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中共三大

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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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中共三大

孫中山先生晚年接受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同意開展國共合作，并于1923年在廣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權，這成為中共同年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國共合作事宜的重要背景和主要原因。中共三大制定了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正確決策，為統一戰線的建立打下堅實的基礎。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密切合作，使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取得巨大成就。

孫中山;中共三大;國共合作

一、孫中山先生晚年的偉大進步是中共三大召開的重要背景之一

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在中國實行了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辛亥革命后，他為了實現真正的民主共和而不斷奮斗，但屢經“艱難頓挫”。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勝利迅速引起了孫中山先生的注意，他預計自己領導的革命事業能受益于俄國革命的勝利，因此在一次談話中曾表示“若俄國現在之革命政權能穩固，則我可于彼方期大發展也?！盵1]孫中山希望列寧領導的蘇俄能成為中國革命的真誠同盟者，他在1918年致電列寧及蘇維埃政府時就曾表示過這樣的良好愿望，他指出：“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斗爭，表示十分欽佩，并愿中俄兩黨團結共同斗爭?！盵2]他堅定地認為“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俄國存在八個月之久，這個事實給了東方人民希望，一個類似的新的制度一定會在東方建立起來?！盵3]1920年11月，孫中山第一次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并表達了愿意與蘇俄建立聯系的意愿。

1921年12月底，孫中山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馬林向孫中山宣傳了俄國革命的實質以及陳述了中國工人、農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建議孫中山將國民黨改組成一個能夠聯合各個階級——特別是工農群眾的革命政黨。這次會見，進一步加深了孫中山對蘇俄的了解，并因而“心焉向往，聯俄之議以起?！盵4]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孫中山最終因孤立無援，被迫離開廣州避居上海。陳炯明的叛變讓孫中山先生痛心疾首，深感自己“為民國而奮斗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盵5]孫、陳破裂使孫中山感悟到革命要取得成功就一定要改變舊的思路，尋找新的力量，開辟新的道路，這加速了他晚年思想的偉大進步。

在孫中山蒙難之際，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向他伸出了真誠的援助之手。據張國燾回憶“這個時候，幾乎只有中共向他(孫中山)表示好感。中共公開宣言要與孫先生合作，指斥陳炯明為反動；而且采取行動上不惜處分在廣州支持陳炯明的少數共產黨員。這些事使孫先生為之感動，認為中共確有誠意與他合作?！盵6]

1922年8月，孫中山在上海會晤陳獨秀、李大釗、林祖涵等中共領導人，商洽國共合作事宜。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幫助，確定了國共合作和改組國民黨的決策。為清除國共合作的障礙，他刪改了國民黨《規約》中關于“黨員不得兼入他黨”[7]的規定，并親自為李大釗加入國民黨主盟。同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李大釗的陪同下在上海會晤孫中山，商談加強國共合作和中俄關系等問題，孫中山也逐漸認識到“與蘇俄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系是絕對必要的?！盵8]

1923年元旦，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強調革命必須要靠民眾，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9]此外，宣言還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思想。1月26日，孫中山與蘇聯政府特使越飛聯合發表《孫文越飛宣言》，該宣言的發表表明孫中山聯俄聯共思想愈趨堅定。[10]

孫中山在逐步確立聯俄聯共政策的同時，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也在推進之中，孫中山放手讓共產黨員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2年9月，孫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中央和各省負責人會議，著手研究國民黨的改組計劃，指定陳獨秀等9人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委員。至12月底，孫中山先后兩次在上海召集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市負責人會議，研究改組國民黨的規劃。這些會議，孫中山始終委派共產黨的負責人參與，中國共產黨人參與國民黨的改組工作，是對在陳炯明叛變后處于苦悶彷徨中的孫中山的有力幫助，又有利于孫中山仿照蘇俄共產黨的組織方式改造國民黨，從而增進國民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在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屢遭挫折的孫中山發生了偉大的進步，逐步確立了聯俄聯共的思想，并愿意接受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進行國共合作，這就成為中共召開三大討論統一戰線問題的重要背景，和此后第一次國共合作得以順利實現的前提條件之一。

二、孫中山第三次在穗建立革命政權是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的主要原因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開明的民主革命家，他歷次建立的革命政權對工人運動都抱有寬容和同情的態度。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曾指出：“孫中山長期和工人有接觸，特別是在廣東省和華僑之中。他的黨的領導者們在廣州支持工會，在罷工中常站在工人一邊?！盵11]1920年，香港海員工人組織籌備委員會，在護法軍政府內部登記，孫中山為表支持親自為其定名為“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并在該會舉行成立慶典時派員參加。1922年發生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大力支持下進行的。張國燾晚年回憶：香港罷工海員“得到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支援。國民黨所領導的廣東總工會和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廣東分部等組織，熱烈地招待他們，并給予經濟上的援助?！盵12]

由于孫中山對工人運動的支持，更由于中共在廣東的黨組織也把領導工人運動作為中心任務之一，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因此當時廣州成為全國工人運動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廣東工人運動“蓬蓬勃勃，如日方升，不可謂非工人覺悟，及解放前途之一線曙光”。[13]

同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支持革命，共產黨人可以公開、安全地在廣州活動。馬林也因此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書中指出：“在遠東，廣州是唯一勿需打擾當局就可以建立常設代表處的城市?！盵14]

有鑒于此，蘇俄在華工作全權代表利金早在1922年就向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了應將中共中央局遷往廣州的建議，并在書面報告中提出了中共以廣州為中心開展革命運動的三點好處：一、現在在南方有廣泛的合法條件；二、在廣州有先進的工人運動；三、廣州是國民黨的活動中心。利金的報告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的，因此共產國際采納了他的建議，并于1922年7月作出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接短箋后，應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15]

陳炯明的叛亂打亂了中共中央遷粵的計劃。陳氏兵變后，孫中山先生被迫離開廣州前往上海。由于廣東形勢急轉直下，共產國際也主張暫時擱置中共中央遷粵，共產國際遠東部主任致電中共中央：“我們曾向你們作出一些具體的原則性的指示，順便還建議你們把中央委員會遷至廣州，那是更適合于廣泛合法地開展工作的地方……而孫逸仙和陳炯明之間的斗爭使南方的政治局勢很不穩定，因此，我們的工作中心向南方的轉移，應該推遲到南方各種力量的對比更加明朗的時候?！盵16]

1922年8月，孫中山先生避居上海。[17]10月，孫中山將駐扎在閩的北伐軍改組成東路討賊軍，又于同年底聯絡了駐留在桂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部組成西路討賊軍，兩路討賊軍聲東擊西，痛擊陳炯明，陳炯明作戰失利，退回惠州，廣州得以恢復。隨后，孫中山于1923年2月返回廣州，重建大本營，任陸海軍大元帥，這是孫中山第三次在廣東建立革命政權。廣州再次成為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的大本營，成為國民黨活動的中心地。

陳炯明叛變后，中共的雪中送炭和真誠幫助使孫中山增進了對共產黨的了解和好感，因此在回到廣東重建革命政權后，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革命活動給予了支持。于是，馬林再次提出了中共中央遷往廣州及在廣州召開三大的建議，馬林指出：“我們在廣州有充分的行動自由，而且只能在這里公開舉行黨的代表大會……”[18]中共中央經討論，接受了中共中央遷粵的建議，從1923年4月起，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開始相繼來到廣州。不久，共產國際也給中共中央發出“五月指示”[19]，根據這份指示，馬林“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并提議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盵20]中共中央接到“五月指示”后，采納了馬林的建議，并立即開始落實共產國際的決定，著手在廣州召開黨的三大。

三、中共三大制定了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決策

中國共產黨在剛剛誕生的時候由于在理論和實踐上尚存不足之處，對與其他政黨的合作尚持排斥態度。后來，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尤其是在深入學習了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后，中國共產黨人逐漸認識到建立統一戰線、開展國民革命的重要意義。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指出解決時局問題的關鍵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建立民主政治，并主張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大會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提出建立聯合戰線的主張。在聯合戰線里，共產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國共兩黨是一種平行關系。但這種主張沒有為孫中山所接受。1922年8月下旬，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經過激烈爭論，會議達成黨的少數干部先加入國民黨的口頭協議。

1923年2月7日，軍閥吳佩孚殘酷屠殺參加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工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二七大罷工的失敗，使“兩年來共產黨所慘澹經營的工會組織，除廣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臺。中國職工運動從此進入于消沉期了?！盵21]中國工人運動遭遇的挫折使共產黨人認識到中國革命單靠無產階級是遠遠不夠的，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起鞏固的統一戰線。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蔡和森、張國燾等約40名同志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出席了大會，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大會因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制定了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重大決策而在黨的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中共三大以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為中心議題。盡管在會議召開時，“大家都確認中國有實行民族革命運動的必要，但是對于我們應當如何為民族革命運動服務的問題，我們的觀點各不相同?！盵22]中共三大充分發揮黨內優良的民主作風，與會代表就全體共產黨員是否加入國民黨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馬林、陳獨秀、瞿秋白等代表主張以全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式開展合作。馬林和陳獨秀等同志認為國民革命是中共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革命性，全體共產黨員都應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把一切力量匯合起來，實現國民革命。[23]但馬林和陳獨秀低估了共產黨的力量，高估了國民黨的力量，提出了“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錯誤主張，忽視了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

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代表雖然也贊成開展國共合作，但在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問題上提出了大相徑庭的意見。他們強調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主張“擔任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擔任與國民黨無關的工作如職工運動等的中共黨員，則不必加入國民黨”。[24]固然在當時的氣氛中能提出保持中共的獨立性是個清醒的認識，但卻脫離了當時國內工人階級力量尚未強大、共產黨尚未成為一個強大的政黨來獨立領導國民革命這一客觀實際。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等人贊成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合作的意見，更符合當時要開展國民革命這一迫切的中心任務。

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以21票贊成、16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該決議案規定“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薄暗耘f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盵25]即中共三大通過了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獨立性的前提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方式開展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運動的決議。

四、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在中共三大奠基的統一戰線基礎上取得巨大成就

中共三大正確估計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立場，決定采取當時孫中山先生唯一愿意接受的黨內合作的方式共同進行國民革命。這一至關重要問題的解決，為國共合作的正式實現和統一戰線的建立創造了必要條件。在中共三大制定統一戰線政策的基礎上實現的國共合作，使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黨補充了新鮮的血液，獲得了新生。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共兩黨“發動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還未能完成的革命事業，在僅僅兩三年之內，獲得了巨大的成就”。[26]

中共三大閉幕后，共產黨人認真貫徹落實大會作出的各項決議，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而積極行動。在此前后，孫中山先生也排除重重困難，努力推進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各地共產黨人，積極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高度評價了中共在國民黨改組工作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認為“在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建設國民黨的整個工作中，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那些加入國民黨的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盵27]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孫中山以總理身份擔任主席，李大釗、毛澤東等20余位共產黨人出席大會。大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這份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成為包含了新的內容和新的革命精神的新三民主義。國民黨一大也在事實上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大會的最后一天選舉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李大釗、毛澤東等共產黨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這是大革命走向高潮的起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基礎上實行革命統一戰線政策的一個偉大勝利。此后，國共兩黨密切合作，革命力量的實力得到了迅速的增強，為推進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和中國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統一戰線正式建立以后，大部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他們在各地積極幫助國民黨建立健全組織，使國民黨得到空前的大發展，國民黨迅速在全國大多數省區建立起組織。正如周恩來所說：“由于我們黨的努力，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在全國大大發展起來。各省國民黨的組織，也由于我們同志的努力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當時各省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大都是我們的同志……是我們黨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國民黨中”。[28]

國共合作實現后，兩黨積極培訓革命運動骨干。國共在廣州創辦了一大批學校，如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國國民黨婦女運動講習所、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中國國民黨童子軍領袖養成所等等。這些學校培養了諸多方面的人才，為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儲備了大批優秀干部。

由中共三大奠基的統一戰線建立后，工農群眾運動走向高漲。國民大革命期間，全國的工會組織有了迅速的發展，至1926年底，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00萬人增加到近200萬人，工人們為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改善經濟條件進行不懈的斗爭。在農民運動方面。中共三大提出了第一個《農民問題決議案》。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國民黨也開始重視農民問題和農民運動，廣大農民被動員起來，組織農民協會，組建農民自衛軍，同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進行斗爭。到1927年，農民協會的組織已遍及粵、湘、鄂、贛等17省，全國農民協會會員達900萬人。

為鞏固革命政權，從1925年2月開始，廣東革命政府在中共和廣大群眾的支持下，先后進行兩次東征，全殲陳炯明，收復東江流域。中間，回師省城鎮壓了軍閥劉震寰、楊希閔的武裝叛亂。1925年11月，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南路，掃平鄧本殷的割據勢力。在削平軍閥、統一廣東諸戰役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沖鋒陷陣，英勇殺敵，很多人獻出了生命。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他在遺囑中表示“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盵29]國共兩黨遵循孫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重托，將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推向了更高潮。

統一廣東后，北伐的條件日漸成熟。北伐戰爭開始后，中國共產黨以飽滿的熱情，積極動員和組織群眾。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更是發揮了先鋒模范作用，浴血奮戰，不怕犧牲，從而保證了北伐戰爭的不斷勝利。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革命勢力迅速擴展到長江流域，孫中山先生一生未竟的革命事業在短短的幾年內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毛澤東也曾高度評價由中共三大奠基的統一戰線取得的輝煌成就，他指出：(國共兩黨結成的統一戰線)“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占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斗爭?！盵30]

綜上所述，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屢遭挫折之際，接受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采納了國共合作的建議，這是中共之所以召開三大討論國共合作事宜的重要背景。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即為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創造了有利條件，又是在廣州召開三大的主要原因。中共三大以討論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合作問題為中心議題，并作出正確決議。在中共三大的基礎上，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又在此基礎上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此可見，中共三大不僅因確立了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留下了光輝印記，而且大會的召開、內容、影響也與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息息相關，這次會議也必將因其在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曾發揮的獨特作用而永載青史。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四卷)[C].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20頁.

[3]陳旭麓等主編.孫中山集外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頁.

[4]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M].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1413頁.

[5][17]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C].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55頁；第167頁.

[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M].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1989年版.第248頁.

[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C].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27頁.

[8]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頁.

[9][10]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C].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頁；第51、52頁.

[11]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頁.

[12][20][2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M].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1989年版.第219頁；第285頁；第289頁.

[13]李宗黃.新廣東觀察記.轉引自吳敏娜.統一戰線源始略論——中共三大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

[14][15][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國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C].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頁；第321頁；第455頁.

[16][2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C].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18頁；第399頁.

[19]即“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C].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458頁.

[21]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C].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05頁.

[22]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中共“三大”資料[C].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61頁.

[23]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冊)[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頁.

[25]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頁.

[26]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頁.

[28]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頁.

[29]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C].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639、640頁.

[30]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5頁.

責任編輯:李 玲

李超，男，碩士，廣州農講所紀念館工作人員。廣東 廣州，5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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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562(2016)04-00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