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鄞縣施政與熙寧變法之異同

張邦煒

王安石的鄞縣施政乃熙寧變法之前奏或序曲，熙寧變法無非是王安石鄞縣施政的擴展版、升級版而已①有關論著較多，請參看鄧廣銘：《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一章第二節之三《在鄞縣任上》，《鄧廣銘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一卷第23-25頁；漆俠：《王安石新法的淵源》，《漆俠全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十一卷第37-46頁；楊渭生：《王安石在鄞縣的事跡考略》，《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第24-31頁；倪士毅、宋佩芳：《王安石治鄞政績述略》，《浙江學刊》1987年第3期，第88-90頁。。學界大多作如是觀。本文擬稍加比較，以期表明兩者同中有異，異大于同，并進而粗略探究其因由。從中或可獲取某些可資借鑒的點滴歷史感悟。

一、反響迥異

人們常說：成者為王敗者寇，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其實更應當相信：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歷史終歸會由人民說了算。慶歷七年(1047)，王安石出任明州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知縣，時年27歲，“年甚小，氣甚鋭，而學甚富”②徐度：《重建經綸閣記》，袁桷等：《延祐四明志》卷19《集古考上·文》，《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冊第6416-6417頁。。這個小小“七品芝麻官”究竟干得如何?史稱：“邑人便之”①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1，李劍雄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8頁。，“鄞人德之”。②李日華：《六硯齋筆記》卷1，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鄞縣老百姓夸獎他干得對、干得好。王安石離任后，民眾“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跡而懷思之”。去世后，“邑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③《重建經綸閣記》，《延祐四明志》卷19《集古考上·文》，《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6416-6417頁。為其立祠，以祭祀之。據記載，鄞縣“經綸閣及廣利寺、崇法寺皆有(其)祠堂”。④羅浚等：《寶慶四明志》卷12《鄞縣志一·敘縣·縣令》，《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第5141-5142頁。這些祠堂的興建出于民眾自愿，“凡材甓、磚坯、葦竹之費，土木、工人之直，一出于民之愿輸，而官無所預焉”。⑤《重建經綸閣記》，《延祐四明志》卷19《集古考上·文》，《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6416-6417頁。至今在寧波市鄞州區的大地上，依然存留著民眾紀念他的祠廟(如忠應廟之類)、懷念他的地名(如王公塘等等)，他的不朽名篇《鄞縣經游記》由鄞縣籍名家書寫，刻在石碑上。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任滿離開鄞縣。20年后，在熙寧年間，他兩度官至宰相(1070-1074；1075-1076)。仰仗宋神宗的信賴和支持，王安石將其在鄞縣的所作所為擴展到全國。宋人說：王安石“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熙寧遇主，千載一時，盡以所行于鄞者推廣之”。⑥《邵氏聞見錄》卷11，第118頁。然而對于這位“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頂級高官及其所推行的熙寧變法，當時人則毀譽不一。既有“民便之，無不喜者”一說，又有“言新法不便者”⑦脫脫等：《宋史》卷329《李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0冊第10601頁。。豈止“不便”而已，甚至咒罵“(王)安石亂天下”⑧《宋史》卷327《王安石傳》，第30冊第10548頁。。連其弟弟王安國也“力諫安石，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⑨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7 熙寧四年十月壬申，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6冊第5532頁。?！扒嗝?、免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⑩岳珂：《桯史》卷9《金陵無名詩》，吳企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6頁。，這類不滿激忿之詞據說來自社會底層。時至當代，熙寧變法仍然是宋史研究中的一大懸案。稱贊王安石為“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一說或許是主流，但反對的聲音也不小。如蒙文通便直呼熙豐新法為“聚斂之法”，認為：“免役、青苗多是刻薄貧民，維護地主官僚利益，是最反動的?！?《蒙文通文集》第5卷《古史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版，第455、289頁。更有甚者，將王安石變法貶斥為一次“增稅浪潮”、一塊“加深(民眾)苦難的里程碑”。?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期，第131-154頁。

還有兩點，應當指出。第一，熙寧變法的否定者對王安石的鄞縣施政往往贊賞有加。最早見于記載、公開肯定鄞縣施政的恰恰是反對熙寧變法甚力的北宋人邵伯溫，他認為：“荊公之法行于一邑(指鄞縣)則可?！?《邵氏聞見錄》卷11，第118頁。南宋鄞縣人樓鑰一面否定熙寧變法：“天下病之”；一面頌揚鄞縣施政：“公之于鄞厚矣”，“吾邑人之于公不敢忘也”。他稱贊為王安石修建祠堂“一舉而三善具”，既“表先正仁民之效”，又“慰父老甘棠之思”，還可“示后日循吏之勸”?樓鑰：《鄞縣經綸閣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冊第3-4頁。。元代文豪袁桷又是一例，其《詠王文公祠》詩云：“半山執政偏，惠獨施鄞土。斗門東谷間，利澤沾尤普?！?王榮商等：《(民國)東錢湖志》卷2《名勝一·祠廟·王文公祠》，寧波市鄞州區地方志辦公室編：《鄞州山水志選輯》，寧波：寧波出版社，2009年版，第3冊第52頁。王安石晚年，號半山老人。對王安石鄞縣施政的肯定與稱頌可謂眾口一詞，極少異議。

第二，王安石倒霉背時之日，正是其鄞縣祠堂香火正旺之時。如“經綸閣，在鄞縣縣齋，王安石嘗為令，邑人思之，即其燕休之地作此閣”。?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1《兩浙東路·慶元府·景物下》，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18頁。據《寶慶四明志》卷12 記載，其始建時間恰恰是在推倒熙寧變法的元祐年間。南宋時期，經綸閣因戰火或天災等因素而屢廢屢興，分別重建于紹興二十五年(1155)、乾道四年(1168)、淳熙四年(1177)、紹熙五年(1194)、嘉定十七年(1224)、寶慶二年(1226)。如所周知，經宋高宗定調，王安石被指斥為導致北宋亡國的罪魁禍首①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7 紹興五年三月庚子載：宋高宗稱：“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未知天下之亂，生于(王)安石?！?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冊第1449頁)。宋理宗更將王安石定性為“萬世罪人”②《宋史》卷42《理宗本紀二》，第3冊第822頁。。但南宋人王象之所著《輿地紀勝》仍然給予以王安石鄞縣施政以正面的積極評介：“王安石知鄞縣，行青苗法，有祠堂?！雹邸遁浀丶o勝》卷11《兩浙東路·慶元府·官吏》，第630頁。整個南宋時期，舉國一片聲討王安石禍國殃民之聲，而在鄞縣則頌揚之聲不絕于耳。兩者形成極大反差。

二、因由何在

為什么王安石的鄞縣施政相當成功，而作為其擴展版的熙寧變法最終失敗?確實是個值得深長思之的問題。當時人的回答主要有二：一是“易其地，執其法，亦不可行也”。④《寶慶四明志》卷12《鄞縣志一·敘縣·縣令》，《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第5141-5142頁。他們認為，王安石新法“行于一邑則可”，“行于天下不可也”⑤《邵氏聞見錄》卷11，第118頁。。明人李日華進而以青苗法為例，稱：“于鄞實善政，及為相，必欲推而遍于天下，則非矣?！雹蕖读廄S筆記》卷1。此說不無一定道理。南北“風俗”大不相同，各地社情千差萬別，商品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有之，自然經濟仍濃重的地方亦有之。某些新法往往宜于南而不宜北，宜于此而不宜彼，不應一刀切。何況一縣易于管理，全國難于掌控。

二是“非其人，不能行”。⑦《寶慶四明志》卷12《鄞縣志一·敘縣·縣令》，《宋元方志叢刊》第5冊第5141-5142頁。樓鑰感嘆道：“嗚呼!使一時奉行者，皆能如公(指王安石)之在鄞，則天下豈以為病哉!”⑧《鄞縣經綸閣記》，《全宋文》第265冊第3-4頁。確實，僅以熙寧初年的宰執班子為例，當時人形象地稱之為：“生、老、病、死、苦?！薄吧w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薄霸翆艺埨?。富弼稱疾不出，尋俱引去。趙抃力不勝，但終日嘆息，遇一事更改，稱苦者數十?！薄?唐)介不勝憤懣，疽發背而死?！蓖醢彩m然生龍活虎，但孤立少助?！白栽讏掏袩o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雹嵝熳悦髯?、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7 熙寧元年正月丙申“唐介參知政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冊第377頁。高層狀態竟如此之差，且不協同一致，變法固然難以順利推進。

然而愚意以為，以上兩說均未擊中要害，民眾的滿意度才是問題的關鍵。當年鄞縣老百姓充滿獲得感，熙寧年間的民眾則滿意度極低，而其根源在于王安石的鄞縣施政和后來的熙寧變法相同之中多有不同。

王安石的熙寧變法與此前的鄞縣施政之間的傳承因襲關系是顯而易見的。樓鑰說：“此相業之權輿也?！雹狻钝纯h經綸閣記》，《全宋文》第265冊第3-4頁。所謂“權輿”者，起始也，萌芽也。大凡青苗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乃至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熙寧新法均可從鄞縣施政中找到其雛形。如青苗法，“(鄞)民得指田為質，以貸豪右之金。豪右得乘急，重息之。介甫特出官錢，輕息以貸，至秋則田畝之入，安然足償，所謂青苖法也?！?《六硯齋筆記》卷1。熙寧變法的重要指導思想之一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88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第14冊第4531頁。這一思想王安石在鄞縣時已大體形成，他在《與馬運判書》中主張將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促進社會生產發展作為富家、富國、富天下的“生財之道”，即所謂“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75《與馬運判書》，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版，第795頁。。

王安石的鄞縣施政與后來的熙寧變法之間的差異尤其不應當被忽視。如熙寧保甲新法與王安石在鄞縣“嚴保伍”的不同之處就較為明顯?！皣辣Ｎ椤惫倘豢梢砸暈楸＜追ǖ拈_端，但其意圖僅僅在于維護社會治安，加強社會控制，防范民眾造反。保甲法則不止于此，其最終目的是在全國范圍內逐步以府兵制代替募兵制，不免有開歷史倒車之嫌。蘇軾認為：募兵制取代府兵制是社會分工發達的必然趨勢。他高度評價這一歷史性進步：“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谷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圣人復起，不能易也?！雹偬K軾：《蘇軾文集》卷27《辯試館職策問札子二首》，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冊第791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后的熙寧變法相比，王安石的鄞縣施政具有兩大長處。正是這兩大長處讓民眾充滿獲得感。

其一，一切圍繞改善民生。王安石詩云：“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雹凇杜R川先生文集》卷12《收鹽》，第177頁。歷代統治者說的騙人假話太多，往往口惠而實不至。但王安石在鄞縣說到做到，他總是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日夜惟以為民興利除害為事”③《重建經綸閣記》，《延祐四明志》卷19《集古考上·文》，《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6416-6417頁。。當時鄞縣“旱輒連年”，“邑民最獨畏旱”④《臨川先生文集》卷75《上杜學士言開河書》，第795頁。。王安石把抗旱作為第一要務，他在全縣范圍內組織民眾掀起水利建設熱潮。疏浚東錢湖等工程竣工后，“旱則滴水如油，澇則民居漂沒”的問題大大緩減。鑒于鄞縣無官學，王安石在這里創建了當地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纯h縣學，并聘請名師主辦。為了改變這里“信巫而不信醫”的狀況，王安石將朝廷頒布的醫書《(慶歷)善救方》“刻石，樹之縣門外左”，并稱：“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雹荨杜R川先生文集》卷84《善救方后序》，第883頁。所謂“不忍人”，或可解釋為不忍心坐視百姓遭受貧病無救之苦。當時兩浙轉運使司厲行損害百姓利益、逼民揭竿而起的“收鹽”即禁鹽之政?！皪u夷之民不煎海，何從得食?而官又禁之，其為盜固宜?！雹蘩畋谧ⅲ骸锻跚G公詩注》卷17《收鹽》，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安石拒不施行，并上書轉運使為民請命，指出：鹽禁一旦施行，“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眾”。南宋學者黃震對于王安石抵制苛政并敢于教訓上司的膽識，十分佩服。他說：“此仁人之言也。公時為令而敢以此諫切其部使者，仁者之勇也?！雹唿S震：《黃氏日抄》卷64《讀文集六·王荊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王安石這時推行的青苗法，更是解民燃眉之急的惠民善政。清人蔡上翔稱贊道：“其愛民惻隱之心，籌畫利害之明，雖復老成謀國者弗如?！雹嗖躺舷瑁骸锻跚G公年譜考略》卷3，《王安石年譜三種》，裴汝成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57頁。

其二，始終注重廉政建設。王安石有“非常人”之稱，是個超凡脫俗的清正廉潔之士。他生活儉樸，不修邊幅，以至被誤認為衙門里跑腿的廝役。特別是他不好聲色不蓄妾，在舊時代的官員中是很難得的。他在鄞縣拒收賄品，并懲處那些行賄、受賄、索賄的官吏。⑨參看王維友：《王安石與鄞縣》，《今日浙江》2005年第10期第44頁。鄞縣是個水利資源十分豐富的魚米之鄉，居然連年遭遇旱災，其緣故固然在于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王安石進而發現，其深層原因則是“吏者因循”，“人力不至”。⑩《臨川先生文集》卷75《上杜學士言開河書》，第795頁。這些官吏豈止不作為而已，他們甚至與豪強勾結，侵占、破壞水利資源。有鑒于此，他深感加強廉政建設，極為重要。其辦法是獎懲結合，提拔廉吏。汪元吉即是其例。史載：“元吉為縣從事，為范文正公(即范仲淹)所知，王安石宰鄞，以亷平吏薦于轉運使孫沔?！?《延祐四明志》卷4《人物考上·先賢·汪思溫》，《宋元方志叢刊》第6冊第6195頁。王安石既關注民生，又清正廉潔，他深受得到實惠的鄞縣百姓愛戴，自在情理之中。

對于熙寧變法，一概予以否定，未免失之偏頗。然而不必諱言，熙寧變法從頂層設計到實施過程，確實敗筆不少。盡力為王安石辨誣洗冤的家鄉人蔡上翔也不能不指出：王安石“后來變行新法”，“不若治鄞時悉著成效”?《王荊公年譜考略》卷3，《王安石年譜三種》，第255頁。。熙寧變法的以下兩大缺陷就相當明顯。

其一，沒有把富國與富民很好地結合起來。如果說王安石的鄞縣施政是以民生為中心，那么熙寧變法則以理財即增加財政收入、擺脫財政危機為目標。王安石以“善理財者”自詡，聲稱：“國用不足，由不得善理財者耳!”他不注重節支，只強調增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勢必增加民眾負擔。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饒”①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18“熙寧元年冬十一月丁亥，郊”，許沛藻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413頁。的許諾并未兌現。如助役錢便分明是一項不折不扣的新稅，鄉村下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②《宋史》卷327《王安石傳》，第30冊第10544-1054頁。如果說王安石在鄞縣不與百姓“爭秋毫”，那么這時則大有與民爭利之嫌。北宋人孫傅有句名言：“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雹邸端问贰肪?53《孫傅傳》，第32冊第11137頁。其實，所謂“祖宗舊法”未必“惠民”，而熙寧新法則僅“惠國”而不“惠民”。于是熙寧年間，民變不斷發生，具有一定規模并見于記載者即達30 余次之多。用當時統治者的語言來說，即是：“自行法以來二十馀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468 元祐六年十二月乙卯，第31冊第11180頁。民眾的不滿情緒被王安石的政敵加以利用，火上澆油，以至熙寧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其二，沒有把推行變法與整頓吏治很好地結合起來。與鄞縣時期不同，王安石在熙寧年間提拔官員，往往不以是否清廉正直為標準，僅以是否擁護新法為依據，不少投機鉆營者受到重用。新法由這些貪官污吏推行，只能是“歪嘴和尚念經”，某些便民惠民之政淪為擾民害民之舉，結果新法聲譽掃地，變法阻力增大。王安石也曾試圖整頓吏治，他的設想是“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可謂周密。但他將“饒之以財”放在首位，并片面加以強調。所謂“饒之以財”，換而言之，即高薪養廉。王安石曾反復述說其理由：“人之情，不足于財，則貪鄙茍得，無所不至?！雹荨杜R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第412頁?！胺浇袷看蠓蛩怎r廉寡恥，其原亦多出于祿賜不足?！薄梆堉载?，然后可責之以廉恥?！雹蕖杜R川先生文集》卷62《看詳雜議》，第663頁。王安石為此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增加公使錢，又稱公用錢。其性質既是官府的特別辦公費，又是官員個人的特殊津貼。二是實行重祿法，即所謂“盡祿天下之吏”，將重祿與重罰相結合。其初衷不錯：“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笨墒且皇┬芯妥邩?，結果南其轅而北其轍，并無任何實效，依然是“良吏實寡，賕取如故”。⑦《宋史》卷179《食貨志下一·會計》，第13冊第4355頁。官吏貪腐之風愈演愈烈，民眾豈止滿意度低，而且失落感重。理有固然，勢有必至。熙寧變法最終歸于失敗，不足為奇。

三、點滴感悟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仡櫷醢彩簧械膬啥螢楣俳洑v，從鄞縣到汴京，從施政到反響，差異竟如此之大，不免叫人感觸良多。

我的第一感受是：真理并不一定總是在高官手里，絕非“大官大有理，小官小有理，官員常有理，百姓沒有理”。作為小官的王安石頭腦相當清醒，一旦紫袍玉帶，反而有些犯糊涂。我從總體上贊賞勇于變法的宰相王安石，我更景仰先前鄞縣那位年輕有為、一身正氣、為民請命的“七品芝麻官”。孫中山說得好：不要立志做大官，而要立志做大事。

更為要緊的感悟在于：變法理當讓老百姓嘗到甜頭、得到實惠，有更多的獲得感。民眾并不保守，他們是天然的改革弊政派。民眾心中自有一桿秤，他們辨別真假、判斷是非的能力不容低估，是不容易受蒙蔽的。著力改善民生、倡行廉潔清正的改革，百姓一定擁護。王安石的鄞縣施政就是一個具有典范意義的實例。變著法子折騰百姓乃至坑民害民的變法，勢必遭到民眾抵制。如崇觀新法，雖有“蔡京變法”⑧這個詞匯并非我所生造，既見于陳傅良《止齋集》卷20《湖南提舉薦士狀》(四部叢刊初編本)，又見于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2《許份》(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稱，實有以“變法”之名，盤剝百姓之嫌?！俺缬^法惠奸”這句宋代名言，只怕很難一概否認。

較好的政治生態是推行變法的前提。王安石是幸運的，一個小小縣官竟敢頂撞轉運使，居然穎脫而出，直至執政拜相。他的福分在于遇到不少“伯樂”，包括歐陽修、文彥博、富弼、韓琦等一大批元老重臣。歐陽修《贈王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雹贇W陽修：《歐陽修全集》卷57《居士外集七·贈王介甫》，李逸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813頁。將他與李白、韓愈相提并論。并向朝廷一再推薦：“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雹凇稓W陽修全集》卷110《奏議十四·再論水災狀》，第1663頁。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于是“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世多稱其賢”，宋神宗“想見其人”③《宋史》卷327《王安石傳》，第30冊第10541、10550、10543頁。，以致熙寧年間，君臣“如一人”④《宋史》卷312《曾公亮傳》，第29冊第10234頁。。很清楚，沒有歐陽修等“伯樂”，就沒有王安石的熙寧變法?！笆烙胁畼?，然后有千里馬”(韓愈語)。如今伯樂相馬這一選賢任能的傳統模式或許已經過時，然而要實現“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營造讓優秀人才涌現成長的良好政治生態環境只怕尤其重要。

一切皆動，一切皆變。讓人不解的是，王安石一旦推行變法，歐陽修等“伯樂”即刻站在其對立面。究竟誰變了?是“伯樂”，是“千里馬”，還是兩者都變了?元老重臣盛年生氣勃勃、老來暮氣沉沉是個帶規律性的現象，永葆創新活力太難。然而當時更為流行的說法是：王安石“志在近功，忘其舊學”，“急于功利，遂忘素守”⑤《邵氏聞見錄》卷13，第141-142頁。。此說出自其政敵之口，旨在攻擊，不可輕信。但時隔百年之后，得到朱熹局部認同：王安石“后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⑥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30《本朝四·自熙寧至靖康用人》，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冊第3097頁。從前文看，王安石自身前后確有某些變化。其專注點由民生轉向財政，由富民轉向富國，便是個不小的演變。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一句老生常談：“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彪x題遠矣，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