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與“右”的意識形態
——19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與新世紀底層書寫的互動及辯誣*

張繼紅　陶維國

(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　甘肅天水　74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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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左”與“右”的意識形態
——1990年代中國社會轉型與新世紀底層書寫的互動及辯誣*

張繼紅陶維國

(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甘肅天水741001 )

新世紀底層書寫在回應199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語境下復雜的社會問題時，表現出了獨特的觀照底層的自足方式。在對20世紀中國文學資源的選擇和重構過程中，“底層文學”逐漸深化了面對現實的能力，更顯示出了超越激進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理性原則”，特別是在回應作為具有“革命性”、“社會正義”的底層觀與作為現代性轉型的“必然代價”的底層觀時，表現出了超越“左”與“右”的意識形態的“新質”，成為觀照20世紀中國文學資源，特別是199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轉型的一個重要視角。

底層書寫意識形態超越新質

新世紀“底層文學”的出現，是社會轉型、文學傳統流變、主流意識形態導引等多種“合力”助推的結果，它所面對的是20世紀90年代社會轉型引發的許多復雜的社會問題，如“階層分化”、“社會公正”、“城鄉對立”以及現實性的生存焦慮，這既是事關當下中國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課題，也是這個時代文學置身的一種生態環境。在當下社會語境中，評論者給予底層較多關注的是：作為具有“革命性”、代表“社會正義”的底層與作為現代性轉型“必然代價”的底層之間的價值分歧。作為文學現代性和社會現代性一種重要的表現，底層意識既體現了不同立場的人文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相異的價值訴求，也彰顯了文學參與社會發展的獨特方式。

一、 “左”、“右”意識形態與底層問題

在當下中國社會語境中，作為具有“革命性”、“社會正義”的底層觀與作為現代性轉型的“必然代價”的底層觀，是目前最主要的底層價值取向。前者可以概括為新左派的底層觀，后者可概括為新自由主義的底層觀。自1990年代以來，“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曾經都發表了自己有關社會發展的言論。就前者而言，左翼文學、文化在1930年代經由延安時期，又在新中國成立后不斷地被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所選擇，權力、革命、階級、無產者、平均主義等觀念成為“左派”使用的核心話語。而至于后者，隨著經濟、資本、市場以及“世界工廠份額”在中國社會發展道路中扮演的角色不斷增加，以及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對中國極左思想及時的否定和糾正，中國“新自由主義”思潮占據了更多的話語資源。無論是“新左派”還是“新自由主義”，與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左翼、自由主義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也與20世紀中國文學資源中左翼文學和自由主義“拉鋸戰”式的爭論密切相關。

兩者的共同性在于對強力和權力的崇奉。無論是“新左派”還是“新自由主義”，他們都希望有一個強力的組織、集團或政府來實現其社會理想。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新左派”的出現源于中國社會因強調市場、資本的經濟意識以及“祛左翼”化的政治意識形態，這使得曾經處于中國政治權力機構中的“左派”官僚邊緣化。但是，隨著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社會階層分化、貧富差距懸殊等現象成為當前突出的社會問題，“在極少數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所謂的新左派，社會上失利階層中也有若干‘極左派’人士在活動，他們把改革看做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把開放看做‘向帝國主義投降’”*1990年代以來的“左派”在蕭功秦看來，可以分為“老左派”和“新左派”，“老左派”人員主要以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老干部為主，“新左派”則以留學國外，受西方左翼社會主義的理論家，他們把后現代主義、西方左翼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毛澤東的“文革”理論與左翼理想主義相結合，從學理上將當下中國的問題和矛盾判斷為“資本主義的復辟”。蕭功秦將其稱為學員中的文化浪漫主義者。見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4頁。。這種意識在新世紀以來不斷得到強化，它借以“發力”的動力源泉就是對因改革引發的社會矛盾和普通民眾的不滿情緒。在重新提出中國社會朝何處去的重大問題時，“新左派”重溫舊的意識形態，開始懷念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觀念，以此批判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正如蕭功秦所言，他們甚至“以晚年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選擇”，聲稱“只有發動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國”*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頁。。這種舊意識形態的教條思維，由于抓住了普通民眾對當下中國現實的不滿與失望情緒，特別是對彌漫于整個社會底層的邊緣感，以公平和正義為許諾，以激活“多年來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層民眾與‘絕望階層’”*“新左派”多以留學歸國的新左翼知識分子和曾受到不公待遇的民眾和“絕望階層”組成，也有一些在網絡民間宣揚極左意識形態的組織，他們意欲借用、整合左派力量，宣傳舊意識形態的教條思維。，以實現所謂“左派大聯合”，并“通過廣場政治，煽動底層民眾，發起‘反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義浪潮……從極左的方向來影響中國歷史的選擇”*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頁。。而底層又成為革命話語下實現極左政治意識形態的鋒利武器。20世紀中國歷史、政治中底層被規訓和利用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可怕的輪回。

再看，新自由主義又怎樣呢？這種思潮和流派主要是對西方民主制度所謂“天然合理性”的接受。在新自由主義看來，自由、民主、人權如同科學，可放之四海而皆準，認為只要將西方實踐的民主政治搬運過來，即可解決極左思維和當下最主要的體制僵化和民主意識淡薄的問題；在經濟體制方面，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資本的全球化，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從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強大助推下實現政治體制的有序性和民主觀念的有效性。但是，他們強調的是強國經濟對國際經濟的支配作用*大衛·哈維曾對新自由主義曾經評價說，新自由主義之“自由”不過是個代名詞，其宣揚的“人性尊嚴個性自由的政治理想”，被確定為“文明的核心價值”。但是，這種價值因強國政治最終被演化為“美國價值”。見大衛·哈維：《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6—7頁。，最終是否會演化為一種“美國核心價值”，甚至“美國核心政治”呢？從某種程度看，新自由主義倡言的人性尊嚴和個性價值則成了被強國政治打扮的小女孩，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言，自由是匹好馬，但關鍵是看它向何處去；自由是一匹好馬，但不能為所欲為*[英]語出馬修·阿諾德：《友誼的花環》，引自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1780—1850)》，高曉玲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129—130頁。。有論者認為“自由主義(這里指新自由主義，引者注)維護的首先是能人的自由，精英的自由，尤其在根本上維護的是資本特權的自由，“新自由主義根本無法恢復1950—1960年‘長期繁榮’(Long Boom)時期的經濟增長，更不要說減輕貧困程度和縮小貧富差距了”*[英]阿列克斯·卡利尼克斯：《反資本主義宣言》，羅漢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40頁。。而社會主義的任務就是防止貧富懸殊、實現共同富裕，就是限制資本特權及其所有不合理的特權。社會主義對人的尊嚴的全面關懷，首先體現在制度化了的對弱勢群體的特別關注和援助上。自由主義的思想中則包含著天然的“窮人越窮，富人越富”的現象只能自由放任的內部邏輯*引自馬立誠：《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111頁。。當然，僅僅有這種認識，我們的判斷和批判不免以偏概全。不過，“新自由主義”倡導者試圖通過不斷地擴大經濟總量來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即所謂“做大蛋糕”的經濟思維，以縱向對比的方式體現“窮人”收入的增長，緩和社會矛盾*有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可參見大衛·哈維：《自由是個代名詞》，《新自由主義簡史》，王欽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5—10頁。?？梢钥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來看，只要社會財富的總量增加，社會底層貧困問題以及公平、正義問題可隨著經濟發展而解決。但他們忽略的主要問題是“切刀在誰的手里”的問題，公平和公正的尺度和原則誰說了算的問題。也就是說，按照經濟精英們所謂的公平競爭，那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底層群體將意味著必須承認市場經濟規律和優勝劣汰法則，他們應該為變革付出“必然代價”，應該承受社會轉型的當下困境。至于迫在眉睫的、現時的底層群體正在經歷的“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16頁。，他們只能將其作為“暫時”的困難，或者只能以想象性方式開出“將來會……”的空頭支票。所以，從政治觀念來看，這種思潮和流派是一種將西方民主政治和經濟體制浪漫化的右的激進主義*對“浪漫化的右的激進主義”的論述，參考了蕭功秦的說法，見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頁。。

“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在當下中國的論爭水火不容，但從總體上看，無論是新左派舊的教條主義意識形態還是新自由主義的浪漫化的右的激進主義，都是一種缺乏底層意識的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是一個音譯詞(即英文的Radicalism)，其本質就是即按照某種先驗的“理性原理”，從而從根本上“改造社會”*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頁。。但其“根本”只是一種理想社會的藍圖，如“左派”的政治烏托邦和空想社會形態，新自由主義宣揚的自由、平等；“左派”的平均主義，“右派”的“做大蛋糕”模式等。其共同的特征就是各自認定自己的價值是切實的，可以把現存的“壞社會”變為符合其主觀愿望的“好社會”。

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兩種自認為具有先驗“理性原理”的激進主義，在20世紀中國并沒有解決底層生存問題，甚至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在很大程度上，20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就是左右激進主義進行拉鋸戰式的斗爭史。特別是極左思潮高度集權的政治烏托邦給中國留下的沉重災難，以及因災難造成的陰影，至今未能從人們心里消除。而以發展和進步以及經濟全球化帶給普通百姓的底層化和邊緣化不能不說是當下中國最大的政治。那么，面對如此駁雜的意識形態話語斗爭，文學，作為對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與想象，是否也會跌入一種無休止的激進主義論辯呢？

二、 底層書寫對“理性原則”的超越

應該說，無論是“底層文學”還是“新左派”、“新自由主義”，他們面對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都是相似的，但他們面對問題的方式和姿態明顯不同。

首先，“底層文學”并不是“新左派”思想的簡單演繹。隨著中國社會快速的轉型，社會公平、正義等問題與大多數人的“底層”生存狀況聯系在一起，可以說，“底層”是這幾種思想的交集。比如，針對彌漫于整個社會的不滿甚至失望情緒，無論是“左派”或“右派”都拿“底層”狀況說事，以獲得更多數底層民眾的支持；至于言說底層，更多地成為激進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策略。而“底層文學”作家面對和觀照的則是底層狀況怎樣，在底層生存中，底層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他們的情感、心理、訴求到底是什么，應該怎樣看待那些已然成為底層的群體等一系列的問題。盡管很多以知識分子身份介入底層寫作的作家被批判為“道德歸罪”、“苦難的想象癥”、“搶占話語制高點”*吳亮、吳義勤等評論家曾對張清華、李云雷、邵燕君等介入“底層文學”的姿態和方式進行了批判，代表了目前評論界關注底層不同的價值取向。等，但是他們和那些“作為底層的生存者”的書寫，共同構成了一幅幅“進步的幻覺”當中真實而不和諧的生存圖景。他們在進入底層與關注底層時，并沒有“準備”先驗的“理性原則”，而是一種與情感相關的價值判斷，誠如《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以作家敏感和良知“調查”、認知到的底層：“當我們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經少有的熱情與冷靜，走近中國的農民時，我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與隱痛。我們想說，今天中國還并非到處歌舞升平，我們還有很多困難的地方和困難的群眾?！?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16頁。他們的確看到了我們看不到想象不到的貧窮、罪惡、苦難、無奈、抗爭、沉默、悲壯……應該說，這樣的表述中，沒有拿底層說事兒的意識形態修辭，也沒有自我彰顯的個人主義企圖，而有的是以田野調查的方式進入底層，揭示一種底層生存的真相，表達對底層的一種真實情感，并以一種帶有典型的調查報告和文學記述讓讀者感受到：在一種底層情愿、由上層主導的追趕戰略中，哪一部分人更多地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哪一部分人承擔了改革沉重的代價；作為大多數底層民眾來說，社會將帶人們走上怎樣的一條道路，人們并不清楚，但是否必須面對那些罪惡、沉默與悲壯呢？這是作家的擔憂，更代表了曾經分享了艱難卻沒有獲得應有回報的“人民”訴求。這種超越了“左”、“右”激進主義的文學反應或想象，既是知識分子(作家)介入現實的獨特的方式，也是文學現代性的典型例證。

我們知道，作為社會學的一個概念，現代性是從兩個層面展開的，即社會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F代性和現代化過程密不可分，從社會現代性的角度看，城市化、工業化、科層化、世俗化、市民社會、民族國家等歷史進程是現代化的各種指標。從審美現代性的角度看，作為文化或美學的現代性，總是與作為社會現代性處于矛盾和對立當中。這是現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機*見周憲、許均：《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總序》，[美]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務印書館，2010年。。也就是說，現代性不僅意味著物質形態的社會變革和發展，也同時包含著對這種變革和發展自身的反思，在現代性反思的諸多思維特征中，最突出的莫過于批判性。吉登斯認為:“現代性的特征并不是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對整個反思性的認定，這當然也包括對反思性自身的反思?！?[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34頁。新世紀“底層文學”與中國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思想共同面對的問題是社會現代性問題。那就是如何面對當下進步與發展為核心的社會現代化，以及由此引發的人本身的現代化的問題，具體表現為：現代化要將我們帶到何處去，我們需要怎樣的現代化?！暗讓游膶W”并不能像卡林內斯庫意義上的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后現代主義那樣，以顛覆傳統來標舉自身的存在，也不像“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那樣，給未來一個清晰的藍圖，但它卻以獨特的方式面對了現代化過程本身的局限和誤區。雖然“底層文學”面對諸多問題看似與“新左派”沒有差別，但是“底層文學”看重的并不是“新左派”提出了什么問題，而是僅僅將其作為思想資源，以此挖掘文字意義，以一種批判性和叛逆性確證了自身的存在?！暗讓游膶W”越來越展現出自成一體，迥然有異于純文學、主旋律文學和商業通俗文學的特質。

其次，“底層文學”顯示出了超越“左”、“右”意識形態的努力。在某程度上，理想的文學寫作是對具體時代的關懷和發言。時下，以打工、農民進城、下崗、城鄉邊緣地帶等為題材的“底層文學”的大量涌現即是對這個社會現代化的回應。無論是進城題材還是鄉村主題，作家深刻地意識到了底層命運的尷尬。作家對社會問題的揭露，以及在對公平、正義呼喚的同時，試圖建構了底層覺醒的可能，也召喚底層群體的歷史能動性和精神主體性。賈平凹、曹征路、黃紀蘇、王世孝等作家的創作，已經有意突破單純的苦難展示的傾向，力圖建構一種底層的覺醒和解放的主體精神。比如賈平凹長篇小說《高興》中的劉高興，他雖然自覺認同城市，卻遭到城市中國的拒絕。作為“垃圾伴生物”的拾荒者，他們是進城農民在“城市中國”存在的隱喻性描述。無論是從表層話語還是深層文化結構看，劉高興都是“城市中國”的他者，而“最丑，也最俗”的五富成了鄉土中國農民形象的“代表”。劉高興作為城市的“先適者”，自覺地“帶領”“五富們”進入城市生活，這是底層群體在現實面前無可奈何的掙扎方式，但不是祥子式的單打獨斗，而是團結起來爭取、維護自己應有的權利，盡管他們處處碰壁，但他們明白，是權利就有其正當性，應該爭取。顯然，這樣的掙扎帶有個體解放的悲劇性和群體解放的新可能，正如吳義勤在解讀《高興》時所說：“劉高興追求的不是個體解放，而是一個群體的解放問題。拒絕個體超脫、追求群體解放的劉高興形象使當代底層文學達到了一個新的思想高度，揭示(了)賈平凹對當代鄉土中國農民整體命運的思考?！?吳義勤：《他者的沉?。涸u賈平凹新作〈高興〉》，《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赌莾骸?曹征路)*此類作品在“底層文學”中數量不多，代表性的作品還有黃紀蘇等人創作的大型史劇《切·格瓦拉》，王世孝的《出租屋里的磨刀聲》等。等更是以工人領袖的失敗和下崗職工的覺醒，客觀地寫出了工廠、企業中的權力關系，反思其中權力結構，來呼喚他們的歷史主體性和精神能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對底層群體意識的發掘和有意的想象和建構，昭示了歷史的另一種可能*《切·格瓦拉》最后演變為一個“社會事件”與這種歷史意識緊密相關。被指認為以歷史人物來隱射當現實的作品。見智峰主編、切·格瓦拉：《反響與爭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無疑，這種關懷和發言是有力量的。

三、 結語

可以看出，底層書寫主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底層的貧困。底層貧困，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底層的貧困應該如何看待，走出貧困應該由誰來完成，文學所能做的到底屬于哪一部分？具體而言，在物質與精神方面，側重于物質還是精神，是魯迅所言“意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之注意”，還是梁啟超所言“欲新一國之政治，必先興小說”；看取底層百姓時，是魯迅所秉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還是周作人則視眾生百姓甚至士大夫、貴族為“人類”中的一員。如何看取底層民眾，如何表述底層，上述價值取向都是新世紀“底層文學”的豐富資源。從20世紀新文學底層關懷不同價值傾向來看，底層書寫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魯迅、老舍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啟蒙傳統，一是茅盾、葉紫、瞿秋白、蔣光慈等為代表的左翼革命文學傳統，一是周作人、廢名、沈從文為代表的民間立場的溫情敘事傳統*相關概括見李志孝：《新世紀底層文學的三種敘事向度》，《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2期。。這三種書寫傳統在近百年的文學思潮和創作觀念的變遷中也幾經變化，特別是從建國初期到新世紀以來出現了較大的改變。底層書寫傳統更多強調現實主義文學的社會功能，這是“底層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選擇與重構，又不斷融合每一種傳統中合理因素的結果，特別是對左翼文學的選擇與重構，對“五四”文學精神的回應，這是“底層文學”創作和研究面對文化傳統時的當代意識。

正如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所言，“在一個整體社會中，在它的全部活動之中，文化傳統可被看做對先人的持續選擇和重新選擇”；“一個社會的傳統文化總是傾向于與它同時代的利益和價值系統保持一致，因為它絕對不是作品的總和，而只是一種持續的選擇和闡釋”*[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見王逢振主編：《2000年度新譯西方文論選》，漓江出版社，2001年，第296、295頁。?！暗讓游膶W”在反映現實和建構理想的文學形態時，的確借鑒了過去的精神遺產，特別是新左派的思想、觀點和左翼文學的部分資源，比如左翼文學的社會批判意識，但與前者明顯的區別在于它以鮮明的底層意識——而不是政黨政治意識形態進入底層，表現出了對魯迅、老舍、葉紫等具有鮮明底層意識作家的致敬，也昭示了底層解放和自我解放的可能。盡管“底層文學”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選擇和重構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底層文學”研究亟須深化，且有關“底層文學”與20世紀文學關系研究存在簡單借鑒和比附文學傳統的現象，但是他們共同關注的話題是“底層文學”的深化和“底層文學”面對現實的能力，這關乎底層的命運，關于人的情感和精神狀況。在這個意義上看，當下中國文學的底層書寫顯示出了超越“左”或“右”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理性原則”，也是新世紀“底層文學”所彰顯的自足性及其特質。

張繼紅(1978—)，男，甘肅甘谷人，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陶維國(1972—)，男，甘肅白銀人，天水師范學院文學與文化傳播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