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時空的歷史回應
——俄國白銀時代哲學家論《西方的沒落》

丁海麗

(哈爾濱金融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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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的歷史回應
——俄國白銀時代哲學家論《西方的沒落》

丁海麗

(哈爾濱金融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150030)

[摘要]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問世之后迅即享譽世界，該書不僅在歐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國家都引發轟動性效應?！段鞣降臎]落》傳入俄國后立即在思想領域遭到不同的禮遇，一極以謝·弗蘭克、尼·別爾嘉耶夫為代表，他們從宗教世界觀出發，以驚人的速度消化吸收、展開批判性研究并匯編成文輯出版；另一極以列寧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們，他們從構建無產階級文化角度出發，把斯賓格勒的思想作為資產階級哲學體系的一元而展開嚴厲地批判、清算。從共時性維度而言，20世紀20年代以弗蘭克為代表的宗教哲學家們的集體性回應無疑成為世界領域內研究斯賓格勒思想的重要一維。

[關鍵詞]俄國；文化危機；《西方的沒落》

德國哲學家奧·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下稱《沒落》)于1918年出版后立即名噪全球，并迅速從歐洲擴展開來?！稕]落》一書傳入俄國后很快被翻譯成俄文并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與研究，最終以《斯賓格勒與歐洲的沒落》(莫斯科，1922)為標題出版了匯集別爾嘉耶夫、布克什班、斯杰彭和弗蘭克文章的文輯。[1]由于斯杰彭和布克什班側重于對斯賓格勒思想的介紹，而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則是依托于自身哲學高度進行批判性研究和探析，因此，本文就以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的研究為核心點，探討20世紀20年代俄國哲人對《沒落》一書的理論回應。

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沒落》一書的理論回應，主要源于以下幾個層面原因。首先，斯賓格勒所闡發的思想與丹尼列夫斯基于1868年在《俄羅斯與歐洲》一書中所闡發“文化歷史類型”理論具有明顯的歷史相似性，而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對于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來說則是非常熟悉的。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歷史類型思想自從問世以來，遭到索洛維約夫的強烈批判，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作為從索洛維約夫這棵大樹上成長起來的枝杈，無疑也追隨自己的導師，開始批判這種思想。其次，斯賓格勒所研究的精神文化及其危機的主題恰恰是那一時期俄國當下最迫切需要直面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因為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東、西方兩股文化洪流在俄國碰撞、沖突，引發了人們深層的文化危機，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自覺地將俄羅斯文化置于東西方文化經緯線上進行比較和闡釋，既力求探尋文化危機原因，同時尋找化解西方和俄羅斯文化危機的途徑。最后，蘇聯剛剛建立，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作為優秀知識分子試圖為祖國的文化建設貢獻自己綿薄之力，因此對在西方頗有影響力的斯賓格勒思想極為關注。

為更準確而深入地理解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斯賓格勒學說研究的理論價值，概括性地描述《沒落》傳入俄國時的社會現實和思想背景就成為一個重要的理解平臺。

一、《西方的沒落》闡釋的時代背景

20世紀20年代的俄國是全世界人民目光的焦點，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贏得勝利并誕生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俄國歷史步入蘇聯社會主義時期。但是，此時的蘇維埃俄國面臨著重重困境與危機。

從政治層面而言，蘇維埃俄國面臨著嚴重的內憂與外患，保衛革命勝利果實成為列寧所領導的政黨和國家的首要任務。蘇維埃俄國建立之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為了迅速擺脫戰爭、捍衛和鞏固國家政權，必須將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各方面建設上來，《布列斯特合約》使蘇維埃俄國付出重大犧牲。隨后，蘇聯還面臨著外部協約國組織的武裝干涉和國內各股反革命勢力的叛亂、少數民族提出的擺脫蘇聯政權統治的獨立運動，而且，外部武裝干涉力量和國內反革命力量還相互勾結，試圖將新生的蘇維埃俄國絞殺在搖籃里。

從經濟層面而言，為解決政治上面臨的一系列危機，蘇維埃俄國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然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也許挽救了內戰中的蘇維埃政權，但同時也極大地摧毀了國民經濟。私人企業和貿易紛紛受到嚴格限制，而國家又無能力提供足夠的生產和貿易能力，國內經濟因而進入停滯狀態”。[2]再加上1920-1921年連續兩年的饑荒更是使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經濟游走于崩潰的邊緣。

文化層面的復雜狀況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陷于崩潰狀況的經濟和處于內憂外患之中的政治危機相互呼應，同時折射在文化層面上。雖然蘇維埃俄國已經建立，但它還來不及培養自己的新型知識分子，占國家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工人基本上處于文盲和半文盲狀態，而文盲是處在政治之外的。[3]列寧深知文化在國家和民族各項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提出“建立無產階級文化，實現文化革命”，即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神論思想，旨在對社會的精神生活和人們的社會意識進行變革的戰略任務。這樣，新生的蘇維埃政府就要在多條思想戰線上同時作戰：一方面，從正面采用多種手段和方式積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對各種資產階級文化及其相應的腐朽沒落的東西進行整理、清算。宗教作為“人民的鴉片”(馬克思)和“精神上的劣質酒”(列寧)必須納入到政權監控之下，并且對僧侶進行積極的思想改造。此外，“文化革命”既然是文化領域的革命，那就必然要觸動文化的創造者和載體，即知識分子。當時的蘇維埃俄國只有十月革命遺留下來的舊俄國知識分子。舊知識分子雖然與資產階級有著血緣聯系，但舊知識分子是俄羅斯文化的載體和創造者，在新的、工農出身的、“勞動的”知識分子尚未形成之前，可以暫時使用他們，但必須“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對之加以改造。[4]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蘇維埃文化仍舊延續了白銀時代多元化文化格局，文化既有發展，又不斷碰撞、沖突和紛爭。

正是在這樣紛繁復雜的背景下，《沒落》一書在蘇維埃俄國享受到完全不同的禮遇。一方面，列寧、高爾基等人以構建無產階級文化為宗旨，對其所宣揚的資產階級文化觀展開嚴厲批判、抨擊。列寧斷定斯賓格勒是在為走向沒落的西方世界和文化哀嚎，因為“慣于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心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和帝國主義的歐洲，已經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廝殺中像發臭的膿瘡一樣潰爛和裂開了。不管斯本格勒之流和所有推崇他(即或是研究他)的有教養的小市民怎樣為此痛苦流涕，然而舊歐洲的衰落不過是靠帝國主義掠奪和壓迫地球上大多數居民而養肥了的世界資產階級沒落史上的一段插曲而已”；[5]另一方面，即“拜神的路標派”[6]代表們則從自身世界觀出發對斯賓格勒思想既贊美，又批判。

二、贊美與批判

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自身哲學素養使他們能夠迅即撲捉住斯賓格勒思想中的主要內容，因此，他們對斯賓格勒的評價不是抓住某些歷史與文化細節不放，而是直面其總體的方法論與精神邏輯。為此他們承認，剝去《沒落》一書中的煩瑣論證和華美語言外殼之后，可以發現其西方文化沒落論中所蘊含的思想閃光點。弗蘭克將《沒落》一書視為“自尼采時代起直至當下論述歐洲文化的一部最優秀、最偉大的著作”，別爾嘉耶夫更將其稱為“一部卓越的著作”。他們認為，《沒落》一書思想的突出之處在于：

首先，弗蘭克指出，斯賓格勒試圖用文化哲學或者歷史哲學范式取替抽象的理性主義哲學或本體論，這反映并代表一種新型形而上學的特征，盡管這一特征并不明朗且受到其歷史相對主義傾向的壓制。他還認為，在文化哲學或者歷史哲學范式的發展軌道上，斯賓格勒就其思想譜系而言無疑與尼采、貝爾松等吻合。而別爾嘉耶夫認為，雖然在斯賓格勒的視野中，純理論哲學對他是完全異己的，他也極其鄙視那類哲學，但其思想復雜，仍很難將其納入任何一個流派。

其次，別爾嘉耶夫與弗蘭克都認為，就哲學方法論而言，斯賓格勒無疑是一位直覺主義者。別爾嘉耶夫認為，斯賓格勒拒絕思考抽象概念，就其直覺主義而言，他無疑與歌德同源。但是，弗蘭克也不無遺憾地指出，斯賓格勒的直觀還只是一種意向，在其歷史哲學或者文化哲學范式中并未徹底貫穿下去。

最后，弗蘭克認為，斯賓格勒的文化類型理論有力抨擊了歐洲文化中心論。在富有理性樂觀主義精神的西方文化進化理念中，文化是不斷進化的并將最終引領人類達到當代歐洲文明。斯賓格勒則針鋒相對地指出，文化是多元的，而且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一個完整而獨立的發展過程，西方文化也逃脫不了最終走向沒落和死亡的命運。別爾嘉耶夫也高度贊揚斯賓格勒能夠在西方理性文化框架之下對進步思想拒斥的理論價值。不僅如此，弗蘭克還高度贊揚了斯賓格勒對那種所謂的“托勒密體系”，即全部人類歷史可以壓縮成“古代歷史”“中世紀”和“啟蒙時代”思想的有效打擊。正是鑒于此，弗蘭克稱其實現了文化領域的“哥白尼革命”。

弗蘭克與別爾嘉耶夫雖然高度評價《沒落》一書中的某些思想，但他們并沒有成為斯賓格勒的忠實信徒，而是縝密地盤點和清算其理論中所蘊含的“幾宗罪”。

第一，他們認為，斯賓格勒對基督教等宗教在文化中作用的定位和闡釋讓人無法理解和接受。弗蘭克曾憤慨地說到，斯賓格勒確實具有敏銳的直覺，但他的直覺是哲學的、歷史的和藝術美學的直覺，缺少宗教直覺。因此，他對基督教在文化中作用的認識不夠，猶太神教的歷史文化作用他也只字未提。別爾嘉耶夫也就此批判說，斯賓格勒具有非宗教的氣質，他不僅自己沒有宗教信仰，而且也無法理解人類的宗教生命，更無法參透基督教在西方文化命運之中的作用。

第二，斯賓格勒的文明形態史觀由于過分強調文明的相對性和獨立性而否定和拒斥了統一性和全人類性。弗蘭克指出，斯賓格勒最主要的哲學世界觀可以肯定地稱之為歷史相對主義，在其視野中不存在任何全人類的東西，不只是宗教、藝術、道德等不具有普遍性，而且也不存在普遍的真理，它們所具有的只是相對性與獨特性，但全人類性和普適性價值的存在就是歷史相對主義最好的批判。另外，弗蘭克還從絕對性與相對性之間的辯證聯系角度批判斯賓格勒思想的局限性與弊病所在，任何相對的東西都是與絕對的東西相對的，斯賓格勒的問題在于把相對的東西絕對化。

第三，弗蘭克指出斯賓格勒在文化概念的界定上存在著矛盾，即他的文化與廣義上的西方文化概念不吻合。在弗蘭克看來，廣義上的西方文化通常指的是起源于羅馬文化和中世紀的西歐文化，狹義上來說是指肇始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文化。因而，斯賓格勒所說的西方文化危機與死亡實質上指狹義上的西方文化。在弗蘭克看來，西方文化的衰落與死亡并不是全部西方文化都走向危機，擺脫危機的主要根源應該是扛起但丁和庫薩·尼古拉所高舉的大旗，復興和弘揚基督教文化。

第四，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同時指出，文化危機思想并非斯賓格勒首創。別爾嘉耶夫指出，斯賓格勒思想出人意料地與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羅斯與歐洲》一書中所表達的思想驚人相近，[7-8]而且他自己在《歷史的意義》中已經論述過該主題。不但如此，即使在西方，斯賓格勒也遠非是文化危機意識的第一人，尼采的出現就與尖銳地意識到西方文化這一不詳的題目有關。[9]但他同時指出，斯賓格勒的書之所以獲得非凡的成功，是因為他如此尖銳地把人的命運問題提到了文明人類的意識面前。[9]弗蘭克則在《偶像的毀滅》一書中直言不諱地說到，現在為斯賓格勒所重復的關于“文化”與“文明”之間、精神創造與生活外在條件的積累之間的區別的思想，早就為我們的斯拉夫主義者所指出了，盡管這些思想在理論表達上是復雜的和有爭議的。

三、分析與評價

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在文輯中對斯賓格勒思想的理論回應，馬上遭到以列寧為首的馬克思主義陣營哲學家們的激烈批判。針對他們對《沒落》一書表現出的“特殊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們發現了一種新思想苗頭，即在從前的路標派分子的觀點中有一點“新東西”，即試圖把斯賓格勒的文化學思想與稍加現代化了的斯拉夫主義觀點結合起來，[10]為此，蘇聯哲學家們也紛紛撰文對文輯中的觀點展開思想圍剿：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志的最初幾期上發表過對《斯賓格勒與歐洲沒落》文輯的評論，批判俄國“斯賓格勒分子”對俄羅斯社會發展的看法，批判了他們試圖證明可以以所謂“俄國救世論”為依據來“克服”社會主義的企圖；[10]此外，《紅色處女地》雜志也發表了批判該文輯的文章，認為弗蘭克與別爾嘉耶夫等人對“斯賓格勒一書的評價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10]列寧則直接將他們斥為“斯賓格勒的徒子徒孫們”。[5]

弗蘭克與別爾嘉耶夫等人對西方文化危機的探究與解決方案不但沒有被蘇維埃官方意識形態所接受，而且其肉體也遭到徹底清算，他們于1922年被迫離開祖國，直至最終客死異國他鄉。至此，20世紀20年代俄國學者對斯賓格勒思想的理論回應暫告一段落。

然而，思想的價值可以穿越時空，在歷史的今天，我們必須拋開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對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沒落》一書思想研究的理論價值能夠理性地判斷和認識。如果從共時性維度看，在20世紀20年代《沒落》一書引發了來自世界不同地區思想家的關注與評價。就西方學者而言，斯賓格勒思想將精神上的歐洲分裂成兩大對立的陣營：[11]持否定觀點的一方將《沒落》斥之為“歷史的占卜術”和“惡的預言書”，甚至偏執地將其視為納粹德國政治神話的“哲學先聲”，[12]弗羅貝尼烏斯和愛德華·邁耶爾等則持肯定和贊譽觀點。就中國而言，《沒落》一書傳到中國之后頗受讀者歡迎并有學者展開研究：[13-15]較有影響的是宗白華，他認為斯賓格勒的《沒落》是歷史的生態學，博大精深，征引繁復，“馬克思從技術生產關系的發展，解剖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及其必然的崩壞，斯賓格勒卻是從文化心靈的診斷預述它的悲壯的命運。又說，斯賓格勒的思想又太被黑夜的悲觀所籠罩了，他的一雙夜梟的巨眼，只看見這大城市衰敗的末運”。[14]

由于《沒落》一書傳入各國的社會背景不同，解讀主體的哲學素養懸殊、世界觀和選取視角的差異，因而結論各異。對比中、西和俄國學者們對斯賓格勒思想的認識與評價，筆者無意于比較出孰優孰劣，而是試圖以此為參照，探尋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斯賓格勒思想詮釋和研判的民族特色，這也是斯賓格勒思想在世界范圍內獲得廣泛闡釋的俄國一維，彰顯出較強的學理意義和當代價值。

從學理維度看，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斯賓格勒思想的回應極具民族特色。這種民族特色首先表現為兩位研究者的宗教世界觀，一方面體現在他們對俄羅斯精神特性的定位上，弗蘭克認為，俄國世界觀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而且這種宗教性一方面通過拜占庭教會吸收了古希臘的宇宙本體論成分，另一方面也繼承了多神教的自然崇拜遺產，別爾嘉耶夫也認為，俄羅斯精神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宗教精神。另一方面體現在他們對文化沒落或文化危機根源的探尋與解決方式上。弗蘭克不但贊同斯賓格勒西方文化危機思想，而且指出文化危機根源于兩個上帝，即哲學中的上帝(各種哲學思想中所供奉的客觀規律、絕對精神、終極實在、普遍的必然性，以及啟蒙運動中所蘊含的科學樂觀主義精神等)和神學中上帝的死亡，化解文化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回到基督教的懷抱。因此，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和接受斯賓格勒對基督教等宗教在文化中作用的定位及其對文化的宗教價值的看法。此外，弗蘭克還進一步指明，文化危機的實質是人的信仰危機，即人道主義危機，[16]人喪失了存在的根據與生活意義。他撰文抨擊虛無主義，追問人的生活意義，倡導基督教人道主義思想，這彰顯出俄羅斯思想中濃厚的基督教人道主義情懷。但是，過分強調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的精神基礎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視人的現實的經濟基礎和政治作用，無法成為化解文化危機的靈丹妙藥，更無法避免烏托邦色彩，但這也恰恰體現出俄國哲學中的理想性特征。通過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沒落》一書的理論回應，有助于了解白銀時代俄國宗教哲學的理論特征和理論訴求，另一方面有助于了解俄國哲學的一般特征，有助于理解后蘇聯時期俄國宗教哲學復興的深層歷史文化緣由。

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對《沒落》一書的回應也具有很強的現實價值。首先，他們的理論探索為解決當下俄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難題提供借鑒。實際上，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俄羅斯被強行拖上了西方現代化的軌道。由于俄國自身現實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約，俄國現代化之路發展緩慢，這誘發了俄國知識分子們對未來俄國發展道路的理論思考，而這一問題從19世紀30、40年代的斯拉夫派與西方派論戰開始綿延至當下。斯拉夫派否認斯拉夫文明劣于西方文明，強調要從俄羅斯的歷史中尋找俄國發展的道路，而不是追隨西方發展道路，西方派則認為西方文化高于俄羅斯文化，俄國應該走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后來，索洛維約夫提出，俄羅斯的歷史發展道路既不能是純粹自己的道路，也不是簡單地模仿或復制西方發展道路。及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現代化道路的發展給俄國帶來政治、經濟和文化危機，與此同時，俄國知識分子開始發現，西方文化自身的弊病日益暴露出來。俄國到底應該走什么樣的歷史發展道路成為那一時期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問題。俄國歷史就在知識分子對東、西方發展道路的思考和質疑聲中前行，社會主義蘇聯的建立被認為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發展道路問題，然而，國內政治、經濟、文化和國外等各種因素的累積和疊加促使蘇聯解體。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仍然面臨著俄羅斯向何處的歷史難題。當下的俄羅斯學者們不得不返回歷史傳統中尋找破解問題的理論途徑，以別爾嘉耶夫和弗蘭克為代表的白銀時代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及其危機批判性分析成為他們首選，因為俄國未來發展道路問題實質上就是俄羅斯文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理論。時至今日，發軔于西方的工業文明因環境、資源等問題的凸顯而陷入新的危機，俄羅斯文化優越論的思想也就在21世紀俄羅斯再次流行。其次，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借助于復興宗教來擺脫文化危機方式也為俄羅斯擺脫文化危機提供一種范式。蘇聯的解體，一方面直接導致原有官方意識形態坍塌，民眾喪失原有的精神信仰而陷入精神真空狀態；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歐亞主義、保守主義等各種思潮粉墨登場，而這些新的思潮又無法填補這種精神空白，俄羅斯出現嚴重的文化危機。葉利欽高舉自由主義大旗實行全盤西化策略，然而，全盤西化策略不但沒有使俄羅斯擺脫危機狀態，而且加深了文化危機。普京通過復興東正教來緩解文化危機，另一方面通過提出“新俄羅斯思想”來填補民眾的精神空白。雖然俄羅斯學術界對“新俄羅斯思想”內涵尚無統一定論，但其中必須包含兩點精神要素：[16-17]其一，關注人的生存和命運，特別要有自覺批判現實、啟蒙大眾的功能；其二，可以借鑒和利用白銀時代宗教哲學思想的有效資源，但不能完全等同。由此可見，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作為白銀時代宗教哲學家代表，他們那一時期文化危機這一時代主題的研判與破解，為普京擺脫文化危機提供直接理論資源。

四、歷史的回聲

俄國學者對斯賓格勒的研究，并沒有隨著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乘坐“哲學船”離開祖國而終結，大致與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等人的《斯賓格勒與歐洲的沒落》文輯出版同時，赫克在其1926年出版的著作中，從宗教概念的界定角度對斯賓格勒思想也有簡要涉及。[18]俄羅斯當代著名哲學家B.M.梅茹耶夫指出，20世紀20年代無疑構成了一個斯賓格勒思想研究的高潮。[19]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官方哲學地位的確立，蘇聯哲學家仍然堅持將斯賓格勒作為現代非理性主義資產階級哲學代表展開批判，[20]揭露其思想中固有的缺陷，即其文化精神概念的模糊性。直到80年代末期，一方面由于思想禁錮的緩和與解除，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面臨著越來越尖銳的全球性問題，面對這一“歷史的呼喚”，蘇聯學者逐漸開始對斯賓格勒思想重新研究。如，Ф.凱列在《文化與文明》中從文明與文化區別觀點對斯賓格勒進行簡單評價，從區域文化角度對其思想詮釋與評價。

進入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使俄國社會陷入劇烈轉型時期，歷史定位問題再次躍升為迫切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這就涉及到俄羅斯文化尋根、文明獨特性和比較問題，因此，文化哲學研究逐漸成為學術熱點之一。[21]在俄國社會現實訴求和時代主題的雙重呼喚下，俄國學者再次提升斯賓格勒思想研究熱情，標志就是《西方的沒落》的重譯和再版[22]以及丹尼列夫斯基文明形態史觀理論研究熱潮的出現。①科瓦廖夫對“文明類型論”問題作了較深入研究后提出，把馬克思的形態理論與文明類型理論結合起來；梅茹耶夫在其《文化思想：文化哲學導論》一書中對斯賓格勒做如下評價，“如果想了解20世紀初期歐洲人的思想傾向和處世態度的話，無法繞過的一個名字”，為此，他獨辟一章，從西方文明對立的文化視角闡釋和研究斯賓格勒思想；另外，古列維奇在《文化哲學》(2000)中從文化—歷史類型角度探討斯賓格勒觀點；卡岡在《文化哲學：形成與發展》(2006)中論述了斯賓格勒生命哲學中的文化悲劇觀點等。

注釋：

①在俄羅斯哲學第十三次會議上，與會的五位俄羅斯學者提交的論文都是研究丹尼列夫斯基文明形態史觀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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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Межуев B.M. Идея культуры. C.238.

[20]〔蘇〕B.E.葉夫格拉莫夫.蘇聯哲學史[M].

[21]陳樹林.俄國文化哲學研究概況[J].哲學動態，2010，(9).

[22]Межуев B.M. Идея культуры. C.239.

責任編輯：谷曉紅

Chrono-Cross Historical Response——Russian Silver Age Philosophers’ Review on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DING Hai-li

(Harbin Finance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Spengler’s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has been a sensation worldwide 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it was introduced to Russia，the response was quite different. Scholars，represented by Franck and Nicolas Berdyaev，published a series of reviews from a religion perspective while，on the other hand，Marxists from proletariat view，represented by Lenin，criticized Spengler’s ideas as capitalism bourgeoisie. Synchronically，the responses from religious philosophers in the 1920s，for example Franck，make a significance dimension for this study.

Key words:Russia；cultural crisis；“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收稿日期]2015-09-3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12CZX003。

[作者簡介]丁海麗(1973-)，女，哈爾濱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俄羅斯哲學研究。

[文章編號]1004—5856(2016)05—0001—06

[中圖分類號]B512.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6.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