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的失誤之因

【摘要】中國大革命的成敗與共產國際的指導有著莫大的關系。1923—1925年，莫斯科提出的路線基本正確；1925年秋開始發生右傾化的轉變。本文主要簡析其失誤以及原因，但不會因此抹殺其功績。

【關鍵詞】共產國際；中國大革命；失誤

共產國際是世界無產階級政黨的聯合組織和各國共產黨的領導機構，于1919年3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總部設在莫斯科。它與各國共產黨的關系按民主集中制原則而確立。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有過重要貢獻，但也犯有失誤。

一、共產國際及其代表在中國大革命中所犯的失誤

1.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鮑羅廷于1926年1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歡宴第二次代表大會之演詞》上指出“國民黨是唯一救中國的黨”，“國民黨是最高的機關?！彼阎袊锩肯Ｍ耐杏趪顸h。維經斯基1930年在《中國問題》雜志上撰文總結教訓時就曾公開承認：“我們的錯誤的表現之一是對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計不足，而對資產階級革命性估計過高?！惫伯a國際及其代表夸大了國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認為在國共合作時期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只能歸屬國民黨，共產黨只能充當革命的助手。

2.對國民黨右派勢力的三次退讓。政治方面。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占有多數，大會重申堅決執行三大政策，嚴斥右派的分裂活動，通過《彈劾西山會議決議案》和《處分本黨紀律黨員決議案》，宣布西山會議為非法，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分子分別給以開除黨籍和警告處分。但維經斯基極力主張向國民黨妥協退讓。

軍事方面。1926年3月蔣介石通過自己的親信傳令當時由共產黨李之龍任艦長的中山艦到黃埔候用，隨后蔣的親信又散布謠言，誣稱共產黨人“圖謀不軌”。20日，蔣以此為借口在廣州實行戒嚴，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中山艦事件”。羅加喬夫在事后寫的關于“三二〇”事件的書面報告中承認：“3月20日，蔣介石覺得自己完全處于孤立狀態，在政治委員會中看到他的行為受到徹底譴責后，覺得自己的‘拿破侖式的想法遭到失敗……但他無法找到擺脫業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p>

3.組織上的妥協退讓。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蔣介石借口避免“黨內糾紛”，提出《整理黨務案》并強行通過?！墩睃h務案》是蔣介石壓制打擊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領導權的一個嚴重步驟。

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失誤的原因

1.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體制的弊端。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關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確立的，是一個高度集中的領導機構，各國共產黨都必須認真貫徹國際的決議，實行統一的國際階級紀律，它還用特派制度，監督和控制各國共產黨，把各國支部的活動統一集中于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直接指揮下，不許越雷池一步。中國革命瞬息萬變，靠一個高度集中的指揮中心指揮，必然會導致“盲目性”。

2.共產國際的指導嚴重地脫離中國實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階級關系極其復雜。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機械地照搬馬列主義的一般原則或蘇聯經驗，又常千里之外決策，很難制定出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政策。認識不到國民黨右派的反動性和工農群眾的力量正逐步壯大。甚至在蔣介石集團已叛變革命，汪精衛集團已強迫解散工會、農會而急于叛變革命時，仍認為“武漢國民政府是中國革命中心”，“支持武漢國民政府”。

3.沒有妥善處理蘇聯利益同中國革命利益的關系。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把保衛蘇聯當作制定中國革命政策與策略的重要思想。關于來華使命，當時維連斯基把俄共中央政治局給他的指示歸納為四條，第一條是“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在蘇聯利益至上思想的指導下，大力扶植他認為的比較強大、又值得信賴的國民黨去迅速取得勝利，從而保衛蘇聯的東部邊界安全。事與愿違，最終葬送了中國的革命。

4.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內部爭斗對中國革命帶的消極影響。列寧逝世以后，共產國際、蘇聯開始了一場“一國社會主義”的爭斗，這場爭斗一直持續到1927年托季聯盟垮臺。在聯共十五大、共產國際七大上，都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爭斗，托季反對派的觀點被擊敗，斯大林關于“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獲得了確認。這個理論及關于這個理論的爭論雖有積極的一面，但對共產國際所產生的消極作用則是主要的，使蘇聯一國利益被提升至國際無產階級的最高利益，各國共產黨的利益降為次要地位。

總而言之，體制高度集中的共產國際嚴重脫離中國革命實際，在讓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利益的政策考慮下，指導中國革命時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但它大力支援大革命、推動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對北伐戰爭取得巨大勝利的重大貢獻功不可沒。經過大革命洗禮的中國共產黨逐漸明白了一個道理：中國的事情還需中國人自己處理，必須把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武裝工農，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軍隊，走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

【參考文獻】

[1]《羅加喬夫關于廣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書面報告》，《叢書》3輯，233、234頁

[2]《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第307-308頁

作者簡介：武文斌（1990——），男，漢族，山西省呂梁市人，學生，法學碩士，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專業：中共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