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特征研究*

段文美，昝西娟，李建濤

(1.山西醫科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1；2.山西建筑職業技術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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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特征研究*

段文美1，昝西娟2，李建濤1

(1.山西醫科大學，山西太原030001；2.山西建筑職業技術學院，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從山西農業農村發展現狀出發，按照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式，使用自編問卷對山西省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進行入戶調查。通過對調查數據的社會人口學特征及流向區域、流向行業、流動時間、流動途徑等轉移流動情況的統計及分析，進一步揭示了山西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轉移流動規律，為相關部門出臺更有針對性的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政策提供了參考。

[關鍵詞]農業現代化；勞動力；轉移；特征；山西

[DOI]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2.012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世界各國社會經濟發展中普遍面臨的共同課題, 也是我國目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面對中央提出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工作要求，面對農業基礎脆弱、農村發展滯后、農民收入偏低的山西農業農村工作現狀[1]，農村勞動力特別是剩余農村勞動力能否成功實現轉移，不但直接影響到現階段山西城鄉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更關系到未來山西轉型發展的成敗。了解現階段山西農村勞動力流動具有何種特征，判斷山西農村勞動力轉移處于哪個階段，全面認識并準確把握山西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轉移流動規律，將會對全面深化山西農村改革，推動農業農村經濟持續發展起到關鍵的推動和保障作用。

一、調查研究方法

(一)資料收集方法

根據山西省地域分布和經濟發展特點，以晉中、晉北、晉南、晉東南四大區域為基礎，按照多階段隨機抽樣的方式，首先在每個區域中選取一個縣(市、區)，在該縣(市、區)中隨機抽取2個行政村。其次對該村外出務工人員進行整體抽樣研究。具體調查方法使用自編的《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問卷》，選擇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回家的時段(春節、農忙等)，組織專人逐一入戶對問卷中相應問題及選項進行填答。

為保證調查工作取得準確可靠的信息，我們進行了以下質量控制：(1)組織控制。對調查人員進行培訓的同時，成立質控小組，專門負責將質控措施貫穿于調查的全過程。(2)制度控制。明確“盡量本人回答、及時補充更正、抽樣再次復核”等具體調查質量控制職責，確保嚴格按照質控要求執行調查程序。(3)指標控制?？紤]到調查信息的真實完整性，課題組成員嚴格按照“調查完成率≥95%、本人回答率≥70%、復查符合率≥95%”的標準進行入戶調查控制。

本研究共完成山西省域內晉中、晉北、晉南、晉東南四大區域內4個縣(市、區)8個行政村的892戶入戶調查，累計發放1213份調查問卷，剔除明顯錯填、漏填問卷后，獲得有效問卷為1003份，有效率為82.7%。

(二)數據處理方法

對調查所回收的1003份問卷，利用數據錄入管理軟件EpiData3.1，按照雙錄入的方式組織專人建立調查數據庫后，又運用統計軟件SPSS13.0對數據庫中諸項資料信息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二、調查結果

(一)納入調查的農村勞動力基本信息

調查結果顯示(見表1)，調查所納入的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基本有以下特點：在性別上，以男性居多，占到總數的58.6%；年齡主要集中在21—30歲年齡段，占到總數的41.1%；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居多，占到總數的63.7%；身體健康狀況普遍較好，而身體健康狀況“較差的”只占到總數的10.4%；多數已有家庭負擔，未婚的只占到總數的36.3%。另外，家庭人口在1—8人之間，平均每戶人口為4.19人；勞動力人口在1—6人之間，平均每戶勞動力人口為2.42人。

表1　基本情況統計表

與2006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相比[2]，本次調查所納入的山西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男性居多，性別比為142，性別結構依然嚴重“失調”。但相比與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時178的性別比，顯示女性外出務工的比例正在增加；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年齡主要以20—40歲年齡段的“青壯年”為主，占比達64.4%，雖然與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時20—40歲年齡段的“青壯年”65%的占比之間差別并不明顯，但與庾德昌等人對改革開放之初研究得到1986年90.2%、李璠等人對20世紀90年代研究得到1993年82.3%的年齡構成相比[3]，顯示由于受我國人口政策的影響，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總體供給增長趨勢正在不斷放緩。如果再考慮到城市化進程的影響，未來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可能會從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持作用轉向制約作用；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雖然不高，以初中及以下居多，但受過高中或高等教育的人數明顯高于全部農村勞動力的比例，顯示具有較高文化程度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趨勢更加顯著。另外，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健康狀況普遍較好，且多出自勞動力相對充足的家庭，每戶2.42個勞動力顯著多于山西省農村家庭1.53個勞動力的平均水平[4]。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流動特點分析

1.流向區域特征。從勞動力轉移流動的區域來看，本次調查研究，發現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非常具有地域特點，其工作地點隨著離家居住地越遠選擇得越少，更多地體現為就地就近轉移，只有8%左右的被調查人群在“外出工作地點”的選擇上是去山西省外(見表2)。這不但與四川、河南、安徽等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存在較大差異，與過往研究中“農村勞動力近一半會向省外地區轉移”的全國范圍流向特點相比[2]，也更多體現了外出務工地點主要選擇本人相對熟悉的生活區域的“山西特色”。這種安土重遷、不愿離家的戀家情結，在交通通信手段日益發達的今天，反倒與山西歷史上極富盛名的“晉商”群體不辭辛勞、跋山涉水、足跡遍及天下所表現出的開放胸懷，形成了相當大的反差。抱殘守缺的普遍心態，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改革開放之后山西在全國經濟地位逐漸下降的原因。

當應用相關統計技術進一步深入探究“被調查人群是否會因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乃至婚姻狀況等因素，而在外出工作地點的選擇上存在差異”之時，研究發現除“性別”上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χ2=0.719，P=0.397>0.05)外，被調查人群皆會因“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婚姻狀況”的不同而體現出差異。其中，在年齡、健康狀況、婚姻狀況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趨勢卡方檢驗主要用于當控制變量為定序變量時，分析隨著控制變量的變化，觀測變量值變化的總體趨勢怎樣，是否呈一定的線性變化趨勢。結果進一步顯示隨著被調查者年齡的逐漸增大、健康狀況的逐漸下降以及家庭負累的加重，外出務工地點的選擇會更加傾向于就地就近；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結果進一步顯示被調查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外出務工地點的選擇會更加傾向于不受或較少受地域的限制。

2.從事行業特征。從勞動力轉移流動的行業來看，本次研究發現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以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為主(見表3)。與“農民工外出就業第二產業高于第三產業”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結果相對照，差別在于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上的分布不相伯仲，顯示隨著山西省“一煤獨大”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城鎮化水平逐步提高，以餐飲、娛樂、新型服務業等為主要就業流向的第三產業，正在日益成為更多農民工外出就業的重要選擇。從發達國家和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歷史經驗來看，這一趨勢也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必然結果。聯系山西省農村勞動力轉移所特有的“就地就近”的地域特點，未來山西省能否順利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不但關系到未來是否有足夠的就業崗位吸納農民工，更直接會影響到以打工收入為主要家庭財務來源的農村居民整體收入水平，進而對山西省城鄉居民經濟收入之間縮小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有著重要的意義。

表2　農村勞動力外出工作地點分布(地點/人數)

注：表中*表示差異的顯著性水平0.05；**表示差異的顯著性水平0.01(各表相同)

表3　農村勞動力外出從事行業分布(地點/人數)

當應用相關統計技術進一步深入探究“被調查人群是否會因地域、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乃至婚姻狀況等因素，而在從事行業的選擇上存在差異”時，發現存在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其中，因“地域”“性別”分組不同表現出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傳統農業基礎較好的山西南部地區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從事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的比例明顯高于北部、中部和東南部等地區，男性、女性分別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比例較高；而在年齡、健康狀況、婚姻狀況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結果進一步顯示隨著被調查者年齡的逐漸增大、健康狀況的逐漸下降以及家庭負累的加重，外出務工行業的選擇會更加傾向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而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結果進一步顯示被調查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外出務工行業的選擇會更加傾向于第三產業。

3.流動時間特征。從勞動力轉移流動的時間來看，本次研究發現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仍具有典型的“候鳥式”特征，常年在外務工和臨時務工但大部分時間在家務農的比例都相對不高，每年絕大部分時間在外務工但季節性(傳統節日和農忙時節)返家的比例卻達到近六成(見表4)。山西省現階段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候鳥式”流動方式，與改革開放之初以在原籍務農為主、農閑時節外出務工的季節性流動相比，相同之處是同樣具有不穩定性、周期性特征，但區別主要在于現在已經是以外出務工為主、以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因此在工作地點、從事行業和工種上已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此次調查超過44%的人表示“現在基本上很穩定，較少轉換工作”，而只有22.1%的受訪者表示“每份工作都不長，幾個月就得換或被替換”的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山西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流動態勢雖仍然較強，但盲目性、隨意性明顯降低。

表4　農村勞動力外出流動時間分布(在家時間/人數)

當應用相關統計技術進一步深入探究“被調查人群是否會因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乃至婚姻狀況等因素，而在流動時間的選擇上存在差異”時，研究發現，除“性別”上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x2=3.519，P=0.064>0.05)外，被調查人群皆會因“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婚姻狀況”的不同而體現出差異。其中，在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婚姻狀況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結果進一步顯示，隨著被調查者年齡的逐漸增大、健康狀況的逐漸下降，外出務工流動時間的選擇會更多地體現出季節性特征；但趨勢卡方結果在外出務工人員因婚姻狀況造成的家庭負累加重方面以及其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別，卻顯示趨勢變化沒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

4.流動途徑特征。從勞動力轉移流動的途徑來看，本次研究發現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務工途徑主要以親朋介紹(占43.9%)、自己尋找(占12.2%)等自發性外出為主，通過政府牽線(占18.9%)、勞務中介(占20.5%)等正規渠道外出就業的比例相對較低，表現為較強的盲目性、自發性而組織化程度較低(見表5)。這主要是因為依托親緣和地緣基礎形成的聯系紐帶。對于從傳統鄉土社會走出的農村人口而言，在心理上信任和可依賴程度相對較高，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出尋找工作的就業生活成本和抵抗不可預知風險的能力，因此較容易形成具有較強親緣地緣特征的“遷移鏈效應”。再加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制度不夠完善，以勞動力供求為導向的市場中介組織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城鄉、省市縣際的勞動力供求信息尚不夠通暢及時。勞動力市場不正規的渠道泛濫，就業信息滯后等外部就業大環境，進一步減弱了山西省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對社會就業中介的認同和信任。但依據自己尋找、他人介紹和非正式信息傳遞得到的就業信息，自發性、盲目性非常顯著，極易造成流動轉移的“馬太效應”，外出務工人員如果一窩蜂似的自發流動，對于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也容易產生較大的沖擊。

表5　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途徑分布

為探究山西省農村勞動力在外出務工途徑選擇上的規律性，本次研究將“政府牽線”與“勞務中介”歸并為“組織性高、自發性低”的Ⅰ型外出途徑，將“親朋介紹”與“自己尋找”歸并為“自發性高、組織性低”的Ⅱ型外出途徑，進一步進行相應人口學特征的比較。研究發現，除“性別”上的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χ2=2.642，P=0.267>0.05)外，被調查人群皆會因“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婚姻狀況”的不同而體現出差異。其中，在年齡、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結果進一步顯示出隨著被調查者年齡的逐漸增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工會更加傾向于選擇“自發性高、組織性低”的“親朋介紹”與“自己尋找”等途徑；而在健康狀況、婚姻狀況上的差別有統計學意義，趨勢卡方結果進一步顯示出隨著被調查者健康狀況的逐漸下降以及家庭負累的加重，外出務工會更加傾向于依靠“組織性高、自發性低”的“政府牽線”與“勞務中介”等途徑。

三、研究結論

此次抽樣調查的山西省外出務工勞動力情況，研究發現除具備社會經濟轉型期的轉移規模大、周期長等一般規律之外，在總體上還表現出以下特點。

1.在社會人口學特征方面，文化水平較高的青壯年勞動力適齡人口是山西省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主體。以男性為主，大多處于20—40歲年齡階段，受教育程度多初中及以下，健康狀況普遍良好，主要來自勞動力相對充足的家庭。

2.在勞動力流動轉移特征方面，山西省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體體現為流向區域的就地就近轉移，流向行業上由農業向非農第二、三產業均衡轉移，流動時間上的“候鳥式”季節性返鄉流動，流動途徑上以親緣地緣為基礎的自發性、非組織化流動轉移。

3.結合社會人口學和勞動力流動轉移特征兩方面分析，發現因社會人口學分組差異，山西省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流動轉移也體現出一定規律。特別是在年齡、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婚姻狀況(家庭負擔)等方面有優勢的農村外出勞動力，一般來說流動性趨勢會明顯降低，轉移的穩定性、非農化傾向更強。

[參考文獻]

[1]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實施意見[EB/OL].[2015-11-16].http:∥www.jsnw.gov.cn/Item/2838.aspx.

[2] 《中國農民工戰略問題研究》課題組. 中國農民工現狀及其發展趨勢總報告[J].改革，2009(2):5-7.

[3] 申鵬. 農村勞動力轉移制度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91-97.

[4] 山西省統計局.山西統計年鑒2012 [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7-11.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ur in 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Shanxi

DUAN Wenmei1,ZAN Xijuan2,LI Jiantao1

(1.ShanxiMedicalUniversity,Taiyuan030001,China;2.ShanxiArchitecturalCollege,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Shanxi province,and according to the multi stag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e made a household surve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via a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And based 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hi-square analysis about the soci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low of those workers, such as the regions, the industry, the time, and the path of their migration, the law of transfer and flow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Shanxi is discovered, which is suppos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introduce specific policies and measures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labor;transfer;characteristics;Shanxi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285(2016)02-0047-06

[作者簡介]段文美(1964-)，女，山西太谷人，山西醫科大學人事處處長，教授。昝西娟(1966-)，女，山西臨猗人，山西建筑職業技術學院教授。

[收稿日期]2015-11-11

*山西省軟科學項目“山西農業現代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有序轉移問題研究”(201341058-03)之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