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兩條方針之間的差異辨析

許漢琴

〔摘要〕西安事變爆發后，共產國際與中共一致都贊成和平解決。然而兩條和平解決方針在對事變本身的性質、發生事變的原因、是否無條件地釋放蔣介石、事變發生后對張學良、楊虎城的態度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則是共產國際和中共各自提出方針的出發點不同。

〔關鍵詞〕共產國際；西安事變；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中圖分類號〕D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4-0028-06

一、西安事變爆發前的國際形勢

（一）世界經濟危機下的法西斯運動泛起

1929—1933年，全球爆發了一場世界經濟危機。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轉嫁危機，開始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大量輸出商品，從而使這些地區的經濟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而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緩和與擺脫危機進行了異常激烈的經濟斗爭?！斑@樣，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互相之間開展了一場激烈的關稅戰、貨幣戰和傾銷戰?！薄?〕

從此，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和平、非戰的美妙言辭黯然失色，國際關系揭開了一個暴風雨的時代。

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連綿不斷的政治、社會危機的沖擊下，德國、日本、意大利等國的政局開始動蕩不安，統治瀕臨崩潰，法西斯主義思潮便首先在這些國家中應運而生，并逐漸在國際范圍內形成了法西斯運動，最終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

在日本，日本法西斯化的途徑，是在對現行軍國主義舊國家體制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造，以及在對外發動侵略戰爭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日本法西斯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不斷發展的產物，是為了適應其對內獨裁統治，對外侵略擴張的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日本近代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大陸政策的形成與發展，表明日本不僅要準備發動獨霸中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而且正逐漸成為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禍害東方和平的戰爭策源地。在德國，1931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并于2月炮制了“ 國會縱火案”，而亞洲的法西斯國家日本則在中國制造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并不斷試圖將侵略勢力深入關內。上述都表明：東西方的法西斯勢力已經崛起，國際形勢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已經初顯端倪。

（二）共產國際和蘇聯反法西斯政策的調整

1.共產國際反法西斯政策的調整

由于在上述劇烈變動的過程中，世界無產階級運動遭受了重大挫折，這就迫使共產國際不得不改變其反法西斯政策。為此，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召開。會上，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作了題為《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斗爭的任務》的報告。其內容主要為：分析了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產物；指出了反法西斯主義和制止戰爭的關鍵，就是建立和發展最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指出了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就是建立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等等。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方針。

2.蘇聯對華政策的調整

1931年，日本在中國制造了九·一八事變，中國由此而進入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動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它既是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戰場，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

蘇聯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形勢更加嚴峻：在歐洲是虎視眈眈的法西斯德國，背后是來自大舉入侵中國的日本威脅。為了避免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同時對德日兩線作戰，蘇聯在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希望中國進行抗日戰爭，長期拖住日本，以便蘇聯能集中精力對付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根據這一戰略目標，盡管蘇聯與南京國民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然而蘇聯還是希望中國建立以蔣介石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蘇聯認為，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當中，只有蔣介石有能力領導中國的抗日戰爭，而且蔣介石還能得到英美的支持和同情。蘇聯雖然不贊同蔣介石反共，但更害怕蔣介石聯日反對蘇聯。為了實現拖住日本這一戰略目標，蘇聯此時對華政策的基本點就是“協調中國紅軍和蔣介石軍隊的抗日行動，而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所以，共產國際和蘇聯力主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其目的是要維護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完整性和統一性，其雖然有利于中國的抗日戰爭，但卻更有利于幫助蘇聯拖住日本的戰略。這就使得西安事變爆發后，共產國際和中共在兩條和平解決方針上存在著重大的差異。

二、對西安事變爆發的原因認識上存在著差異

（一）共產國際認為事變的發生是日本帝國主義與汪精衛的反蘇陰謀

首先，在共產國際看來張學良發動兵變的幕后指使者是汪精衛。張學良說：“因為我遭逢國難家仇的處境，是因為我對國家民族負有重大的責任?！蔽业摹斑@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這次事件實關系我國家民族興亡”?！?〕這就把發動西安事變的原因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然而共產國際卻認為：汪精衛投靠日本的政治傾向是眾所周知的，其在與蔣介石爭權奪利的斗爭中，因為手中沒有掌握武裝力量而明顯地處于下風。而“張學良握有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足夠兵力。他的部隊也充滿著抗日決心。張學良卻一貫奉行為日本軍國主義幫忙的對外不抵抗政策”?！?〕由于張學良與蔣介石有著很深的鴻溝，所以汪精衛別有用心地“利用張學良部隊中的抗日情緒，挑動這支部隊反對中央政府”。而張學良則“在日本主子唆使下，力圖在中國制造混亂，以利于中國的敵人實現其掠奪計劃”。所以西安事變的原因是張學良“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質上制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

其次，認為張學良的行為破壞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統一。共產國際認為，中國現在“以蔣介石為核心統一中國的進程正在發生并取得了重大進展，這對日本實現其變中國為殖民地的計劃將造成極為嚴重的威脅”。而日本帝國主義就企圖“挑唆一些中國將領起來反對南京政府”，有計劃有步驟地“在中國推行使中國陷入封建軍閥割據狀態的政策，從而使中國處于無力抵抗其侵略的分裂狀態，這種政策有利于為日本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掃清道路”?！?〕而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值此日本對華侵略日益嚴重之際，其性質尤為特殊”。它達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它嚴重破壞了“南京政府努力謀求中國的統一，使處于分裂狀態的各個地區聯合起來，團結全中國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斗爭”的努力，〔7〕是一場“使日本人感到高興的內戰，實際上是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

（二）中共認為事變發生的原因是張學良希望舉國一致抗日

第一，西安事變是張學良愛國思想的集中體現。中共認為，自華北事變以后，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大規模的抗日救國運動。這個運動激發了張學良的愛國熱情，西安事變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爆發的。張學良不僅是西安事變的主要發動者和組織者， 而且也是最早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人之一。事變的前一天晚上，張學良就授意秘書擬好了關于逼蔣聯共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8項條件的通電，并于事變的第二天，以張、楊名義公諸全國。事變發生的當天，就邀請中共中央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大計。當周恩來詳盡闡明了中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后，張學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在取得了蔣介石關于聯共抗日的基本保證后，即斷然放蔣，并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這些行動表現了張學良為抗戰救國置個人榮毀于不顧的寬大胸懷。

第二，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釀苦酒的結果。中共指出：“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本黨致貴黨建議書及許多通電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貴黨與蔣氏提議，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奈蔣氏對于日寇的步步進攻，依然是一再退讓。對于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摧殘不遺余力，調集大軍進攻蘇維埃與紅軍，最后并欲壓迫提議抗日的東北軍與17路軍，以繼續擴大內戰。此種舉動誠為錯誤已極?！薄?〕自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以來，一貫把中共和工農紅軍視為最大的心頭之患，不僅徹底拒絕了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正義要求，并一再表示他的“剿共”計劃是至死不能改變的。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和楊虎城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發動西安事變。

三、對西安事變性質的判斷上存在著差異

（一）共產國際認為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發動的“軍閥兵變”

1.對西安事變的性質作出了完全錯誤的評判

蘇聯《真理報》《消息報》等刊物，不斷把西安事變說成是“叛變”“陰謀”。1936年12月14日的《真理報》第一版以顯著的位置報導了西安事變的消息，說“張學良叛變反對南京政府”。同時在《中國發生事變》的社論中又說張學良“實際上制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0〕又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阻撓中國的統一和破壞日益高漲的抗日人民運動”。而且還強調“凡不受警察的命令或戈培爾一類當局限制的各國社會輿論都對西安事件持有這種評價”?！?1〕

2.毫無根據地將事變與日本和汪精衛牽扯在一起

《真理報》說：“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衛的名字同張學良軍隊暴動緊緊連在一起?！倍艟l“依然不折不扣地執行著東京老板交待的任務，繼續不斷在中國挑撥離間和制造混亂”，以“嗾使張學良軍隊反對南京”?！?2〕《真理報》甚至還把西安事變與《德日協定》聯系起來，認為張學良兵變是《德日協定》簽字的直接后果，而《德日協定》的目的和使命就是進行戰爭煽動，促使戰爭早日爆發，等等。

（二）中共認為西安事變是張學良發動的愛國行動

中共認為，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能夠屢屢地實現它的侵略計劃，主要是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的結果。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以蔣介石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不僅置民族利益而不顧，還繼續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國策，使得張學良、楊虎城感到除發動“兵諫”以外，已別無出路。這樣才爆發了西安事變。因此，西安事變的性質由于“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3〕因此完全是一次愛國行為和救國行動。這個“抗日救亡（行動），舉國同情”?！?4〕歷史已經充分證明，西安事變絕不是共產國際和蘇聯所認為的“叛亂”，更不是“日本在中國之新陰謀”。它是華北事變后的中日矛盾日益尖銳化、中國國內各階級關系發生變化的結果。

四、在是否無條件釋放蔣介石問題上存在著差異

（一）共產國際主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

為了促使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以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緩解蘇聯在遠東的壓力，共產國際極力主張無條件地釋放蔣介石。在他們看來，只要蔣介石統一了全中國，就會給日本以“極大的打擊”。而“最近一段時期以來，南京政府在日益高漲的抗日運動的推動下，開始采取一系列旨在促使國家統一，使四分五裂的力量聯合起來的措施”，因而南京國民政府現在已經表現出其領導全國抗戰之意志與能力?！?5〕除了蔣介石能夠領導南京國民政府，沒有其他人可供選擇。所以，不論是《真理報》《消息報》《國際通訊》發表的社論和文章、蘇聯外交人員發表的談話，還是共產國際給中共的電報中，都主張立即釋放蔣介石回南京。所有這些無非是要表明，由于中國只有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所以無條件釋放蔣介石是理所應當的。

（二）中共主張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釋放蔣介石

第一，必須釋放蔣介石。中共于12月18日指出，因為“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敵指何應欽和汪精衛——筆者注）”。而“蔣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對張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合完全交張處理之表示”?！?6〕所以現在是釋放蔣介石的最佳時機。中共還指出，國民黨必須認識到：不能采取武力救蔣。如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不能奏效，實屬顯然。在日寇加緊侵略晉綏危急關頭，此種擴大內戰行動決不能為愛國軍人所見諒，即貴黨明達之士，想亦不愿于蔣氏一人而致中華民族以萬劫不復的病患。決不致如此輕舉妄動，中日寇之奸謀。退一步，即對于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7〕

第二，必須有條件地釋放蔣介石。中共認為，此時的蔣介石并未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西安事變爆發前夕，蔣介石飛抵西安，逼張、楊進攻紅軍，他的“剿共”態度十分堅決。事變發生后，當邵力子去見蔣，并勸他考慮張、楊的主張時，蔣介石不僅置之不理，還嚴厲責備了邵力子?？梢?，張、楊捉蔣之后，蔣的“剿共”立場并沒有改變。如果在這時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不對他進行必要的斗爭，那么聯蔣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話，這無異于是支持蔣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方針，同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目的南轅北轍。于是中共提出了釋放蔣介石的條件：“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承認紅軍、東北軍及17路軍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內戰和實行一致抗戰；開放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國民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