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良師益友

馮鋒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市徐匯中學讀高中。我們學校坐落在繁華的徐家匯中心地區，學校的大門坐西向東，正前方是當時上海唯一的一條美麗的林蔭大道——肇嘉浜路。出了大門向右拐，一塊巨幅電影廣告牌高高地矗立在人行道旁，吸引著無數雙行人的眼球。我估摸，這塊電影廣告牌足足有五六米高，十余米寬。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廣告牌的左側一半是新近攝制好的國產影片的廣告，右側一半是剛譯制成的外國電影的廣告。讀高中的那三年里，我每天上學、放學都要經過這塊廣告牌。出于好奇，時常會下意識地駐足觀望。久而久之，我發現這塊廣告牌右側一半的外國電影廣告上，除了有出產國攝制職員名單外，其下方是參加該片譯制工作的翻譯、導演和主要配音演員的名單。那時候，在幾門學科中，我對外語似乎更喜歡，因此就自然而然地對譯制職員中的翻譯較為關注。時間長了，我發現在許多譯制片的譯制職員中經常出現“翻譯：肖章”。我心里想，這個人一定很了不起，能把外國電影譯成漢語，其外語水平一定非同一般，中文功底也相當了得，一種仰慕之情也就油然而生。

1964年夏，高中畢業后，我如愿以償地考上了上海外國語學院（現今的上海外國語大學）。四年之后，我們這批大學畢業生響應黨的號召，去了地處安徽西北部的南京軍區西湖軍墾農場接受解放軍的“再教育”。兩年農場鍛煉后，于1970年底，由國家統一分配，進了上海電影譯制廠任翻譯。與我一起分配到這個廠的還有其他語種的六名外語院校的畢業生。從此，我們開始了長達三十余年的影視翻譯生涯。

說實話，我們七個人，當初誰也沒有想到會涉足譯制片的工作。面對這份既陌生又神秘的工作，全然是一無所知。1971年初，記得是上海市電影局一位管人事組織工作的同志把我們帶到了電影譯制廠（當時在曹家渡萬航渡路上）。他向我們逐個介紹了廠領導，所謂的廠領導都是工宣隊和軍宣隊。他們對我們的到來表示了熱烈的歡迎。記得那天是1971年1月14日，一位姓郭的工宣隊頭頭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你們別看電影譯制廠廠不大，但問題很多，也很嚴重?？芍^‘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你們七位年輕人是國家派來的，是我們的新鮮血液?！苯又挚犊ぐ旱卣f：“像電影譯制廠這樣的單位，長期來，深受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影響，必須徹底砸爛重建！今天，我們就需要像你們這樣的有知識、有朝氣的年輕人來摻沙子，來改造！”隨后，這位工宣隊頭頭又把我們領到了翻譯室，向我們逐個介紹了翻譯室的幾位老翻譯：肖章、陳敘一（文革后任廠長）、陳涓、葉瓊、易豫等人。那位工宣隊頭頭拉過他們中的一位的手，說：“這是肖章同志，你們翻譯室的組長?！边@是我第一次見到肖先生：中等身材，五十歲左右，看上去很和藹可親。此刻的我，腦海里即刻聯想起徐匯中學大門口旁的那塊巨幅廣告牌。肖先生謙和地朝我們笑了笑，并同我們幾個一一握手，說：“歡迎，歡迎！這下我們組增添了新生力量了?！?/p>

剛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人員、環境、工作……一切都是新的，我們全然不知道這譯制工作是怎么回事。但大家最初的共同感覺是今后的工作一定很有趣，我們一定要把它做好，不辜負黨和國家寄予的厚望。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們每天同肖章先生等老一輩翻譯家們一起工作。他們盡心盡力，手把手地傳授他們的經驗，指導我們工作。我們漸漸地熟悉了如何譯本子，如何對口型和最后將譯好的劇本交給配音演員進行配音和錄音。肖章等老翻譯家在我們身上傾注了無盡的辛勞和汗水。在電影翻譯方面，肖先生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經常激勵我們說：“業精于勤，你們要珍惜青春的大好時光，要多讀書，要像海綿吸水那樣，盡量多汲取知識。電影翻譯工作者應該是博學的雜家，什么東西都要懂得一些，還要多動筆，多實踐，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斷積累。所謂一份耕耘一份收獲，只有通過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才能獲得可喜的收獲?！彼€說，在翻譯劇本的過程中，行文遣字很重要，必須字字推敲，句句琢磨，做到語不驚人誓不休，譯出的臺詞必須讓配音演員朗朗上口，還要讓每句臺詞能對上口型、表情，吻合原版片角色的身份和氣質。用行內的話說就是，我們劇本翻譯和配音演員一樣是在帶著鐐銬跳舞，不同的是我們翻譯先跳，他們配音演員后跳。先生還時時向我們傳授他的創作體會，說：“我認為，翻譯首先必須‘求真，即‘信、達、雅中的‘信?！笳嬲?，就是翻譯必須在充分理解原片的基礎上，根據原片作者的主題、風格，以及人物性格和時代背景的要求，忠實地譯出規范的漢語，而且必須做到譯出的臺詞有聲有色，決不能拘泥于原文的表面。只有做到這些，才能準確地將原影片的意境傳遞給我國觀眾，從而獲得觀看譯制片的藝術享受?！毙は壬€曾多次提醒我們說：“在整個譯制生產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固然重要，但其中我們這一環節，即劇本翻譯是最重要和最關鍵的。劇本翻譯的基礎好還是差，直接影響到影片的藝術效果?！彼^劇本劇本，一劇之本，道理就在于此。如若譯出的本子基礎不好，即便是再優秀的配音演員配音也難以獲得良好的藝術效果。因此，肖先生要求我們在譯本中要字斟句酌，精工細雕，認真譯好每一句臺詞。他是這樣要求我們的，他自己更是這樣做的。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獨立翻譯劇本時的情景。那是1972年吧，我進廠不久，廠里交給我翻譯一部西班牙影片的任務，那部影片名叫《義俠佐羅》。接到任務后，我又興奮又緊張?！拔夷茏g好嗎？”說句實話，我當時心里沒底。經過半個多月的日夜奮戰，初稿譯出來了。由于我是初次正式獨立翻譯劇本，廠里請肖章先生為我校稿把關。他看了我的譯稿后，微微一笑，說：“總體上看還不錯，有的臺詞可以在初對口型時做些修改。不過這句臺詞不是太好?！闭f著用鉛筆在我譯稿的一頁上做了個記號。我循著他的鉛筆看了看，當時覺得也沒什么不妥，因為原文就是如此。影片中的一個平時為非作歹、搶劫當地百姓的土匪頭兒吩咐他手下的幾個小嘍嘍：“你們埋伏好，別出聲，等那個該死的佐羅走近了再出擊。記住，只有在最糟糕的時候才能開槍！”肖先生說：“這句臺詞太拘泥于外文了?！彼ㄗh將后半句倒過來譯，改成：“記住，不到萬不得已不許開槍！”又說：“這樣的話，觀眾一聽就懂，你說好嗎？”聽他這么一說，我似乎大有茅塞頓開之感，連聲稱好。

又有一次，同我一起進廠的一位同事在譯本子中有句臺詞譯是譯出來了，但總覺得不滿意，于是就去請教肖先生。這句臺詞原先是這樣的：“敵人只聽得懂武器的語言?！毙は壬戳丝丛?，思索片刻后說：“從字面上看，沒有譯錯，只是觀眾聽了會似懂非懂，不甚理解。我看可以這樣譯：對付敵人只能用槍炮來說話！換句話說，同敵人講道理是沒有用的?！痹捯魟偮?，頃刻就獲得了同事們的好評。類似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梢娦は壬季S之敏捷，翻譯功底之扎實！經他之手譯出的臺詞既生動鮮活，又貼切到位。

在日常生活中，肖章先生平易近人，沒有著名翻譯家的架子。每當我們在工作中碰到難題向他討教時，他從不拒絕，總是毫無保留地出手相助，我們都把他當作我們的良師益友。那時正值文革，社會上普遍流行彼此之間的“師傅”相稱。我們這幫小年輕也稱先生為師傅。我們認為，稱先生為師傅理由有二：其一，先生學識淵博，譯作眾多，在業務上完全有資格當我們的老師；其二，先生年長我輩二十有余，是我們的父輩，當然其中不乏尊重之意。雖然我們并沒有正兒八經地舉行過“拜師儀式”，但我們從心底里佩服他，欽佩他學識的淵博，為人的謙和低調。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就愛這樣稱呼他。在我們的心目中，肖章先生就是我們的師傅，我們的老師。剛開始，我們叫他為師傅，他總是不接受的，說：“你們別叫我師傅，我們是同事?！钡胶髞頃r間長了，先生也慢慢地所習慣了，接受了這一稱呼。

肖章師傅生于1922年，浙江寧波人，說起話來依然帶有濃重的寧波口音。他早年參加電影翻譯工作，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先生就在上海杜美戲院（現今的上海東湖電影院）從事電影翻譯。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同袁雪芬、傅全香等越劇名家參加過越劇革新，編寫過神話劇《嫦娥奔月》，諷刺現代話劇《賦夫人》并在滬公演。1952年，在上海俄文?？茖W校（現今的上海外國語大學）改讀俄語，畢業后因成績優異，被當時的姜椿芳校長挽留，留校任教。1954年，因工作需要被調入上海電影制片廠翻譯片組。1957年，上海電影譯制廠成立，肖先生進入并擔任翻譯組組長，直至上世紀末退休。肖章先生精通英、俄、德、法國語言，翻譯過眾多國家的電影約130余部。其中有《魂斷藍橋》《奧賽羅》《白夜》《唐吉·柯德》及后期的《英俊少年》《國際女郎》等頗有影響的影片。除了翻譯電影，肖章先生還參與編纂了多本詞典，其中有《法漢詞典》（1979年），《德漢成語詞典》（1994年），《法漢成語詞典》（1999年），《英漢俚語大詞典》（2006年，任主編）。退休后，肖章先生并不甘心賦閑在家，他開始鉆研書法和繪畫。年過八十還每星期二次去老年大學學習。他還踏著他那破舊的自行車去遠離他家的原單位電影譯制廠參加黨員組織生活。出于對師傅的關心和愛護，我們常常勸阻他，可他總是笑著對我們說：“謝謝你們的關心，可是我覺得人上了年紀就更應該出來動動，一要多動腿，二要多動腦子。這樣才不會得老年癡呆癥?！?/p>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如今我們的肖章師傅已年過九旬，而我們這些當年的年輕人后來也陸續退休了，相互見面也少了，但每每回想起同肖章先生他們相處的日子，心中不免會泛起層層漣漪。我們感謝你們，感謝你們對我們一輩的辛勤付出；人民也感謝你們為我國的譯制片事業所作出的貢獻。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社會也不會忘記你們！我們深情地祝愿你們身體安康，晚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