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的形成與解體

王明前

（廈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

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的形成與解體

王明前

（廈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摘要：海陵遷都中都為金朝國家經濟區域整合奠定了基礎。世宗、章宗致力于國家各經濟區域的整合，根據中原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現狀，進一步強化國家宏觀管理經濟，特別是貨幣工具的職能，注重各經濟區域的平衡發展，通過開展邊境榷場貿易和修筑邊墻，為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構筑外圍屏障。但是世宗為安置南遷女真猛安謀克而括漢族農民土地的政策，使女真族和漢族的各自經濟比較優勢互損，損害了金朝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成果。宣宗放棄中都遷都汴梁導致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走向解體。

關鍵詞：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經濟比較優勢；金世宗

十二世紀中葉，金朝在攻滅遼朝和北宋后，領土迅速從東北內地擴張到黃淮流域，囊括了幾乎今山西、山東、陜西、河南和河北全境，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原王朝。遺憾的是，金朝雖然領有歷代王朝的核心統治區域，卻無法延續其輝煌。金朝統治者雖然通過遷都燕京，試圖通過調整經濟重心和強化國家宏觀管理經濟的能力，致力于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整合，①理論上講，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前的前資本主義時代，東方亞細亞社會由于商品貨幣經濟發展水平有限，加之受制于交通和地理因素，不可能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但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無論是統一的王朝，還是疆土遼闊囊括多經濟地理單元的王朝，在實現政治大一統的同時，無不致力于國家各經濟區域的整合，以鞏固政治統一的成果。如秦始皇修靈渠以開發嶺南，隋煬帝修大運河以溝通南北交通等等，都是統一王朝致力國家經濟整合的時代壯舉。同時由于中國古代經濟以農耕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的特點，要求王朝統治者必須為該王朝的經濟統一體構筑外圍屏障，防止草原游牧民族的擄掠。如從秦始皇開始歷代之修筑長城。筆者將這一行政努力命名為旨在形成國家經濟統一體的國家經濟區域整合。② 關于金朝經濟史的著作，可參見：張博泉：《金代經濟史略》，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漆俠、喬幼梅：《遼夏金經濟史》，河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葛金芳：《宋遼夏金經濟史研析》，武漢出版社1991年，等。其中葛著試圖對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經濟做整合研究，但是更側重以宋朝為中心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塑造，金朝只是這一體系的次要環節，故對金朝自身的經濟一體化努力關注不足。相關論文散見文內腳注。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由于女真統治者作為入主中原的異族統治者，出于狹隘的民族利益，將女真族的社會經濟組織猛安謀克整體遷移并復制于河北、山東地區，嚴重損害了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效果。筆者不揣淺陋，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以上述思路為線索，從經濟比較優勢的角度對金朝經濟史做全新梳理，以期增加學術界對金朝史的學術認知。②

一 、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的形成

（一）海陵遷都中都與國家宏觀經濟管理職能的初步完備

太祖、太宗和熙宗三朝，以金源上京會寧府為國都，國家政治經濟活動均圍繞上京來設計。

太祖完顏阿骨打開國后，采取向上京金源內地移民的政策以充實國力。如天輔二年六月，“遼通祺雙遼等州八百余戶來歸，命分置諸部，擇膏腴之地處之”。[1]31七月，“詔曰：匹里水路完顏術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謀克貧乏之民昔嘗給以官糧，置之漁獵之地，今歷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數以聞”，[1]31說明移民充實金源內地早已是既定政策。太宗完顏吳乞買時期，盡管疆土日益拓展，太宗仍然遵照太祖“事無大小，一依本朝舊制”的遺訓，[1]47繼續太祖充實上京內地的政策。這一既定政策的延續，主要表現為對已移民至上京內地的猛安謀克戶的穩定和安撫。如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盵1]1032九月，“詔諸猛安賦米給戶口在內地匱乏者?！盵1]48天會二年四月，“詔贖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戶口賣身者六百余人”。[1]50熙宗完顏亶時期，宋金對峙局面的形成客觀上有利于國家經濟各區域之間的整合。熙宗劃原北宋舊地為偽齊政權領土作為金宋之間的緩沖地帶，之后又曾經一度把河南、陜西歸還南宋，說明女真統治者尚無意改變以上京金源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宏觀經濟布局。上京會寧府在太祖、太宗和熙宗三朝，一直作為金朝國家經濟中心發揮作用。①相關研究可參見：王德厚：《金上京城市經濟初探》，載干志耿等主編：《遼金史論集》第八輯，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10-325頁；李澍田等：《海陵遷都與金上京經濟文化發展的起伏》，載徐振清主編：《遼金史論集》第九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5-83頁。② 相關研究可參見：武玉環：《金代城市管理制度述論》，《遼金史論集》第九輯，第131-141頁；蘇天鈞：《金中都的經濟與文化》，《遼金史論集》，第九輯，第157-168頁。

廢帝海陵庶人完顏亮將國都從上京會寧府遷到中都大興府，最終實現了金朝國家經濟重心的戰略轉移。從國家經濟區域的整合角度考慮，遷都中都意義十分深遠。因為此時的金朝已經不再是偏居東北內地的區域性政權，而是囊括中原歷代王朝主要經濟區域的名副其實的中原王朝。時勢要求金朝主動承擔起一個中原王朝的歷史責任，重新改變開國時的經濟布局，選擇能夠促進國家經濟統一體的新經濟重心。這樣，燕京由于居于華北、東北之間的樞紐地位以及得天獨厚的軍事地理優勢，而得以成為最佳選擇。金朝雖然囊括河北、河東（山西）、山東、陜西和河南五個傳統農業經濟區，但是陜西、山東和河南均毗鄰南宋，河東的農業經濟條件也較河北遜色，加之燕京經過歷代經營，并有過作為遼南京的建都經歷，所以在金朝統治燕京時，已經是一座“戶口安堵，人物皆庶，大康廣附，皆有條理”的都市，不僅“城北有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具備商業中心功能，而且周邊“膏腴蔬瓜，果實稻梁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2]222擁有供養一座政治經濟中心城市的物質基礎，因此成為最理想的立都所在。定都于此，不僅可以有效溝通東北內地和華北腹地的聯系，而且有利于對原遼、北宋地區的統治，促進國家各經濟區域的整合。

貞元元年，海陵“以遷都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為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1]100遷都后，中都逐漸行使起國家宏觀管理經濟的職能，各類經濟管理職能機構先后建立。如貞元二年元月，“始置交鈔庫”。[1]102七月，“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引造庫使副”。正隆二年十月“初鑄銅錢”。三年二月，“都城及京兆初置錢監”。[1]106其中，以中都都轉運使司最為關鍵。都轉運使司，“掌稅賦錢谷倉庫出納，權衡度量之制”。轉運使司在各路均有設立，但是“惟中都路置都轉運司，余置轉運司”，說明在國家宏觀管理經濟職能的發揮上，中都起著國家經濟中心的作用。中都還有一些經濟職能部門可說明中都的這一地位?！笆辛钏?，惟中都置，掌平物價，察度量權衡之違式百貨之估值”，[1]1316是金朝唯一管理市場秩序的國家機構。另有中都都麴使司，“掌監知人戶造麴蘗，辦課以佐國用”，[1]1316負責酒稅征收。中都都商稅務司，“掌從實辦課以佐國用”以及“簽署文薄，巡察匿稅”，是為國家最高商稅征收機構。[1]1319總之，海陵遷都中都后，金朝經濟重心南移，中都作為國家經濟管理中心城市的地位初步具備，國家宏觀管理經濟的職能初步完備，為金朝國家經濟一體化奠定下穩定的經濟基礎。②

但是由于海陵庶人執意南侵滅宋，因此并未在遷都后以中都為中心促進國家各經濟區域的整合。相反一方面他徹底廢棄上京會寧府，將前三位帝王充實東北金源內地的成果根本毀于一旦，對金朝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正隆三年十月，海陵“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1]108另一方面，為便利南下侵宋，海陵著意經營南京汴梁府，于正隆四年“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司太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官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1]113從而形成新的戰略重心轉移。當海陵為準備侵宋而大舉征發徭役時，遷都中都后開始的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進程即被粗暴中止。

（二）世宗、章宗時期金朝國家經濟一體化的形成

世宗完顏雍在東京即位后即回鑾中都，充分說明世宗原則上接受了海陵庶人對國家經濟重心的調整。在堅決回擊南宋的北伐后適時議和，則進一步說明世宗根本改變海陵的南進政策，轉而致力于國家各經濟區域的整合。從十一世紀中葉到十二世紀初，經過世宗、章宗祖孫兩代帝王的經營，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基本形成。

世宗根據中原漢地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現狀，進一步強化國家宏觀管理經濟，特別是貨幣工具的職能。金朝統治集團理性地認識到必須發揮貨幣在國家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工具作用。世宗經常通過與臣下討論貨幣問題為制訂經濟政策提供新思路。如大定十年世宗對戶部官員說：“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酤榷之貨，亦令以物平價輸之”。[1]1070他感性地認識到貨幣流通與市場交易量的相關性，因此他首先要求官府以平價榷酤以活躍市場。但是他很快發現“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轉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民者”。特別是他擔心“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無糧取于他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因而繼續乞靈于“何為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北賑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的成例。[1]1070世宗所擔憂的其實是國家宏觀調控力度與商品貨幣經濟杠桿之間的權衡問題。特別是糧食問題事關王朝安危，使世宗對貨幣工具的信心有些動搖。但他仍然堅持國家對貨幣的掌控，因為這事關國家宏觀調控的實力。為配合“通檢推排”和物力錢標準的核定，大定五年，世宗“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二萬貫，猛安謀克則以牛具為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余，盡令易諸物收貯之”，[1]1075限制錢幣囤積民間，以期增加市場貨幣投放量。大定十二年，他在與宰臣石礪等的廷議中表示并不反對民間私鑄，而強調“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得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但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只是要求加強監管。于是是年十二月，世宗詔令“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1]158大定十三年，世宗“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大定十五年，他重申“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賈私家得之，但新幣日增，公私俱便也”。[1]1071世宗篤信貨幣工具一旦由國家掌握便能夠有效促進國內市場的商品交換，因此民間存在“以八十為陌，謂之長錢”的公私差價并未引起他足夠重視，仍然于大定二十六年強調“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百萬貫亦不為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并要求“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以至于太尉徒單克寧不得不提醒過度樂觀的世宗：“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余半變折輕，則中外皆便”，[1]1072試圖折中皇帝的政策。完顏宗尹也提醒世宗：“錢者有限之物，積于上者滯于下，所以不通”。[1]1624不過從世宗仍然要求“國家銅禁久矣，尚聞民私造腰帶及鏡托為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來看，[1]1072世宗仍然沒有放棄十三年前的開放態度，并未采納徒單克寧等的意見?？傊?，世宗希望發揮貨幣工具促進國家統一市場的實現，增強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但是他過度強調國家控制貨幣的重要性，客觀上為后世特別是南遷汴梁后國家財政的崩潰埋下隱患。

其次，世宗、章宗一方面在邊境對南宋、西夏等國開展榷場貿易，另一方面在北部邊境修筑邊墻，為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構筑外圍屏障。

金朝的榷場貿易以對南宋貿易最為重要。榷場始建于熙宗皇統二年，是年九月，“命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海陵伐宋導致榷場貿易中止。世宗大定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穎密鳳翔秦鞏洮諸場”。榷場貿易有一定品種限制，如大定七年，“禁秦州不得賣米面及羊豕之臘，并可作軍器之物之外界”。[1]1113-1114金朝對西夏開放蘭州、綏德、保安三榷場行邊界貿易?！焙蠼杩凇八稳讼采卤趁?，或與（耶律）大石交通”，于大定十七年罷市。大定二十一年，西夏主李仁孝請求復置。金朝考慮“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只恢復綏德一處。但章宗承安二年，保安蘭州二榷場也終于恢復。[1]1114-1115金朝對榷場貿易的管理十分嚴格，要求過關商人必須以一半貨物作抵押保證交易量，所謂“凡榷場之法，商人貨直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榷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后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來”。[3]235榷場貿易雖然偶因戰爭影響而停市，但是總體運行良好，為金朝帶來豐厚貨幣收入。如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為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交易物資“歲供金新茶千胯”，還有荔枝、蘇木等南宋特產，豐富了金朝居民的物質生活。[1]1114-1115金朝也通過榷場貿易融入到以南宋為中心的東北亞貿易圈中。

同時，金朝還在北部邊境修筑“邊堡”，為國家經濟統一體構筑起一道外圍屏障，抵御游牧民族的威脅。邊堡的修筑始于大定二十一年，“世宗以東北路招討司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臨潢路舊設二十四堡參差不齊，遣大理司直蒲察張家奴等往視其處置”?？梢?，邊堡的修筑本有一定基礎。泰州臨潢路的舊有邊防設施似乎可追溯到婆盧火在泰州戍邊史事。邊堡規劃“東北自達里帶石堡子至鶴五河地方，臨潢路自鶴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由于當地自然條件惡劣，世宗“令無水草地官為建屋，及臨潢路諸堡皆以放良人戍守”。如自然條件允許，則采納移剌敏言：“當令所徙之民姑逐水草以居，分遣丁壯營畢，開壕塹以備邊”處置，最后核準修筑二百五十堡。[1]563-564長城性質的金邊堡的修筑改變了金朝境內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產生活狀況，促進金源內地的農耕生產和城鎮化進程。[4]除榷場貿易外，由于金朝始終戒備南宋，因而頗留意南境邊戍。熙宗“皇統元年十月，都元帥宗弼與宋約，以淮水中流為界，西自鄧州南四十里，西南四十里為界”，邊界略定。章宗“泰和八年設沿淮巡檢使，及朐山縣完瀆村創立巡路，置巡檢”，[1]599負責南界防戍。此外，章宗泰和六年，金朝“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彰德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1]2188從而建立起以中都為中心的信息網絡，有力促進了國家經濟統一體的形成。

二、猛安謀克南遷對金朝國家經濟一體化的影響

前輩學者普遍認為金朝統治集團雖然致力于封建化變革，但是或認為，由于金政權基本上是奴隸制政權，因而一直抵制封建化進程；[5]或認為猛安謀克南遷，是“以奴隸制度為內容的猛安謀克制向中原漢族聚居的封建地區遷住，形成這兩種不同制度的交錯與并存，并以對漢族等人民采取努力掠奪的方式發展本族的奴隸制”。[6]其實，封建化與否并不能涵蓋女真猛安謀克南遷后金朝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貌。筆者認為女真和漢族各自經濟比較優勢的得失值得重視。

原居住于金源內地的女真族，在生產方式上雖然農耕漁獵并重，所謂“農月，親課耕耘義獲，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勒于事者勉之，晏出早休者訓勵之”；[1]1500又所謂“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谷…（其人）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3]551-552均證明女真族農業僅僅處于原始農業階段，缺乏深耕細作經驗，需要集體耕作，經營方式粗放，比較中原漢族盛行的深耕細作的個體家庭小農經濟遠為低下。從其飲食習慣亦可推斷其農耕水平之低下。宋使馬擴記載：“自過咸州，至混同江以北，不種谷黍，所種止稗子，舂米旋炊粳飯…人置稗飯一碗，加匕其上，列以齏韭野蒜長瓜，皆鹽漬者。別以木碟盛豬羊雞鹿兔狼麂獐狐貍牛驢犬馬鵝雁魚鴨蝦蟆等肉，可燔或烹或生臠，多芥蒜浸沃，續供列，各取佩刀臠切薦飯”。[7]另據《許亢宗行程錄》：“離咸州即北行，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祭黍”，[2]246可見其農作物之原始。從金朝對猛安謀克女真戶征收的土地稅即牛頭稅也能看出女真族農業的這一特點。牛頭稅又稱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真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田畝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會四年太宗“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為定制”。[1]1062-1063對猛安謀克戶征稅的單位為“具”，而不是漢族農民的以畝為單位，也符合女真族農業生產集體粗放經營的特點。

因此金朝征服中原漢地所依賴的仍然是建立在女真猛安謀克軍事和社會組織基礎上的游牧民族軍事優勢，而并非其農耕漁獵兼具的生產方式。但女真統治者特別是金世宗，在把女真猛安謀克社會軍事組織整體遷移到中原漢地時，由于為安置女真戶而必須搶占漢族農民的土地，擠占漢族農民的生產資料，從而引起尖銳的土地問題。對此前輩學者多有述及，一般認為女真猛安謀克南遷造成的生產下降，是奴隸制經濟與封建制經濟矛盾的結果。[8]其實，隱藏在這一表象下的是女真族猛安謀克南遷后，女真族和漢族各自經濟比較優勢的喪失。女真人逐漸失去游牧民族的強悍民風和軍事技能，而漢人的農業生產優勢不斷受到損害而未能充分發揮與提高，從而導致中原地區整體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女真族猛安謀克南遷屯田中原始于熙宗皇統五年，“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筑壘于村落間”。[3]173為鞏固屯田效果，世宗試圖通過糾正女真族落后的民族習慣以適應中原農業生產的需要。大定十四年三月，世宗詔令“猛安謀克之民，今后不許殺生祈祭。若遇節辰天日，許得飲會。自二月一日至八月終并禁絕飲燕，亦不許赴會他所，恐妨農功”。[1]160世宗對糾正女真族猛安謀克民的奢靡風氣也不遺余力?！吧下勆綎|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民，驕縱奢侈，不事耕稼。詔遣閱實，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贍者，方許招人租佃，仍禁農時飲酒”。[1]179世宗希望女真人通過“計口授地，必令自耕”的方式克服“驕縱奢侈，不事耕稼”的惡習。但是他沒有意識到，計口授地恰恰破壞了女真族集體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而個體家庭小農經濟又正是漢族農民的比較優勢。因此世宗此舉不僅不能使女真猛安謀克民自食其力，反而使其集體耕作的生產方式解體，雇傭漢人耕作的現象勢必更加普遍。宰臣中對此不乏精辟見解。烏古論元忠發現女真族猛安謀克戶屯田山東后，“彼方之人以所得之地為家，雖兄弟不同處，故貧者眾”；粘割斡特剌也注意到“舊時兄弟雖析猶相聚種，今則不然，宜令約束之”，[1]996都說明女真族的集體粗放農業經營方式正在漢族個體小農經濟影響下趨向解體。世宗也對此憂心忡忡，他希望“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為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勸相之道也”，[1]1034以保持女真農業集體粗放經營的狀態。南遷的女真猛安謀克戶很快就面臨著固有的集體農業習慣與漢地個體農業現狀之間的矛盾。大定初年，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落之。其后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1]1034世宗出于軍事屯戍的需要，試圖通過聚居屯戍，以保證女真族集體農業生產的特點。為維護女真族土地財產的完整，世宗借一些官員死后子孫變賣田宅一事，詔令“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賣”。[1]1830

另一方面對漢人土地的剝奪即括地勢必引起劇烈的社會動蕩和生產衰退。括地始于海陵庶人遷都?！罢≡甓?，遣刑部尚書紇石烈婁室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絕戶地，戍兵占佃官籍監，分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及女冠等地，蓋以授所遷之猛安謀克戶，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1]1044表面上看，似乎海陵所括土地均為荒田，對所括地地方的土地占有關系影響不大。大定初年，“詔徙女真猛安謀克于中都，給以近郊官地，皆瘠薄。其腴田皆豪民久佃，遂專為己有。上出獵，猛安謀克人前所給地不可種藝，詔拘官田在民久佃者于之”。[1]1869-1870大定十七年六月“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為己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戶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1]1044-1045世宗反復強調女真人戶正遭受著漢人的欺壓，仿佛括地屬于生產資料分配領域的正常調劑。但是是年十二月世宗對宰臣的一份訓示充分暴露出事實真相：“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為無主地，租佃及新開荒為己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與前時的抱怨南轅北轍。為穩定土地關系，世宗告誡臣下：“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為官地，百姓所執憑驗，一切不問。若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1]1045大定二十二年世宗鑒于“時人戶有執契指墳垅為驗者亦拘在官”的過激行為，指示“如已撥系猛安，則償以官田”加以彌補。他指責負責括地的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強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為官田。此田百姓為己業者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通之甚也”。[1]1048可見，在女真猛安謀克南遷過程中，金朝統治集團不斷假借土地貧瘠，對漢族農民誣以“豪民”，強行侵占其土地。而世宗表面上嚴厲指責括地過程中的過激作法不過是欲蓋彌彰。實際上，“當是時，多置河北山東所屯之田，括民地而為之業，戶領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為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猛安之號，或新置者特賜之名”。[1]996是年九月世宗對由山東遷往河北東路的八個謀克的安置問題做出批示：“本為新徙猛安貧窮，須刷官田于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后未嘗輸稅，妄通為己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為酬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余頃補之”。世宗試圖糾正張仲愈等“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后未嘗輸稅，妄通為己業者刷之”的弊端。由于官府掌握農民“得地之由”的確認權，所以才有“時有落兀者與婆薩等爭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沒入官”的惡性括地事件。[1]1048雖然世宗“令猛安謀克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試圖維護女真農業生產的集體粗放耕作形態，但他又于次年下詔“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它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村受五十畝，庶不至于失所，余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1]1048從而默認了漢族個體小農經濟的優勢地位。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宗時代的所謂繁榮建立在女真統治者對漢族農民剝奪的基礎之上。世宗南遷猛安謀克到河北、山東的政策，不僅使女真猛安謀克社會軍事組織長于騎射的特長和民風日益喪失；而且由于對南遷女真戶的刻意維護，在土地問題上執行對漢族的民族掠奪政策，從而壓制了漢族農民生產優勢的發揮，金朝各民族的經濟比較優勢因而互損，極大損害了金朝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成果。

三、金朝國家經濟統一體的解體

貞佑二年八月，宣宗完顏旬在蒙古鐵騎的壓力下被迫放棄中都遷都到南京汴梁府。自海陵庶人遷都燕京六十二年后，金朝政治中心再次南移，導致國家經濟一體化逐漸解體。遷都南京后，金朝境內東北上京、東京地區孤懸域外，蒙古和契丹分裂勢力與金朝留守力量爭奪不已，金朝在東北的統治迅速瓦解。遷都并未緩解蒙古的軍事壓力，結果河北北部、河東北部和陜西淪為抵御蒙古的前線。宣宗不明智地挑起對南宋的戰爭，使河南南部和山東南部也成為戰區。西夏乘機蠶食陜西州縣。汴梁時期的金朝只能保有河南腹地，而以河北南部、河東南部和山東為外圍屏障，甚至這些地區也只能采取“九公封建”的遙控形式。由于宣宗繼續世宗的女真族漢化政策，在蒙古壓力下把復興的希望和國防安全寄托在女真猛安謀克身上，特別是宣宗為安置南遷河南的河北、河東猛安謀克女真戶，而繼續括占漢人土地，從而造成新一輪對漢人土地的掠奪，社會經濟進一步被破壞。

遷都伊始，宣宗即籌劃括地。貞佑三年七月“議括官田及牧馬地以贍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已為民佃者俟獲畢日付之。群臣迭言其不便，遂寢”。[1]310但是宣宗并不甘心。九月他又詔令以“沿淮塘路以南地向授民業，今為豪勢據奪者”的名義要有司調查。尚書右丞高汝礪迎合圣意，諫言：“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宜以系官閑田及牧馬草地之可耕者賜之，使自耕以食，而罷其月糧”。[1]312-313他的理由是：“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費三百六十石，半以給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才五十六萬，乞于經費之外倍增以給之”。言外之意，單靠河南現有土地收入只能滿足河北軍戶一半的用費需要，另一半仍需要這些軍戶自耕解決，而自耕就必然涉及括地。宣宗欣然接受，“遂命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詣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1]1052他甚至假惺惺地表示：“朕恐括地擾民，罷其令矣。官荒牧馬地軍戶愿耕者聽，已為民承種者勿奪”。這些表面文章掩蓋不了括地的事實?？墒抢ǖ夭⒉荒芙鉀Q女真人生產能力低下的難題。興定二年宣宗無奈表示：“中京（南遷后洛陽為中京-作者注）商虢諸州軍人愿耕屯田，比括地授之。聞徐宿軍獨不愿受，意謂予田必絕其廩給也”，[1]334不僅說明猛安謀克屯田不僅來自括地，還說明即便面臨大敵當前的危局，女真人仍然不思進取，不愿自食其力。由此可見世宗南遷括地積弊之深。

同時，作為主要國家經濟調控手段的貨幣政策，在宣宗時期不僅無法起到溝通區域經濟的作用，反而成為造成國家經濟迅速崩潰的致命誘因。南遷汴梁后，宣宗和哀宗完顏守緒為解決軍費問題，把國家對貨幣的控制權轉化為增加政府開支的工具，使鈔值日賤，信用日損。金朝初行鈔法，本是適應商品經濟發展需要，“初甚貴重，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珊髞頌榱嗽黾诱_支，擴大貨幣投放量，結果“爾后兵興，官出甚眾，民間始輕之，法益衰”，以至于“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困窮”。[9]元光二年五月“始造元光通貨，同銀并用”，并“除市易用銀及銀與寶泉私相易之禁”，[1]366貨幣信用失去硬通貨支持，形勢惡化至無法收拾。金朝已經無法用國家行政力量通過貨幣手段挽救國家經濟統一體崩潰的結局。綜觀金朝貨幣政策，真可謂“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1]1030

四、結語：金朝國家經濟一體化評價—— 與遼朝的比較

金朝雖然在國家經濟區域整合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但其總體成就較低。章宗時期，金朝對中原漢地農民土地的掠奪達到極限，金朝經濟出現效率內卷而進入衰退期。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七月，詔令“唐鄧穎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寬其征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多為豪民冒占，若民戚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贍，亦增限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稅”。[1]1049這說明河南、山東與南宋交界地區長期以來并未得到有效經營，盡管那里“乃水陸膏腴之地”。八月省臣建議：“河東地狹，稍兇荒則流之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限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饑民減少，以南無曠者”。[1]1049“河東地狹”確是事實，但無論是原遼西京地區和原北宋河東地區，都是國家重要農業區，而在經過所謂“大定繁榮”后居然出現“稍兇荒則流之相繼”的現象。河南為北宋東京地區，是全國經濟中心，在金朝治下即便毗鄰邊界，也竟然出現了地廣人稀的社會生態。據研究顯示，原遼朝上京臨潢府和中京大定府地區，農業生產在金朝都有下降。[10]可見，金朝的國家經濟一體化雖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整體表現并不成功，各經濟區域發展并不均衡。

金朝在經濟區域整合上的成就甚至不及經濟落后的前朝遼朝。比較同為少數民族王朝的遼朝，首先在經濟重心的確定與轉移問題上，金朝雖然在開國三十八年、入主中原二十六年后（從滅亡北宋算起）選擇中都燕京作為國家經濟統一體的中心，而遼朝確定中京作為國家經濟統一體的中心，是在其開國近一百年后，但遼朝是先經過幾代帝王對東北東京道、王朝發祥地上京道，以及從中原接收的西京、南京兩道的近百年經營，才利用對北宋和平局面的實現，確立中京為國家整合的經濟中心，從而初步形成國家經濟統一體。[11]而金朝前三位帝王始終以金源上京作為國家經濟中心，甚至在奪取廣闊中原漢地后仍然無意南下尋找新的經濟中心，而滿足于扶持漢族傀儡政權作為間接統治工具統攝中原。海陵庶人遷都燕京確實為金朝實現國家經濟區域整合提供了理想的新經濟中心，但是海陵一方面毀棄上京，使本就落后的東北地區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而有被拋離開國家經濟統一體之虞；另方面海陵根本無心以中都為中心對各經濟區域實現整合，而是以中都作為他繼續南下侵宋的跳板，因而很快便開始經營南京汴梁。直到世宗最終確立中都的國家政治經濟中心地位后，金朝的國家經濟區域整合才真正開始?？墒遣坏桨雮€世紀，這一過程又被宣宗南遷汴梁的擅舉所打破。盡管學界對宣宗遷都得失與否仍存爭議，但是遷汴后金朝各經濟區域因之失去整合重心確是事實。遼朝雖然確立中京作為新經濟中心較晚，但是卻是在四個主要經濟區域均實現一定發展后得以確立，因而是一個瓜熟蒂落的理性歸宿，而且維持國家經濟一體化達百年之久，直到在女真鐵騎的沖擊下全面崩潰。而金朝雖然遷都中都稍早，但由于海陵遷都另有所圖，各經濟區域的整合仍然需要仰仗遷都后統治集團的綜合規劃，因而前景出現變數。直到世宗從他的即位地東京遼陽府正式回鑾中都，并拒絕了還都上京的意見，金朝的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進程才終于得到真正的契機?？梢?，金朝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真正起動比較晚，這無疑會影響其成果，更不用說宣宗遷汴使這一進程戛然而止。

其次，比較遼朝，金朝在國家經濟一體化方面，更因其移民政策而貽害其總體效果。遼金二朝均為少數民族政權，又都執行過移民政策，但是遼朝的移民政策注重發揮各民族生產能力和生產方式的比較優勢，而金朝恰恰忽視了這一點。遼朝太祖、太宗二代不斷通過整體移民復制州縣的方式，將擅長農業生產的漢、渤海族人民移民到遼朝發祥地遼上京西拉木倫河流域，征服渤海后又移民到遼東地區，發揮這些農業民族的生產優勢，開發和充實內地，并對這些移民采用中原州縣制加以管理。遼朝的統治民族則始終保持傳統的游牧生產方式，采用部族制管理，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中保持游牧民族的強悍民風和軍事騎射技能?？梢?，遼朝保留并發揮各民族的經濟比較優勢，不僅使草原契丹本部得以開發，使遼東農業區得以恢復，而且使契丹軍隊長期保持其騎射技能，接收燕云地區后也沒有如金朝般將契丹游牧部族制引入漢地。[12]而金朝既已遷都中都，為國家經濟的區域整合尋得理想重心，但以世宗為首的女真統治集團為安置南遷中原的女真移民，不斷掠奪漢族農民土地，這樣既壓制了漢族農民在農業生產上的經濟比較優勢，又不能真正提高女真人的農業技能。漢族地區盛行精耕細作的小農家庭經濟生產方式，而女真族在金源內地雖然農耕漁獵并重，但是其農業生產方式簡單粗放，盛行集體耕作經營，農業生產并非其專長，因此世宗的移民政策非但不能發揮漢族和女真族的各自經濟比較優勢，反而使雙方都受到損害。漢族農民土地占有關系的變動和日益沉重的賦稅負擔，使他們的生產能力受到壓制。而女真人低下的農業技能無法實現世宗希望的自食其力，相反其騎射素質日益下降。金朝統治者坐視女真猛安謀克日益腐化，而把漫長的北方邊境線交給政治上并不可靠的契丹人。因此金朝統治者使漢族、女真族各自經濟比較優勢相互損害的狹隘民族政策，最終損害了其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元)脫脫.金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A].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C].北京：中華書局,2004.

[3](金)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大金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馮永謙.界壕與長城論辯三題[A].馮永謙主編.遼金史論集(第十一輯)[C].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214.

[5]孫進巳.金代女真族的社會性質[A].陳述主編.遼金史論集(第四輯)[C].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171-181.

[6]張博泉等.金史論稿(第一卷)[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231.

[7]馬擴.茅齋自敘[A].傅朗云等編.金史輯佚[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246.

[8]張博泉.金代經濟史略[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44.

[9]劉祁.歸潛志[M].北京:中華書局,1986,109.

[10]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84-185.

[11]王明前.契丹遼朝國家經濟區域整合的歷史軌跡[J].青海師范大學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5,(1).

[12]王明前.契丹遼朝州縣行政管窺[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4,(1).

The Form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Community of Jin Dynasty

WANG Ming-qian
(Maxism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Emperor Hailing’s moving his capital to Zhongdu Cit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in Dynasty. Emperor Shizong and Zhangzong further strengthened national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especially currency facilit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regions according to Central-plain commodity economy situation. launching border trade and building border wall constructed external barrier for this community. However, Emperor shizong damaged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community because of his policy ofthe settlement of Nvzhen nation migrating southward in cost of Han peasants’ land, which harmed comparative economic advantages of two nations. Emperor Xuanzong’s abandoning Zhong-du City and moving his capital to Bianjing City led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community of Jin Dynasty.

Key words:Jin Dynasty; national economical community;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al areas; economic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emperor Shi-zong

作者簡介：王明前（1971—），男，江蘇蘇州人，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

收稿日期：2015-12-10

中圖分類號：K2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63（2016）02-00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