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以黨治國思想述評

徐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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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以黨治國思想述評

孫中山的“以黨治國”思想是“二次革命”失敗后在蘇俄革命成功的啟發下提出的一套治黨、治國、治軍理論。它既是“以俄為師”的理論成果，也是頗具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色彩的辛亥革命后處于政治發展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其本質是堅持一黨獨裁、領袖集權，剝奪和限制黨員乃至公民的政治自由與民主。

孫中山；以黨治國；以俄為師；一黨獨裁

以黨治國是孫中山先生的重要建國思想。在中山先生本人看來，政黨政治的本質似乎就是以黨治國。1921年3月他在一次演講中說：“英國現在底政治制度是國會獨裁，行議會政治，就是政黨政治，以黨治國?！盵1]。但是，事實上，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思想與他早先的政黨政治思想大不相同。而且，他的“以黨治國”概念也是他在革命失敗并目睹了民國初年的政局混亂與社會動蕩后提出的。中山先生早年心目中的理想國家是美國。在他看來，美國是“世界最文明、最富強之國”，[2]革命成功之后，中國要效法美國政體，[3]政黨之間須有競爭和監督[5]。

一

然而，民國創立以后，社會狀況反而不如從前的滿清，倒袁、護法斗爭也接連失敗，與此同時，他所期望的英國、美國的援助一再落空，而蘇俄不但取得革命勝利并且給予中國革命以巨大同情，在民國危難之際宛如漂來一根稻草，[2]299因此，中山先生對在中國實行政黨政治的思想認識發生了巨大轉變，從早先的“效法英美”，徹底轉向“以俄為師”，明確提出：“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盵6]“吾黨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范?！盵7]以黨治國理論的提出，就是全面學習蘇俄治黨、治國、治軍和意識形態控制的經驗，是“以俄為師”的重要成果。這一理論，有四個基本特征：

第一，在治黨問題上，主張黨的組織嚴密集中，強調服從和紀律，黨內權力高度集中，并最后集權于黨的領袖。這種組織體制名之曰民主集權制，[8]而實則是民主其名，集權其實。

中山先生認為，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組織渙散，紀律缺乏。[4]82其表現是黨員太自由，[9]不聽命令[9]136。以俄為師，首先要學習蘇俄革命黨的組織方法，[7]437把國民黨改組為“和俄國的革命黨一樣”，“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有力量的機關”。[9]136為此，要明確樹立黨的領袖在黨內的絕對權威地位。黨的領袖“有全權總攬本黨一切事務”，[10]并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后決定之權。[9]154同時，黨員必須徹底放棄黨內自由和平等，[6]267-273完全服從“總理之指導”，[9]154甚至于要像軍人服從命令一樣，無論正確與否，都要盲目地絕對服從黨的領袖的命令。[9]178黨員“不得以個人名義，發表違反黨義之言論?！盵4]112對于違反“以黨治國”，主張“司法不黨”的大理院院長趙士北，中山先生下令將其免職。[11]

1920年11月在上海的一次黨的會議上，中山先生曾有一段解釋黨員為什么要絕對服從黨的領袖的話，頗可玩味：“(朱執信)嘗問我：‘革命何以要服從個人？’我說：‘這容易解釋，就是服從我的主義便了。譬如道統，也是把個人來做代表的，如說孔子之道；又如宗教亦然，如說耶蘇教、佛教之類。學說也是這樣，如進化學叫做達爾文學說；我中國講良知的，也叫做陽明學。又如一種政策，也可以個人代表，如孟祿主義，即是代表防備歐洲政策的。以上都是以個人來代表的。我這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也可以叫做孫文革命；所以服從我，就是服從我所主張的革命；服從我的革命，自然應該服從我?！盵10]393-394

第二，在治國問題上，主張黨外無黨[7]，一黨獨裁，“以黨為掌握政權之中樞”。[1]254

中山先生認為，相較而言，歐美的代議政體不如蘇俄新發生的人民獨裁政體優良，[1]352-353歐美的政黨政治也不如蘇俄的以黨治國有效?！岸韲耆渣h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盵9]103俄國革命“其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盵9]104鑒于中國的現實，“中國現在還不能象英國、美國以黨治國?！盵9]97“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7]268“把黨放在國上”，[9]104“用獨裁政治”，[9]103嚴密“防范反革命派，使其不能從中破壞”。[9]100-101總之一句話，就是實行一黨獨裁。理由是，中國國民黨是革命黨，是國家的根本。[10]262-263更重要的是，中國惟有中國國民黨才有這個能力和資格領導國家?！耙龅竭@樣的偉大事業，只有本黨才有這個力量。因為本黨是有主義的，別黨沒有主義，所以他們便做不到?！盵7]572

事實上，一黨獨裁的思想也不完全是“以俄為師”的結果。早在1914年7月8日中山先生即提出：“自革命起義之日至憲法頒布之時，名曰革命時期；在此時期之內，一切軍國庶政，悉歸本黨負完全責任?！盵4]97蘇俄的一黨制，無非與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敗后形成的一黨獨裁思想相互契合，并為之提供了外部經驗根據而已。

第三，在治軍問題上，主張建立一支黨所絕對領導的軍隊，從而可以武裝力量為后盾維護黨的領導地位、貫徹黨的政治主張?！包h之基礎何在？在于軍隊。俄國革命黨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三數年間，卒將內亂外患次第勘定者，因軍隊全屬黨人故也?！O無此龐大之黨軍，蘇俄之勢力必無今日之盛?！盵7]2681924年9月他在回復蔣介石的函件中又再次指出：“從根本辦法，一練一黨軍而負革命之責任，此志正與兄同?！盵6]32

第四，在意識形態問題上，主張把黨的理論實則是領袖的思想學說定于一尊。1923年10月中山先生在廣州的一次黨員大會上說：“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要黨員都做官，中國然后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后才可以治。簡而言之，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治國?！盵7]282既然治國的理論根據只能是國民黨的一套“主義”，那么，別的黨自然就沒有資格與其競爭執政地位了。

一個黨如果壟斷了真理的詮釋權，自然也就壟斷了國家政權，這是以黨治國思想的要害和奧秘。一個人如果壟斷了真理的詮釋權，自然也就居于全黨之上甚至于全國人民之上；他不僅可以在黨內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甚至還會被神化。這是黨內領袖集權的要害和奧秘。這種集權甚至比過去的封建皇帝的集權更進一步?；实鄣氖ブ疾粫岢鲆惶滓笕藗冏裥械膶W說，皇帝更不敢奢望可以取代圣人的地位，為萬世師表。但是，以黨治國思想卻要求把領袖的思想確立為黨員乃至國人遵行的思想準則和行為標準。這事實上就等于要求神化領袖。否則，如何確保人們遵從其思想？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國民黨果然將中山先生神化到不可批評的地位。為此，胡適曾憤然指斥：“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盵12]

二

根據以黨治國思想，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幫助下，中山先生改組了國民黨，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一屆一中全會，創辦了黃埔軍校，建立了黨所領導的軍隊。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逝世后，他的這一思想理論，作為總理遺教，被國民黨奉為圭臬，加以貫徹。1925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13]1928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修訂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推舉委員若干人組織之”。1928年10月3日國民黨五名中常委召開的常務會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規定：“中華民國于訓政期間，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以政權付托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之?！盵14]1931年5月5日，在排除了共產黨及其他持不同政見者召開的國民會議通過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把《訓政綱領》列為第三章，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13]561至此，國民黨以自我授權的方式確立了其在全國的黨政不分、黨國不分、以黨代政的絕對領導地位，或曰“一黨專政之制”，[11]209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公之于眾。應該說，不管人們是否愿意承認，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期間所建立的政治體制，是基本符合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理論的。蔣介石、國民黨也正是打著中山先生“以黨治國”的旗號，在全國實行一黨獨裁統治的。倘若沒有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理論作旗幟和外衣，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獨裁統治就根本沒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實際上，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思想，不僅為國民黨忠實奉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中共。譬如，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書記處主席有最后決定權。[15]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即曾以“反對‘以黨治國’的觀念”為題，撰文指出：“中國黨或多或少帶有一些國民黨的不良傳統。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瓗啄陙?，‘以黨治國’的思想曾經統治了某些區域，甚至有些區域的領導同志還長期存在著這種頑固的思想?！盵16]建國后，中共鑒于國民黨以黨治國、一黨獨裁的惡劣影響，明確提出共產黨要接受監督?！包h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毛主席說，要唱對臺戲，唱對臺戲比單干好?！盵16]270盡管建國初期，中共對此有著如此清醒的認識，但是，今天看來，中山先生以黨治國的思想影響至今猶在。這恐怕也出乎那些曾經反對以黨治國的人們的意料。

三

如果一種思想理論僅僅是思想家個人憑空杜撰和異想天開的話，那么，這種思想理論是決不會有現實的生命力的。即使其能被人們追奉一時，終究也難以被社會長期實踐。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一種長期存在的歷史現象，必然有其歷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正確評價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思想，必須在二十世紀乃至二十一世紀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尋找其存在的根據。蘇俄的外來影響固然是中山先生提出以黨治國理論的重要因素，但其思想的深層根源，應該是基于中國現實，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

1924年1月20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中山先生曾經說：“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主張‘以黨治國’?！盵9]96這是中山先生對他以黨治國思想來源的一個重要詮釋，也明確說明了他的以黨治國、一黨獨裁理論是根源于本國國情的現實需要的。

辛亥革命后，從民國肇始，到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平津，十六年間，帝制兩次復辟，民國總統或首領九易其人，國務總理易換四十八次，大小內戰無數，社會動蕩不定，人民生命不得保障，十幾年中全國人口竟減少了一個億，[6]335社會紛亂是不爭的事實。大亂之世，人們的最大希望就是太平。中山先生曾說，中國人大多“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王”。[7]114其實，政治統治的合法性首先在于能夠為社會提供穩定的秩序。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盵17]如何恢復民國初年社會的穩定？依靠民眾？民眾在等待真命天子的出現。[18]依靠國會？國會或者屈服于武力的威脅，或者拜倒在金錢的賄賂之下。依靠法律？法律早已成為民初各路政治人物和軍閥們的玩物。依靠軍隊？軍隊都是受那些給他們發響的軍閥支配的，其效忠的對象也都是他們人身所依附的軍閥個人，所謂的皖系、直系、奉系以及南方的桂軍、滇軍、粵軍等莫不如此，“南與北如一丘之貉”[19]。而受帝國主義豢養和指使的這些軍閥正是民國戰亂的禍根，不僅不能依靠，而且必須打到。[6]76因此，中山先生認為，要打倒軍閥，恢復社會安定，出路只能是建立一個以強大的黨軍為后盾的“有很大力量”的強大的革命黨，[9]98建立新的國家政權也就是中山先生所謂的“以黨建國”,實行一黨獨裁政治，[9]103此外沒有別的出路。北伐戰爭的勝利，似乎也證實了中山先生在這一問題上的正確性。一個對政黨而不是對個人效忠的軍隊，無疑更有組織內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也更有社會的進步性。

自秦漢以來，除了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必有一場血腥的征服戰爭，中國歷史上歷次改朝換代，國家不是陷于分裂，就是必定經受一場混戰多年的統一戰爭。不幸得很，滿清覆滅以后，中華民國政府雖已成立，新生的中央政權卻同樣沒有足夠的統治權威和合法性，[20]統一戰爭仍然不可避免。當然，這其中原因復雜，姑且不論。但欲求統一的各方，無論是袁世凱，還是段祺瑞和孫中山，最終都無一例外地選擇了武力統一的途徑。只是袁世凱和段祺瑞都未能竟愿，后來實現統一的是孫中山的國民黨。這說明，自從國家政治生活中有了政黨，任何軍事強人無論多么強大，最終都無法與有組織、有共同政治主張的政黨相抗衡。由此可見，民國之初，北方的北洋政府與南方的軍政府及其后來的國民政府相互之間的斗爭，其實當初即勝敗已定。

以黨治國、一黨獨裁，在中山先生看來，也是克服中國一盤散沙的有效措施。中山先生認為，中國人自古以來不患缺乏自由，而患在自由太多，一盤散沙。[1]321-329毋庸諱言，說中國人在皇權專制統治之下還擁有太多的自由，無法令人茍同。如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清代的文字獄是無思想自由，鹽鐵專營是無置業自由，連坐、抄家之法是無人身、財產自由，明清時期的禁海政策是無居住自由、經濟自由、出海自由、技術創新自由等。但中山先生說中國一盤散沙卻是事實。一盤散沙的緣故不是中山先生所說的自由太多，而是他所說的“沒有團體”[1]328的緣故。除了政府、軍隊等官方統治機構之外，社會再無任何有效的組織。一旦政府癱瘓或者垮臺，社會就必然成為一盤散沙。造成中國社會長期“沒有團體”、形如散沙的根本原因是歷代統治者實行防民政策，禁止和打擊民間任何形式的組黨結社，使得中國社會始終處于原子化的一盤散沙狀態，以利于其維護專制統治。所以，中山先生提出要建立“有組織、有力量”的政黨，“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里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1]328在當時國人還普遍缺乏結社傳統和組黨參政的自覺性、積極性與勇氣的時代，不啻是喚醒民眾之聲，也是指引現代中國社會政治發展潮流的先聲。這其實又回到中山先生早先的政治主張：“國家必有政黨，一切政治始能發達?！盵4]民國初年雖有三百多個政黨成立，但除了國民黨還在后來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其他的所謂政黨皆煙消云散，就像從來沒有存在過一樣。這不是中國政黨政治的失敗，而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失敗。今天的中國，若無中共的領導，社會恐怕還會走向無序，國家四分五裂，有如一盤散沙。其原因就在于，當今中國并無其他任何有能力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可在全國執政的政黨。舍無中共，試想，行嗎？

四

中山先生主張以黨治國，還因為他認為中國人“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盵9]96這似乎不像一個有著民主共和理想的革命領袖的言論，但這確確實實是中山先生的一貫看法。中山先生歷來認為，人類分為先知先覺者、后知后覺者、不知不覺者，[1]100治人者和治于人者，[1]62以及有權者和有能者[1]361-362。先知先覺的治人者應該負起治理國家的責任。而且，具體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中山先生認為，數千年的專制統治使得中國人中毒太深，[1]107專制文化的觀念還大行其道，[1]362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懂得珍惜民主和共和，[4]318一心期待真命天子的出現，[10]481甚至“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盵1]360

因此，中山先生早在提出以黨治國之前，即1906年在同盟會革命方略中就提出了建國三時期學說，認為建國要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實現。[1]47訓政就是革命黨善盡人民的保姆之責，[1]108“總攬國事”，[1]47訓練國民改變五千年專制統治所養成的奴隸性，以適應共和民主政治。[10]400-401

以往有論者認為，建國三時期學說“低估了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是“孫中山熱愛人民，但卻不信任人民”的表現。[21]他的訓政思想，為后來的蔣介石維護其專制統治所直接利用。他的權能分離學說，恰恰成為領袖獨裁需要的東西。[22]

事實上，清末民初圍繞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曾有過三次大的爭論。這三次爭論，盡管政治主張相互對立，但雙方論據的基礎卻基本一致，即中國人民智未開，國人缺乏民主政治經驗。中山先生有沒有輕視人民的問題，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剛剛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歷史以后，原本只始終接受這種歷史文化傳統影響的以農民為社會主體的中國人，是否真正具有參與民主政治的思想覺悟、知識能力、智慧和勇氣？僅舉一例說明。民主政治少不了民眾的積極參與，更需要民眾在民主的政治制度遭人破壞時能堅定地挺身而出，以捍衛民主。但是，當年袁世凱尚未稱帝前，接連破壞《臨時約法》，破壞責任內閣制度，暴力威脅國會，甚至解散國會，民眾是否有群起而抗爭？沒有。這時候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態度和覺悟是，“聞有毀法者不加怒，聞有護法者亦不加喜?！盵6]103他們儼然還是中國政治生活的局外者、旁觀者，就像他們過去在皇帝專制制度下的生活一樣，“以不談政治相尚”。[10]563權利從來不是靠他人恩賜施舍而得來的?！摆w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盵23]沒有人民的自我覺悟和奮斗，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面對民眾的這種覺悟狀況，人們不去面對，也不思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卻反而批評中山先生的思想傾向，不僅未必確當，而且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大國，尤其在二十世紀之初更是如此。農民跟城市里的市民不僅經濟地位不一樣，而且參與政治的意識和能力，以及政治訴求的主要方面也不一樣。小農自給自足的經濟特征和“一袋馬鈴薯”式的社會特征，使得“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盵24]如果不從根本上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教育，改善農民的經濟地位，改變社會的階級結構，即使有城市里的精英們不遺余力地呼吁民主或憲政，全社會“民智太幼稚”的現狀恐怕依然存在。

而且，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對手之間必要時相互妥協，更需要各方尤其是掌握政府權力的一方具有任何時候都不使用武力解決政治分歧的堅強意愿。否則，一方不放下屠刀，另一方就會拿起槍支。在民國初年，我們根本看不到有哪種政治力量具備這種妥協的精神。

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思想，固然不為我們具有自由民主情感和價值傾向的人們所喜，但是，必須實事求是地承認，一黨獨裁總比一人獨裁進步，黨天下總歸比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多了一些民主的因素。在西方，歷史上有過君主個人專制制度，也有過貴族專制制度，甚至民主共和制度。但在中國乃至整個東方社會，人們的經驗里，只有君主個人專制一種制度形式。由君主個人專制過渡到社會民主制度，中經一小段政黨或者其他政治集團開明專制的過渡時期，對于人們認識民主、了解民主、習用民主，未妨不是一種循序漸進的辦法。君不見我們東方很多國家在二戰以后實行民主的政治體制以來，都曾經歷過或長或短的開明專制統治。即使是現在，仍然還有一些國家避免不了軍人干政的局面。否則，國家就陷于不可調和的黨爭和長期上演的街頭政治以致社會動蕩不定。其實，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歷史實際，不也是沒有超越梁啟超當年指出的“革命絕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專制”[25]的歷史規律？如果說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跨越“卡夫卡峽谷”，那么，人們有什么現實根據相信，政治社會的發展卻能跨越“卡夫卡峽谷”呢？當然，實行開明專制的條件是，一須統治者足夠開明，既賢明、清廉，又有堅定的民主價值信念；二須明確規定結束開明專制、還政于民的具體時間表，以示公信，如此方才符合開明專制的宗旨。正因為如此，中山先生認為，他的以黨治國和訓政理論，不是專制?！伴_明專制者，即以專制為目的；而訓政者，乃以共和為目的；此所以有天壤之別也?！盵1]107當然，此話只是中山先生的自我辯白，且與他在別處解釋以黨治國的獨裁性質自相矛盾。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先生大概沒有想過，一個黨內缺乏民主的政黨，在壟斷執政地位的時候，又如何能夠自覺地順應人民的要求開放政治自由、開放民主？不過，有目共睹的是，他的以黨治國理論事實上竟在中國被付諸實踐。這也不僅僅是歷史的偶然和歧途。就此而言，筆者認為，中山先生既是具有民主理想的革命家，同時也是有著務實精神的政治家，而決非一個單純的深懷浪漫主義氣質的人物。[26]

五

事實上，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影響的人，他的以黨治國理論其實是中國固有的天命思想、大一統思想、人治思想、民本思想和賢人政治思想的混合物。

天命思想認為，君主的統治地位是君主“內圣外王”、“以德配天”、“受命于天”的結果，與被統治者的同意與否無關。中山先生雖然反對所謂的真命天子，但他的內心深處其實還有著天命思想，無非是承受天命的主體換作了國民黨而已。國民黨如今代替過去的皇帝成為民國天生的統治者，而不論民眾是否同意或反對。

大一統思想強調集權，認為“國不堪貳”[27]，“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28]堅決排斥任何形式的權力分享和制約。中山先生對總統制無限青睞，對集體合議制極力反對，[19]442-443并堅決拒絕外界對其搞領袖獨裁的一切批評，[4]184其實都是大一統思想的深刻體現。

人治思想主張政治生活的關鍵在人，人和制度的關系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29]“徒法不能以自行”，[23]離婁章句上“有治人，無治法”，[30]特別強調個人的作用，所謂“一言可以興邦”、“一言而喪邦”，[29]子路第十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31]。中山先生對于法治在民主共和政體中的作用，固然也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譬如，他曾經正確指出：“憲法者，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10]319“國家治亂一系于法”[19]349。在民國軍人相繼毀法干政時批評他們說：“利于一己者，則曰約法應遵，不利于一己者，則曰立法未善。等法律于弁髦，視國事如兒戲?！盵19]208但是，毋庸諱言的是，中山先生對于法的認識其實也未超出同時代人很多，在一定程度上也還停留在工具主義的境界，遠未達到信仰的程度。譬如，1923年10月他在一本《訴狀匯覽》作序時說：“以禮治國，則國必昌；以法治國，則國必危。征之往古，衛鞅治秦，張湯治漢，莫不以尚法而致弱國敗身，然則苛法之流毒甚矣哉！雖然，立國于大地，不可無法也，立國于二十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障人權，亦所以遏邪辟?！盵7]355而且，他認為治黨更無須法治?！包h本來是人治，不是法治?！盵10]391“黨用人治的長處很多，人治力量乃大?！盵10]393-394特別是，盡管他極為反對軍閥們破壞法治，但他自己卻在民國歷史上首開因人立法的不良先例，并在臨時大總統任上留下違背法治的不良記錄。[32]

民本思想宣揚“民為邦本”[33]，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23]盡心章句下，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但其本質無非是在維護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高度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提醒君主注意君民之間的載舟覆舟的依存關系，統治者和人民的地位其實是根本不平等的。中山先生固然不認為國民黨的一黨獨裁地位應當經過人民的認可和同意，但是，在政策上他卻十分重視人民的歷史作用，告誡全黨，“吾黨想立于不敗之地，今后奮斗之途徑，必先要得民心?！盵7]431這種矛盾的思想態度正是他的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反映。

賢人政治思想主張統治者要任人唯賢。中山先生也認為，“以黨治國并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他說：“倘若有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時機或者一個地方，于本黨中求不出相當人才，自非借才于黨外不可?！盵7]281-282治國理政唯才是舉，而不是根據政黨責任理論僅僅用黨人治國，正是賢人政治思想在中山先生身上的反映。

著名學者錢穆曾言：“孫先生政治意見的最大用心處，實與中國傳統政治精義無大差違?！薄霸诮袊?，能巨眼先矚，了解中國傳統政治，而求能把它逐步銜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盵34]錢穆此言，可謂中肯之語，用來評價中山先生的以黨治國思想也不失為確當。

[1]孫中山.孫中山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63.

[2]陳旭麓，郝勝朝，王耿雄等.孫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58.

[3]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226、563.

[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4.

[5]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408.

[6]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145.

[7]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八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501.

[8]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上)[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28.

[9]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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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孟子·告子章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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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左傳·魯隱公元年.

[28]管子·卷第九.

[29]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30]荀子·君道.

[31]中庸·二十七章.

[32]石畢凡.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憲政思潮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52.

[33]偽古文尚書·五子之歌.

[34]錢穆.國史新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14-115.

責任編輯:李 玲

徐劍鋒，男，法學碩士，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人事處處長。上海，2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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