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歷史”：品鑒湖南社會千年畫卷
——品讀周秋光先生《湖南社會史》兼對區域社會史研究若干思考

張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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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歷史”：品鑒湖南社會千年畫卷
——品讀周秋光先生《湖南社會史》兼對區域社會史研究若干思考

《湖南社會史》是國內第一部貫通古今的區域社會通史著作。全面再現了千年湖南社會畫卷，展現了千年湖南的社會變遷。但也存在檔案史料使用不足，部分章節分量不足，未能體現千年湖南社會“不變”的一面和湖南不同區域社會變遷的差異等問題。包括湖南區域社會史在內的區域社會史雖然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果，但是還有廣大的研究空間。

區域社會史；湖南社會史；千年畫卷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史已成為歷史學中的一門顯學。在社會史中，區域社會史又是社會史學科領域的一顆明珠。進入新世紀以來，區域社會史研究用碩果累累形容絕不過分。其中，湖南師范大學周秋光教授和其學生合著的《湖南社會史》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簡稱周著)就是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結出的碩果之一，洋洋百余萬言，向讀者展現了從古到今湖南社會的千年畫卷。之前的區域社會史著作，基本是某一時段的社會史研究，區域社會通史著作尚是首次出現。本文準備在介紹此書的基礎上，結合筆者了解的區域社會史研究現狀，對區域社會史研究還可以怎樣展開作一些淺近的思考，以教正于方家。

一、“再現歷史”：對《湖南社會史》的品讀和思考

任何歷史研究首先是實證研究，對于歷史研究者而言，實證是歷史研究者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夫。換而言之，歷史研究首要的是盡可能真實，全面地再現歷史原貌，亦即“再現”歷史(雖然完全真實地“再現”歷史是不可能的，但絕不意味著歷史研究者不向這一方向努力)。這正是實證研究的基本任務?！霸佻F歷史”正是周著最重要的特色。在掌握大量史料基礎上再現千年湖南社會的畫卷，表現了作者的良好學風。茲略舉一二。

如《晚清卷》第八章是專題研究晚清時期湖南人的精神生活，僅第一節就開列了5個統計表，分別統計了晚清時期1861—1910年50年間湖南發生的規模較大的教案情況，戊戌維新時期湖南成立學會的情況，不纏足會的情況，戊戌變法后的社團組織情況和甲午戰后湖南所辦報刊的情況。在表格的基礎上結合文字敘述，概括出晚清時期湖南精神生活的三大特色：“第一，精神生活的近代化初現端倪；第二，西方宗教文化對精神生活沖擊較深；第三，湘軍情結始終貫穿于晚清湖南的精神生活中”。[1]P826、828、835

同樣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古代卷關于從先秦到宋代的內容。這一時段湖南在全國無論經濟還是社會文化，都屬于落后地區，加上年代久遠，資料不僅稀少，而且獲取資料的難度甚大。然而，作者從浩如煙海的史籍中爬梳出關于古代湖南社會的資料，在這一基礎上整理排比，展現出古代湖南社會的基本面貌。其所用的資料堪稱豐富，不僅有正史和地方志的記載，還有各種文集，記載典章制度的史籍(如《宋會要輯稿》)。除了文字資料，還有考古資料(地下出土文物)，乃至一些當代學人論著中的相關記載也盡力搜羅。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和運用，從先秦到宋代的湖南的社會畫卷由此得以向讀者展開，可見作者嚴謹扎實的學風。

早在20多年前，社會史學界老前輩王家范先生就提出，社會史研究要在“變”字上多做文章。[2]周著在這方面做足了功夫，這也是周著的另一大特色。這一點在全書的架構上體現特別明顯。周著全書分古代卷、晚清卷、民國卷三大部分。卷下各章在三大卷中基本一致，這樣的設計能突出體現千年湖南社會變遷的軌跡，使千年湖南社會發生的變化一目了然，從而令讀者能迅速把握從古到今湖南社會發生的種種變化。

此外，周著除了對時間跨度較長，社會變化幅度來較大的社會變遷(主要是從古代到近現代的社會變遷)下功夫外，還對相對時間跨度較短，社會變化幅度較小的湖南社會的變遷情況下了很大的功夫。例如在古代的物質生活部分，作者利用有限的資料，勾勒出古代湖南物質生活變遷的大致情況。以飲食為例，通過作者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從秦漢到隋唐，從隋唐到明清，湖南飲食經歷了一個數量和品種由少到多，由單一到豐富的過程。[1]P249-251又如民國卷第十章湖南的社會贍養部分，作者指出了民國前期(北京政府)和民國后期(南京國民政府)湖南社會贍養的區別在于：北京政府時期民間社會贍養力度絲毫不遜于政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政府在社會贍養中占據主導地位。[1]P1357事實上，類似這樣對社會變遷對比式的敘述在周著中俯拾皆是。

當然，周著中也存在一些缺憾。在筆者看來，這些缺憾包括以下幾點：

首先是史料運用上的缺憾。這也可以說是周著最大的缺憾。無可否認，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并非無可挑剔。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晚清和民國這兩卷上，尤其是民國卷。具體而言，就是檔案資料明顯不足。雖然作者在檔案收集上也下了一些功夫，但所用檔案基本來自常見的檔案匯編類資料叢書。筆者遍覽全書，竟未找到一處引文來自湖南各級檔案館保存的檔案資料。事實上，全書不少章節如果能使用湖南各級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全書必然會大大增色。例如民國卷第七章，這是民國湖南精神生活的專題研究。其中第一節第一目論述民國時期湖南禮俗變革，雖然可稱翔實，但若能利用湖南各級檔案分析政府在禮俗變革中的態度、作為和成效，無疑能使讀者對民國湖南禮俗變革中國家和社會的互動有更深入的認識，本目亦會增色不少。再如同目論述民國湖南婚俗的變遷，如作者能利用湖南各級檔案館相關婚姻訴訟檔案，通過分析訴訟案件，討論民國湖南人的婚姻觀念、婚姻制度、婚俗較晚清出現了哪些變化，還能分析民國時期實際上哪些人的婚姻觀發生了變化，新婚姻觀和現實的落差，民國時期婦女在婚姻中實際的地位，城鄉婚俗變化的差異等等，從而使讀者對民國湖南婚俗變遷能有更直觀的認識，增添可考性和可讀性②。

其次，某些問題未能涉及或在現有資料基礎上更深一步。前者如近代以來湖南社會環境的變遷，這當是社會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也是較前沿的領域，但在書中未見相關論述。后者如民國卷第十一章，這是民國時期湖南教育功能的專題研究。在這一章中，作者利用大量史料敘述了民國各時期湖南教育的概況，概括出民國時期湖南教育功能的特征。筆者以為：這一章完全可以在弄清民國湖南教育基本情況的基礎上，從教育的角度分析民國時期中央和地方，國家與社會之間彼此關系的消長。甚至可以采取以具體學校為案例，通過校史研究分析民國時期湖南的社會控制情況③。這樣，對民國湖南社會教育功能的論述就超越了對湖南教育基本情況和特征的敘述和概括，而是達到一個更高的高度認識民國湖南社會教育功能的作用，乃至民國湖南社會的變遷，從而使湖南社會的千年畫卷更加豐富和完善。

再次，縱觀全書，可以發現周著對千年湖南社會“變”的一面用力甚多，也展現了千年湖南社會，尤其是晚清民國時期湖南社會的種種變遷，這自然是必須肯定的。但是，筆者以為，社會變遷有其“變”的一面，也有其“不變”(抑或說“常態”)的一面。湖南社會也一樣，在千年的社會變遷，尤其是晚清民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湖南社會有沒有“不變”的一面呢？如果有，是哪些呢？如果沒有，又是為什么呢？遺憾的是，在全書中這方面似乎著墨不多。事實上，就社會史研究而言，對“不變”一面的研究相當重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千年湖南社會變遷的真實情況，也只有這樣，千年湖南社會變遷的畫卷才更加明晰。

最后，周著似乎在反映湖南不同區域在同一時期社會變遷(如以長沙、株洲、湘潭為中心的湘東北地區和以張家界、吉首、懷化為中心的湘西地區，再如湘東北地區和以郴州、永州為中心的湘南地區在晚清時期社會變遷的差別)的差異著力較少。這雖然在民國卷部分章節有所體現。但事實上晚清時期(1895年后)湖南社會各地的變遷同樣存在差異，甚至是較大的差異。此外，即使在明清時期，湖南社會各地(如湘東和湘西)在各方面也是存在差異的，但書中并未體現相關差別?？梢韵胂螅喝绻麑⑦@些差別加以完善，全書必將更為完美，其質量也能更上一個臺階。

也許，通過以上一番詰難，能使《湖南社會史》的作者們特別是周秋光教授對湖南社會史研究乃至區域社會史的研究會做進一步的思考，這正是筆者寫作此文的目的。筆者認為：歷史研究是一個不斷反思的過程，其中包括反思現有研究成果，找出現有成果的缺憾，然后對其做進一步研究加以彌補。歷史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不斷反思的過程中才能得到前進和發展，才能無限接近那個真實。

二、光榮與夢想：對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區域社會史的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相關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限于篇幅，這里筆者不一一敘述，只想說一點筆者對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思考，抑或說筆者認為區域社會史研究可以從哪些方面深化和拓展。

首先，應當重視社會科學理論的運用和創新，有時甚至需要有意識避開傳統的理論框架，尋找新的理論框架，從另一種視角對歷史進行研究④。因為區域社會史研究是歷史研究中最容易和社會科學理論結合的領域⑤。目前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相關理論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起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由此形成種種和過去不同的問題意識，如今在歷史研究中常見的國家和社會的互動就是社會理論在歷史研究中應用而出現的問題意識?，F在在區域社會史研究中已經重視利用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對歷史現象進行解讀，但這方面的空間還非常大。還可以繼續嘗試使用前人研究中未用過的新的理論方法對歷史現象進行新的解讀。正如李金錚教授所言：“歷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是新資料和新對象的發現，二是理論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但是，后者更為重要。因為“它帶給歷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義”。[3]當然，在使用新的理論和方法時，仍舊須以實證為基礎，并且要竭力避免新的理論方法與歷史事實“水土不服”(亦即某種理論方法實際上不適宜用于某種歷史現象的解釋，研究者卻生搬硬套用其解釋某種歷史現象。20世紀后半期中國學界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就是一例⑥)的情況，和運用理論方法時只摘引某些具體的論述，而不是真正使用的新的理論方法用于對具體歷史事實和現象的解讀⑦的現象。

其次，應當擴大區域社會史研究范圍，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時間的延伸，亦即將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時間范圍延伸到當代(共和國時期)。雖然當代區域社會史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⑧，但是說當代區域社會史到處都是待開墾的新大陸可能不算過分。對當代區域社會史領域的開辟，乃至精耕細作，是區域社會史研究發展的一個必然的方向。另一方面是空間的延伸。這里主要是指將研究范圍延伸到少數民族地區。目前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史研究，尤其是社會形態明顯和漢區有所區別的民族地區的社會史研究還非常少見⑨。這同樣是一片幾乎未經開墾的新大陸。然而，筆者至今未見對民族地區社會變遷的重要研究?？梢哉f，民族地區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尤其是和漢族地區社會形態不同的民族地區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將是區域社會史研究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

第三，區域社會史和政治史、文化史的結合可能是一個有較多研究空間的領域，目前對這一領域的研究也有了一些精彩的成果，但完全可以進行擴展和延伸。特別是政治事件對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似乎還有較多的研究空間。同時，運用文化史理論分析政治事件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也是一個值得深入的領域。此外，華中師范大學吳琦教授提出的克服“區域失衡現象”也是未來區域社會史研究的一個突破口。

下面，筆者想就湖南社會史未來可能可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空間作一簡要敘述。

第一，在研究思路上，筆者認為湖南社會史是否可以加強對近現代湖南社會變遷中“不變”的一面的研究？具體而言，就是要研究在社會變遷中，傳統社會哪些方面并未發生變化，為什么沒有發生變化。維系這些“不變”的因素是什么，等等。例如：在民國湖南社會的精神生活演變中，有沒有“不變”的一面。如果有，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維系這些“不變”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沒有，那又是什么原因？換而言之，就是要通過對社會變遷中“不變”一面的研究，理解中國社會的變中之常。

第二，在具體的研究中，筆者認為湖南社會史研究似乎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首先，在湖南社會史研究中，湘西的民族地區是一個較薄弱的環節，在近現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湘西民族地區的社會變遷和漢區社會變遷的異同是什么，原因何在等等問題，都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加以厘清。其次，湖南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出現過一些紅色根據地(如湘鄂西根據地)，這些紅色根據地下的湖南社會面貌是湖南社會史研究的薄弱環節(書中對此雖有涉及，但力度明顯不足)。具體如：這些根據地在紅色政權時期中共是怎樣對社會進行改造的？民眾對這些改造反應如何？這些變化給當地社會各方面帶來了哪些影響，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社會面貌？ 此外，在紅軍走后(根據地不復存在時)，當地社會又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是否完全是變回了前根據地時期的面貌？如果是，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是，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哪些方面延續下來？等等。如此，既能開拓湖南社會史的研究空間，也能更真切把握近現代湖南社會的變遷。再次，當代湖南社會史是湖南社會史的一塊值得大力拓展的研究領域。例如20世紀六七十年代湖南三線建設給當代湖南社會帶來的影響當是當代湖南社會史的重要問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基本不見。再如共和國建立后，湖南城市社會生活發生了哪些變化(例如更適合個體經營的城市餐飲業在以集體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改造后對城市社會產生了什么影響)也是非常有價值的選題。但也未見相關研究成果。再如當代社會救濟，這是社會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城市的企事業單位基本都對本單位生活困難的職工發放了生活補助(正式名稱是職工生活困難補助)，這其實是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慈善救濟，也是當時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一種救助方式，其對當時的城市社會發生了重要影響。目前學界也未見專門研究，等等。最后筆者想強調的是：前述區域社會史研究的構想還是湖南區域社會史的構想，只能說是筆者的一孔之見，不管是區域社會史還是湖南區域社會史，可深化的方面和拓展的空間，絕不止筆者所言的這些，必定有更多可深化的方面和更大的研究空間等待研究者去探索和開拓。

總之，區域社會史作為目前中國歷史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領域，還有無數的工作要做，更需要“創榛辟莽，前驅先路”。只有心懷這個夢想，區域社會史研究才能續寫輝煌。

注釋:

①《湖南社會史》由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周秋光、長沙航空職業技術學院講師張少利、湖南大眾傳媒職業技術學院講師許德雅、中共湖南省委直屬機關黨校講師王猛合著，為方便起見，全書都由周著代稱。

②利用婚姻訴訟檔案研究民國婚俗的成果筆者所見主要有王曉露：《從離婚權看民國時期城市平民婦女地位——基于案例檔案的一種分析》，《蘭州商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朱漢國：《從離婚訴訟案看民國時期婚姻觀念的演進》，《河北學刊》2013年第6期；冉婷婷：《民國初期四川江津縣婚姻訴訟案研究(1912—1927年)》，上海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③王東杰的研究對此提供了精彩的范例。見王東杰：《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研究(1925——1939)》，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

④筆者做過這種嘗試。見拙文《新中國成立初期地方精英對新政權的態度和行為選擇》，《求索》2014年第10期。

⑤可參閱張俊峰，殷俊玲：《首屆區域社會史比較研究中青年學者學術討論會綜述》，《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黃國信，溫春來，吳滔：《歷史人類學與近代區域社會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趙世瑜：《舊史料與新解讀：對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10期。

⑥可參閱仲偉民：《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術史回顧與反思》，《學術界》2003年第4期，《茶葉與鴉片：19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第332——335頁。

⑦王笛的著作是社會科學理論方法在社會史研究中運用的經典范例。見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 1870-1930》(李德英，謝繼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恫桊^：成都的小商業，日常文化與公共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書評可參閱馬敏：《追尋已逝的街頭記憶——評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歷史研究》2007年第5期。和前述李金錚的論文。

⑧近年來，共和國時期的區域社會史逐漸也成為一個熱點。如在鄉村史方面，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張思教授和他的博士們，利用其在華北地區收集的鄉村社會資料做出了不少成果(參閱張思教授的博士們的學位論文)。在其他區域鄉村社會的研究，也有人開展了相關工作(參閱鄧群剛：《當代中國民間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現狀綜述》，《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9期?！多l村基層干部日記的搜集，整理和利用述評》，《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3期)。城市社會研究也有了不少成果(這里不一一列舉，具體成果可參閱《中共黨史研究》和《當代中國史研究》所列論文篇目)。

⑨民族地區社會史研究目前筆者所見只有少量成果，如付志剛，何一民：《略論清代以來西藏城市的歷史地位》，《貴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龍海燕：《近代基督教在西南彝族地區的傳播及其影響》，《貴州民族研究》2012年第5期。

⑩如滿永，葛玲：《“親不親，階級分”：1950年代初社會關系變革研究——以鄉村社會為背景的分析》，《科學社會主義》2008年第2期。楊豪：《傳統的發明：翻身運動中的儀式與身體——以冀中解放區為中心》，《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2期。此外，湘軍的崛起對湖南社會的影響也曾是較熱門的問題。

[1]周秋光,張少利，許德雅，王猛.湖南社會史[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王家范.從難切入，在“變”字上做文章[J].歷史研究,1993,(2).

[3]李金錚.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對話：王笛《茶館》之方法論[J].近代史研究,2015,(3).

責任編輯:王 浩

張望，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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