11］通過對美國離異家庭和非離異家庭對子女創業活動影響的研究表明，創業者從離異家庭獲取創始資金支持遠遠低于非離異家庭。

能力信任指一方具有按照對方要求和預期完成某一行為的能力，創業者個人能力主要體現在創業機會認知與組織資源整合。家庭成員和朋友作為創業者個人社會網絡中的強關系，在儒家文化規范的情感關系中，倫理義務、情感義務和資源互助三者是一體化的，但是在現實中，情感和義務可能存在斷裂［12］。家庭成員和朋友提供愛心資金受情感和愛的影響，但同時存在獲取回報的期望，無論是情感還是財富的回報，這種預期都是依附于某種程度的信任基礎之上，能力信任是獲取資金支持和反饋回報信心的基礎。創業活動存在風險和不確定性，雖然不排除父母和朋友會依據情感和愛提供愛心資金，但是考慮到投資風險可以通過外部條件合理控制，因此，創業者個人能力不僅是獲取愛心資金的顯示信號，也是投資者降低投資風險、獲取回報的依據。一些實證研究也表明，投資者對創業者個人能力信任與投資規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13］。

基于此，本研究認為，家庭成員和朋友對創業者提供愛心資金支持并非是基于單一的情感信任，僅有情感信任是不夠的，父母的愛和朋友的友誼是給予投資的基礎，但不是充分條件。父母和朋友與創業者存在頻繁的互動和認知，對其能力認知信息較為對稱，如果創業者缺乏能力，其支持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如父母給出的“敗家子基金”等，朋友則會選擇在其他事務上給予支持回報，而非進行創業投資。因此，在創始資金獲取上，父母和朋友的愛心資金是情感和能力的綜合考量，或者說是基于能力之上的愛心支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1a情感信任與愛心資金并無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H1b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存在正相關關系。

2.2 區域制度環境、創業活躍度的調節作用

制度作為政治、社會、法律的基本規則和規范的組成，建立了經濟活動的基本原則，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不確定性的必要手段。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通過構建穩定的行為結構來降低不確定性，減少經濟決策的信息成本和風險成本，還能降低人們的機會主義傾向，減少監督成本和違約成本。

制度理論的研究表明，在制度環境不完備的區域，廣泛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和腐敗都會增加創業活動失敗的風險;同時，因為缺乏與創業活動相關的制度要素，創業者很難通過銀行等外部渠道獲取資金支持［14］。在這種情況下，創業者不得不依賴于個人社會網絡，通過構建廣泛的關系網獲得與創業活動有關的社會資源和情感支持。方軍雄［15］通過對中國不同省份的比較研究發現，在制度環境越完備的區域，金融服務創新程度越高，相關金融服務機構越發達，市場金融產品也更多樣化，資本配置優化，融資成本降低。

相比之下，在制度環境不完備時，個人社會資本對資源獲取的影響更大［16］，創業活動作為一種獲取社會地位的方式，家庭成員為創業者提供資金支持，當創業者獲得成功時，家庭成員和朋友會通過創業者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來擴大個人收益，因此家庭成員和朋友具有為創業者提供資金支持的動機。制度環境作為宏觀因素對愛心資金的獲取和創業風險都會產生影響，當制度環境越完備時，市場規范程度提高，融資渠道擴大，融資成本降低，創業者可以憑借規范化的制度獲取外部正式投資的資金支持，而依賴于非正式渠道獲取資金的優勢下降，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對愛心資金的影響作用會進一步降低。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2制度環境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之間正相關關系存在負向調節作用。

由于區域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創業活動在不同區域存在差異［17-18］。創業過程是創業者與外部環境不斷進行交互作用的結果，創業活躍度作為衡量中國不同地區創業活動水平的重要指標，對愛心資金的影響主要有3個方面。①創業活躍度越高，對資金需求越大，而在一定區域市場流通的資金量有限，創業者獲取愛心資金的成本增加，競爭更激烈;②創業活躍度越高的區域會催生更多的非正式投資者，而在一定區域內個人社會網絡關系存在交錯重疊，當多個創業者社會網絡強關系存在交錯重疊時，創業者個人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對獲取愛心資金的作用更加凸顯［19-20］;③創業活躍度越高，市場競爭越激烈，創業失敗風險增加，投資者與創業者個人的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是創業者在激烈市場競爭中獲取愛心資金的關鍵［2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3地區創業活躍度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之間正相關關系存在正向調節作用。

圖1 給出本研究模型，模型的基本假設是，在微觀層面，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是創業者獲取愛心資金支持的主要因素，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作為宏觀因素，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存在調節作用。

圖1 假設模型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3 實證模型和數據來源

3.1 計量模型

針對本研究假設構建計量模型。因為假設模型中存在過多的交互項，為了避免過多交互項造成多重共線性［21］，在模型中構造協方差矩陣，同時采用Ping［22］的方法設置交互項誤差值指標［(1－α)·?2］，α 為模型的可靠性，?2為標準誤差，通過控制方程交互項誤差來避免共線性。模型設定為

其中，Capital 為愛心資金;Em 為情感信任;Ab 為能力信任;CPEA 為創業活動指數;In 為制度環境;β0為截距;βi為回歸系數，i= 1，2，…，11;Cj為控制變量，j= 1，2，…，4;ε 為誤差項。

3.2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南開大學創業管理研究中心在中國主要的8個城市開展的中國創業動態跟蹤調查(Chinese 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CPSED)所收集的數據，該數據庫是中國首個聚焦于揭示微觀層次創業活動規律的大型調查研究數據庫，本研究所有題項的來源和測量均采用CPSED 實際調查問卷。CPSED 將全國根據新生創業活動活躍程度差異分為東部、西部、東北和中部4個區域，東部地區選擇北京、天津、杭州、廣州，中部地區選擇武漢，東北地區選擇沈陽，西部地區選擇成都和西安，對4個地區的8個城市開展調查。調研對象主要為18 周歲以上成年人群體中的新生創業者，并在2009年至2011年采用3 次跟蹤式電話訪談，持續關注創業行為和過程。本研究從CPSED 數據庫總樣本中選取與愛心資金和創業績效相關的602個數據樣本，由于篩選出的部分調查樣本存在被調查對象回答創始資金來源等關鍵問題的缺失或者不完整，剔除此類樣本，最終獲得有效樣本563個。

3.3 變量定義

(1)因變量

愛心資金。愛心資金主要指投資者與創業者存在親密的血緣關系的親人或者創業者個人社會網絡中的強關系進行的投資，親人和朋友對創業者進行投資受一定的非財務動機驅動，故稱之為愛心資金。本研究的愛心資金主要指創業者在創業初期獲得父母和朋友的資金支持?？紤]到中國的現狀，子女在沒有工作之前，個人財產與父母財產并不能明確的分隔開。因此，在確定創業者個人創業資金來源時，將沒有參加工作的創業者并回答創業資金主要來源于個人的這類樣本，其創始資金也歸為愛心資金。

(2)自變量

①能力信任。創業者的能力信任并不能直接測量，但是創業者的個人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個人能力，本研究將個人在創業之前從事工作中所擔任的最高管理層職位作為衡量外界對其個人能力信任的主要指標。

②情感信任。情感信任為非直接觀測變量，McAllister［23］通過相互之間聯系頻率和交往時間測定情感程度，其依據是情感信任是建立在互動和共識的基礎上，個人在社會活動中被不同群體所接受反映了個人獲取情感信任的程度。本研究對于情感信任程度的測量方法如下。首先，根據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依次按照家庭成員、親戚朋友、熟人進行權重排列;其次，根據問卷調查中題項“在幫助過您的人當中，請選擇您認為對您幫助最大的3 位(依照重要性次序)”的答案進行賦值;最后，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匹配計算。例如:當創業者獲得的愛心資金來源于父母(權重值為3)，同時創業者又認為對自己創業活動幫助最大的3 位是父母、兄妹和親戚朋友，父母排在第1 位(賦值為3)，排在第2 位的是兄妹(賦值為2)，排在第3 位的是親戚朋友(賦值為1)，兄妹和親戚朋友均沒有提供愛心資金(權重值均為1)。因此，此時對創業者個人情感信任為3 ×3 +2 ×1 +1×1 =12。

(3)調節變量

①制度環境。采用通用的市場化程度指數作為替代變量衡量制度環境，市場化程度指數主要來源于樊綱等［24］的《中國市場化指數》中的“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總得分”指標，衡量創業者所在城市所屬的省和直轄市的制度環境。②創業活躍度(CPEA)。采用全球創業觀察中國地區的測量方法，即區域內新創私營企業個數與區域內15 歲～64 歲人口的比值。該指數直接將測量對象確定為私人部門中的企業創建活動，即新增私營企業數，能較真實地反映中國創業活動的活躍程度，也成為衡量中國不同地區創業活動水平的重要指標?？紤]到與CPSED 調查樣本的契合度，選取8個城市的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因為CPSED 調查時間跨度為2009年至2011年，選取的指標為3年的均值。

(4)控制變量

因為研究主體是從事創業的個人，需要考慮創業者個體特征存在的差異。性別會影響到創業活動的類型，男性更多為機會型創業，女性更多為生存型創業［25］;同時，年齡、婚姻狀況和教育程度作為顯示信號都會影響創業者獲取外部融資。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教育程度、年齡和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各變量的原始題項和編碼方式見表1。

4 實證結果分析

4.1 數據分析和結果

本研究采用STATA 12.0 進行數據處理，為了避免加入交互項后帶來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分別對自變量和調節變量做中心化處理，然后再計算交互項。表2 給出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由表2 可知，愛心資金與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年齡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此外，能力信任與愛心資金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表1 概念測量和編碼Table 1 Measurement Concept and Code

表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為了驗證假設，表3 給出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對愛心資金的影響。模型1 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基準模型，模型2 考察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與愛心資金的關系，模型3 考察制度環境、創業活躍度對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與愛心資金關系的調節作用，模型4 考察能力信任與情感信任的交互項與愛心資金的關系以及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的調節作用，模型5 為穩健性檢驗。由模型2 可知，情感信任與愛心資金不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H1a得到驗證。由于創業活動存在風險性和不確定性，單一的情感信任并不足以讓創業者從父母和朋友處獲取資金支持。由模型3 可知，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對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與愛心資金的關系存在顯著的調節作用。由模型4 可知，能力信任與情感信任的交互項與愛心資金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α= 0．058，p ＜0．050，當父母和朋友對創業者個人能力信任和情感信任越高時，越傾向于對創業者提供愛心資金支持，H1b得到驗證。制度環境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存在負向調節作用，α= －0．027，p ＜0．100，H2得到驗證;創業活躍度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存在正向調節作用，α= 0．011，p ＜0．050，當區域創業活躍度越高時，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對創業者獲取愛心資金的作用會進一步的凸顯，H3得到驗證。由模型5 可知，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對單一情感信任或能力信任的調節作用不顯著，而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項的作用顯著，α= 0．070，p ＜0．050，因此，模型具有較好的穩健性。

Zelner［26］認為，解釋變量為0、1形式時，采用傳統的交互項系數顯著性檢驗調節作用的方法會產生偏差，調節變量交互項系數的顯著只代表第二調節作用是否顯著。為了進一步驗證調節變量在被解釋區間的強弱，根據Bowen［27］的研究繪制第二調節效應圖，見圖2 和圖3。

圖2 制度環境調節作用Figure 2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

圖3 創業活躍度調節作用Figure 3 Moderating Effects of CPEA

圖2 中虛線為在0.100 顯著水平下的z 值，可以看出獲取愛心資金的概率聚集在0.200 ～0.800 區間，而且都在0.100水平下負向顯著，表明第二調節作用顯著存在。也就是說，制度環境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項與愛心資金的正相關關系的實質調節作用顯著為負，制度環境的調節作用是真實存在的。圖3 中虛線為在0.050 顯著水平下的z 值，獲取愛心資金概率聚集在0.400～0.800 區間，此時z 值區間的聚集效應表明，在0.050的水平下，創業活躍度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之間正相關關系存在顯著的正向調節。由圖2 和圖3 可知，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的第二調節作用都顯著存在，由此進一步佐證了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的調節作用。

表3 能力信任、情感信任對愛心資金的影響Table 3 Impacts of Competence Trust and Affect-based Trust on Love Money

4.2 愛心資金與創業績效

父母和朋友作為愛心資金的主要提供者，在不同的制度環境和文化價值下對于創業者所扮演的角色存在差異，這種不同的角色差異提供的愛心資金會進一步影響創業績效。相比創業者自有資金，父母和朋友為創業者提供資金，表現了親人和朋友對創業者的充分信任，更會促進創業者增強責任感，激勵創業者更加努力工作，有利于提升新創企業的績效［28］。在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中，家庭成員為創業者提供愛心資金，家文化強調的家族榮譽感會增強創業者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同時，父母通過個人家族權威和近距離關系可以對創業者創業活動進行監督，降低創業活動風險。而朋友提供愛心資金支持，一方面可以分擔創業活動風險;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個人社會網絡異質性為創業者創業活動提供信息資源，提高創業績效。當前，創業者個人社會網絡是為創業活動提供資源的非正式制度，為了考察在中國情景下父母和朋友不同群體為創業者提供愛心資金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對愛心資金來源差異與創業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首先，將研究樣本按照創始資金來源分為自有資金、父母資金和朋友資金，對于創始資金由多種來源構成的樣本進行剔除，得到402個有效樣本，主要探討創業者父母提供的愛心資金(capital-family)和朋友提供的愛心資金(capital-friend)對創業績效的影響。表4 給出愛心資金的來源差異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模型6 為加入控制變量的基本模型，模型7 考察朋友提供的愛心資金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模型8 考察父母提供的愛心資金對創業績效的影響。由模型7 可知，來源于朋友的愛心資金與創業績效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α=－0．179，p ＞0．100;由模型8 可知，來源于父母的愛心資金與創業績效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α=0．391，p ＜0．001。由此可知，相比于來自于朋友的愛心資金，來自于父母的愛心資金的支持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更為明顯。

5 結論

結合中國的制度文化背景，本研究建立基于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的愛心資金獲取整合模型，以深化創業資金獲取的社會網絡和制度理論分析?；?009年至2011年中國創業動態跟蹤調研數據，采用Probit 回歸方法對社會網絡、制度環境、創業活躍度與愛心資金的關系進行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進一步考察愛心資金結構差異對創業績效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

表4 不同來源愛心資金對創業績效的影響Table 4 Impacts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Love Money on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1)單一的情感信任并不足以獲取愛心資金支持，而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家庭成員和朋友是否對創業者提供愛心資金支持，不僅出于利他主義的情感和愛，同時還會對創業者個人能力有一個綜合的考量，創業者個人能力作為重要的顯示信號，是獲取愛心資金的基礎。在之前基于傳統儒家文化背景的研究中，由于對社會網絡親密關系的利他主義過分解讀而忽視了社會網絡的工具性價值。

(2)考慮制度和創業活躍度等外部環境因素，本研究發現，制度環境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的關系存在負向調節作用，創業活躍度則呈現正向調節作用。

(3)相比來源于朋友的愛心資金，來源于父母的愛心資金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更為明顯。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中國儒家文化情景下，父母對創業者進行資金支持，既是對創業者個人的一種充分信任和肯定，同時也將創業者作為家族未來希望的寄托，這份榮譽感和使命感能有效激勵創業者全身心投入到創業活動中。

創業活動作為一個高風險的投資過程，創業者想要獲取外部投資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必須可以向外部投資者提供規避創業風險的信號。天使投資作為在創業者用完愛心資金后的第二輪非正式融資［29］，與愛心資金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投資者都包含一定的非財務因素動機。但相比愛心資金來源于家人和朋友等創業者個人社會網絡中的強關系，天使投資者與創業者并不存在強關系連接，此時情感信任的效用并不存在，創業者獲取天使投資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投資者對創業者個人能力的信任［30-31］。相關的研究者也發現，相比于正式投資機構對創業項目的重視程度，天使投資者更看重創業者個人能力［32-33］。由此可見，雖然愛心資金與天使投資者都存在非財務動機因素，但是當創業者與投資者缺乏有效的社會網絡強關系時，提高個人能力是獲取創始資金的根本途徑。

①本研究從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的整合視角詮釋在中國獨特傳統文化情景下創始資金的特征，豐富了創業社會網絡與創業資源關系的研究。實證分析表明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存在正相關關系，突破了已有研究關于社會網絡與愛心資金之間情感性或工具性單一因素的研究框架［32］。②引入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發現二者對情感信任與能力信任的交互作用與愛心資金的正相關關系存在調節作用，該結論豐富了社會網絡與創始資金研究的制度情景性分析。③現有關于創始資金結構對創業績效的影響更多是基于理論上的分析［28］，本研究基于中國情景的調查數據，證實了愛心資金來源對創業績效的影響，為后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由于情感信任和能力信任為非直接觀測變量，本研究采用的是替代變量，作為一種間接的測量，難免會存在誤差。因為數據樣本的限制，僅研究了中國不同區域制度環境和創業活躍度對愛心資金的影響，未來可以對比不同國家文化、制度環境和經濟水平對愛心資金的影響，以深化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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