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與宋元佛教*

潘守皎, 王　瑩

(1.菏澤學院文學與傳播系，山東菏澤 274000； 2.菏澤市衛計委，山東菏澤 27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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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與宋元佛教*

潘守皎1, 王瑩2

(1.菏澤學院文學與傳播系，山東菏澤 274000； 2.菏澤市衛計委，山東菏澤 274000)

《水滸傳》是一部道教色彩非常濃厚的小說，但從很多情節之中，也表現出中國佛教、尤其是宋元以來佛教對當時社會的深刻影響。這些影響體現為：寺院組織結構和皈依浮圖的儀式日益為人們所熟知；佛教的果報思想和重要的佛教人物日益深入人心；作為僧徒管理的度牒制度在小說中更帶有宋元以來的文化特征；佛道之間的矛盾在小說中也有呈現。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佛教越來越世俗化的特征。

水滸傳；宋元佛教；世俗化

《水滸傳》是一部以宋代社會為背景的小說，它反映出宋代社會各種深刻的矛盾以及亂象。從朝廷中的奸邪當道，到地方上貪官污吏的橫行；從忠臣孝子的志不獲伸，到普通百姓的艱難生計，都給予了形象的展示。但是從宗教發展的角度來看，它也反映出宋代以來道教、佛教越來越世俗化的傾向?！端疂G傳》對佛教內容的描寫，雖然稍遜于道教，但我們從很多情節之中，還是能夠看出小說對中國佛教、尤其是宋元以來佛教對當時社會深刻影響的描述。因此，本文擬從小說相關情節中有關佛教組織、制度、思想、人物等幾個方面的描述來看一下這一時期佛教世俗化的特點。

中國佛教在經歷了五代時期周世宗的嚴厲打擊之后，至宋代政權建立，漸漸地有所恢復。北宋統治者一改前朝政策，給佛教以適當保護來加強國內統治的力量。為了佛教的進一步傳播，宋太祖建隆元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對寺院的廢毀。一些冒瀆佛教的文人有時還會招致一定的懲罰。①

宋太祖還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法，使內官張從信往益州雕刻大藏經版。這些措施促使佛教傳播逐漸恢復和發展，以后宋代各帝對佛教的政策大體未變。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度童行達十七萬人。太平興國五年，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施護先后來京，更進一步密切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為此，朝廷又設立譯經院，恢復了從唐代元和以來久已中斷的佛經翻譯。太宗還親自作了《新譯三藏圣教序》，鼓勵佛教經藏的翻譯和傳播。此后的真宗，雖然重視道教，但對佛教依然采取積極維護的措施，全國僧尼和寺院都增加了很多。據統計，僅寺院就增加到近四萬所。仁宗、英宗至神宗朝，重視和維護佛教的文化政策一直得到延續。而由于上層統治者對于佛教的提倡和尊崇，下層社會所受到的佛教思想的影響也就愈加強烈和明顯。佛教寺廟的組織形式，僧徒們的日常生活，佛教義理的基本思想等便日益深入人心，為廣大僧俗所耳熟能詳。

這樣的情形，對于以宋代社會為背景的小說《水滸傳》自然會產生一定影響。水滸故事中對佛教組織、制度、思想、人物、佛道矛盾等的真切描寫，便透露出佛教對宋元社會市井生活全方位的浸潤。盡管小說的問世不在宋朝，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很多故事的藍本以及小說的敘事話語還是明顯受到宋代文化影響的。

《水滸傳》對宋元以來佛教組織、制度、思想、人物、佛道矛盾等的描寫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寺院組織結構和皈依浮圖的儀式佛教傳入中國后，由于寺院的建立、教派的出現以及教規的形成，寺院組織漸漸建立起來，中唐以來更趨完整。通常情況下，在寺院的組織結構中，除住持外，主要的僧官就是“四大班首”和“八大執事”?！八拇蟀嗍住敝甘鬃?、西堂、后堂、堂主，是負責指導禪堂和念佛堂修行的僧官，“八大執事”指監院、知客、僧值、維那、典座、寮元、衣缽和書記，負責寺院的各項具體事務?！端疂G傳》第三回寫趙員外帶領魯智深來五臺山文殊院剃度的時候有這樣一段文字：“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痹谶@里，負責寺院總務、禪堂事務、寺院儀規和文秘工作的僧官盡數到齊，目的在于為魯智深舉行剃度儀式。其他執事如僧值、典座、寮元、衣缽等因與此事無直接關聯可以不在現場。

寺院中各種職事僧職位的獲得，有按資排輩的情形。如《水滸傳》第五回大相國寺的知客與魯智深的一番對話便是證明：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做過了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些掌管常住財物的職事，才能夠做方丈。如知客所說，像魯智深這樣初來乍到的和尚，能得到管理菜園的角色已經不錯了。如果管理的好，一年可以升做塔頭；塔頭做得好，一年后可以升做浴主；浴主做得好，又一年，才可以做到監寺。

在比較詳細地描述了寺院結構，并闡明各類職事僧遞進升遷的路徑之外，作者還十分詳細地描寫了皈依佛教的整個剃度過程：

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里，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把頭發分做九路綰了，捆揲起來。凈發人先把一周遭都剃了，卻待剃髭須?！鬃蕦⒍入荷戏ㄗ?，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著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遍L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

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皈奉正法，三要皈敬師友，此是“三皈?！薄拔褰洹闭撸阂徊灰獨⑸?，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笔苡浺蚜T，趙員外請眾僧到云堂里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眾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后選佛場坐地。

這個皈依佛門的儀式描寫的非常完整。大體包括：聚集僧眾、剃去發須、擬取法號、填寫度牒、接受法衣、摩頂受戒、參拜眾僧等。由此可見作者對佛堂生活的熟悉，同時也表明佛教對大眾生活的普遍影響，這應該是宋代以來佛教日漸世俗化的結果。

度牒制度度牒，也叫戒牒，是古代中國為了管理僧道，允許出家所頒發的證明文書。頒發度牒的制度始于唐代或更早，由尚書省的祠部司所發放，故又稱祠部牒。②一開始，度牒的作用是證明僧道的身份是合法的，但是度牒制度頒布一段時間之后，僧人要拿到度牒，除了通常的手續之外，還要上繳“香火錢”，一些朝廷官吏更是借此大肆斂財?！端疂G傳》中關于度牒制度的描述帶有很明顯的宋代文化特征。宋代度牒的取得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試經度牒，二是特恩度牒，三是進納度牒。③宋代度牒的突出特點是，它不再成為限制人民出家的文件，而只是單純的身份證明，有錢就可以獲得。北宋初年雖曾經一度免費發放，但此后主要靠金錢買賣。度牒在北宋中期以后，更被朝廷作為特殊商品進行買賣。以至于在朝廷或者地方遇到災荒的時候，出賣度牒成為解決燃眉之急的主要辦法。尤其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每年致有數萬甚至于十數萬度牒通過買賣發放。④《水滸傳》第三回在寫到趙員外想讓魯智深在五臺山文殊院剃度的時候，就對魯智深說，自己曾經許下剃度一僧的愿望，并且已經買下了一道五花度牒，只是還沒有遇到有緣之人。趙員外的五花度牒顯然系進納度牒，從后面剃度魯智深的情形來看，趙員外不只在購買度牒上花了錢，在魯智深剃度時更花費了很多錢給文殊院的大小僧眾。

果報思想也稱“因果報應”。在佛教中，“因果報應”是被使用最多的一個理論，它將因果并稱，是用來說明世界的一切關系并用以支持全部佛教思想體系的基礎。所謂“因”亦可稱為“因緣”，泛指能產生結果的一切原因。包括事物存在和變化的一切條件。佛教對“因”的解釋有“六因、十因”、“四緣”等。所謂“果”亦稱為“果報”即是從原因而生的一切結果。認為任何思想和行為，都導致相應的后果，“因”未得“果”之前，不會自行消失；沒有業因，也不會得到相應的果報，因果相應，毫厘不差。這就是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 “因果報應”是被廣大信眾普遍接受的佛教理論，在民間，它有非常深厚的群眾基礎。

《水滸傳》中的很多情節也體現出非常濃厚的果報思想，說明佛教的這一基本理論在其世俗化的過程中越來越深入人心。這里試舉兩處：在第三回中，當魯智深打死了鄭屠輾轉來到代州雁門縣，恰好碰上了他此前救出的金翠蓮父女。并且得到了金翠蓮的新夫趙員外的搭救，從此皈依佛門，改變了一生命運。這就是現實中所謂的“因果報應”。試想，金翠蓮父女脫險之后本來要去東京，卻迤邐來到代州。魯智深只身亡命，卻誤打誤撞也來到代州，并在緝拿魯智深的告示之下邂逅，豈不正是機緣巧合。類似的情節在第九回也有體現。當林沖被刺配滄州之后，一日下午閑逛，在營前遇到了他在東京時經常照料的酒生兒李小二。得到李小二夫妻的照看，林沖的衣服有人漿洗，平時的生活也經常改善。更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李小二的通風報信，使林沖獲知了陸虞侯等前來暗害他的消息。這為林沖日后逃過這一劫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小說中，魯智深和林沖都是因為先前做了好事，種下了善因，所以才有了這樣的善報。這也是佛教中所說的“現世報”。從小說中表現的這種“善有善報”的“因果報應”思想之中，我們可以看出，隨著宋元以來佛教的世俗化，這種思想在民間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佛教人物《水滸傳》中重要的佛教人物當屬智真長老。此外就是一生打打殺殺，最后卻修成正果的魯智深。

《水滸傳》中智真長老是文殊院的住持，在現實社會中五臺山早年的確有一座叫做大文殊院的寺廟，始建于北魏時期，唐朝貞觀年間改名為真容院，北宋和南宋時期都曾經大規模改建，并于南宋年間改名為大文殊寺。只是在有名的住持中沒有一位叫做智真長老的方丈。然而和小說中的智真生活時間相同、籍貫相同的宋代五臺山的名僧中，卻有一位叫做真寶的高僧。小說中的智真，約略有他的影子。智真長老是一個得道高僧，雖然反對魯智深殺人放火，然而，對于忠心報國、破遼歸來的梁山英雄還是充滿敬佩的。真寶法號洪濟大師，青年時期出家于五臺山太平興國寺。北宋末年，任五臺山僧正司僧正。為抗擊金兵，真寶在五臺山組織僧眾習武練功。靖康元年(1126)，金兵圍攻代州城，真寶率僧兵協助官兵守城。代州知州投降，真寶率兵退守五臺山區。后因寡不敵眾，真寶力盡被擒。金兵勸降，真寶云：“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⑤真寶的義烈之舉是非常受到后人崇敬的，《水滸傳》小說的作者在創造智真長老形象的時候，很可能從中得到啟示。

魯智深是作者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個佛門弟子形象。他俠義肝膽、無私無畏且又敢作敢為。他一生殺人放火，并不坐禪誦經，最終卻悟道成佛?！端疂G傳》第一百十九回寫魯智深圓寂時的情形是很富有詩意的：魯智深與武松一起來到六和寺歇馬，“看見城外江山秀麗，景物非常，心中歡喜。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共碧，……”在這樣景色如畫的夜晚，魯、武二人睡至半夜，錢塘江潮逐信而來，讓魯智深想起了智真送他的偈子：“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于是，這個連什么是“圓寂“都不懂的和尚，忽然間頓悟了，知道自己已經到達了人生的彼岸。他便寫下這樣一段頌子：“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繩，這里扯斷玉鎖。咦！錢塘江上潮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边@是一個典型的頓悟成佛的例證，從而再一次驗證了禪宗佛教在唐代以后的深入人心。

佛道矛盾自宋初以來，佛教雖然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和維護，而且，儒、釋、道三家思想也日漸融通。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它們之間，尤其是佛、道之間矛盾的存在。在北宋末的徽宗時期，由于徽宗的崇道抑佛，佛、道兩家之間的矛盾還是愈發明顯。這一點，在以徽宗朝為背景的《水滸傳》中，更是有多處體現。在小說第五回，魯智深來到瓦官寺，一幫老和尚早被云游的和尚崔道成、道士丘小乙——實際上的強人折磨得面黃肌瘦，偌大的寺廟也已經門可羅雀。這說明，昔日受人尊崇的伽藍已經可以被強人肆意蹂躪。這幫老和尚不惟缺吃少穿，而且精神上備受強人的恐嚇，在料定有可能遭到強人們報復的情況之下，竟至于個個懸梁而死。

還有一種情況出現在小說第五回中，魯智深來到東京大相國寺管理菜園，他放下了自己的行李，然后是“那數個種地的道人，都來參拜了”。這幾個道人如何參拜魯智深？那是因為魯智深是這個菜園子的管理者，而這幾個道人不過是種菜的勞動者。道士們在寺院里淪為種菜種地的被奴役者，足見這是和尚給予道士的一種折磨其尊嚴的懲罰，顯而易見是佛道矛盾的具體體現。

《水滸傳》第四十四回有和尚裴如海不守戒規，并導致行淫被殺的情節，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宋代世俗社會中淫靡生活的一種反映，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理解為這是在道教蒸蒸日上的時期，世俗社會對于佛教僧侶的一種糟蹋和嘲弄。這同樣也是佛道矛盾的一種反映。

以上列舉了《水滸傳》中對佛教組織、制度、思想、人物以及佛道矛盾等方面的描寫，說明《水滸傳》這部小說已經將筆觸伸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對一個時期激烈的社會矛盾進行展示的同時，還深入地展示了這個社會的文化。當然，這里所說的社會文化既是指水滸故事發生時期的文化，也包括了水滸故事傳播時期的文化，另還有《水滸傳》成書時期的文化。但在這里，我們可以明顯體會到的還是水滸故事發生時期和水滸故事傳播時期的文化，即宋元時期的文化。雖然我們這里借以闡述的只是宋元文化的一個側面，但從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這樣幾點：

第一，佛教的影響已經日益深入百姓的世俗生活。與統治者對于佛教的尊崇和維護相映襯，在世俗社會中，人們對于佛教的認識和接受也在逐步進行?！端疂G傳》中的趙員外，只是五臺山下一個普通的富戶，但從祖上開始，就已經成為文殊寺的檀越，趙員外更是購買了五花度牒，準備尋人替自己出家，這其實是世俗地主深受佛教思想影響的一個例證，更不用說世俗百姓為祈福免災而進行的燒香、還愿、超度等一般性的佛事活動。正因為如此，才導致了世俗大眾對佛教組織、制度、思想、高僧大德以及佛道矛盾等的熟悉和掌握。

第二，寺院經濟的不斷發展。宋代很多寺院都擁有相當數量的田園、山林，得到豁免賦稅和徭役的權利。于是，寺院經濟得到發展，寺院也成為封建地主莊園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至于舉辦起長生庫和碾顗、商店等牟利事業，也成為寺院經濟的一個重要補充。元朝時期，佛教依然得到統治者的重視，而且寺院經濟得到更加畸形發展。因為寺院在擁有大量土地的同時，還大力從事商業和工業，當時各地解庫(當鋪)、酒店、碾磑、湖泊(養魚場)、貨倉、旅館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廟所經營?！端疂G傳》第三回寫魯智深下山尋酒喝，店中賣酒的人家就對他說，酒家住的房子以及賣酒的本錢都是寺里的，不敢造次賣給本寺的和尚酒喝，就是這種情況的最好說明。

第三，崇佛背后的種種矛盾。宋元統治者對于佛教都比較推崇，但這也不能掩蓋朝廷與佛教寺院的矛盾，還有長久以來就存在的佛道之間的矛盾。北宋中期以后，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再加上年荒、河決等災害頻仍，國家常常急需賑款，于是，朝廷開始大量發放度牒征費。這本來是一項權宜之策，但后來繼續執行，數量漸增，至使寺院經濟與政府財政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宋徽宗篤信道教，一度命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并使佛號、僧尼名稱都道教化。這給予佛教很大的打擊，雖然我們可以把《水滸傳》描寫的這種僧道矛盾，看成是宋徽宗更重視道教的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其實這也是朝廷與佛教寺院的矛盾的一種真實而又具體的反映。

注釋：

①《宋史·太祖本紀》記載，開寶四年四月，新科進士李藹因詆毀釋氏，言辭不遜，被“黥杖，配沙門島?！笨梢?，此時佛教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事見《宋史·本紀第二》第16頁，《二十四史》，中華書局1999年)

②田光烈《度牒在宋代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現代佛學》1962年第五期。

③試經度牒是官府通過對童行的經業進行測驗之后發放的度牒；特恩度牒是在皇家大典的時候不經過考試便發放的度牒；進納度牒是直接納銀絹購買的度牒。

④可參看曹旅寧《試論宋代的度牒制度》，青海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1期第52-56頁。

⑤參看《宋史列傳》第二百一十四《忠義十》，第10388頁，中華書局1999年。

(責任編輯：譚淑娟)

TheWaterMarginand Buddhism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PAN Shou-jiao1, WANG Ying2

(1.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Heze University, Heze Shandong 274000, China;2. Heze Municip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Heze Shandong 274000, China)

TheWaterMarginis a typical Taoist novel, but many of the plots also showed Chinese Buddhism, especially the profound Buddhist impact on the society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se effects we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a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e temple and hoodoo ceremony were increasingly familiar to people; that Buddhism retribution thought and important Buddhist figures were growing in popularity; that duty system as the management of Buddhist monks ha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at contradiction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were presented in the novel as well. All of these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re and more secular Buddhism.

TheWaterMargin; Buddhism in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secularization

1673-2103(2016)03-0001-04

2016-05-15

山東省水滸文化研究基地項目“《水滸傳》與民俗文化”

潘守皎(1964-),男，山東梁山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化與文學。

I2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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