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財富管理行業探秘

布魯克·哈靈頓+張文智+譯

莎士比亞曾說，大千世界是一座舞臺。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則補充說，最有趣的事情往往發生在幕后，也就是他所說的“后臺”的日常生活。

對國際財富管理專業進行了長達8年的研究后，我不得不認同高夫曼的說法：當人們不再做戲，脫離腳本演出時，便能夠提供最有啟示作用的信息。比如說有一次我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采訪一位私人財富經理，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威脅說要把我趕出這個國家。他的怒火源自一個出乎我意料的方面：關于財富管理，我撰寫并發表了兩篇學術文章，并在其中使用了“社會與經濟不平等”一詞，認為是這個行業助長了這種不平等。在我看來，這兩篇文章是純學術性質的，如果不是這個領域的人，會覺得它非常乏味，一點意思都沒有。不過，我的觀點在這位先生看來太過激進了。

很慶幸他只是威脅我。一位《新聞周刊》的記者就沒這么幸運了，她竟然因為自己的報道，被另一個避稅天堂澤西島驅逐出境，并被禁止再次進入該島或英國任何地區兩年。即便她的報道與這一金融服務行業無關，但仍被認為是對該島的負面報道，會危及其避稅天堂的美名，所以澤西島方面干脆以驅逐記者為手段，來扼殺他們的報道。

財富管理是個神秘行業。雖然很多人從未聽說過它，但對于各國稅收機構和尋求高凈值人士為客戶的國際機構來說，則再熟悉不過了。這些高凈值人士——包括10.3萬被歸入“超高凈值人士”（擁有可投資資產在3000萬美元之上者）之列的人們——會支付可觀的費用給財富管理業內人士，讓他們幫其避稅、躲債，或逃脫官司等一系列在其他人看來是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事務。普羅大眾很少聽說這些專業人士，是因為全球范圍內這類人士并不多，只有不到兩萬人。而且為了自己和客戶，他們都極力保持低調。

2012年美國大選時，曾有媒體報道稱，候選人之一米特·羅姆尼2.5億美元的個人財富，便分散在幾個離岸信托和銀行賬戶里，這讓其實際的個人所得稅率降低至15%。有消息人士指出，有專業人士在為羅姆尼指點迷津：他雇傭了至少一位財富經理來搭建并管理其離岸避稅網絡。

國際扶貧發展機構“樂施會”（Oxfam）預測，2016年，全球超過50%的財富掌握在僅1%的人手中。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情況并非自然形成，也不是富人的個別行為造成的。一般來說，富人忙于縱情揮霍財富或賺取更多的財富。而使這些財富不被政府（以及債權人、訴訟對手、離婚配偶以及不肖繼承人）染指，就是私人財富經理的工作了。

“浸入式研究”，潛入私人財富管理圈

考慮到很少有人了解這一職業和它在全球“社會與經濟不平等”中扮演的角色，對于財富經理如何熟練地玩弄手法多一些認識就顯得非常有必要了：不必違犯任何法律，他們就能讓其客戶規避法律及政策的一些規定——尤其是那些阻止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從而產生“新封建主義”的政策法規。但和很多精英及專業人士一樣，私人財富經理不太愿意回答來自社會學家的莽撞問話，如我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采訪的那位先生，就質疑我抱持“左傾”的理念。因此，傳統的調查方式——主動打電話要求進行采訪或發送調查問卷，都注定要失敗。

利用在德國獲得的一筆研究獎學金——它讓我在數年之內不必再操心教學及管理工作等事務，我決定全身心地投入到這一領域，并接受培訓，成為一名私人財富經理。第一階段的研究花了我兩年時間，耗費了數萬美元，行程數十萬公里，終于敲開了這個神秘領域的大門。

此類“浸入”到研究對象當中的研究方式如今并不通用，因為它的時間成本、人力成本及財力成本太高了。在早期的人類學及社會學研究中，研究者常常費時費力費錢地同研究對象朝夕相處，以求弄明白他們的生活及世界觀。而在當下的研究中，當研究者面對的是一個太過神秘，且防御性很強，不愿讓社會學者等“外來者”窺探自己“后臺”秘密的群體時，技術手段便成了最終的解決辦法。

在制定研究策略時，我尤其受到了約翰·范·曼倫的啟發。此君是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一名教授，他針對1970年代早期加州警察部門所做的研究論文聲名遠播，當時距離洛杉磯剛發生種族沖突的瓦茨暴亂沒幾年，美國社會反警察情緒高漲。在這種氛圍中，曼倫發現自己很難打開這一群體的心扉：他以局外人的身份向許多警察局發出研究請求，但被拒絕了不下20次。但他沒有氣餒，而是另辟蹊徑開展研究——他報名進入警察學校，接受了成為一名警察所必需的全部訓練，包括武裝巡邏。通過這些，他才贏得了同僚的信任與配合，從而將研究開展下去。

以一種實用的觀點來看，我的“浸入式研究”所涉及領域的危險性遠低于曼倫的。我花了數個星期，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酒店會議室里學習信托和企業法律、金融投資及會計。最后我獲得了“信托和財產規劃師”（TEP）的資格認證。TEP是國際認可的財富經理證書，就像CPA（注冊會計師）之于會計師一樣。這個過程不僅讓我熟悉了這一領域及其業務，最重要的是讓我可以和財富管理的從業者面對面接觸。我們一起上課，一起用餐，通常也住在同一家酒店。這給我提供了大量信息交流的機會，讓我可以搜集關于這個行業的各類數據，并敲定采訪對象。我花兩年時間獲得的這個證書，成了我出席各種財富經理會議的通行證，只要我亮出TEP證書，就可以參加這些會議。如此一來，我又多了一些研究及招募采訪對象的“平臺”。

和曼倫一樣，我在研究過程中使用真名實姓，并公開所屬機構和研究目的。也就是說，我沒有暗地里做這項研究。起初我并不確定會有人接受采訪。不過出乎意料的是，我接觸到的大多數該行業的從業者都愿意同我交談，條件是匿名。

這些人為什么愿意向我敞開心扉？我總結了如下幾個原因：首先，我過去不是，將來也永遠不會是他們的同行，不存在競爭關系。因此把他們的職業生活及業務實踐告訴我，并不會對他們造成不利影響。其次，我同他們的高凈值客戶基本上不會有什么交集，因此不用擔心透露的事情傳到客戶耳朵里。最后，從事復雜技術工作（尤其是那些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社會污點”的工作）的人，很少有向別人宣泄其職業生活的機會，他們的家人及朋友也未必會理解這種工作的本質。同行之間則因擔心泄露“商業秘密”，或違反同客戶商定的保密協定而緘默不言。而我不會對他們構成上述風險，且有著足夠理解這一行業的優勢，因此他們愿意同我交談。對于私人財富經理來說，同我交談就像是飛行途中同身邊的陌生人談論自己的人生經歷一樣輕松，他們可以談論自己的英雄壯舉，也可以對困擾自己的事情“吐槽”，反正今后也不會再相見。

最終，我在18個國家進行了65次訪談，從傳統財富管理中心瑞士和英國，到印度洋上偏遠的塞舌爾群島。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危險，但正如高夫曼所說，最糟糕的經歷往往也能讓我一窺離岸金融領域的“后臺”。例如，在庫克群島（Cook Islands）進行研究期間，我曾遭遇搶劫。當時的情況非?？膳?，以至于事后幾個月我仍常做噩夢。在向警察報案后，我漫步散心，在一個小港口看到一位毛利族漁夫正在清理捕獲的魚。我當時看上去驚魂未定，漁夫就停下手頭的事情，問我怎么了。聽了我的解釋后，他笑著說，自從島上的金融服務業做得風生水起之后，犯罪率也隨之急劇攀升。這門規避法律的生意催生出一種敗壞、墮落的島上生活，即便是在那些與金融無關的行業?！艾F在我們這里被稱為‘罪犯群島（Crook Islands）?！睗O夫說道。

游離于法律體系之外

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財富管理的廣泛影響及其后果，都被我寫進了書里，哈佛大學出版社明年將出版這本書。它不僅探究了全球范圍內日益顯著的貧富不均的成因，還披露了一些更大，更令人不安的問題：一個自由論者空想的領域已成為現實。在這個領域內，財富管理從業者的幫助，讓全球最富有的人不但免于交稅的義務，甚至還不受法律的制約。

離婚將損失慘重？這不成問題，只需聘請一位私人財富經理將你的資產放在離岸信托中，這些資產就不在你名下了，也就不會被列入訴訟標的。哪怕外國法院要中止你的信托，如果有一位足夠高明的財富經理，你就不用為此傷神。就拿俄羅斯億萬富翁德米特里·雷波諾列夫來說，他剛剛結束了一場“史上最昂貴的離婚”。盡管一家瑞士法庭最初把雷波諾列夫90億美元資產的一半判給了其前妻艾琳娜，但上訴法庭后來裁決，這些資產的絕大部分由于已經列入信托，所以法律不能對其進行分割。

怕輸了官司破財？讓私人財富經理把你的財產放到庫克群島的資產保護信托，著名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一些沒那么有名的巨富家族早就這么做了。實際上，此類信托讓這些財產從根本上免除了被其他國家法律扣押的可能性。迄今為止，全球還沒有人能通過訴訟使庫克群島的信托無效，包括美國政府。多年來，美國政府一直想扣押被聯邦法庭定罪的詐騙犯存放在境外的至少數百萬美元財產，但均無功而返。如“專題廣告片之王”、寫有“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事情”系列書籍的凱文·特魯多，以及俄克拉荷馬州一名拖欠房利美公司（已因次貸危機被聯邦政府接管）貸款的地產開發商，此二人自2007年以來，分別欠了美國政府3700萬美元和800萬美元的債務，但他們早就采取了高明的財富管理策略來避免被法庭勒令還債——只要把財產放在庫克群島的信托里，就安全得很，至少從理論上講，美國政府拿他們沒辦法，除非派出一支法律團隊乘坐15小時的飛機來到庫克群島首都拉羅湯加，依照當地法律打官司。當然，當地法律對于想把存放在當地信托里的財富弄出去的外國人而言，不是特別有利。

避稅——使個人稅負最小化的完美法律實踐——其實只是私人財富經理為客戶創造的奇跡中最不值得說道的方面。當持有某國護照意味著要服從一些不堪忍受的要求時，他們還可以幫客戶變換國籍。還記得社交媒體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嗎？他放棄了美國國籍，改持新加坡護照，這就是典型的理財策略。而由于財富管理從業者的增多，放棄美國國籍者的數量也創下了新高，并持續增長。最后，私人財富經理可通過將財產與繼承人完成特定義務（如進入家族企業工作或生育第三代）進行綁定的方式，讓其客戶在某種程度上實現財富的永續流傳。

心安的經理人和不安的經理人

接受我采訪的財富經理都說自己是好人，只是被誤解了。他們把自己描述成老年客戶的保護神，會幫這些客戶想辦法使財產不落入貪婪的繼承人手中;是為新興市場提供發展資金的促進者;還是有錢父母的準家庭成員，為他們提供建議，以防他們的孩子游手好閑或吸食毒品。

有些受訪的專業人士表示，他們把客戶當作朋友，陪他們度假，參加他們家人的婚禮，甚至會在客戶的葬禮上痛哭流涕。另一些人則表達了對超級富豪的鄙視之情，以及自己幫客戶鉆法律空子的難堪之情。一名在日內瓦受訪的美國人告訴我，他在摩納哥的一些客戶堅信自己是埃及法老的傳人，命中注定要接管整個地球。他說，這些客戶最令人不屑的墮落行為就是，他們將“換妻”作為主要消遣?！拔以嬖V同事，”他說，“如果有一天我變得像這些客戶一樣，那就開槍打死我?！边€有一位接受我采訪的私人財富經理畢業于劍橋大學，擁有歷史學位，他說他幫客戶避稅的行為，讓客戶所屬國家的其他人變得更窮，他為此深感不安，作為彌補，他會極力勸說客戶捐錢做慈善。

法外的絕對自由？

有一位女士，之前在“綠色和平”組織做事，后來跟隨男友進入私人財富管理行業，并來到瑞士，在男友父親的公司里謀得職位。即便還是個新人，對這一行了解不多，她仍為自己的客戶所享有的諸多特權感到震驚。許多客戶所擁有的財富足以與一個國家的GDP相匹敵。她表示，這些人“凌駕于國家及法律之上”。我讓她舉個例子，她講述了自己向一位客戶提供咨詢時的經歷。這位客戶似乎發現了可以無視多個國家法律的“門道”，且不必擔心這樣做會產生任何負面后果。權勢之大，不僅這位女士，就連她的老板也跟著沾光，至少在接受私人財富管理服務期間都是如此。

這位女士說道：

我必須和我所在公司的CEO一起飛離歐洲去見這位客戶。臨行前我換了手提包，結果把護照忘在了家中的包里。這位客戶派了一輛豪華轎車接我們去蘇黎世機場，再用私人飛機載我們到他那里。到了機場，我發現自己沒帶護照，就對CEO說得回家取護照。他卻說：“不用擔心?！蔽艺f：“但我們是要離開歐洲，必須要用到護照?！彼f：“真的不用，你沒必要回家拿?！庇谑俏倚南搿昂冒伞?，既然CEO說了兩次，那我就不再提這件事了。如果在機場被阻攔，就由它去吧。就這樣，我們在蘇黎世上了飛機，沒有人檢查我們的證件。到了客戶所在地的機場，又是一輛豪華轎車等在那里，把我們直接送到客戶那里。也沒人要求查看我們的護照，即便我們搭乘客戶的噴氣式飛機回到瑞士也是一樣。CEO說的沒錯，我們這些最有錢的客戶凌駕于法律之上……但這可能潛藏著極大的危險。

這位女士的講述讓我聯想到美國女作家瓊·狄迪恩的話，“金錢與權力的神秘之處在于，金錢并不能買下一切，權力也不是僅僅為了滿足權欲……而是絕對的個人自由、來去無阻、不受干擾”。金錢本身并不能使人獲得這種自由，但在精通金融法律的專業人士的幫助下就可以做到。這就是超級富豪需要私人財富經理的原因——為他們創設資產保護信托和離岸公司，用來躲債、避稅，起草財產分配方案，以確保家族財富代代相傳。

最為重要的是，這些私人財富經理確保了客戶的隱私。他們盡一切可能讓這些富豪不被報紙報道，不被監管機構注意。要做到這些，私人財富經理自身也得保持極度低調。與他們相反的是投資銀行家，這些人有陳設講究的辦公室，而我接觸過的多數財富管理公司只能算干凈整潔，但不會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些離岸的辦公地點，財富經理們的辦公室非常簡陋，看上去如同薩默塞特·毛姆（英國現代小說家、劇作家）小說中描述的場景：桌子上，覆滿了灰塵的文件堆得老高，上面還標注有“雨天信托”等字樣。

這些專業人士在全球的資本流轉中操控著大筆資金，然而他們越是專業，越顯得平凡無奇，從而確保他們那些富豪客戶能夠在一個近乎沒有法律干涉的地帶里優哉游哉。這也是這一行不為外界所知，而且將繼續保持這種不受打擾狀態的原因。

公眾在談論不平等時，往往會使用“階級戰爭”“嫉妒”等老套字眼來形容那些“財富創造者”，不過，若把焦點從富豪身上移開，轉而關注那些理財專業人士或許更有效。這些人靜悄悄地、謹慎地運用高效手法，讓全球最富有的一批人在獲得所有社會利益的同時還可以嘲弄法律。因此，與其質疑經濟資源的分配是否公平，不如質疑這種分配本身——它在國際法的范疇內利用一系列欺騙手法進行分配。大多數人對發生在街角的騙局持零容忍態度，對于這種全球范圍內的不公現象，又該如何面對呢？

（本文作者系丹麥哥本哈根學院副教授，出版有《金融：投資俱樂部與新人民投資主義》等著作。）

[譯自美國《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