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何紅梅《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

齊魯書社2015年出版的何紅梅博士《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堪稱紅學流派批評方面的一部重要專著。

從學術發展史的歷時性角度考察，《紅樓夢》研究大體經歷了古典和近、現代以及當代紅學的重要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紅樓夢》研究專著可謂汗牛充棟，不少紅學代表作可圈可點，為紅學史的總結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參考。新時期以來，紅學研究者開始追溯紅學史的發展演變并出版了這方面的多部專著，學術成果豐碩。就寫作模式上看，那些紅學史專著不外乎以紅學歷史分期為本位、以紅學人物為本位、以紅學方法論為本位和以國別紅學為本位等幾大類別，體例不一、論述側重點各異，研究者都從各自的視角總結了其視野所及之紅學，但多少也都出現了由材料和方法所帶來的缺陷及闡釋盲點。應該指出的是，紅學史的“寫法”還不僅僅是一種寫作策略，不同紅學史模式的背后總是有不同的觀念和思路，通過對紅學史盲點的探索而發現新的學術增長點，應該屬于紅學史的推進型研究，而“紅學流派”批評的建構目標正是要追尋紅學發展史的真正脈絡。

首次從“紅學流派”的角度透視紅學發展史，為美籍華裔學人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所運用（文載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論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應該承認，這種研究模式新穎獨特，盡管他將紅學史僅僅概括為索隱、考證、批評模式的沖突尚不能充分反映出紅學史的“全息圖像”，后來劉夢溪受此方法論啟示修訂再版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專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視野更加宏闊，然內容大體亦未超出傳統紅學三派沖突對壘與磨合重構的勾勒。畢竟紅學流派五花八門，如果要系統研究紅學流派的發展史，就需要占有各個流派的大量資料，尤其需要對過去紅學史不常涉及領域的文獻進行關注，在鉤沉、爬梳、整理這些資料的基礎上，將紅學各個流派的特點提契出來，令讀者有明晰的觀念，并客觀地評價他們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認為何紅梅新近出版的《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就是一部非常重要和及時的書，這是為紅學流派批評史的建構添磚加瓦。萬事開頭難，除紅學評點派的專題研究外，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學友們，將紅學題詠派、紅學雜評派、紅學索隱派、紅學考證派、紅學探佚派、紅學社會歷史批評派、《紅樓夢》文本分析派以及《紅樓夢》影響研究派、《紅樓夢》文化研究派等也像何紅梅的專著那樣，分門別類進行乾嘉學派提倡的那種“窄而深”鉆井式的專題研究，則紅學流派批評史大廈的建成指日可期！打破傳統紅學史模式，從紅學流派的新視角切入并結合文化淵源考察其源流演變，不失為實現紅學史模式轉型與構建的有效途徑。

也許有人會問，在何紅梅之前，就沒有其他學人對《紅樓夢》評點進行過專題研究？當然有，并且成就斐然。如孫遜《紅樓夢脂評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就是改革開放之初系統研究脂硯齋評語的有較高學術價值的一部專著，這也引發了人們對脂本的高度關注和鉆研興趣，研究者對于從前發現的脂鈔本投入了頗多精力，一時出現了這方面大量的文章及專著。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后來紅學界對脂評的看重和過度詮釋，與紅學探佚派的興起及當時熱播的《紅樓夢》電視劇有關。隨著新時期以來紅學多元化格局的不斷呈現，研究者逐漸突破了“重脂輕程”的傾向，從先前片面偏重對文人“自賞型”的脂評喜愛，到逐漸加強對程刻本面世后形成的書商“導讀型”評點研究的重視，應該算紅學領域研究的新突破，如曹立波《東觀閣本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即這方面取得的一項扎實的學術成果。在王希廉、張新之、姚燮《紅樓夢》著名的“三家評”出現之前，東觀閣系列的評點本影響最大，堪稱紅學評點派早期重要的標本，因此其選題的價值意義就可想而知。如果說，曹立波的《東觀閣本研究》為“焦點透視”的微觀研究著作垂范，那么后來劉繼保出版的《紅樓夢評點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則是用“散點掃描”的方式力求對紅學評點派的宏觀把握。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研究，包括脂評研究在內的紅學評點論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該流派的文化淵源與批評功能等重要的問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 辨彰學術、考鏡源流是研究任何學術流派不可繞行的工作?！都t樓夢》評點是在對前代詩話、詞話、文論、曲話及書畫理論等方面進行綜合借鑒的基礎上，集中國古代文化大成的美學新開拓，當然紅學評點派的產生，更與清代特殊的文化學術背景密不可分，比如《紅樓夢》評點中彌漫的考據、糾謬之風，以及清儒倡導的所謂“義理、考據、辭章”的治學方法，都說明了紅學評點派與乾嘉學派的千絲萬縷聯系，是把紅學當成“經學”的，即典型的“以經解紅”模式。此外，紅學評點的思想來源也與宋明理學以及明末清初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潮一脈相承，晚明以來追求個性解放的“心學”也還是并不算遙遠的回響，不然就難以理解為什么在頗多《紅樓夢》評本中存在的程朱理學等綱常名教思想，另一方面，也難以理解為什么肯定人欲特別是對“情”的大膽肯定的評語會在《紅樓夢》評本中高頻率出現，這種理論上融通與創新的文化格局、學術環境勢必會影響到評點家摒棄門戶之見，以開放、寬闊的胸襟去評點博大精深的《紅樓夢》。至于紅學評點派的批評功能方面，那就更有其特殊性了?！都t樓夢》評點那種瑣屑的文字雖不像后來出現的索隱、考證、批評諸派那樣能構成大河奔流的磅礴氣象，但涓涓細流亦是一道道亮麗的美景，特別是那種娓娓道來的敘述，起到了曲徑通幽、導人迷津的效果，紅學評點派正是以這種特殊的批評模式引起了人們對《紅樓夢》的流連忘返。同時其所使用的整套固定格式如：卷首有批序、題詞、圖說、論贊、讀法、問答等，每回有正文下的雙行評注、眉批、行間批以及回前回后總評等，尤其是評者認為的妙筆警句則加圈加點甚至重圈密點，那些圈、點、抹、畫之類的標示符號也是具有特定的批評功能的。難怪進入新時期以來，這個流派愈來愈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紅學大家馮其庸登高一呼，專門寫下“重議評點派”一文（載《漱石集》，岳麓書社，1993年），他分別從《紅樓夢》的主題性質、人物評論、藝術結構、作者生平、版本異同、佚稿線索等幾個方面對紅學評點派進行了價值估衡，可以說，就整個紅學評點派研究的學術實績而言，其研究基礎早已被墊高，這就是紅學界關于此學術流派研究狀況的實際情形。

在《紅樓夢》評點研究基礎已經被墊高的學術背景下，還有沒有可能尋找出該流派的闡釋盲點進而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這無疑是對何紅梅的嚴峻挑戰，也是對她學術功底的一次全面檢驗。而她不畏挑戰，毅然選擇了這片尚未開墾的處女地并且去勤奮耕耘，終于不負師友眾望，結出了豐碩的成果《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這是值得在紅學史上大書特書一筆的！

何紅梅在紅學評點派研究方面的貢獻，如上所述，主要在于其選題新穎，捕捉到了學術空白，這是前人尚未系統開掘的一個新領域。毋庸贅言，在她之前的所有紅學研究者，在論述紅學評點派的相關問題時，也不可避免地也會涉及到該流派的理論話題，但大都是一鱗半爪，浮光掠影式的，盡管也有論及某位《紅樓夢》評點家理論的單篇文章，然而那也僅是個案分析并未出現系統的專著，因此對《紅樓夢》評點理論的研究也就不可能全面、深入?？梢哉f，何紅梅突破了《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中的“碎片化”傾向，她一入手，就是宏觀研究的大氣象格局，在對紅學評點諸多研究成果進一步整合提升和融通的基礎上，她重點把焦距對準了該流派的理論探索方面，其學術眼光無疑具有前瞻性，從某種意義上講，對《紅樓夢》評點理論的研究，還具有學術風向標的示范性，可以對其它明清小說的評點理論研究起到啟示作用。

紅學評點理論之所以長期無人專題研究，恐怕主要還是由于這個選題客觀上存在的難度。首先是批評對象的篩選。評點《紅樓夢》蜂起于嘉、道之際，歷咸、同、光、宣諸朝并延續至民國，據不完全統計，程本系統評本“不下數十家”（妙復軒評石頭記語），然而這些不同時期《紅樓夢》的評點本，并非都可以成為研究標本。由于種種原因，有些評本今天已很難見到，有不少在當時就已佚失，以至所評回數和成文時間都難弄清楚。這類評本，有些還可以從時人記載中獲知一些線索，有的清人筆記如解盦居士《悟石軒石頭記集評》，還對某些評本進行過摘錄，如“邱佩金評本”相關內容在該書中被摘錄十五則，我們可以用類似“輯佚”的方法去還原某些評本的評語，但從宏觀的角度立論，由于文本的殘缺，這類評本也就不可能成為重點分析的對象。就個案研究而論，有的評本雖有價值，如張汝執是目前所知最早在程甲本上加評點的人，但該評本只是未刊行的手寫批語，因而不可能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有的如畫家黃苗子所藏的評本可知的評語數量非常有限，因而不具有典范性。還有些評語脫離了《紅樓夢》而獨立存在，或者雖依附于原著但缺乏評點派很多形式方面的元素，即前面談到的卷首批序、圖說、論贊、讀法以及正文中的各類評注，并且缺少那些具有特定批評功能的引導讀者去理解原文的圈、點、抹、畫之類的標示符號，因而不可能成為《紅樓夢》評點本的 “活化石”。也有的評本如劉履芬、蝶薌仙史的《紅樓夢》評語因襲別家評語過多，很難具有獨立的研究價值。更有一些評語如善因樓評本，對作者家世生平及《紅樓夢》本事的研究雖有一定參考價值，但藝術分析方面薄弱尤其缺乏理論色彩，也不適宜作為小說理論方面的研究對象。因此，需要對現存的《紅樓夢》評點本下一番文獻梳理和篩選功夫，以便使之更適合于選題需要，這必須在大量閱讀的基礎上才能做出正確、精準的研判。何紅梅披沙撿金，從《紅樓夢》大量評點本中，選擇了自乾隆十九年到1938年的脂硯齋、東觀閣主人、王希廉、陳其泰、哈斯寶、張新之、黃小田、姚燮、佚名氏、王伯沆這十家評點為研究對象，應該說，從各個角度講，這十家入選對象都具有《紅樓夢》評本的典型示范價值。難能可貴的是，她能將這十家有代表性的《紅樓夢》個案評點視為一體，作出了比較全面、深入的系統理論概括。還要指出的是，何紅梅能將脂評列為本書研究對象，頗具學術眼光。眾所周知，紅學史的開端正是以曹雪芹的親密合作者脂硯齋在早期鈔本上作的評語為標志。關于脂評，一般都是將其獨立看待，很少有研究者將它與程本問世后蜂起的評本混為一談，自然，它們是有區別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脂本通常都不具備嚴格意義上“評點派”作品的特征和版本形態，特別是當時并沒有以刻本形式流傳，僅局限在幾個私人親友間，亦未形成所謂“派”，因此在以往的紅學研究中，脂評也就沒有包括在紅學評點派之內，這種做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從根本歸屬上講，脂本畢竟也隸屬于評本，似不應從評點派的體系中割裂。何紅梅將脂評與程本問世后的評本合并論述，這樣更可以尋繹評點派紅學的原初狀態及其衍變軌跡。盡管從目前掌握的資料看，沒有發現程評本參考過脂批的直接證據，所以還無法確定兩套評語之間的影響關系，但通過平行比較，還是能發現兩套評語存在著大致相同的審美趣尚。從這個意義上說，程評本不僅可與脂評本進行比較，如果放開眼光去宏觀考察，應該說與其它明清小說評本必然也有著淵源影響聯系。相似的原因可能是直接模仿，但也可能有不約而同的因素，也就是明清小說評點的時尚特征使然，一方面，造成小說創作技法的慣用語匯有著較為廣泛的適用性，另一方面，某些體現在小說評點中的特定時期的思想和理念顯然有著傳承性。

其次，搜集、整理文獻即史料還原式的工作固然需要花費精力，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上對《紅樓夢》評點資料進行總體整合與理論升華，這無疑是更有難度的。該選題屬于理論研究，然而《紅樓夢》評點本大多數評語又不著重抽象的理論概括，而是長于具體品評，在具體的品評中表達出論者對文學創作一系列問題的理論思考，這種品評，其理論觀點是具體化的，而品評本身則是詩意化的，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小說批評，其實我們從前輩文評家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的文字中，也能看出這個特色。而《紅樓夢》評點在繼承前代文學理論遺產的基礎上又進行了新的嘗試，它們不僅只是作為紅學研究某一方面文獻史料的存在，更重要的還在于那些感悟式批評中蘊涵的更高一層的理論，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理論素養，努力去挖掘蘊含在《紅樓夢》評點中的理論精髓。何紅梅緊緊圍繞“主題論”“人物論”“情節論”“結構論”“語言論”這五大范疇，梳理出一系列相關理論命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論述，她善于從即興、零散的印象式評點中挖掘其洞徹深微的真知灼見，有很多論述異常獨到精彩。其中，作為開篇的“主題論”一章，何紅梅通過對十家評點的分析、歸納，概括出寫情、盛衰、斗爭、性理幾個方面，并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論析。按“主題”一詞，是個源于德國的音樂術語，本指樂曲的核心主旋律，移植于文學批評后雖被廣泛使用，但引用到《紅樓夢》評點理論中來，由于原著本身具有的泛主題性，使得這個理論話題就增加了難度，何紅梅關于這個話題的討論，既依據前人評點，又有充分發揮，她比較推重脂硯齋、陳其泰評點對《紅樓夢》“大旨談情”主題的強調，同時亦兼及其它，例如關于“微旨”“意淫”“真情種”以及“認定”與“追問”的論述，都是在充分占有文獻基礎上的理論概括，因而論述就很有說服力。在第二章“人物論”的理論概括層面，如基于人物性格復雜性牽扯到的“圓形人物”理論以及“論補筆”“論特寫”等具體人物塑造方面的深究，均抽繹精當，概括恰切。關于“情節論”的第三章，她在“情節的轉換”“情節的節奏”以及“敘述角度”“一筆多伏”等方面也是花費了不少筆墨，補充了前人相關論述的理論不足，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小說情節的藝術功能。在第四章“結構論”中，她總結出《紅樓夢》評點“注重整體結構框架”和“伏筆”“穿插”等藝術手法的作用特點，所探討的相關理論問題也得到進一步的深化。至于全書末章的“語言論”，也沒有強弩之末的感覺，而是更見力度，她對脂硯齋所創“囫圇語”概念的剖析頗有新見，對王伯沆指出《紅樓夢》“運詩詞意入白話”的發現很精到，其它如對“復筆”的論析等，亦有新的發現和開拓。以上種種，對于全面正確深入了解和把握《紅樓夢》評點理論都是有益的借鑒。

上述兩難，即文獻梳理方面的史料還原以及理論升華方面的思辨索原，雖不能說是紅學評點派理論研究中的全部困難，但至少應該是必須逾越的難題。通過何紅梅《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也可以看出，寫成這樣一部專著，不僅要全面把握各家評點理論，還要梳理出一系列的理論命題并將其貫穿整合起來，從中可見作者的文獻整合能力與理論思辨能力，立論堅實，學風醇厚，顯示出一位優秀青年學者的基礎與潛質。

應該看到，不同紅學流派對《紅樓夢》的解讀都有自己獨特的視角，但同時，也因自己的學術旨趣而導致學術視野的遮蔽，紅學評點派當然也概莫能外，由于沒有受過新紅學的洗禮，尤其是評點采用印象式隨筆以及評語之間形式上的不連貫造成的論述非邏輯性、缺乏理論貫通等局限，這是客觀存在，我們應該正視，當然我們也不能指望某個紅學流派所承擔的任務超過它的功能極限，因為有所恃就必然有所失。舊紅學索隱派本意是想制約文本釋義的發散性，具體到對作品中隱語的挖掘也能言之成理，然而這一派非要將《紅樓夢》中人物與清代歷史人物一一對應，結果反而遠離文本；新紅學盡管走出了舊索隱運用史料時牽強附會的通弊，用了所謂科學的考證欲求得江寧織造府曹家與《紅樓夢》中賈府的對接，同樣也犯了“文史合一”的錯誤，從而離真正的文本解讀越來越遠。因為不管《紅樓夢》存在多少真實的歷史信息，這些信息一旦進入曹雪芹的創作過程中，就必然會被整合重構后成為新的意義單位，這才符合創作規律；至于當代紅學中的社會歷史批評，也是因為片面強調某些論點，而不是從《紅樓夢》的客觀本體中得出的結論，以至于遠離文本或詮釋過度使得這一派后來淪為了僵化的理論。比較而言，紅學評點派從操作方式上能緊緊扣住《紅樓夢》，也就不可能遠離文本軸心，這就是它深受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正如何紅梅的博士生導師杜貴晨先生在其專著序言中所指出的：“雖然讀者從這部書讀到的直接是《紅樓夢》評點理論如何如何，但其所關和讀者所能知又是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發展至清中葉綻放出的思想精華。進而可以想見古人怎樣讀《紅樓夢》，怎樣讀小說，有怎樣的閱讀與思考、文學與人生。倘或讀者又由此及彼，對比近百年來紅學紛紛在一部古人寫的小說中找各種斗爭、悲劇的努力，就不難可以看出古今讀《紅樓夢》之異，前者多的是感受與宣泄，是評點者人性與《紅樓夢》作者和文本擦出的火花；后者多的是窺探、猜謎與演義，甚或東拉西扯，明里暗里大都是由某種現實需要催生的陰謀與愛情的搏殺?！?，這些話說的是非常到位的，可謂知音之言。按照時下的說法，《紅樓夢》評點才是真正“回歸文本”的，盡管這一派也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在文化開放、價值多元的全球化文化語境下，對于那些雖已成為歷史陳跡但其原典精神仍扎根于現代人文化心理結構的紅學流派，應努力去尋找傳統與現代溝通的銜接點，整合傳統紅學資源不僅能對以往的紅學史研究進行科學總結，而且對其它古典小說的研究也會起到一定啟示作用，我想這就是何紅梅《紅樓夢評點理論研究》這部專著出版的重要價值。

（趙建忠 天津師范大學 300387）