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洋群體“舊小說”批判

黃 曼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晚清留洋群體“舊小說”批判

黃 曼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晚清留洋人士作為最先領受異域文化與文學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對小說表現出空前強烈的干預意識。本文將要討論的是這一群體對中國古典小說遺產的態度問題。論述分三層:第一，基于正在更新中的小說觀念并通過與日本及西方諸國的比較，留洋群體表達對中國小說歷史境遇的不滿。第二，留洋群體對“舊小說”思想主旨的批判成為核心內容和關鍵所在。第三，在批判舊小說成為主流話語的同時，留學界仍然有一些聲音在為舊小說做客觀辯護和切實研究。

晚清；留洋群體；“舊小說”批判

晚清最后十多年小說文類迎來前所未有巨變：自其范疇、性質、趣尚，以至統序、地位、走向都在經歷深刻調整。晚清留洋人士作為最先領受異域文化影響之知識分子對小說文類表現出空前強烈的干預意識，或傾力于體制創新，或傾力于文本著譯，或傾力于理論述評。本文將要討論的即是這一群體對中國古典小說遺產的理解與批判，以時人之言論概括即為“舊小說”批判。論述分三層:第一，基于正在更新中的小說觀念并通過與日本及西方諸國的比較，留洋群體表達對中國小說歷史境遇的不滿。第二，留洋群體著力在“舊小說”之外建設一種“新小說”，并寄望以此文學手段實現超文學之抱負，因此對“舊小說”思想主旨的批判成為核心和關鍵。概言之，“舊小說”無法為國家振興與國民培育提供道德及智力支持。第三，留洋知識分子群作為一種身份類型是以極其松散和充滿歧義的形式存在的。在批判舊小說成為主流話語的同時，留學界仍然有一些聲音在為舊小說做客觀辯護和切實研究。

一

史至晚清，“小說”文體意涵在事實上發生深刻轉換。晚清以前，“小說”主要還是指異聞、雜事、瑣話等與士大夫文人案頭寫作傳統和生活趣尚密切相關的筆記體，它緊承正史、子部而來，是在傳統目錄學中具有正式地位的重要文類，因此并無被輕視一說可言。而到晚清由于近代知識分子對大眾啟蒙的戮力推崇，再加上西來小說觀念影響，小說之成其為小說的意涵開始變得不一樣：從遺留下來的資料看，以留洋人士而言，他們拿來羅列和引證并視之為中國小說范本的，絕大多數都是過去所謂章回、演義、彈詞甚而戲曲之類。而這些類型在舊的文學秩序和文化體系中毫無疑問只能處于無法入流的邊緣地位。這便是晚清人論述“小說”之歷史境遇的基本起點，即由于他們先行將“小說”的所指主要限定在了章回、演義等正史不入的通俗名類上，繼而得出了小說在中國文學傳統中長期遭到鄙薄的結論。

這種感受是強烈的，特別是當西方文明進入他們的視野之后。留日的楊度在1902年已經接觸到日本漢學者有關中國小說的研究，他引用笹川種郎的話來說明儒教勢力打壓了中國小說戲曲：“日本笹川種郎之言曰：‘歐洲及我國歷史，無不有小說戲曲之記載，而支那史獨否，自宋以前并無完美之書，至元時始有特異之精彩，其前此之寂寥者，何哉？蓋以此方思想純在儒教勢力范圍之中，自儒者觀之，以為文章者經國之偉事，小說戲曲敗壞風俗，何足算也?！盵1]比較小說在中西兩種文統中的境遇，留洋者明顯體會到中國小說生態之惡劣。狄葆賢1903年(此時他在橫濱)《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中說：“吾昔見東西各國之論文學家者，必以小說家居第一，吾駭焉。吾昔見日人有著《世界百杰傳》者，以施耐庵與釋迦、孔子、華盛頓、拿破侖并列，吾駭焉。吾昔見日本諸學校之文學科，有所謂《水滸傳》講義、《西廂記》講義者，吾益駭焉?！盵2]使狄葆賢大受刺激的一方面在于日本及西方諸國對于小說文體的推崇和重視，另一方面更在于被中國人自己棄如敝屣的中國古典小說和小說家，卻在域外擁有他們的知音并被充分采用。對日本學校里的中國小說講義保有深刻印象的留洋者還不只狄葆賢一人。這樣一個典型案例，日本學校里的中國小說講義，后來又被南洋海歸黃小配兄弟反復提及，其意圖非常明顯，即是以此來證實小說在那些先進國家和國民心中的重要位置，同時反襯中國人對于自己這筆可貴財富的無知無識。1907年黃小配發表《學堂宜推廣以小說為教科書》，他強調中國數千年的文學家只知道將自己與后生束縛于圣經賢傳，徒慕功名科第，因此不可能產生出對小說價值的明見，而近來新學堂興起，但囿于成見，仍無小說一門學科：

今之所侈言維新者……要之而士夫扭于舊習，動以保全國粹之說。則除尋常地理、天文、體操、音樂、洋文、國語外，總不外講求經史。是去昔日之錮習，猶未遠也。故其進步之程度，亦因之而有限。[3]

黃小配提出的問題有很強的針對性。新學成就雖大，但其實局限于格致應用學科，意識領域仍為舊的經史統轄，真正能夠觸及一國之文化與民心的教育資源并未得到發掘，這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小說，因此黃小配號召學堂以小說為教科書，“學堂而不求進步則已，學堂而欲求進步，又勢不能不課習小說”[4]。

這樣，中國小說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力便成了留洋群體反復強調并意圖論證的對象。嚴復(留英)、夏曾佑(訪日、歐)試圖在中國經史子集的文學秩序之外另理出一條小說的脈絡來。他們認為小說(所列舉為《三國》、《水滸》、《西廂》、“臨川四夢”)其影響和營構人心的能力、“入人之深、行世之遠”都是經史無法企及的，因此把小說視為“正史之根”[5]。狄葆賢則從文章性質來論小說的偉大：“凡文章常有兩種對峙之性質，茍得其一而善用之，則皆可以成佳文。何謂對峙之性質？一曰簡與繁對峙，二曰古與今對峙，三曰蓄與泄對峙，四曰雅與俗對峙，五日實與虛對峙?！嗜√煜鹿沤穹N種文體而中分之，小說占其位置之一半，自余諸種，僅合占其位置之一半。偉哉小說！”[6]狄葆賢將小說家抬高到比史家、詩家更顯赫的地位，“吾以為今日中國之文界，得百司馬子長、班孟堅，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嘆；得百李太白、杜少陵，不如得一湯臨川、孔云亭”。黃氏兄弟也說：“即施耐庵、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之輩之名譽，必不讓孔孟之徒?！盵7]他們還反復引用金圣嘆的推論，在金圣嘆的推論里大約兩百年后世界將變成為一小說的世界：“昔金人瑞當明末清初，逆料二百年后，將無書可讀，而變成渾一小說世界?！盵8]而那所謂二百年后即是晚清留洋群體所處的時代了。

對舊小說在社會生活中影響力的渲染，無論歸功的還是歸罪的，都變得頻繁起來。1897年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三國演義》者，志兵謀也，而世之言兵者有取焉?！端疂G傳》者，志盜也，而萑蒲狐父之豪，往往標之以為宗旨?！段鲙洝?、‘臨川四夢’，言情也，則更為專一之士、懷春之女所涵泳尋繹?！盵9]1901年邱煒萲(南洋華僑)《小說與民智關系》：“自《西廂記》出，而世慕為偷情私合之才子佳人多；自《水滸傳》出，而世慕為殺人尋仇之英雄好漢多；自《三國演義》出，而世慕為拜盟歃血之兄弟，斬木揭竿之軍機多?！盵10]1902年梁啟超在橫濱發表那篇有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他說：“吾中國之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盵11]像這樣將某幾部有名舊小說與中國社會情勢乃至政治動向硬生生綁定的排比句于是在晚清文論中散布開去，留洋群體正為領起風氣者。

當然,針對這種論調當時人以及后世評論家頗有不以為然者，他們覺得梁啟超諸人的小說觀念是將本末倒置了。梁自己的弟弟梁啟勛(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習經濟學)就說：“今之痛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罪于吾國無佳小說，其果今之惡社會為劣小說之果乎，抑劣社會為惡小說之因乎？”[12]站在客觀立場來看，則當然梁啟勛持論要更符合于文學的實際，這是沒有問題的。但若從歷史的現場情境考慮，前者那些或為顛倒本末的言論才是最有可能在它的時代有效作用和干預到社會生活與文學之實踐的。要之，它為小說此一事物突破其幾千年境遇尋找到契機。

二

舊小說之被稱為“舊”，一方面當然指它在時間上是過去了的小說；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指它在思想的水準和內涵上是落后的，是不合于以留洋群體為代表的晚清知識分子對于現代國家與文明社會的訴求的。不破不立，因而當這一批人著力在“舊小說”之外建設一種“新小說”，并寄望以此文學手段而實現超文學之抱負時，對思想主旨的不滿便成為他們舊小說批判的主要內容，也是其關鍵所在。

較早的批評來自于嚴復諸人。嚴復、夏曾佑1897年《本館附印說部緣起》中有“天下不勝其說部之毒”的句子，講到舊小說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到1898年，變法失敗而逃亡日本的梁啟超接觸到了西方政治小說，在他隨后發表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問題被更尖銳地提出來。該序總結：“中土小說，雖列之于九流，然虞初以來，佳制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涂涂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盵13]梁啟超欣羨于他臆想中西方小說與國家政治議論的聯姻，而把中國小說遺產全盤否定為英雄男女二題材的誨盜誨淫[14]。他的態度比嚴、夏更為激烈。

1900年以后更有一種對舊小說的批判觀點認為，最近發生的義和團之亂也與舊小說脫不了干系。1901年邱煒萲就批評《西游記》、《封神榜》等神怪小說造成了庚子禍亂：“若今年庚子五、六月拳黨之事，牽動國政，及于外交，其始舉國騷然，神怪之說，支離莫究，尤《西游記》、《封神傳》絕大隱力之發見矣。而其弊足以毒害吾國家，可不慎哉！”[15]庚子拳變是晚清一次極為復雜的政治事件，而《西游記》、《封神榜》被牽連進來實在是因為這些小說對于文化的承載力太強?？缮顟褢n慮的邱煒萲不會顧及這些，他由眼前經驗得出結論，認為《西游記》、《封神榜》之類的神怪作品是于國有害的。1902年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也是持著與邱煒萲相似的觀點，他把哥老會、大刀會還有義和拳等歸因于舊小說的陷溺人群。他說：“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肉，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啟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盵16]如上言論，庚子之亂遂成為舊小說誤國害民的一大證據和典型。

在留日學生群中，特別是在那些急切地希望以小說來達到強國新民目的的青年中間，舊小說思想遭到更為激烈和集中的批判。西方小說據稱是莫不益國利民的，而中國小說自來卻不與這兩項事業相關，中國小說要么才子佳人，要么神仙鬼怪，要么表現一點不關系國家民族的小仁小義?！拌饺恕睘轳T自由《女子救國美談》作序：“日本三十年前，其國勢進步，多賴小說?！釃酥偢傆谛∪市×x，說部之功亦為最多焉。然舊籍陳腐，所謂小康界之義理者，皆足為現世公理之大敵，何足取也?！盵17]明權社(這是留學界在上海投資創辦的一家書局)1903年為留學生“獨立蒼茫子”的政治小說《游俠風云錄》作廣告：“中國小說，半才子佳人之臭譚，民俗澆薄，由此可見?！盵18]“逸人后裔”在讀了日本的雜史故事之后，對中國小說更加看不起，他說：“吾之初游海外，與日本人士相接，無不以國家自任，各盡其國民之義務者……余心訝之，及讀日本之雜史，始恍然其致此之故。蓋亦有然。因深慨夫吾支那之稗官野史，不為怪謬荒誕之言，則記污穢邪淫之事，何其相懸也?！盵19]“逸人后裔”認為日本國民的國家民族意識與他們所接受的小說熏陶頗為相關，而中國的落后、中國人的麻木愚昧也與中國小說立意的俗陋低下不無聯系。趙必振給鄭貫公《瑞士建國志》作序時對中國小說也持鄙棄的態度。他說：“中國之有小說，由來已久，絕無善本。而家鉉戶誦者，非《西游》、《封神》之荒唐，則《紅樓》、《品花》之淫艷。而所謂《七俠五義》之類，詞既鄙俚，事亦荒謬?；蛑^《水滸》一書，稍有國家思想，亦鳳毛麟角矣?！睕]有國家思想，這便是這一批留洋學生對舊小說最大的不滿。據此留學生們提出了寫作新小說，特別是寫作那種如他們意念中的西方小說那樣飽含了政治憧憬與洞見的小說的計劃。如趙必振所言：“吾中國憂時之士，有鑒于此，斂其驚才絕學，俯而就之，一洗舊日之習，以震動國民之腦筋為宗旨?！都讶似嬗觥?、《經國美談》、《累卵東洋》之類，接踵而起。小說之宗派，為之一變?！盵20]《經國美談》為日本東京高等大同學校留學生周宏業翻譯，《佳人奇遇》由梁啟超翻譯，這是晚清最有名氣的兩部政治小說?！督泧勒劇返膹V告說：“能讀是書，其所得之結果必能養其國家上之思想，世界上之感情，吾中國小說界中所未有?！盵21]《佳人奇遇》廣告則說：“吾國小說，大半托詞于才子佳人，于政治上一無關系，適以靡民氣而毒社會耳。是書亦以巾幗須眉對照合寫，然純系國家大事，絕無我國舊小說俗套?！盵22]

現代社會與國家又需要的是無論精神或智識都達到了現代要求的除魅的國民，因而舊小說思想中那些與現代文明的種種不吻合因素比如宗教迷信、因果報應、鬼神邪術也為留洋者所批判。宋教仁逃亡日本之后，受當時風氣影響，頗矚目于小說，他讀《紅樓夢》是那個時代留學界的典型讀法。宋教仁批評《紅樓夢》有宗教迷信之嫌：“觀《石頭記》第二十五卷，有宗教迷信之言雜之?！庇终f：“其作小說之法，亦曲盡人情，但多參入神話，為足惜也?！盵23]同樣地，陳景韓(留日海歸，1904年后擔任上?！稌r報》主筆)比較他自己創作的《新西游記》和明代“舊”《西游記》的不同：“《新西游記》雖借《西游記》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 《西游記》皆虛構，而《新西游記》皆實事。以實事解釋虛構，作者實略寓祛人迷信之意?！盵24]在這里陳景韓把《西游記》的虛構等同于迷信，認為還是自己的《新西游記》有寫實的精神，更加高出一籌。陶祐曾(留日)說《封神榜》、《捉鬼傳》、《西洋記》、《開辟演義》、《隋唐演義》“荒唐不足信”，“看了也無大益處”[25]。1903年周樹人在日本留學，他翻譯科學小說《月界旅行》時說：“我國說部，若言情談故刺時志怪者，架棟汗牛，而獨于科學小說，乃如麟角。智識荒隘，此實一端?！盵26]黃伯耀講到冒險情節在中西小說中的不同處理辦法，他認為我國小說中也是包含有冒險因素的：“然或謂《山海經》也，《齊諧記》也，亦一搜奇志怪之舊小說也。其他如《三國演義》也，《水滸傳》也，與夫一般之《封神演義》、《西游記》，種種之出現于舊日社會上者，其內容紀述，何嘗無最險之事、冒險之人？”但是中國社會中卻沒有培育出勇敢的精神來，其原因就在于中國小說總是用神靈邪術等無根蒂的事來化解險境，而從無實事求是的探索傳統和科學方法：“群書糟粕，筆墨之間架，每遇險處，非假神靈之呵護，即托邪術之轉旋。非有哥侖覓地之實跡也。非有華生包探之妙悟也。作者既不能為讀者開厥情鑰，彼讀者又安有感作者之電力，而悠然生其勇敢之慧力哉？”[27]至于舊小說對因果的過分強調和依賴此時就遭到更嚴厲批評。

與連篇累牘的批判幾乎同時，我們又看到有諸多舊小說代表作品被留洋人士夸張地解釋，或被不恰當地拔高了思想高度。這兩者看起來似乎互為沖突，但其實質仍是一樣的——在對某些舊小說文本刻意渲染的背后，隱藏的依舊是這些人從他們的閱讀期待出發而生出的對舊小說整體思想內涵的不滿。所以這些解釋和拔高，比如他們把某部作品比附為時下流行的某種主義，便只是舊小說批判的另一側面而已。

楊度給湖南留日學生雜志《游學譯編》作序，他對舊小說在未來國民中的作用充滿信心，不禁設問：“國民乎？其有以《西游記》活潑不羈之自由主義、《水滸》慷慨義俠之平等主義，而為《三國演義》競爭劇烈之獨立主義者乎？”[28]狄葆賢解釋《紅樓夢》系“憤滿人之作”，焦大作為一個漢人出身的大清朝開國元勛，他罵寧國府的一幫人，那是排滿反滿的言論[29]。黃伯耀說《三國演義》的陰符游說反映了科學的源流，《說岳》和《楊家將》表現的是武士之風。黃小配視施耐庵為“民族主義之大家”，認為宋江等人寄托于水泊梁山正如田橫羈身海盜，伯夷叔齊采薇于首陽，“史稱宋江三十六人，而張叔夜可以降之，而施耐庵之于梁山宋江等百單八人獨不能以降終者，夫亦曰筆寫宋事，神注元代。蓋深知宋江在宋可以降而在元斷不可以稱降也”[30]。黃小配的這一段解讀固然別扭，但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要將施耐庵附會為一個以文字實踐而排元(這也是一個異族政權)的民族英雄，正如同黃與他的諸多同仁以小說而在晚清戮力排滿一樣。

三

當然，在批判舊小說思想成為留學界主流話語的同時，仍然有一些聲音在為舊小說作切實的辯護。留洋知識分子群體作為一個身份類型，我們既需要視其為具備某種或某些趨同性的整體，同時也要不忘他們的差異。即如在其內部完全可能同時并存著中國那時最保守與最先進的人、最仇外與最媚外的人。留洋群體即便是一個整體那也是以極其松散和充滿歧義的形式存在的。以批舊小說頗不遺余力的黃伯耀而論，他就又主張論小說者不能太過崇洋媚外：“雖然，論小說者，每舉法之福祿特爾，俄之托爾斯泰，英之昔士比亞，德之卑斯墨，日之柴四郎，交口稱道，許為天神，而反于吾國之施耐庵、曹雪芹、蒲松齡，諸小說家，若無所置其可否。是又媚外之過，未為通論也?！盵31]陶祐曾則以更加昂揚的筆調來歷陳中國小說思想的廣博與內容的豐贍：“以言科學，無如《鏡花緣》之淵博。以言哲理，無如《西游記》之幽深。以言滑稽，無如《笑林廣記》之新奇。以言怪異，無如《聊齋志異》之典瞻?！盵32]梁啟勛在1904年坦言自己以往對于中國小說頗多鄙薄，但是后來他改變了想法：“吾祖國之政治法律，雖多不如人，至于文學與理想，吾雅不欲以彼族加吾華胄也?！盵33]梁啟勛留意到與西方小說重視現實書寫不同，中國小說重視的是歷史書寫，因而兩者才會在時人心中造成一種似乎截然不同的印象，但中國小說其實有自己獨特的思想意涵和價值。

另外，又有少數幾篇文章的作者采用與眾人完全不同的思路去分析舊小說思想，那些西方時髦的政治哲學，所謂主義或者某種文明，或者這些主義與文明背后對于現代新式社會與國民的想象，都不是他們的依據與重點。1902年王國維歸國協助羅振玉主編《教育雜志》。1904年《教育雜志》發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該文借鑒德國叔本華悲劇哲學思想，把《紅樓夢》解析為探討人生之欲望、苦痛以及解脫之道的書，關于《紅樓夢評論》的意義、價值后世論者頗夥，此不贅述。藍公武(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留學生)在留日學生刊物《教育》上也發表過一篇《紅樓夢評論》，他主要用佛理來解釋小說，如其論《紅樓夢引子》數句：“‘開辟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遺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锥溲蕴┏跻徊奖緹o事也。下數句言無明熏染而起因緣。因緣起而有煩惱。因者因于心也，緣者緣于境也。風月情濃，內因也?！魏翁臁渫饩壱?。因緣相構，自有悲金悼玉的《紅樓夢》來矣?！盵34]在此之前藍公武曾經閱讀過王國維的論文。他對王的獨具卓見印象深刻，但同時也惋惜其“見理一端”，于是才有了《教育雜志》上《紅樓夢評論》的發表。叔本華哲學與東方佛學本不乏相通之處，因此王、藍二人的論述細讀起來也頗多若合符節處。只不過在形式上兩人一西一中，王寫的是規范嚴肅的西方論文，而藍公武繼承中國古典式評點。

至此，我們可以給這眾多言論做出一點總結。該怎樣理解留洋群體的批判？這可能是一個更有意義的話題。首先，批判的啟發因素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西方，二是傳統。當留洋群體拿言語去指責舊小說如何不利于文明時，他們總在同時抬出一個作為參照和鞭策者的西方來，而無論此西方是源于現實還是出于想象。這一點留日的政治小說派最具代表性，在寫作之前編織一個西方政治小說強國救民的神話，這是他們最慣常的發言策略。同時，傳統社會里固有的批判言論也影響了論述者，比如小說誨淫誨盜的觀念，它不過是成見的再申說。不同點在于古人講誨淫誨盜主要出于對倫理秩序的憂慮，而梁啟超們這樣講則立足于現代文明社會建設。其次，如最初所述，留洋群體不滿的關鍵在于站在他們的立場認為舊小說有礙于文明，也更提供不了建設現代國家的精神與智力支持。這里他們的立場就顯得格外重要。簡言之，他們的批判是針對當下而作出的關于過去的批判，如果他們不是缺乏起碼也是刻意回避了歷史地看問題的眼光，而不把舊小說還原到它自己的語境中去，一切的評估都很難具有客觀性和學理性。這就是為什么在今天看來無論他們的全盤否定還是簡單比附都稍嫌輕率和淺薄的原因。在此立場的背后又還體現著他們并不恰當的小說觀念，即之所以會拿著改造社會的要求去評判舊小說，是因為他們對于小說這樣一種文體的預期不盡合理。因為太看重小說的社會承擔使命，所以苛責難免太過。當然也應承認，從一定程度上來說這種現實感極強的批評確實又體現了晚清鮮明的時代特色。它也許并不足夠嚴謹或公允，但在其時代語境里卻是絕對有效的。我們看到無論是在晚清小說創作界，還是理論批評界，又或者哪怕是最實務層面的市場運作中，有關舊小說的批判都聲勢浩大、影響深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初小說編年史”【14CZW047】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楊度:《游學譯編·敘》,東京：《游學譯編》1902年11月14日第1期。

[2] 楚卿(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橫濱：《新小說》1903年9月6日第7號。

[3] 老棣(黃小配):《學堂宜推廣以小說為教書》,香港：《繪圖中外小說林》1907年1月28日第18期。

[4] 香港：《繪圖中外小說林》1907年1月28日第18期。

[5] 幾道、別士( 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天津：《國聞報》1897年第1期。

[6] 楚卿(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橫濱：《新小說》1903年9月6日第7號。

[7] 老棣(黃小配):《學堂宜推廣以小說為教書》,香港：《繪圖中外小說林》1907年1月28日第18期。

[8] 耀公(黃伯耀):《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香港：《中外小說林》1907年10月7日第12期。

[9]幾道、別士(嚴復、夏曾佑):《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天津：《國聞報》1897年第1期。

[10] 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52頁。

[11]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橫濱：《新小說》1902年11月14日第1號。

[12] 《小說叢話》，橫濱：《新小說》1905年2月第1號。

[13] 任公(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橫濱：《清議報》1898年12月23日第1冊。

[14] 當然晚清海歸中又不乏對中國小說中某些作品并非誨淫誨盜作辯護的，比如黃小配認為《金瓶梅》并非淫書，而是戒淫書。黃伯耀引用金圣嘆的話以維護《西廂記》：“貞者見之謂之貞，淫者見之謂之淫?！?/p>

[15] 邱煒萲：《小說與民智關系》，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320頁。

[16]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橫濱：《新小說》1902年11月14日第1號。

[17] 杞人：《女子救國美談·序》，《女子救國美談》，即《貞德傳》，新民社，1902年。

[18] “新開出洋學生圖書雜志總發行所出書廣告”之“政治小說《游俠風云錄》”，上海：《中外日報》 1903年7月22日。

[19] 逸人后裔：《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自序》，日本長田偶得著，中國逸人后裔譯：《日本維新英雄兒女奇遇記》，原名《維新豪杰情事》，上海：廣智書局，1901年。

[20] 趙必振：《政治小說瑞士建國志序》，鄭貫公著：《瑞士建國志》，香港：華洋書局，1902年。

[21] 《經國美談前后編》廣告，上海：《中外日報》1902年11月20日。

[22] “商務印書館五月份三次出版新書”廣告，上海：《新聞報》1903年6月19日。

[23] 宋教仁：《宋教仁日記》，1906年9月12日，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8頁。

[24] 陳景韓：《新西游記·弁言》，上海：《時報》1906年3月8日。

[25] 報癖(陶祐曾)：《論看〈月月小說〉的益處》，上海：《月月小說》1908年第1期。

[26] 周樹人：《月界旅行·辨言》，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02頁。

[27] 耀公(黃伯耀)：《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慧力》，香港：《中外小說林》1907年10月7日第12期。

[28] 楊度：《游學譯編敘》，東京：《游學譯編》 1902年11月14日。

[29] 《小說叢話》，橫濱：《新小說》1904年8月6日第9號。

[30] 世次郎(黃小配)：《〈水滸傳〉于轉移社會之能力及施耐庵對于社會之關系》，廣州：《粵東小說林》1906年11月5日第3期。

[31] 翟公(黃伯耀)：《今日中國小說家當由因果主義而進以智慧思想》，香港：《中外小說林》1907年1月18日第17期。

[32] 報癖(陶祐曾)：《小說叢譚》之《中國小說之優點》，武漢：《揚子江小說報》。

[33] 曼殊(麥仲華)：《小說叢話》，橫濱：《新小說》1904年10月23日第11號。

[34] 藍公武：《紅樓夢評論》，東京：《教育》第1期“雜俎”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