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語言水平對雙語者語言抑制能力的影響
——來自英語–漢語單通道雙語者和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證據*

李 恒曹 宇

(1江蘇師范大學語言科學學院,徐州 221009)(2英國伯明翰大學英語及應用語言學系,伯明翰 B152TT)(3大連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大連 116024)(4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1 引言

雙語者(bilingual)是指掌握兩種語言的個體,他們能夠根據語境的需要,自然地選擇一種語言進行表達,成功地加工(通達)目標語言而不受另一語言(非目標語言或非加工語言)的干擾(Grosjean,1992)。雙語者在言語理解、言語產生和語言習得方面與單語者之間的區別一直是心理語言學和二語習得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早期的研究者大多認為,雙語(含多語)經驗會對認知產生消極影響。Thompson(1952)指出,如果兒童在語言發展的初期就接觸多種語言,容易導致認知發生混亂,如美國的雙語兒童在智力上普遍落后于單語兒童。但之后的研究者認為,先前的研究所以得出了“雙語阻礙語言或智力發展”的結論,蓋因其忽視了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雙語兒童多來自低收入的移民家庭,單語兒童多成長于美國的中產階級家庭。此后,研究者開始注意平衡各方面的因素,綜合考慮雙語對于認知能力的影響。結果發現,相比于單語者,雙語者在注意選擇(Friesen,Latman,Calvo,&Bialystok,2015)、行為監控(Morales,Calvo,&Bialystok,2013)、執行控制(Miyake&Friedman,2012)等方面均表現出一定的優勢性。如Bialystok和Martin(2004)發現,雙語兒童在維度變換卡片分類任務(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 task,DCCS)中的問題解決能力(如形狀和顏色分類)優于單語兒童,這主要源于前者在認知抑制能力方面的優勢。雙語者的認知能力優勢不僅在非言語認知領域有所表現, 更是對言語節奏感知(Bosch&Sebastián-Gallés,2001)、詞匯–語義聯系的靈活性(Sheng,McGregor,&Marian,2006)、元語言認知能力(Bialystok,2007)等諸多語言能力也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這當中,雙語經驗導致的語言抑制能力優勢(Blumenfeld&Marian,2011)是研究者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需要說明的是,語言抑制能力和認知抑制能力有所不同。周治金、陳永明、楊麗霞和陳烜之(2004)指出,語言抑制能力是指讀者或聽者激活相關信息,并且抑制無關或干擾信息,以便建構句子或話語適當心理表征的能力,而認知抑制能力是指阻止無關信息進入工作記憶或把無關信息從工作記憶中清除出去的加工機制。

大量研究表明,雙語者在使用目標語言完成任務時,無法完全關閉第二語言的加工,非目標語言也會發生一定程度的激活。如Sebastian-Gallés,Rodríguez-Fornells,de Diego-Balaguer 和Díaz(2006)要求西班牙語–加泰羅尼亞語雙語者完成真假詞判斷,結果發現母語為西班牙語的雙語者容易識別來源于西班牙語單詞的假詞,卻難以拒絕包含加泰羅尼亞語字母的假詞。王悅和張積家(2013)采用言語理解任務發現,熟練漢–英雙語者在短語水平上亦表現出語碼切換代價的不對稱性,切換至非熟練語言的代價大于切換至熟練語言的代價。崔占玲和張積家(2010)利用言語理解任務發現,語言熟練程度是影響漢–英雙語者語碼切換代價不對稱性的主要原因。對熟練漢–英雙語者而言,切換至兩種熟練語言的代價相當;對不熟練漢–英雙語者而言,切換至不熟練語言英語的代價顯著大于切換至熟練語言漢語的代價。上述研究均說明,雙語者在語言加工中存在非目標語言的自動激活。

然而,研究者在對雙語者的言語理解和言語產生的觀察中,發現其既能使用一種語言進行表達,又能在兩種語言間自由切換。這說明,雙語者擁有較好的語言抑制能力。Kroll和Bialystok(2013)提出,經常性的語碼切換以及抑制與當前語境無關的非目標語言等行為,有利于提升雙語者的中央執行功能,導致其在語言抑制能力上更具有優勢,此即“雙語認知優勢效應”(Kroll,2015)。近年來,大量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證實了該效應的存在：(1)言語任務。Blumenfeld和Marian(2011)采取負啟動和雙加工任務范式,發現雙語者在聽覺言語理解中可以更好地排除語音相似性干擾,而單語者的表現較差;(2)語言發展。Bialystok(2010)運用語言刺激任務考察6歲的雙語兒童和單語兒童的認知抑制加工的發展特點。刺激的局部特征和總體特征均可以發生變化,如一個由小字母a構成的大字母F。被試根據指導語僅對其中的一種特征反應。結果表明,雙語兒童的反應時明顯短,表現出更強的抑制無關信息的能力;(3)認知神經科學的證據。Garbin等人(2010)的fMRI研究顯示,在執行非言語轉換任務時,單語者激活的腦區是主管消解非語言沖突信息的區域,雙語者激活的腦區是與語言控制有關的左下額葉和左紋狀體。研究證明,長期的語言控制經驗可以增強雙語者的認知抑制能力,使其能夠利用語言區域處理非語言信息的沖突;(4)病理學的證據。Chertkow等人(2010)對罹患阿爾茲海默癥的失憶病人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雙語患者的發病年齡比單語患者推遲5年。這是由于雙語認知優勢效應具有畢生性,使個體能夠更好地延緩與病癥伴發的認知能力衰退。

然而,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支持雙語認知優勢。de Bruin,Treccani和Della Sala(2015)通過對相關文獻元分析發現,雙語者的認知抑制優勢并不如研究者所說的那樣明顯。該領域似乎存在一種審稿偏見和思維定式,證偽的研究常常無法得到發表。此外,新聞媒體對雙語認知優勢的過度渲染,又進一步加深了學術界和公眾對該現象的迷思。針對此種看法,Bialystok,Kroll,Green,MacWhinney和Craik(2015)近期聯合撰文予以反駁,認為de Bruin等人的研究在不同組別樣本的可比性、證偽研究與零效應的區別以及言語任務和非言語任務的區分上犯了錯誤,不能作為否定雙語認知優勢效應存在的證據。

Luk(2015)進一步指出,雙語現象實際上涉及到多種性質(模態)的語言。以往研究大多關注單通道雙語者(unimodal bilingualism),意指個體掌握的雙語都是有聲語言,忽視了同時掌握口語和手語的雙通道雙語者(bimodal bilingualism)。手語(sign language)與健聽人使用的伴語手勢(co-speech gesture)有所不同,手語具有完整的語法系統和固定的詞匯表達(Stokoe,Casterline,&Croneberg,1965)。手語和口語都是真正的自然語言,只不過手語使用的是手–眼和面部表情組成的視覺–運動通道,口語使用口–耳組成的聽說通道,二者雖然具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卻擁有相似的腦機制(李俊宏,丁國盛,2013)。由此帶來的問題是：是否任何雙語經驗都能夠導致同樣的認知優勢？目前只有少數研究探討了這一問題。Emmorey,Luk,Pyers和Bialystok(2008)對比了單語者、單通道雙語者(unimodal bilinguals)和雙通道雙語者(bimodal bilinguals)在flanker等任務中的認知表現,發現雙通道雙語者并不具有顯著的認知優勢。所以如此,是由于雙通道雙語者的口語和手語可以同時發生,兩種語言系統之間不存在競爭加工,故雙通道雙語者無法在語言抑制方面得到訓練。但該研究的缺陷在于,研究者使用的均是非言語任務,并不能說明雙通道雙語者在言語任務中也不具有認知優勢。另外,以往的大多數研究使用的被試都是平衡的雙語者,即雙語者的兩種語言的水平大體相當,忽視了第二語言的熟練程度對于認知能力的影響。而且,雙語認知優勢效應在研究中的時隱時現,很可能與被試具有不同的雙語水平有關。雙語熟練程度對認知的影響是否是一個從沒有影響到有影響,或者從有弱的影響到有強的影響的漸變趨勢,尚不得而知(李瑩麗,吳思娜,劉麗虹,2012)。鑒于上述原因,本文擬研究不同類型的雙語者及其第二語言的水平對語言抑制能力的影響,旨在回答：(1)二語學習經驗是否可以促進雙語者語言抑制能力的發展？(2)單通道雙語者和雙通道雙語者是否都具有語言抑制能力的優勢？

2 實驗1不同水平的英–漢單通道雙語者與英語單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比較

實驗1采用同形異義詞(homograph)干擾任務,考察不同水平的漢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在言語理解中語言抑制能力的差異。實驗假設是：如果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得益于語言轉換過程中對非目標語言的抑制,那么,隨著雙語者第二語言水平的提高,高、低水平的漢語學習者排除同形異義詞干擾的反應時應當快于英語單語者,且高水平組快于低水平組,三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

2.1 被試

從北京、大連和廈門的五所大學中招募20名(男12名,女8名)一年級和20名四年級漢語專業留學生(9名男生,11名女生),均來自美國中等收入家庭,母語為英語,無任何語言障礙。進入大學之前,被試均未接受過外語課程的學習。一年級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9.2歲,已經完成了一學年漢語專業課程的學習,全部通過了新漢語水平考試二級(HSK-2)。四年級被試的平均年齡為22.4歲,已經完成了三學年漢語專業課程的學習,全部通過了新漢語水平考試五級(HSK-5)。HSK-2對應《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A2級,HSK-5對應C1級。按照研究慣例,將20名HSK二級被試和20名HSK五級被試分別作為低水平的英語–漢語雙語者和高水平的英語–漢語雙語者。在美國新墨西哥大學招募20名(10名男生,10名女生)英語單語者,平均年齡為18.70歲,均為大學一年級新生,且未選擇任何外語課程。被試均為右利手,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

2.2 設計

3(第二語言的水平：高/低/英語單語)×2(探測詞與測試句的語義相關性：相關/不相關)雙因素混合設計。因變量為被試判斷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是否相關的反應時與錯誤率。

2.3 材料

從Twilley,Dixon,Taylor和Clark(1994)的英語同形異義詞詞庫中挑選出80個同形異義詞,如“bank”。詞形在《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詞典》第五版中包括兩個獨立詞項：bank1為“河岸”義,bank2為“銀行”義。一般來說,多義詞的兩個詞項的激活強度不同,如bank1bank2。根據國際通用的阿爾伯塔大學相關語義強度(relative meaning strength)標準計算出80個同形異義詞的兩個義項的平均激活強度分別為0.52和0.31。

t

檢驗表明,差異顯著,

t

(79)=8.94,

p

<0.01。根據激活強度較弱的義項形成測試句,同形異義詞均為測試句的尾詞,如“He walked along the bank”。測試句的平均句長為6個詞,均為簡單陳述句。依據詞項1和詞項2的語義分別為測試句匹配語義相關詞(如river)和語義無關詞(money)。所以這樣做,目的是為了增大同形異義詞的干擾效應(homograph-interference effect),因為抑制激活強度高的義項需要被試具有更強的語言抑制能力。經MRC心理語言學數據庫(Coltheart,1981)檢驗,所有的語義相關詞和無關詞的詞長與詞頻差異均不顯著,

p

>0.05。20名英語本族語者(不參加正式實驗)對測試句做可接受度的7點評定,1代表完全不符合語法,7代表完全符合語法,句子的平均可接受值≥6。

采用對抗平衡法將80對語義相關詞和語義無關詞分為兩組,與80個測試句相匹配,構成了A、B兩份測試材料。每份材料包含80個測試句和80個探測詞(語義相關詞和無關詞各40個)。測試項目經過隨機處理。為了避免啟動效應(priming effect)和被試采用記憶策略,將被試隨機均等分為A、B兩組,每組被試僅接受A、B材料中的一份進行測試。

2.4 程序

采用E-prime軟件編程,在筆記本電腦上逐詞呈現刺激。被試端坐在電腦旁50 cm 處,右手食指放在J鍵(標記為“NO”)上,左手食指放在F鍵(標記式實驗中使用的英語同形異義詞進行練習。被試確認已經熟悉實驗任務后,自行按空格鍵開始實驗。首先在計算機屏幕的中央呈現紅色注視點“+”500 ms,隨即在注視點的位置逐詞呈現測試句,單詞之間間隔300 ms。尾詞呈現完之后,間隔800 ms,呈現探測詞,要求被試又快又準地判斷探測詞是否與測試句語義相關,如果相關,就按下F鍵;若無關,就按下J鍵。如果被試在3500 ms內未做出反應,系統自動進入下一個測試句。計算機自動記錄被試的反應時和錯誤率,計時單位為ms。為“YES”)上。在正式實驗前,先使用10個不在正

表1 英語單語者和英語–漢語單通道雙語者對同形異義詞加工的平均反應時(ms)

2.5 結果與分析

反應時分析時刪去錯誤反應和

M

±3

SD

之外的數據。被試的錯誤率很低,不足5%,且分布均勻,故不做分析。實驗結果見表1。

從國內目前的支付現狀來看，消費者無現金支付使用頻率高，使用人數多，發展迅速，從全球消費市場來看，北歐一些國家的支付方式革命早已走在中國前列。2014年的丹麥，由于銀行卡就可以完成國內大部分的交易，于是中央銀行決定不再印刷紙幣，用電子支付來代替紙幣，率先進入無現金社會。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無現金支付發展都是迅速的，但面對無現金支付，有紅火有隱憂，有人樂觀對待，有人持觀望態度，也有人悲觀認為覺得其不會實現長遠發展，因此開展對無現金支付用戶使用意愿的研究非常重要。本研究基于感知價值理論，建立消費者無現金支付的使用意愿模型，通過實證研究影響無現金支付使用者使用意愿的因素。

混合設計的方差分析表明,第二語言水平的主效應顯著,

F

(2,57)=4.42,

p

<0.05,η=0.09,

F

(1,78)=4.77,

p

<0.05,η=0.20。語義相關性的主效應顯著,

F

(2,57)=59.88,

p

<0.001,η=0.41,

F

(1,78)=40.56,

p

<0.001,η=0.68。均數比較表明,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相關條件的反應時顯著長于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無關條件的反應時。第二語言水平和探測詞與測試句的語義相關性的交互作用顯著,

F

(2,57)=4.30,

p

<0.05,η=0.09,

F

(1,78)=3.77,

p

<0.05,η=0.17。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在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無關條件下,漢語高水平雙語者的反應時顯著短于漢語低水平雙語者,

p

<0.01,二者相差110 ms;顯著短于英語單語者,

p

<0.05,二者相差91 ms。漢語低水平雙語者與英語單語者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p

>0.05。在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相關時,漢語高水平雙語者、漢語低水平雙語者與英語單語者的反應時差異不顯著,

p

>0.05。

因此,實驗1表明,高水平英–漢單通道雙語者的語言控制能力優于英語單語者,低水平英–漢單通道雙語者與英語單語者的語言控制能力差異不顯著。因此,少量的雙語經驗無助于語言抑制能力的提升。然而,不同性質的雙語者是否有類似的表現？實驗2選取雙通道雙語者做進一步研究。

3 實驗2不同水平的雙通道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比較

3.1 被試

低水平的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是美國新墨西哥大學的20名本科二年級學生(男10,女10),均來自中等收入家庭,平均年齡為19.9歲,選擇美國手語作為外語,無任何語言障礙。被試已經完成了初級美國手語課程(ASL 101),并通過了期末考試。高水平的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是該校手語專業翻譯培訓項目的20名成員(男8,女12),無任何語言障礙,平均年齡為25.40歲,學習美國手語的時間至少為6年,已經獲得了手語翻譯證書,每周會參加固定的手語翻譯工作,收入為中等。被試均為右利手,視力或矯正視力正常。由于在一般情況下,二語水平的提高依賴于學習年限的增加,因此本實驗中高水平二語學習者的年齡大于低水平學習者。但由于二者的年齡差異較小(約5歲左右),且均處于青壯年時期,因此年齡應當不會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

3.2 設計、材料與程序

同實驗1。

3.3 結果與分析

反應時分析時刪去錯誤反應和

M

±3

SD

之外的數據。被試的錯誤率很低,不足5%,且分布均勻,故不做分析。結果見表2。反應時的混合設計方差分析表明,第二語言水平的主效應不顯著,

F

(2,57)=0.39,

p

>0.05,

F

(1,78)=0.31,

p>

0.05。探測詞與測試句的語義相關性的主效應顯著,

F

(2,57)=70.37,

p

<0.001,η=0.45,

F

(1,78)=40.95,

p

<0.001,η=0.68。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相關條件的反應時顯著短于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無關條件的反應時。第二語言水平和應時同實驗1中英語單語者的反應時比較。

t

檢驗表明,無論是在語義相關條件下,還是在語義無關條件下,也無論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美國手語水平如何,他們與英語單語者對同形異義詞加工的反應時均不存在顯著差異,

p

>0.05。

實驗2的材料、程序與實驗1相同。因此,可以將不同水平的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反

表2 不同水平的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加工同形異義詞的平均反應時(ms)

4 討論

4.1 關于第二語言水平對語言抑制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通過第二語言水平不同的雙語者在語言干擾任務中的表現考察雙語水平對語言抑制能力的影響。本實驗采用的干擾任務以英語中的同形異義詞為材料,要求雙語者判斷目標詞的語義是否與刺激句相關。從實驗性質來看,該范式是一項純語言任務,與以往研究使用的卡片變換、Stroop等非言語任務的實驗明顯不同。本研究要求被試在所有“無關”試次中抑制語義激活強度高的義項,從而直接探查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即讀者在話語建構過程中抑制無關信息的能力,而不是將無關信息從工作記憶中清除的非言語抑制能力。Kintsch(1998)提出,言語理解是一種雙重的加工過程,既需要激活相關的語義,又需要抑制無關的或干擾的信息,以建構句子合適的心理表征。實驗1和實驗2發現,被試對與測試句語義無關的探測詞的反應時顯著長于對與測試句語義相關的探測詞的反應時,說明同形異義詞對言語理解產生了明顯的干擾。在兩種條件下,被試對探測詞反應的錯誤率都在5%以下。這說明,句子意義的表征可以激活同形異義詞的適當意義,同時抑制其不適當的意義。如果同形異義詞的不適當意義未受抑制,那么,判斷探測詞與句子意義是否相關的正確率應為50%,但結果不是如此。

實驗1表明,在探測詞與測試句語義無關的條件下,高水平英–漢雙語者的反應時顯著快于低水平英–漢雙語者和英語單語者,顯示出更加出色的語言抑制能力。這與以往研究對雙語兒童(Bialystok,Barac,Blaye,&Poulin-Dubois,2010)、雙語年輕人(Costa,Hernández,&Sebastián-Gallés,2008)以及雙語老年人(Gold,Kim,Johnson,Kryscio,&Smith,2013)的研究結果一致,即雙語者比單語者更善于處理各種信息沖突的任務,能夠更好地抑制無關信息的干擾,能夠較快地對目標信息做出正確的反應。Kroll(2015)指出,雙語者的兩種語言在言語理解和言語產生過程中處于平行激活狀態,即便是高水平的雙語者也無法完全關閉非目標語言的運作。這就使得雙語者在使用某一語言進行交流時需要對非目標語言進行抑制控制。這種長期的語言抑制經驗,為之提供了額外的抑制控制訓練,使得雙語者比單語者具有更強的抑制無關語言信息的能力。與之不同,單語者的抑制能力有限,對干擾信息的處理更傾向于建構新的子結構,無關信息常常保持激活的狀態,導致對探測詞的不適當意義的抑制較難完成(Gernsbacher,1989)。

以往有少數研究發現,雙語熟練程度與雙語者可能獲得的認知優勢大小有關。蔡厚德(2010)采用Stroop任務發現,熟練漢–英雙語者在語言內(漢語–漢語和英語–英語)的干擾效應均小于非熟練雙語者,表明雙語學習明顯提高了個體的語言控制能力。但是,前人研究或者缺乏單語者作為對照,或者對雙語者水平的區分不夠細致,無法清楚地回答少量的雙語經驗是否也能夠產生認知優勢(Singh&Mishra,2012;Mishra,2015)。實驗1發現,低水平的英語–漢語雙語者與單語者相比,并不具有明顯的語言抑制優勢。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的低水平單通道英語–漢語雙語者漢語學習時間尚短,漢語使用頻率和熟練程度有限,沒有頻繁地發生語碼切換行為。同時也說明,雙語者認知優勢形成可能存在一個質變臨界點,而雙語水平是決定雙語認知優勢效應是否產生的重要因素。當雙語者的第二語言處于初級水平時,第二語言不會干擾個體的言語理解或言語產生,個體不需要持續性地抑制住非目標語言;當雙語者的第二語言達到較高水平時,第二語言能夠有效促進個體的語言抑制能力。

4.2 不同通道的雙語經驗如何影響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

既然長期的雙語經驗可以促進雙語者的認知優勢,那么,高水平的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也應具有較強的語言抑制能力。然而,實驗2的結果卻不支持這一結論。在實驗2中,母語為英語、以美國手語作為第二語言的雙通道雙語者被試,無論其第二語言水平如何,反應時均不存在顯著差異,未發現第二語言水平對雙語認知優勢效應的影響。Whorf(1956)認為,語言使用者的思維方式和認知能力由其操持的語言結構塑造。由于實驗2與實驗1的唯一區別是雙語表達通道的不同,由此可知,語言通道也會對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產生影響。

不可否認,雖然雙語者擁有兩套可供使用的語言系統,但是,無論人類的語言資源如何豐富,單通道雙語者都僅有一套口語發音系統。因此,在特定時段內,單通道雙語者只能夠有意識地選擇一種語言來加工,而持續性地抑制住非目標語言?；诖?單通道雙語者在選擇性注意和抑制方面就獲得了大量訓練,日積月累,便有可能發展出更為發達的語言抑制能力。這種語言抑制能力還可能遷移到非言語的認知領域,并導致個體的一般認知抑制能力的增強。由此可見,語碼切換行為的頻繁發生是導致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提高的根本原因。但是,分析實驗2中雙通道雙語者的特征可以發現,該人群使用的是兩套“發音”系統,既包括用于英語口語表達的言語發音器官,如聲帶等,還包括用于表達美國手語的視覺手勢系統。之所以認為手語也有“發音”通道,是由于語言學家發現手語也是真正的人類語言,也具有完整的“語音”、詞匯和語法系統(Stokoe et al.,1965;李恒,吳鈴,2013;李恒,吳鈴,吾根卓嘎,2013)。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套發音系統可以同時運行,互不干擾。Emmorey等人(2008)提出,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在進行日常交流時,他們的口語和手語可以同時發生,常常發生的不是語碼切換行為,而是語碼混搭(code-blending)行為,意指在同一個句子、同一篇文本中,出現了兩種或多種語碼相互混搭的現象。大量的研究表明,即使是高水平的口語單通道雙語者在加工目標語言時,也不可能完全關閉非目標語言的動作(Costa et al.,2008)。但是,比起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口語單通道雙語者發生語碼混搭行為的幾率要小得多。即使偶爾出現了語碼混搭(如“你out了”),也更多的是說話者有意為之,抑或是對流行語的習慣性使用,而不是語言之間相互干擾的結果。換言之,口語單通道雙語者通常需要有效地抑制非目標語言的激活,從而有選擇性地通達目標語言。

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和單語者一樣,在進行口語表達時,會有意無意地使用一些伴語手勢,用于促進言語交流(李恒,曹宇,2013,2015;李恒,2014)。因此,用于表達手語的手勢系統沒有(也不需要)關閉。一方面,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伴語手勢可能混合手語使用。Casey和Emmorey(2008)發現,即使交流的另一方并不懂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手勢中也可能摻雜一定數量的手語詞匯,這是由于手語和手勢的詞匯表達具有相似性,容易發生語碼混合。這說明,手語作為非目標語言在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口語表達中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另一方面,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在用手語與聾人交流時,也時常伴有口動(mouthing)現象,意指說話者在使用手語時,做出與口語詞匯相對應的口部發音動作(無聲或有聲),因此,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用于表達口語的聽說系統也沒有關閉。既然雙通道雙語者掌握的兩種語言通道之間并不存在競爭加工,因此不會獲得大量的語言抑制訓練,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在實驗2中第二語言水平不同的口語–手語雙通道雙語者都沒有表現出雙語認知優勢。

4.3 與相關研究的比較

迄今為止,研究者已經在諸多領域證實了雙語認知優勢效應的存在,而且從雙語表征的競爭加工以及雙語者在語碼轉換中對非目標語言抑制等角度對其做出了解釋。然而,也有部分研究并不支持這一假說(Ryskin,Brown-Schmidt,Canseco-Gonzalez,Yiu,&Nguyen,2014)。Mor,Yitzhaki-Amsalem 和Prior(2015)通過實驗發現,無論是在數字Stroop任務、Simon任務還是在Flanker任務中,都無法觀察到雙語認知優勢效應。但這無法否定雙語認知優勢效應的存在?？赡艿脑蚴?雙語認知優勢效應在某些領域更加顯著,如注意選擇和執行控制能力等方面(Bialystok et al.,2010),在心智轉換等任務中并不明顯(謝枝龍,2014;Dong&Xie,2014)。

目前,還有研究者利用語法性判斷任務發現,較之單語者,雙語者在語言系統方面也不具有較強的抑制能力(Paap&Liu,2014)。雖然本研究的部分結果(如低水平單通道雙語者和雙通道雙語者的結果)不支持雙語認知優勢效應,但這與Paap和Liu(2014)等人的結論有本質不同。筆者認為,Paap和Liu(2014)的研究之所以無法發現雙語認知優勢效應,源于研究者的雙語水平測量主要依賴于被試的自我報告。Dunning,Johnson,Ehrlinger和Kruger(2003)指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高估自己與實驗目標相關的技能。實驗1發現,與單語者相比,高水平英–漢單通道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明顯強,而低水平英–漢單通道雙語者可能由于雙語經驗不足而無法表現出雙語認知優勢。這提示人們,某些研究單純依靠統計學差異對雙語水平進行界定的做法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二語可能要達到一定水平,個體的語言抑制能力才有可能發生質的變化。因此,Paap和Liu(2014)的研究還不足以證偽雙語認知優勢效應。

但值得注意的是,實驗2結果顯示,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第二語言水平和雙語經驗無助于其語言抑制能力提高。這說明,以往對雙語認知優勢效應中的“雙語”界定得過于寬泛。實際上,只有單通道雙語者才可能表現出較強的語言抑制能力。因為從認知優勢的來源看,雙語表征系統的競爭加工是導致單通道雙語者發展出較好語言抑制能力的根本原因。綜合本研究和前人研究可以看出,單通道雙語者無論在非言語認知抑制能力還是在語言抑制能力方面都表現出一定的優勢。但這兩種抑制能力是否表現出同一性和關聯性,尚不明確。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在同一研究中同時測量雙語者的兩種抑制能力,增強研究的可比性,以求更為精確地說明二者的聯系與差異。

5 結語

(1)高水平的單通道雙語者具有較強的語言抑制能力,但低水平單通道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與單語者沒有顯著差異。

(2)英語–美國手語雙通道雙語者的語言抑制能力不受第二語言水平影響。

(3)雙語經驗對語言抑制能力的促進作用需要雙語者的二語熟練度達到一定的閾值。較短的二語學習經歷或較低的二語水平不能導致雙語者比單語者具有更強的語言抑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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