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

吳丹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

吳丹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基本上建立了以官學為主，書院和私塾為輔的地方教育體系。主要從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發展的背景、概況及其影響這三個方面來進行論述，通過對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發展的研究，不僅可以了解歷史上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歷程，而且還可以從歷史經驗中為今天銅仁市教育的發展提供理論借鑒。

明清； 黔東地區； 教育； 官學； 書院

地處烏江流域的黔東地區，是武陵山區的腹地，更是連接中南地區與西南邊陲的紐帶，在古代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始終是“比于內郡”，“冠于全省”。早在新石器時代，黔東地區與長江流域就產生了一定的聯系，當時烏江水系在傳播長江流域文化方面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隋唐至宋元時期，黔東地區教育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中原王朝很多官員被貶到黔東地區任職，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原文化在黔東地區的傳播，為黔東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明代建省后，隨著中原王朝對貴州地區統治的加強，黔東地區的教育也逐漸得到統治者的重視。此后黔東地區文化教育事業出現較大的起色，逐漸趕上了中原地區。

一、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發展的背景

自明代貴州建省以來，黔東地區的教育無論是從規模還是質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的發展為教育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

黔東處于云貴高原東部，地形崎嶇。以黔東地區的銅仁府為例，“銅仁跬步皆山，無數里平坦地，偶有平坦，率皆緣溪縈轉，山所在即川所在，名無可名，亦書不勝書也”[1]15。加上自古以來都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在歷史上屬于“蠻夷”之地，因此，黔東地區的經濟發展一直很緩慢。唐宋以來，隨著全國的經濟重心南移，黔東地區的經濟才有了一定的發展。明朝貴州建省后，中央政府加強了對黔東地區的開發和扶持力度，明清統治者實行了一系列輕徭薄賦甚至減免賦稅、重視和鼓勵經濟作物發展的政策，從而極大地促進了黔東地區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為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二）中央政權鞏固統治的需要

自明朝在貴州建省后，明清歷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封建政權統治，在黔東地區除了設置衛所和建立官制來加強軍政管理和政治統治外，還特別重視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教育的發展。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諭中書省臣:“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無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里學校，延儒師，授生徒，講論圣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教?！盵2]中央王朝希望通過發展教育來宣揚朝廷的威嚴，從而達到以夏變夷、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三）唐宋時期教育的發展為明清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明清以前，黔東地區的教育基礎十分薄弱，學校也不多，早期的教育主要是依靠傳統的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來培養人才。直到唐宋時期，黔東地區的教育才有了一定的發展。黔東地區雖然地處邊遠山區，社會經濟發展也很滯后，但是由于處在湘渝黔三省的交界處，深受巴蜀和荊楚文化的影響，教育開始走在貴州最前面。據《銅仁地區志·教育志》記載，南宋紹興年間（1136-1162年）創建在思南府所轄的沿河司（今沿河縣）城東鑾塘村的鑾塘書院，既是黔東地區也是貴州全省最早的書院。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在印江縣附近的甲山寨建立的甲山寨私塾則是黔東地區最早的私塾。這些資料表明，作為封建學校教育體系的主要辦學形式，早在唐宋時期黔東地區就已經基本具備，這就為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奠定了教育基礎。

（四）大量移民的遷入促進了教育發展

黔東地區最早的居民以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數民族為主，而且人口總數很少。13世紀以后，特別是明清以來，大量的漢族人口遷入黔東地區，使得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人口劇增，明清時期漢民遷移到黔東地區的情況大致如下，“思南府，漢莊一百九十一處；安化縣，境均系漢莊；務川縣，惟川民流寅者多，通屬漢莊七十有九，無苗疆；印江縣，并無苗寨；石阡府，通計漢莊一百三十有奇，苗寨十四；松桃廳，乾隆中廳屬苗寨三百五十，共五千九百九戶，計今減去戶口四分之一?！盵3]351這些人主要通過民屯、軍屯、商屯等形式遷移到黔東地區的各府州縣。以黔東地區的思南府為例，明清時期遷入該地區的人口主要來自于陜西和江西等省，并且以軍屯和民屯的形式遷入，據史料記載“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陜西、江西為多，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正副官與里長是也，多巨族、負地望，頗以富足……”[4]46。民屯、軍屯、商屯以及大量軍屯家屬的遷入，為貴州帶來大量的勞動力，再加上這些移民主要來自湖南、江西等教育比較發達的地區，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他們的大量遷入同時也為黔東地區帶來了中原地區先進的文化，提高了該地區的人口素質，從而促進了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

二、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概況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主要從官學的發展、書院的發展以及私塾的發展三個方面表現出來。以下分別展開論述：

（一）官學的發展

官學，是古代最主要的教育制度，既有中央官學也有地方官學。中央官學主要是由封建王朝直接創辦和管理。而地方官學則由地方政權所管轄。官學的創辦歷史最早在漢朝，但是由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戰亂頻繁，官學時建時廢。直到隨著唐朝的繁榮發展，中央官學逐漸興盛，地方官學則到明代前期才完全興盛起來。明清時期中央王朝統治者為了加強對黔東地區的統治，不僅加緊軍事方面的統治，而且為了奴化人民進行思想方面的統治，還積極發展地方官學。

1.明清時期黔東地區官學的發展概況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為了鞏固政權統治，便下令在全國各府州縣開設學校教育。黔東地區的官學興建最早始于1407年?！懊饔罉肺迥?，在思南建立的宣慰司學是黔東地區最早的官學，后相繼建立烏羅府學、思南府學、銅仁府學、銅仁縣學、玉屏縣學、松桃直隸廳學、銅仁社學等”[4]13。銅仁府學（地址在今天的銅仁市境內）便是在明成祖時期建立的，但是后來卻遭到拆毀。史料記載：“在府治東，明永樂十三年知府周驥建，宣德七年毀。正統八年，知府蕭和鼎、洪鈞相繼修建，十四年毀……道光三年，知府陳兆熙先后改撥，仍為復舊，至今憾之”[4]230。據《銅仁地區志·教育志》的不完全統計，在黔東地區教育史上，官學從其興建到廢除，共經歷497年，全地區先后共建官學21所，其中府學有4所，縣學有4所，廳學、衛學、司學各有1所、社學10所?？梢?，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官學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無論是學校的規模還是分布的范圍，都是之前各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

2.明清時期黔東地區官學發展的特點

黔東地區緊鄰巴蜀、荊楚之地，官學的發展深受其影響，但由于經濟發展落后，與這些地區相比，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教育還是很薄弱的。而且又主要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教育在推行時與少數民族的文化發生了碰撞，呈現出其獨有的特征。

（1）形式多樣

明代貴州建省以前，黔東地區的地方官學幾乎沒有發展。而在建省以后，在中央王朝及各級地方政府的長期共同努力之下，黔東地區的官學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建立了形式多樣且較為系統的官學教育體系，有按照地方行政區劃設立的府州縣學，如思南府學、石阡府學、銅仁府學、印江縣學、銅仁縣學等；有按軍隊編制設立的衛所學，如平溪衛學；有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的土司學，如宣慰司學；還有在廣大農村建立的社學，如銅仁社學。形成了以府州縣衛學為主，社學為輔的教育體系，既傳播了思想文化，又為中央王朝培養了各種人才，鞏固了封建統治。

（2）官學向民族化、平民化發展

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黔東地區的教育大多數時候只對上層人士開放，就算到了科舉制度盛行的唐宋時期，雖然放寬了對出身門第的限制，擴大了選拔人才的范圍，但也還有“工商雜類”不得入學的規定。到了明代，黔東地區則逐步取消了類似的規定,封建文化學校教育開始對不同階級、不同民族的士人開放，基本上取消了對學員的等級身份的限制，這就促進了民族教育和平民教育的迅速發展。在思南府土家族聚居地區設立的宣慰司學和在農村建立的各種社學，如銅仁社學、印江縣社學等就是很好的例子。

（3）以社學為主的基礎教育的迅速發展和完善

明清時期，隨著黔東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受巴蜀、荊楚等中原文化的影響，帶有啟蒙、普遍性質的社學開始發展起來。據史料記載:“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詔令各地有司積極設立社學，“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導善民俗?！盵4]25而且在學習內容、教學活動、生源、師資等各個方面都逐步形成較為完善的制度，成為黔東地區乃至整個貴州平民階層接受漢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場所。

（二）書院的發展

書院作為中國古代社會一種獨特的組織，形成于唐末五代，北宋進一步確立和發展。南宋時期，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和書院教育的繁盛，書院開始進入今貴州境內。書院的興起和發展，為黔東教育事業的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極大地推動了黔東地區學術文化的進步。

1.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書院的發展概況

黔東地區早在南宋時期就已出現書院，當時正值北宋滅亡，宋廷南遷，全國的政治經濟重心南移，大量的人口南遷，從而也使得書院開始傳入黔東地區，并開始發展起來。南宋時期，黔東地區建立了最早的書院——鑾塘書院和竹溪書院，“鑾塘書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紹興時建，今廢，石碑尚存。竹溪書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尚留遺址斷碑，余無考?！盵5]到明清時期，黔東地區先后建立了29所書院，有“銅仁府的銅江書院和卓山書院；思南府的斗坤書院、為仁書院、中和書院、文明書院、鳳岡書院和文思書院；石阡府的鎮東書院、明德書院、龍川書院、起鳳書院等等”[4]34。由此可見，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書院的數量較多。書院在黔東地區的興起,對黔東地區儒學文化的普及、學術人才培養和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2.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書院發展的特點

書院是由中原地區傳入黔東地區的，作為中原文化的一種載體，書院既保存了儒學文化的傳統特點又因受到地方文化的影響，在黔東地區發展的過程中呈現出了鮮明的地方特色。

（1）內容以傳授王陽明的心學為主

明清時期尤其是明朝，黔東地區各大書院的特色就是以學習王陽明的心學為主。王陽明于明武宗正德年間被貶到貴州的龍場驛站（今貴州省修文縣），在陽明洞潛心研究南宋理學家陸九淵的思想，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心學”體系。王陽明最早在貴州的龍岡書院和文明書院進行講學，并傳播他的“致良知說”、“知行合一”的新儒學思想，進而擴展到其他地區的書院。而后王陽明的思想因其本人的講學以及其身后大量的“黔中王門子弟”的傳播，貴州大部分的書院逐漸發展以學習王陽明“心學”為主。明清時期黔東地區心學的傳播者以思南府人李渭最為有名，他也在黔東地區各大書院進行自由講學，將心學傳播到思南府以及附近的銅仁府、石阡府等府屬，從而也傳播了一些先進的中原文化，促進了黔東地區書院的發展。

（2）書院發展民族教育色彩濃

民族教育色彩濃厚是黔東地區書院發展的一大特色，在這點上，與中原地區的書院有很大的不同。黔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苗、侗、土家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而明清時期，中央政府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了大量衛所和流官，同時更注重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在興辦官學的同時，也大力發展書院，彌補官學教育的不足。黔東地區的思南府就是土家族聚集的地區，明清時期也在此處建立一些書院，如：明隆慶年間，僉事周以魯在思南府建立的斗坤書院，知府田稔、推官伍次及郡人李渭講學于為仁書院。為了促進書院的發展，必然得同少數民族的文化相符合，從而使得書院教育民族色彩濃厚。

（3）官民合力辦書院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書院迅速發展并呈現出官民合辦的特征。很多地方官員把興辦書院、培養人才作為第一要務，積極投身到書院教育之中去。以明清時期的銅仁府為例，著名的銅江書院和卓山書院分別就是在當時的地方官員毛科、易佩紳的主持或者支持下興辦的。石阡府的明德書院則是在明朝隆慶六年由知府吳維創建的。而在官員積極興辦書院的同時，一些地方上的紳士、重要人物也積極參與進來，如印江縣正本書院的建立則是由地方起義軍首領出資的，“清朝同治七年，正本書院建于印江縣的木黃鎮，當時天堂鄉陡溪苗族起義首領嚴黑山的百余擔田產和木黃鎮老寨人楊立正德20余擔田產被提作書院學田”[4]26。又如松桃直隸廳的松茂書院也是于“光緒元年地方紳士戴明揚等籌建”[4]27。

（4）書院的官學化

最初設立書院的目的是為了彌補官學的不足，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書院的發展逐漸趨向官學化。到了清代，黔東地區的書院無論是在創辦權上、書院的經費來源還是書院的管理權上絕大部分都控制在官府的手上，一步一步官學化。又由于明清時期是科舉制發展的鼎盛時期，書院的教學內容以儒學的四書五經為主，以培養官吏為目的，逐漸成為科舉制度的附庸。

（三）私塾的發展

私塾，是我國古代社會開設于家庭、宗族或鄉村內部的民間教育機構，是中國教育史上，開設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實行范圍最廣的一種教育形式，私塾大致分為四大類，一是坐館，由塾師在自己家里設館教學；二是廷館，由村寨的富裕人家選舉學東，請塾師來教書；三是族館，是同一家族在祠堂內設置的；四是會館，以同鄉會的會館為地址。據載，中國古代私塾最早始于春秋時期的孔子“設帳施教”，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才終止，歷時2000多年，在中國古代的教育史上發揮了重大作用。

1.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私塾的發展概況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私塾得到迅速的發展。據《銅仁地區志·教育志》記載，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有名的私塾有銅仁縣的馬腳營察院山私塾、白水洞私塾；德江縣的新場鎮館；玉屏縣的鴻雷草堂等私塾。除開這些府縣私塾的發展以外，黔東地區各府州縣的私塾也大量發展。以清代光緒三十一年為例，“黔東地區共有私塾1 011所，有塾師1 011人，學生17233人，其中銅仁市有私塾127所，學生2 015人，塾師127人：石阡縣有私塾數143所，學生數有1 892人，塾師數有143人；思南縣私塾數330人，學生數為5 960人，塾師數330人”[4]28。由此可見，在明清之際，黔東地區私塾的發展規模不斷擴大。

2.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私塾發展的特點

（1）發展規模遠超過前代，且種類多樣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私塾迅速發展，超過前代，上文中已經提到，以清光緒三十一年為例，黔東地區就有私塾1 011所，其數量之多，為以前各朝代所不能比擬。此外，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私塾的種類多樣，主要有坐館、廷館、族館、會館四大類。其規模之大種類之多，極大地促進了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

（2）辦學地點、招生條件不受限制

由于私塾種類多，規模大，且私塾絕大部分建在鄉村，教學地點、入學年齡、教學的內容以及學習的年限都沒有什么統一的規定。就教學地點而言，既可以在塾師家里、在商會會館、在學生自己家里，也可以在家族的祠堂等等。學生年齡、文化程度也不限制，五六歲的兒童、二三十歲的成年人以及一字不識的文盲和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學生都可進入私塾。而教學內容則可以完全根據塾師個人水平、興趣以及教學對象的實際情況來教授，一般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唐詩三百首》等，層次高一點的則學習四書五經之類的書，或者學習塾師自己編寫的教材。

（3）教學思想封建

由于私塾是封建時代的產物，私塾在興辦的過程中，也往往帶有很強的封建思想在里面。在傳統的私塾中，辦學以培養學生的封建道德，灌輸“忠君”“尊孔”等思想為主，而且以“學而優則仕”為指導思想，使得大部分學生進入私塾的目的大都以追求功名、光宗耀祖為主，而不去適應社會的需要，遠遠落后于時代的發展。

私塾的發展既有優點，也有缺陷，但是以其優點為主，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私塾的發展促進了整個地區教育的發展，為后來民國、新中國新式學堂和學校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三、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發展的影響

（一）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發展的積極影響

明清時期，為了達到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目的，中原王朝加強了對西南邊疆各民族的統治。與此同時，在客觀上也促進了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原文化在黔東地區的傳播。隨著中原文化不斷的向黔東地區的滲透，各民族聯系的加強和社交的擴大，黔東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在縱橫兩方面都向著更強勁的勢頭前進。

1.推動黔東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兩宋時期，由于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北方大量人民為了躲避戰亂，紛紛遷移至貴州。大量移民的遷入，給貴州帶了先進的生產技術，于是黔東地區開始興修水利、開墾荒地，生產方式由以前的“刀耕火種”開始轉為“精耕細作”，農作物的品種也開始增多，如銅仁府，“銅仁一府的水稻就有44種之多，包谷則有九子包谷、黏包谷、糯包谷、紅包谷、黃包等種類”[6]30。包谷、番薯等高產旱地作物開始引進黔東地區，“山農鋤載石之土，雜種包谷、高粱、粟谷、尤恃番薯以給朝”[6]20。還有從當地民間流傳的民族歌曲中，可以窺見當時的農業生產狀況。如:“鋤頭、犁耙、柴刀，沒有它們，五谷不能生長，我們沒有飯吃?！盵3]11這首民歌反映了這一帶的少數民族開始擺脫原始的生產工具和耕種方法，采用了比較先進的鐵制生產工具，使得農業有所發展，生活得到了改善。黔東地區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大批匠戶的遷入還促進了該地區礦業的發展。據史料記載:“思南、銅仁等府設朱砂水銀場局，思播、普安、烏撒等地開采黑鉛”[3]14。礦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嶄新的氣象。

2.文教日漸發達，人才輩出

人才的培養離不開教育事業的發展。明清時期黔東地區得以有一大批人才的出現，與官學、書院和私塾的發展息息相關。而大批人才的出現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黔東地區教育的快速發展。據統計，“在明、清兩代500余年的科舉制度中，黔東地區的生儒學子，登進士者126人（其中明代有43人，清代83人），中舉人者878人（其中明代337人，清代541人），貢生1843人（其中明代656人，清代1 187人）?！盵4]16在這些人之中，有很多著名的士人，他們或為貢生或為朝廷官員。比如，田秋（1494年-1556年），字汝力，號西麓，思南府水德司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云南鄉試舉人，先后擔任了福建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使等要職，后升任廣東左布政使。田秋一生為官清正廉潔，正直敢言，取得了較顯著的政治業績和聲望，《黔詩紀略》云：“西麓在諫垣最有聲，云南差鎮內官肆虐，首奏劾停之。內府監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悉請裁汰?！?，議郊壇不應侵民冢，土地壇不當合祭，皆引議侃侃”[7]18。李渭，號同野，明朝貴州思南府水德司（今德江縣）人，明代著名理學家。明世宗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舉人，歷任化州知府、南京戶部郎、韶州知府、云南左參議等。李渭潛心研究儒學，生平無日不以講學為事，講學反對空論，主張實踐。他與清平的孫淮海、貴陽的馬心庵被稱為王陽明的再傳弟子，明神宗賜他對聯曰:“南國躬行君子，中朝理學名臣”。此外，還有著名的石阡府人王德本，銅仁府徐穆、徐如澍和曾瑞棻等人。這些人的成就得益于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當他們取得成就之后，又反過來為家鄉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他們各自的小力量又進一步促進了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因此被后人所深深敬仰。

3.各民族文化交流加強，促進了民族融合

文化的傳播要靠教育為載體，明清黔東地區通過官學、書院和私塾的發展，使得中原地區優秀的文化不斷的滲透到黔東地區少數民族的各個層面，促使了黔東地區的教育文化與時俱進。中原先進的儒家文化已為各族人民所廣泛接受，儒家宣揚的孝老愛親、誠實守信等道德原則逐步在黔東地區確立起來，社會風氣煥然一新，人民“多氣節，崇儒術,尚禮義,以氣節相高，而恥為污下之事,其仕于外者，……，不異中州?！盵8]30與此同時，遷入到黔東地區的移民，也受到了少數民族異域風情的影響。比如，對少數民族的思維方式、民族性格、社會生活習慣等等有較多的了解和認識，他們把少數民族優秀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帶回漢族地區，從而為更多的人了解少數民族文化創造了條件。隨著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各民族之間的隔閡逐漸被打破，民族歧視消失，使得各民族之間進一步融合。

4.為后世教育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明代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為后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到清代，黔東地區的教育基本沿襲了明代的教育策略。在清代的教育體系中，官學得到不斷的發展，書院和社學的發展也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視，漸漸的納入了官學體系之中。與此同時，為了解決黔東地區貧困子弟的讀書問題，清政府增加了義學這種新的教育形式，打破了土司貴族子弟及地方豪強地主子弟長期壟斷教育的局面，廣大貧苦百姓的孩子也享受到了先進的教育。經過明清兩代的發展，基本改變了黔東地區教育長期以來的落后面貌，縮小了與其他地區的差距。明清黔東教育開啟了貴州大眾教育的先河，經過不斷的發展，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教育體系也得到不斷的完善，為后世教育的發展樹立了典范。

（二）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發展的負面影響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雖然促進了黔東地區社會經濟的進步和發展，但是，由于受到時代的局限性，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也給黔東地區產生了一些負面的影響。

1.使得人們成為科舉制的附庸

明清時期，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使少數民族地區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原先進文化的傳入，使得人們的價值觀念有了很大改變和進步。但是，統治者發展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鞏固其封建統治。所以無論是官學、書院還是私塾的興辦，都是為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明清時期主要實行八股取士，從內容到形式嚴重束縛應考者，使許多知識分子不講求實際學問。而明清時期黔東地區的教育從教學內容、教學目的、教學方式等方面都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響，成為了科舉制度的附庸。教學內容以儒家的四書五經為主，教學方式模式化，對知識不求甚解。發展教育最主要目的也是培養封建統治所需的人才。士人們一心想著進入仕途來光耀門楣，而不顧所學知識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人們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束縛，從而也就不利于知識創新，更不利于創新人才的培養。

2.導致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流失

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促進了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少數民族大量傳統民族文化的流失。隨著教育的發展，特別是漢文化的發展以及漢族人口的大量遷入，黔東地區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服飾、居住飲食等風俗習慣不斷發生變化。

黔東地區是民族雜居的地區，明朝以前，各少數民族大都只會講本民族的語言和聽懂一些相鄰民族的語言。明以后漢文化的傳入，使得黔東地區各民族的語言發生巨大的變化，除了在邊遠地區沒通漢語之外，其他的地方漢語逐漸成為了公共的交際用語，甚至很多少數民族的語言已經被漢語所取代?！白窳x府、銅仁府所屬的仡佬族、苗族、土家族、侗族、蒙古族以及都江廳屬的瑤族中，許多人的民族語言已漸為漢語所取代?！盵3]30在飲食上，明清以前，“苗，炊熟必成團冷食，佐食惟野蔬，無匙箸，皆以手掬”[3]10。到了清代，在漢民族的影響之下，黔東地區的少數民族逐漸開始使用筷子、杯子等飲食工具。在服飾上，清王朝還曾對黔東地區少數民族進行過強制性的改革。比如：現如今松桃苗族自治縣苗族的服飾趨于大眾化，就是二百多年前清政府實行強迫同化政策，逼令改裝的結果。在丹寨縣，不準苗族人民講苗語，禁止苗族婦女穿裙子、挽發髻。對不愿改變裝束的群眾要“拿當奸匪究辦”，并派兵把守在山路口和場壩上，手持剪刀強迫剪掉苗族婦女的裙子和頭發。這種強制性的改革，嚴重違背了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的意愿。

綜上所述，明清時期官學、書院和私塾的發展促進了整個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然而，由于受到時代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可避免的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但是不管怎么說，其積極影響還是大于負面影響的。黔東地區教育的發展既是黔東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表現，也是黔東地區民族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不同教育形式的互相滲透則奠定了當今黔東教育的基礎，其歷史繼承性也決定了其特點對于當今教育的重要意義。唯有把握其歷史特點，才能更好地指導我們發展黔東地區的教育事業。

[1]中共貴州省銅仁地委辦公室檔案室整理.銅仁府志[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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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紹莊，史繼忠，等.貴州古代民族關系史[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1.

[4]貴州省銅仁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銅仁地區志·教育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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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貴州省銅仁地委辦公室檔案室整理：銅仁府志[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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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沈庠，趙瓚，等纂修.貴州圖經新志.卷一[M].山東：齊魯書社，1997.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Eastern of Guizhou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U D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Hubei 430074）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qian east region set up is given priority to with authority，the academy school and auxiliary system of local education.This article mainly from the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qian east reg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background，and their influence to the three aspects，this paper through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 of the east region，qian east region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but also from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oday inclu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astern of GuiZhou； education； official school； colleges

G40-09

A

1671－9743（2016）10－0102－06

2016-09-21

吳 丹，1992年生，女，貴州印江人，碩士生，研究方向：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