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小說資料提升中國法制史教學效果

孫旭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引入小說資料提升中國法制史教學效果

孫旭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北京100088）

中國古代小說含有豐富的法律資料，相對于傳統法律資料，具有生動性、細致性、完整性和民間性特點。中國法制史甚至其他法學課教學中應引入小說資料，其意義有：化抽象的法條為具體的事例；認識立法與執法、情與法的差距與矛盾；思考法律的民族性；增加教學的趣味性。小說法律資料亦有缺點，如虛假性、選擇性、片段性和重復性，引入課程時需要加強甄別，并與其他法律資料結合使用。

古代小說； 法制史； 教學

小說（本文主要指白話小說）是對現實社會人生的藝術性反映，其中有荒誕化、理想化的描寫，更多的卻是現實化甚至精細化描寫，從各個角度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社會風貌和人物心理。法律作為社會制度之一，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也是小說描寫的重要方面，世情小說描寫尤其細致。由此，除傳統的律典、史籍、官箴書等法律史料外，小說就成為法律資料之一。高校中國法制史課程甚至其他法學課程應該利用好這一資源，藉此提升課程內涵和教學效果。

一、小說作為法律資料的特點

中國古代小說起源于史傳文學，其直接源頭是《左傳》，依附史傳、比擬史傳就成為重要的創作原則，故很多小說家秉持“史余”的傳統進行創作，比較重視作品的真實性（包括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在其出于描摹社會現實、世態人情的目的引入法條制度時，為了增加作品的真實性，必然以現實生活中的法條制度為依據，公案小說尤為如此。這一點，很多從事法學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學者的研究成果都已經證明①。也就是說，因為真實，使小說具有了法律資料的資格與價值。

與史籍類“正宗”法律史料相比，小說作為法律資料自有其特點，具體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生動性。律典、史書中的法條制度嚴密而枯燥，小說中的法條制度卻因與人物、故事相結合，而呈現出明顯的生動性。如《大清律例》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妾不坐?！盵1]207法條主要規定居喪不婚，否則受懲，比較枯燥，相比之下，《紅樓夢》第六十八、六十九回的表現就生動得多。小說寫王熙鳳得知尤二姐曾許婚于張華，后因張華嗜賭而退婚的底細后，定下了威脅賈璉、報復尤二姐的毒計。她叫旺兒找來張華，“著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里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里頭，背旨瞞親，仗勢依財，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逼鋾r，太妃薨，賈璉伯父賈敬亦去世不久，賈璉卻娶妾，顯然有違法律規定。這樣居喪婚娶與人物、故事相結合，就使枯燥的法制史內容變得生動、鮮活起來。

其二，細致性。小說的一些表現手法如細節描寫使小說對法律的表現不是宏觀的、粗線條的，而是細致入微的，由此決定，那些因細碎而為律典、史書所忽略的法律細節有可能在小說中得以一展風采。以和息為例。官箴書主張對涉及民間“細故”的糾紛以和息為主，如《治譜》云:“凡息和者，事小徑逐。次則量上民紙一錢二分，告紙二錢，秀才官紙免。事略大，上谷二三石?！盵2]109甚至人命案，如果事涉曖昧，或家屬情愿，也允許和解，只斷埋葬銀而不判其抵償。官箴書的主張以原則性為主，不是很細致，而古代小說的表現就細致得多，如《醒世姻緣傳》第三十五回狄賓梁因汪為露品行不端，另請程樂宇教子讀書。汪為露恨程樂宇奪了自己的館，糾合兒子、光棍將其毆打，又到縣里“遞了無影虛呈，番說程樂宇糾人搶奪”，程樂宇也隨即遞呈。汪為露的黨羽從中調停，程樂宇“畏勢，準了和息，投文見官。汪為露與景成抬了‘和息牌’上去?！笨h官細加審問，得知真相后，懲處了汪為露。小說把整個過程敘述得很細致，特別是提到了“和息牌”，在其他史料中極少被明確提及，這就不僅可證傳統史料之有，更可補傳統史料之無。

其三，完整性。相對于法條的獨立和凝練，小說情節具有完整和豐富的特點，如果故事以案件為主線，會比較詳細地敘述案件的起因、發展、結局（懲處或判決），讀者能夠全面了解相關因素，認識到法律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認識到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復雜關系，這是單獨的法條無法提供的。另外，一個故事中涉及的往往不止一種法條，而可能是多種法條的組合，這更是法典等傳統資料欠缺的。蘇力認為:“故事的整體性有可能使人們更容易從整體把握和理解法律和社會的問題，可以看到法律與社會的相互關聯和影響，迫使人們不僅僅關注抽象的、單獨的條文和制度規定?！盵3]15這一過程不僅僅是獲得了組合型知識，更重要的是培養了認識和思考法律的組合型思維方式，這對正確把握法律的價值、特點、功能至關重要。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完整敘述了一樁冤案，其中一系列巧合交代得很清楚，民眾的判斷盲區、臨安府尹的昏聵都與此有關，使讀者對法律推斷和判決中的情理認識誤區有了具體感知。其間還牽涉到賣妾制度、鄰里連坐、刑訊逼供、強盜搶妻等一系列制度和社會問題，它們都參與到了冤案的形成和昭雪中，可以使讀者立體地、綜合地認識案情與社會各方面的關系，至于作品對律條的精準引用倒還是其次。

其四，民間性。小說作者一般為下層文人，作品所反映的又多普通民眾的生活，故作品中人物對法律的態度基本反映了普通民眾的態度。律典、正史、官箴書等一般不在有限的篇幅中給普通人留出一席之地，故此小說對民眾的表現便呈現出特殊的價值。以請托犯罪為例。自唐至清，各朝法律（除元朝外）都有專門針對基于人情的請托罪法，請托者、受托者都要受懲處，立法可謂嚴厲，如《大明律》規定:“凡官吏諸色人等，曲法囑托公事者，笞五十。但囑即坐。當該官吏聽從者，與同罪；不從者，不坐……”[4]202但小說中的人物卻普遍認同不過分為非作歹的請托，不認為其為犯法行為，如《喻世明言》卷一中的縣令吳杰“上司因見他清廉”，調往會浦縣為官。其妾王三巧的前夫蔣興哥因重推一偷珠人使其跌死，王三巧向吳杰求情，說其為自己過繼到舅家的親兄，吳杰于是設法判其無罪，只戴孝行禮，負擔殯葬費，作者和百姓都沒有譴責這一處置。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這種民間性在法律文化中有重要意義，因為法律的最終目的是要守法者去遵循，百姓的法律意識是法律實現其功能的決定性因素，只有了解法律的民間性，才能對法律文化作出全面合理的評估，才能反思作為統治者、精英階層思想體現的法律條文的局限。

由上可見，小說中的法律資料已成為法律史料中極富特色的組成部分。

二、法制史教學中引入小說資料的意義

在學術上確立了小說的法律資料價值后，就有必要將其引入高校法制史甚至其他法學課程的教學中。目前，法制史教材一般以立法思想的變遷、法條的梳理為主，體系嚴謹卻也有枯燥之嫌，或者說，為了追求體系的嚴謹而犧牲或忽略了法律應有的情景性，使其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為彌補此不足，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可引入小說資料作為補充，以起到額外的教學效果，甚至可開設專門的古代文學（或小說）與法制史關系的選修課，以便更深入地呈現小說與法律的關系。

對于文學作品進入法律課程教學的意義，蘇力概括為如下幾點：

首先，好的文學作品一般都反映了社會生活和人的性格的復雜性，閱讀這樣的作品，可以彌補年輕學生社會生活經驗的不足。其次，閱讀理解文學作品本身就可能增進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它們對文字、細節和文本的語境和事件語境的敏感，對于這些文字所描述的人和事的敏感。第三，有助于培養學生從具體故事中提煉理論命題、理論思維的能力，修正那種從法條到法條、從概念到概念的學術進路。第四，由于文學作品解釋的開放性，不具有終極的正確解釋，它可以促進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促使學生主動介入。因此，第五，它有可能改變法學課程，特別是理論課程目前存在的沉悶、乏味、單調的傾向[3]18。

結合以上看法，在此對法制史教學引入小說資料的意義略作展開，強調以下幾點：

其一，化抽象的法條為具體的事例。法律本是對生活中具體情景和案例的抽繹總結，要使學生理解高度抽象概括的法條及蘊含其中的法律精神，就需要還原到具體情景和案例中，正如理解文學理論需先閱讀理解文學作品。對法制史而言，這一點尤為必要，因為其文化背景、理念、表述離學生的已有經驗較遠，更需還原為活生生的情景，以使學生加深理解，印象深刻。除一些判例外，小說中的法律故事就是很好的情景和案例。如獄政是法制史內容之一，與犯人及家屬有直接關聯，教材一般只有基本的管理制度，而很多小說，如《水滸傳》、《醒世姻緣傳》等中的描寫就具體詳細得多，從監獄規制、刑具形狀、內部環境，到獄卒或盤剝黑心或同情開脫，再到家屬親友的奔走呼號，都融入到形象生動的故事情節中，而這些又與案犯情由、審判公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中可看到獄政在司法管理、犯人改造、官民矛盾中的復雜作用，這就不是簡單的幾句管理制度所能展現的。在此過程中，要引導學生將具體小說細節所揭示的法制思想及民眾觀念與法條相互印證，進行討論交流，提高判斷、評價、運用、創新能力，而不僅是將法制史當作一堆知識。

其二，認識立法與執法、情與法的差距與矛盾。執法是法治建設中的重要環節，背后隱含著更深層次的制度及民眾態度。法制史教材一般根據法典闡述立法思想及法條規定，對執法情況基本不涉及，這樣就看不到律條實施的實際效果，也就無從檢驗立法的合理與否。瞿同祖早就指出應注意法律的實效問題：

但僅僅研究條文是不夠的，我們也應注意法律的實效問題。條文的規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實施又是一回事。某一法律不一定能執行，成為具文。社會現實與法律條文之間，往往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如果只注重條文，而不注意實施情況，只能說是條文的、形式的、表面的研究，而不是活動的、功能的研究[5]2。

前述徐忠明、蘇力的著作中也都指出古代法律研究對實際功能和效用關注不足。

小說中有很多針對具體案件的受理、抓捕、審理、處罰過程的描寫，其處置方式有時與律條規定并不相符甚至差距較大，但卻受到上司及民眾的認可，從中可看到立法者（中央政府）、執法者（中下層官吏）、守法者（民眾）的不同理念。一些律條在立法者是法不容情，嚴厲打擊；在執行者是法中容情，抓大放??；而作為守法者的普通民眾，則是情重于法，充分利用。小說作者（及所代表的民眾）常站在個人利益和個體道德角度看待法條，其思想根源在于混淆私情與公義，常常只管情感而不問曲直，只顧私誼而不計公利。在現代民主契約社會中，公與私的界限比較明確，而傳統社會中國本是家的擴大，公義本是私情的推衍（儒家的內圣外王便是由個體道德的精純推及到天下道德的普遍提升，從而實現社會的有序和諧），一定程度的公私不分、為私情而犧牲公義就成為必然的社會心理。這就意味著立法若將私情推到司法的絕對對立面，就會失去實現的社會條件，只是統治者一廂情愿的立法思想，使其最終成為一紙空文。小說中有不少故事表現了民眾情重于法、與法條精神不相符甚至相悖的意識，通過情節的具體語境，可讓學生更深入地認識情與法、民眾觀念與國家利益的關系，并引發相關反思。

其三，思考法律的民族性。法制史教學的基本目的是了解古代法律文化，認識中華法系特點，為當代法治建設提供借鑒。法制史作為法學的主干課程，近些年有逐漸邊緣化的趨勢（例如有些法學院主張其不再作為本科必修課），主要原因在于當代法律體系源自西方，古代法律與之差異很大，對當代法治建設特別是法律體系構建似乎沒有直接借鑒意義。這種情形與學術界的認識有關，也與法制史教材的編寫體例、教學模式有關。中華法系的獨特性固然通過法典可以認識到，但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如前所述，法典主要反映了統治者及精英階層的理念，而百姓的法律意識、法律實施過程中的某些“程序性習慣法”更細致切實地反映著法律的民族特性，這些在小說中有大量留存，通過其中的具體法律故事，可以引導學生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提煉，得出普遍性規律。

闡釋古代法律的民族性，從而為當今法制建設提供借鑒，本就是一些學者從事文學與法律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對于教學而言，這種力圖提供的借鑒要讓學生真正意識并運用到，也需通過具體語境及例證呈現出來，并與當代法律語境作出比較，才能更加切實地認識到當今中國與西方社會的不同及法律運用的差異之處，認識到當今與古代在法律意識及實施中其實有很多共同之處，例如教化與懲治的關系，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關系等。

法制史教學引入小說，還有一顯而易見的意義，即增加課堂的趣味性。對此前人多有指出，不再贅述。

三、法制史教學引入小說應注意的問題

作為法制史資料，古代小說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優點，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有缺點：

第一，虛假性。文學創作講究虛實結合、虛實相生，小說家為了使筆下的人物、故事更加生動感人，完全有可能進行夸張、變形甚至虛構，如郭建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并非歷史研究者，并不熟悉這段過去的制度（明朝早已沒有官員的妾的特權待遇的法律制度了）?！盵6]134因此，應謹慎地對待小說中的法律資料，不能簡單地將其與現實中的法律原貌劃等號。

第二，選擇性。除一些公案小說外，小說家創作的主要目的不是反映法律、普及法律，而是通過人物與故事傳達出對生活的獨特感受，由此決定，其對法律的反映也是有選擇性的，只有那些有助于其創作目的達成、與普通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法條制度才有可能進入作品并得到較多表現，而不是對法律作有意識的、全方位的反映。

第三，片段性。以表現案情為主線的作品固然比較完整地反映了與法律相關的各個方面，但也有很多小說通過人物串聯故事，法律及制度不過是其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一個道具，故小說的反映常常是片段的，如果不是大量閱讀，加以拼接、集合，那么所獲得的資料常常是不完整，甚至是支離破碎的。比如明代的生員，史載按資格分附學、增廣、廩膳三種，但單部小說中卻常常只表現一種，如果不大量閱讀，并有一定的法律史基礎，很可能會產生片面甚至錯誤的認識。

第四，重復性。古人沒有版權意識，加之部分書坊主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對受歡迎的小說加以改編、抄襲，導致很多小說互有淵源，彼此重復。法律作為小說內容的一部分，自然也避免不了被抄襲、重復的命運。比如明代公案小說，從《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諸司公案》、《明鏡公案》到《新民公案》、《海剛峰公案》、《神明公案》、《龍圖公案》，因襲之跡明顯，其中很多篇目的告狀、訴狀、判詞雷同率很高。

上述缺點提醒我們在發掘、利用古代小說的法律資料的價值時，需要謹慎對待。為在教學中正確合理地運用小說資料，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其一，加強對材料真實性的甄別。材料的真實與虛假（是否符合法條及史實）在小說中都存在，不同類別的小說、該片段在故事中的不同功能、作者的創作目的差異等都會導致材料的或真或假，需要分別具體情況甄別使用，甚至需和筆記等其他史料對照考辯，才能獲得較為可靠的資料。

其二，選擇最具法律資料價值的小說作品。很多小說都有對法律的表現，但價值有差別。判斷標準可以依照這樣兩個原則：一，同類別小說中文學成就高的作品，其法律資料價值往往高于文學成就低的作品，因為其更注重發掘人生的困境及情與法的矛盾，描寫更細致；二，互有因襲的小說，原作的法律資料價值一般高于仿作，因為仿作往往有刪減，不肯如原作者那樣多付出心血。

其三，教師應擁有一定的古代小說閱讀量。不同小說對某一法律現象的表現可能是片段的，但結合起來有可能是完整的，欲給學生關于某一法律現象完整、生動的印象，教師需較多地閱讀古代小說作品，把其中關于某一法律現象的記述集中起來，去粗取精，加以分析，以給學生較為生動、細致、合理的解說。

其四，要與其他法律資料結合使用。古代小說中的法律資料固然細致、生動，但并非包羅萬象的法律資料庫，并不是所有的法條制度都可以在其中尋到影蹤。因此，古代小說中的法律資料只能是法制史教學的一個輔助工具。欲增加法制史教學的知識性、趣味性，還須多方面運用其他法律資料，如司法檔案、家法族規、鄉約行規、方志、契據家譜、訟師秘本、日用類書等，以便與小說資料互相參證。將小說資料運用到中國法制史教學當中，是個比較新的課題，需要在理論研究基礎上，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

注釋：

①徐忠明：《法學與文學之間》，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徐忠明：《包公故事：一個考察中國法律文化的視角》，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余宗其：《中國文學與中國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蘇力：《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6年版。

[1]大清律例·戶律·婚姻[M].田濤、鄭秦，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明]佘自強.治譜·詞訟門·許息和[G]//官箴書集成（二）.合肥：黃山書社，1997.

[3]蘇力.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M].北京：生活·新知·讀書三聯書店，2006.

[4]大明律[M].懷效鋒，點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導論[M].北京：中華書局，2003.

[6]郭健.古人的天平——中國古典文學明珠中的法文化[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

Bringing in Materials of Novels to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History of China Law

SUN Xu
（Institute of Ancient Legal Books，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There are abundant legal materials in China ancient novels.They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vidness，meticulosity，integrity and popularity.There are some significances bringing materials of novels in teaching history of China law or other legal subjects，such as turning abstract provisions into concrete examples； know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legislation and enforcement，feeling and law； thinking about nationality of law； improving the teaching interest.They also have many shortcomings，such as falsity，selectivity，fragment and repeatability.Peopl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mbine other legal materials when they use materials of novels in the teaching.

China ancient novels； history of China law； teaching

G642

A

1671－9743（2016）10－0055－04

2016-09-20

孫 旭，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國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